<h3> 虽不曾真正参过军,但曾拥有过一套无帽徽领章的军服,而且一穿就是五年,甚至过后又像保存文物般压箱底了好长一段时间。如此舍不得丢弃,是因为它与我共渡了难忘的知青岁月。</h3> <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买下“发”的棉服</b></h3></h3><p style="text-align: left;"><b></b> 1969年8月,随历史潮流我们六九届也成为了知青,身份是兵团战士,随老三届进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h3><h3> 因接人单位冠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色棉袄棉裤棉大衣,当时真是令我们很兴奋莫名,人人以解放军备份战士而自居。</h3><h3> 但稀里糊涂的兴奋过后不久,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充其量我们也就是个无军籍无名份的“土八路”,而且就连这套棉服后来也需我们自费购置。当初从北京临出发时领的那套棉服名曰“发”, 实则为“赊购”。</h3><h3><b></b></h3> <h3> 因为只发了棉服没发帽子,离正规军的打扮差点意思,所以到兵团后每人又买了一顶军装色皮帽子,算是凑齐了整套军服。</h3><h3> 正当大家美滋滋地穿着这套假军装照相过瘾时,没承想却接到了一道命令:每套衣服需交费37元!而且第一次尝到了军令如山倒的厉害,不给解释不容反对,交不出就从工资里扣。一个月32元的工资不够就分月扣,交齐为止。</h3><h3> 尽管大家有意见有疑问,但终究军令不可违,只能乖乖地任凭会计从每月的血汗钱里扣除。这套衣服成为我们自力更生购置的第一“大件”。</h3><h3> 谁说分期付款是现在的新鲜玩意,我们从五十年前起就已开始“享受”。<b>只是到现在我们也不明白,这究竟是哪一级领导的命令,收取的服装费最后到底“花落谁家”了呢?那可是不小的一笔外来财啊!</b></h3> <h3> 到兵团一个月后,恰逢国庆,大概是为了配合北京的二十周年大庆阅兵式,团部宝泉岭也举办了阅兵活动。那天小雨淅淅沥沥,我们统一穿着崭新的兵团棉服,以连队为方阵通过主席台接受领导们的检阅,倒是也整齐划一。</h3><h3> 身着臃肿潮湿的棉服,看着简陋的检阅台,想象着北京的国庆盛况,不免勾起我们这群十五、六岁北京娃们的思乡之情。</h3> <h3> 随着冬季的到来,艰苦的屯垦戍边开始了,棉衣成了我们的必需生活用品。白天穿着它御寒,抵挡着“白毛风”、“大烟炮”的侵袭;晚上盖在棉被上面,增加一层保温层。尤其是大冬天开着门睡觉时,这套棉服真管用。</h3><h3> 因何开门睡觉?为了保命。</h3><h3> 刚到兵团的第一个冬天,由于火炕有缝隙,好几间宿舍出现了集体煤气中毒。虽说没出人命,但也把我们吓得够呛。冰天雪地不烧炕肯定不行,烧炕漏煤气也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我们想了一个最无奈的办法:烧炕但开着房门睡觉。虽说走廊的大门是关着的,但毕竟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夜呀!我们把所有能穿的棉服都穿上,能盖的棉被都盖上,再戴上皮帽子、口罩,全身全副武装到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到了早晨, 眼睫毛冻到了一起,帽檐上的白霜把眼睛遮挡得快看不到了。</h3><h3> 那年冬天幸亏有那套棉服,否则我们即便没被煤气熏死也得被寒冬冻个半死。</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以棉服识老乡</b></h3><h3> 当年知青们的军装式棉服均由各城市自行制作发放, 因此虽说都靠近军装色,但黄黄绿绿的不统一。</h3><h3> 哈尔滨的棉衣颜色最黄,我们悄悄地称之为“屎黄”;上海的颜色偏绿,颇似邮递员服装,我们玩笑地称之为“邮差绿”;北京的颜色最正,和真正的军装几乎一样,我们骄傲地称之为“国防绿”。</h3><h3></h3> <h3><i>上海知青的棉大衣。大概上海裁缝想象不出东北有多冷,因此最初的棉服只是单领,后知青自己加装了毛领子。</i></h3> <h3> 出门在外,各地知青不用张嘴说话,仅凭服装颜色便可认老乡,有时还真挺管用。