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年所亲历的故事

钟离春秋

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总的来说人生际遇还算幸运，但在某些阶段又被划归在最不幸的那部分人之列。这个命题我暂时不打算在本篇文章中展开论述，本文只是忠实记录了我在1949年的一段“逃难”和“难民”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并以此文纪念成都和平解放70周年。

过去，成都小孩子普遍都在三岁半到四岁前后就发蒙读书了，我也不例外。我一册（相当于现在的一年级上学期，以下类推）读陕西街的一所教会学校——启化小学；由于离家较远二册即转读坐落在城守东大街上的私立成德小学；直到1951年1月份八册读完离开，又转读人民公园内的第五区中心小学（后来的小南街小学）的高小部，在这所学校就读了二年半的时间。

成德小学的音乐课一直是由一位姓胡的老先生执教，他既教音乐课又教习字课。不过，他那时已经上了些年纪，上课时鼻头儿上总是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他习惯从镜框上方伸出一对金鱼眼睛，扫视座位上的学生，谁要是在课堂上东张西望不注意听讲，轻则面斥羞辱，扔粉笔头打人，重则用竹片伺候。他讲课时犹如宣读圣谕，调声悠悠地唱，撕声哇气地吼，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师爷”，他却欣然地接受了学生们“赠送”的这一雅号。

1948年秋季，我在成德小学读六册班时，新来了一位年轻又漂亮，善教音乐的美女教师李先生（那时不论男女教师统称“先生”），取代了胡师爷。她上第一节课时给大家留下的美好印象便是她发音爽脆、唱音阶时发声新颖。“新颖”这话怎讲？胡师爷唱第7个音名7是发“T（梯）”的音，而这位李先生发的是“C（希）”的音。这样的教学，这样的发音在那时确实是够新颖的了。同学们认为李先生很“港”（厉害的意思），而胡师爷不但“土”，而且土得有盐有味，甚至还有点学究迂腐。

李先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教唱的歌曲是“山那边呦好地方”。这是一首歌颂解放区、歌颂民主自由的歌曲。不过，那时候我们根本搞不懂“解放区”这个概念。歌曲的最后一段歌词是这样的：“……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耕田呀/没人给你当马牛/老百姓呀管祠堂/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唱这首歌时大家心中在问：山那边是哪边？是不是龙泉山（成都郊外的一座山）那边？谁也不懂，不懂也不好问，有人问了她也不回答，大家上音乐课就闷着脑壳唱，这些疑问还是在1949年以后才得到解读的。她还先后教我们唱了不少这样的歌曲。歌曲的曲名有以下这些：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和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等。

现在回忆起李先生，她竟敢在1949年前，就赤裸裸地在教室里公开教唱歌颂共产党、歌颂解放区、歌颂民主自由的歌曲，说明她是有来头的人，间接说明那时的管理也是相当松懈的。看来还是共产党有远见有胆识，离成都解放还有一年多就在各方面布置迎接解放的工作了。

1949年10月，解放军快要从四面八方逼近成都，准备合围成都，市面上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的了。九月份学校开学后每个班上已经没有几名学生来上学了，各家各户都在准备着“逃难”。

茶余饭后，家里的大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全家老小何去何从的问题？我爷爷准备让家中各房人等，分别疏散到乡下各自的亲戚家中。最终决定我们这房人投奔新繁县我母亲的一位舅舅，我称之为舅爷的那里。

“逃难”方案决定了以后，家族里的各房人已在分别准备和行动了。我们这房人经过几天忙碌后，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并托人通知了新繁舅爷处。

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天未亮之际，我们一家按计划时间出发了。因父亲公务在身不能与我们同行，他与母亲约定待他忙完公事定去新繁舅爷家会合。

头天下午，父亲已在将军衙门路口为我们预订了三辆轮胎充气的黄包车。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这三辆黄包车就准时前来拉着我们娘几人和行李准备出发了。家族里的其他亲戚都会齐在大门口送行并互致保重。父亲一人骑着自行车跟在黄包车队后面。

黄包车队从金河街出发，斜穿过将军街，拐上东城根街、羊市街、西玉龙街和玉带桥街穿行，一路还算顺利。当车队到了锣锅巷时，准备打成都战役的胡宗南部队和临时驻扎在市内的川军部队开始多了起来。我们的车队一路艰难地前行着，黄包车夫不断地喊着“少来，少来！”请行人让路的警示声。过了锣锅巷到了草市街，行人和穿军装的人骤然增多起来，只见那带拖车的炮车、美吉普和道奇十轮大卡车，一长溜地静静地停在出城方向的右手边。每辆炮车旁边都放有用汽油桶切割成的马料槽，里面装满了已切成节节的饲料稻草。被栓在炮车或汽车车厢边上的骡马，伸起一个个大长脸，正躬身弯颈聚精会神地大口嚼着。

我们这个由三辆黄包车和一辆自行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又显得十分渺小的人力车队，好不容易捱到了北大街郭汤圆店附近的拐拐上。起眼一看部队的各种辎重、大炮和部队军人在街边已经拥挤成一堆堆的。

黄包车夫拉着车子艰难地行走着，他们需要随时腾出手来拨开车前的人群，嘴里还要不时地高喊着“少来，少来！开水烫背哈！”的警示声，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嘟囔着：“老子今天起早了，尽碰见这些丘八儿兵咯！”每当黄包车的两根前杠将要戳到前面正在慢悠悠行走看魌头（热闹）的行人的脑壳上时，车夫赶忙把黄包车杠子翘起来刹车。坐在车上的我们立即被掀翻起来面部朝天，手脚没有了抓拿，吓得我们在车上不停地嚎叫。

车队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过了青果街，黄包车继续前进把我们拉出了城。过了城门洞儿行人显然稀疏了，父亲见状认为前方的路应该比较好走了，我母亲又一再劝他不要再送了，父亲只好叫停车。停车后，他查看了一下行李，上前摸了摸我们每人的头和脸，叮嘱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复习功课，与母亲告别后这才转身騎上车回家上他的班去了。

黄包车队继续上路，从簸箕上街到了簸箕中街，在梁家巷路口处拐了弯，这就上了成彭公路。路上行人骤然减少更没了军人，车夫们开始大声武气地说着一路上看见的稀奇事情，脚步也轻快起来。车队经过电信局发报处、三道楼门、再经过荷花池，这时母亲对黄包车夫说道：我们干脆到崇义桥吃早饭罢，顺便连午饭也一起吃了哈？车夫答：要得！

那时成彭公路在城郊范围内的道路质量还算不差，可是一过了三王庙到了凤凰山附近，这公路就变得坑坑洼洼、坎坎坷坷的泥泞道路了。好多路段损坏得基本不能通过汽车了，即使黄包车、鸡公车行驶起来也相当困难了。

那一年夏天成都平原下过一场暴雨，成都城内城外好些低洼处都被大水淹过。再加上我们出发前几天成都又一直下着秋雨，这场雨下的持续时间长、范围宽，好在出发那天早晨天公作美雨驻天晴了。当黄包车过了三王庙西拐指向崇义桥时，这条路开始更不好走了，路面上到处都是积水坑，而且有的路段农民为了引水灌田把公路都挖断了，一条条临时的引水沟横亘在公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引水沟上搭上木板黄包车才能过去！这时附近的农民娃娃做起了搭便桥收过桥钱的生意来。他们手拿两张木板，等在引水沟旁边，交钱后（1到2分民国小铜币）才为黄包车在沟上铺上木板。那天从成都到达新繁县城，我们起码付了二三十次过桥钱吧。这中间还有那些农民娃娃，故意把路挖断讹钱的情况。他们在沟上预先搭上了木板，等车过了就抓住车强行收钱，不给钱不让车走。

好不容易到了崇义桥镇上，黄包车夫把我们拉到场镇中部一家有六七张桌子的饭馆（七十年代我曾经又去过一次崇义桥，发现这家餐馆还在），立即就有堂倌迎上来招呼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较明亮的桌位上坐下。堂倌正要鸣堂叫菜，我妈把他的吼声打住说：我们要赶路就随便点些便餐吃了吧。我妈只点了些小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盘炒黄豆芽最好吃。母亲请问了厨官司后他说：清油煎熟后放入适量的干辣椒和盐，爆熟后，把洗净后的豆芽下锅，大火翻炒，起锅前放上葱节再翻炒几下，撒上海椒面就可以上桌了。我现在还回味得起那个干煸豆芽的味道，当时觉得这个味道比我家杜大娘吵的味道好得多。那顿饭我吃了不少豆芽和米饭。饭后堂倌上了一碗唰锅汤，汤中有数得清个数的油花花和葱花花，汤色呈酱油色，不过还是挺好喝的。

我们下车时母亲付给了三位车夫一些饭钱（通常是不管饭的），让他们自己去买饭吃。我看见车夫们各自要了一个冒儿头（相当于现在的快餐），各人坐在自己的黄包车踏脚板上，有礼有性地把饭吃了，坐在那儿抽烟吹牛等着我们。