</h3><h3> 一次在商店千载难逢地碰到卖苹果,可是柜台前人比苹果多,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欲买不得欲走又不舍。正琢磨着,忽听柜台里的那名男售货员冲着我这个方向大声问:“你要几斤?”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但一眼看到他穿着和我一个颜色的兵团棉服,马上明白了,特利索地大声回答:“来五斤!”于是,称重、付钱、装兜、走人,我俩配合默契一气呵成,苹果到手了,遗憾的是匆忙之间竟未来得及对那位北京老乡道一声感谢。这时旁边的人不干了,吵吵着:“凭什么先卖给她呀?”凭什么?我心想,就凭我们都是北京知青!不服行吗?!</h3><h3> 现在每当想起那天的情景,总想对那位素不相识的老乡说一句:“谢啦!”</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难为人的针线活</b></h3><h3> 东北的冬天很长,棉衣的利用率极高,搞脏的速度也极快,因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拆洗,这就需要过硬的针线活功夫了。</h3><h3> 当时兵团的业余生活很单调,不知从何时何人开始,女生里面兴起了绣花运动,涌现出一批“绣娘”,自然针线活都很了得,枕套、盖布……一系列绣品五颜六色地在绣娘们手中诞生,做衣缝被更不在话下。</h3><h3> 真是惭愧得很,身为女生的我却百般摆弄不了那银针彩线,一沾女红用品便手心出汗,所以索性不难为自己,远离绣花运动,直接放弃做“巧妇”,而且还给自己手拙找了一个充足理由:反正一辈子也用不了几个枕套、盖布,不会也罢。</h3><h3> 但“绣娘”的活儿可以不干,棉服拆洗可躲不掉,尤其拆洗之后怎么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成品, 真真难为死我。</h3><h3> 先请教手巧的,再依葫芦画瓢地把里、面和棉絮对付到一起,好歹棉服囫囵个地成型了,心里还挺美,以为自己也有成巧手的潜质。谁知一试穿,腿伸进一半“搁浅”了,裤腿直接告诉我“此路不通”,前后片“粘连”,于是返工重来。</h3><h3> 棉袄也没好哪儿去,右边肩膀那里怎么都不对劲,估计袖子安装有问题,但实在没耐心了,将就吧。后来那两年的冬天,我就天天穿着这别别扭扭的棉服,右胳膊如同拽子似地凑合着。</h3><h3> 但即便这样,返城后我还是把兵团服保存了好几年,毕竟风风雨雨地陪伴了我五个寒冬,更何况这套棉服“来之不易”--自己挣钱买下的,自己拆洗对付上的。</h3> <p> 我们女生通过互相帮助总算还能凑凑活活把棉服拆洗缝上,男生们就没这优势了。不过“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有的找老职工家属帮忙,花点钱解决问题;有的索性一脏到底。</p><p> 有一年,连里抽调了一部分男生去深山伐木。林海雪原冰天雪地,生活艰苦自不必说,棉衣被“造”的又脏又破。棉衣脏了不洗可以继续穿,但破的露棉花怎么办?他们居然也能“自力更生”地解决,用伤湿止痛膏贴住一个个破洞,一条棉裤贴了十八块膏药,整套棉衣白花花一片,别具风格。而且在那“革命虫”虱子家族兴旺的环境下,估计棉衣里面肯定也已经是“革命虫”的大本营。</p>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五十年的怀念</b></h3><h3> 五年过后,我要返城了。棉帽子、大头鞋等大部分物品都留给了还坚守的同伴,唯独把棉袄和棉大衣塞进了行李,仿佛想把那一段岁月带回北京。后来有一段时间它们一直被我收藏在箱子最底层,如同将那一段岁月收藏在记忆的最深处,每当翻箱倒柜无意中看到它们,那段经历便随之浮现眼前。</h3><h3> 再后来,我把它们捐献给了灾区,希望能给更需要的人们带去一些温暖。棉衣虽已离我而去,但对它们的记忆永远难以忘怀,它们是我知青岁月忠诚的患难伙伴。</h3> <h3> 五十年过去了,那套棉服虽早已不见踪影,但如实记录我们当年穿着那套棉服模样的照片还在,照片上面的我们是那样年轻稚气。</h3> <h3> 这套无领章棉服军装虽然始终也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的解放军部队的“正规军”,但是它陪伴了我难忘的知青岁月,见证了我五年的兵团经历。</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