饭后上车继续前行，一路无语吃饱后昏昏欲睡，我们小孩子们各自斜躺在摇摇晃晃的车上睡着了。

车队先过龙桥再过南桥，中间又吃了一顿饭。过南桥后不远就该到达新繁了。由于路况太糟糕，短短的几十里路，平时走路只要大半天即可到达的，我们那天到达新繁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龙桥和南桥都是廊桥，桥下毗河河面相当宽阔，河水流速湍急，加上引桥后两座桥面都显得很长很长，只不过龙桥要更长于南桥。整个廊桥是全木结构的，桥面中间为行车道，黄包车队就从上面通过。车道两边各有一条足够宽的人行道，赶场天人们就在这条人行道上摆上摊位，交易和人行都在这条道上进行。廊桥靠河两边，都安装了简易座位和栏杆，以便行人歇息顺便欣赏风景。那天我们路过那里时已经过了中午，桥面集市早已散场，没看见当时赶场天的盛况，不过还有一些零星摊贩仍在那里营业。

过了龙桥后右手路边一个河湾里，安装有一套两只直径达十几、二十米的大型提水竹筒车，正在水力的作用下咿咿呀呀地唱着，慢悠悠地把水从桥下的河里，提升到马路旁边的另一条河沟中。母亲告诉我们，顺着筒车的另一边往东，再走几里小路就可以到达她的老家——贺家祠。她说以后有时间带我们去老家玩，老家的亲戚和孩子们有很多。后来还果真去玩过一次，在那里住了几天，见到了从未见个面的一些亲戚长辈们，还见到了几位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大家一起玩了几天，那几天的经历令我终身难忘。

令人唏嘘的是，后来听说那些长辈家新政后有些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有些被划成贫农或下中农。原来好好的一个大家族，成员们之间竟成了仇人，相互之间争斗了好多年。原来的亲情没有了，即便住在一个院子里也老死不相往来。文革后，取消了成分，淡化了阶级斗争，仇恨已经在淡漠中消失了，亲情又被再度唤起，相互之间又有了往来，大家继续和谐相处。但愿这种亲情能够长久保持下去，那种人为斗争永远不再有了。

改开后，摘了地主帽子的舅舅与两位表弟领最初在龙桥街上独自创业生产家具，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一方经济，家具行业成了新繁地方不可或缺的龙头经济和支柱产业，仅就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国家开放改革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我们投奔的这位舅爷是我外公的大舅子，他出任外公在新繁县田产、房产和商业的大管家。外公在新繁县正西街上置的一处房产中，利用其门面房开设了一家大杂货铺。杂货铺后面有一处很大的院子，我们去后就住在院中的后院里。

已经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住的那间房子白天都很黑，几乎暗无天日，白天我一个人从来不敢在这间房子里待着。房间里放了一架古老的大花床，我怀疑这是死人睡过的，感到害怕，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提心吊胆的，在新繁的这几个月里都不知道那些夜晚是怎么过去的。

杂货铺顾了好几位伙计，这间杂货铺在新繁县论规模和货物品种应该算是最大和最全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两个大开间和大进深铺面，在西街上独此一家，

我母亲姓贺，在新繁县城读过小学，她读小学期间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母亲在成都的娘家人到新繁来玩，除了住龙桥农村老家外，进城就是住在这里，这里就是贺家在新繁县城内的一个歇脚站，吃住都在这里。这里就是贺家人的家，想吃啥就把铺面上的凳子搬到那个放食品的货柜或瓷罈或玻璃缸边，泡上一杯茶，坐在凳子上顺手抓起来就吃。舅爷舅婆也不管，有时他们自己也端上凳子，陪在旁边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吹大牛。

刚去新繁那几天，我还不敢学大人的样子去随便抓东西吃，只敢偷偷摸摸地吃。到后来时间长了，知道舅爷不会说我们了，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坐在凳子上翘个二郎腿，有理有性地慢慢吃。舅爷舅婆他们从来不会干涉的，有时看见我们吃就只是对着我们抿嘴笑，还逗我们说好吃的不少吃，不好吃的不多吃哈！唯独自己的母亲会干涉我们，她说：“吃多了零食就不吃饭了，干桂圆吃多了还上火咧，以后不准再偷吃了，再看见你们偷吃那就准备吃笋子熬肉吧！”就这句话吓得我们不敢再偷吃了。不过好不了几天又去偷抓偷拿那些零食了，拿到手后立即揣在衣服口袋里，若无其事地哼着歌儿出门，上街叫着其他街娃儿跑到城墙上去分吃。这种神仙过的日子，哪里有逃难的感觉？！

过去新繁是一个大县，在所谓的温郫崇新灌上五县中都是排得上号的。它的城墙修得又高又宽又大，规模上几乎与成都的城墙不相上下。我们最喜欢上城墙去玩，儿时称爬城墙叫爬山。城墙上有当兵的在上面把守着，经常看见他们出操和身背着枪在上面四处巡逻。伙头兵就在城墙上挖一个坑，放上行军锅煮饭炒菜。有时我们与兵大哥们一起玩，把我在铺子上抓的花生米、干桂圆、核桃或冰糖与他们分享。

自从逃难到新繁我们就没有再上过课，除了做一些母亲布置的作业外就是成天玩耍，有时玩得还出了格。舅舅家隔壁居住了一个国民政府的保长名叫蔡容，此人为人一贯尖酸刻薄，遇事装成公事公办的样子，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好多人都想整他。那时新繁县遍城的街道路口都修有木栅栏，栅栏外贴有由保长署名的每晚三更关门过时不候的告示。表兄告诉我他想整一下蔡保长，臊一下他的皮。他把整他的方案告诉了我，他说准备把告示上的“三”更改成“五”更，以此来捉弄保长一番。他说这些事情不能找其他人帮忙，只能由自己冒险去改。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就去把除西街口子上的那个栅子以外的附近几个栅子的告示都改了。就这事还引起了轩然大波，好多人都找蔡保长闹事，指着保长的鼻子质问他：你的告示上明明写的是五更关门，为啥子每天不到三更就关栅子了？保长这才发觉有人把告示篡改了，这事他查了好几天，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又有人在新告示上的蔡容名字下方添了几个字：“半夜屙尿滴滴答答！”把这几个字与保长姓名连起来念，这就成了“蔡容半夜屙尿滴滴答答”！（意思是挖苦蔡容得了阳痿病——作者注）这样子一改又把蔡保长的脸皮给臊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在新繁已经待了些时日了，我父亲一直没有到新繁来与我们会合，而且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母亲多方托人打听也没有了回音。

一天，我们又到城墙上去玩耍，看见那些当兵的正在撕扯他们头上的国军帽徽，城墙上也没有再升起青天白日的旗子，还有几位国民党军的文书和士兵正在赶写标语和制作一些小的带标语的三角旗子。我走近看了看，标语上写着“不劳动者不得食”、“耕者有其田”……对于这些标语口号的内容我完全看不懂，心想我们这些小娃娃现在还不能工作，是不是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喃？问那些当兵的人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只说这些都是上峰布置下来的，他们只管照写就是了。

当我们从城墙上下来回家时，正走在正西街与城门洞的路口上，突然抬头看见父亲手提一个当兵用的绿色袋子，穿一身便服风尘仆仆地从城门洞向我们走来，走拢后他半蹲下来伸出手将我们一把抱住，当时我们都哭了！

当天下午整个新繁城都贴出了各种欢迎标语，插上了彩旗，整个县城洋溢着欢快但又有点说不出来的气氛。这是准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繁城，庆祝新繁城和平解放。

下午三点，新繁县各界举行欢迎解放军解放新繁县城的入城仪式。新繁城的地下党组织全城人民手拿早已写好的各种颜色的纸旗和标语，在街上列队欢迎解放军入城。具体是12月的哪一天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清楚记得解放新繁的时间比解放军进驻成都市的时间还要早几天。

解放军入城后就顺着街沿席地而坐，老百姓围着他们看热闹。解放军的长官指挥士兵唱了许多歌曲，其中就唱了我非常熟悉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说来也巧，时隔才一年多，能在新繁县听见自己喜欢的音乐老师教唱过的，当时对其内容还有些不解的歌曲，原汁原味地出现在解放军的队伍之中，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亲耳听见，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解放军的长官还允许士兵们抽烟，允许他们就近购烟、购物，上厕所。当有士兵购物后，一些围观的老百姓就团团围住那商家老板，要求看看解放军用的钞票究竟是啥子样子。起初一些商铺老板还不肯收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钞票，后来在看了跟随解放军购物的地下党组织人员发送的入城通告后，才勉强收下这些人民币。到了晚上，舅爷家也收到了不少人民币，我拿起来看了看觉得挺新鲜的。舅爷当即赠送我们小孩子每人一张崭新的100圆（相当于现在的1分钱）的人民币，我把它夹在课本里当书签用。

过了几天，又听说成都也和平解放了，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爷爷带信来要我们全家一起回去。我们这才告别了舅爷、舅婆及他们的全家，归心似箭地踏上了返回成都的归程。当天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金河街老家，看见家里的一切依旧，内心的高兴真是难以言表啊！

多年以后，我曾经看见母亲写给她闺蜜的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信中抄录了大诗人杜甫的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她说这首诗最能代表她从新繁听到解放军和平解放成都时的那种愉悦的心情。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于春秋疏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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