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干媒体的日子

梁文军

那些年干媒体留下的部分书刊

人上了一定岁数都会有点怀旧，想想那些年年少无知轻狂的岁月，回味一下已然失去的青春，看来我也不列外。国庆长假这几天没事在家清理杂物，翻出了一堆昔日从事纸媒工作时刊登过的部分文章和主编的书刊，有点睹物思怀，不由想起了那些年干媒体的往事，也感慨数十年来走过的风雨人生。

刚参加工作时生活过的地方

开始接触媒体工作，应该是刚参加工作在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五强溪施工局宣传科工作的那段日子。

当时工程局有自己的企业报社、电视新闻中心和工地广播站，而五强溪工地广播站隶属我们科室直接管理，报社驻五强溪记者站和五强溪电视新闻中心是工程局宣传部派出机构，但都是一个系统，又同在一栋楼里办公，大家关系融洽，相互配合，也经常一起携手完成一些采访报道工作。

记得那时我也经常给报社、电视台、广播站写些新闻通讯稿和评论小文章，发表或播报一篇豆腐块般的文章，也都计入个人在单位评先争优的考核；有时也在工地电视新闻中心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我也临时帮忙去扛一下笨重的老式分体摄像机，拍点工地新闻；偶尔也接待陪同中央及省市新闻媒体记者深入前方工地采访……

当然，我在宣传科工作主要还是负责工地广播站每天播报的新闻通讯稿件的编审签发。那时，工地各施工单位都有专职宣传干事和特邀通讯员。我们每月也对基层单位下达宣传计划和任务指标，大家积极性也高，每天都会有宣传干事送来大批工地新闻通信稿件，由我们科室编审后交广播站播报。对于工地重大活动，我们也会策划组织一些特别报道的广播新闻节目进行现场报道，我也偶尔串客一把“战地记者”，虽然这是企业内部广播媒体，也算是在从事媒体工作。

在宣传部门工作，少不了要承担机关黑板报、宣传橱窗内容的更换编写，刷写会标、宣传标语，拍摄新闻图片、冲洗黑白照片等工作。那时没有电脑，更没见过合成P图、写真打印等现代科技，写写画画等事全是纯手工活，这些活我也没少干，这也得益于在部队“军地两用人才”学习时打下的一点基础，同时，在工作中我也是边学习边摸索边实践，虽不算技艺精湛，但也还能应付。

我在宣传科工作的那几年，科室也就四人（不含广播站），我是最年轻的。也是因为热爱这份工作，加上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对眼”，工作起来也有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拼劲”。我也清楚，对于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只能靠自己的不断勤奋努力来赢得领导认同、同事信任，干出成绩。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科长对我有知遇之恩。

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

八十年代，马路上也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扛着四个喇叭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播放着以前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港台歌曲，如邓丽君的“甜蜜蜜”张帝的“毛毛雨”等，别有一番景象。

记得我在调往宣传科之前，也有过一段煎熬的岁月。说来也只能怪自己当年年少轻狂，不谙世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待业青年”一说。当时因国家政策原因，所有国企子弟都不包分配，也废止了“顶职接班”制度，很多子弟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或技校、参军都成了待业青年，没有工作成天无所事事蜗居在家。他们无助，他们叛逆，他们抱怨生不逢时，迷茫不已；他们心存愤世嫉俗，有的自甘堕落，遭遇了更极端的青春迷失和纠葛。这在八局，当年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正是那年，我从部队回来被分配在水电八局五强溪建设工地留守处保卫科工作，当时留守处机关也就二十来人，大多是我的父辈们，我成了留守处年龄最小的公职人员。

初入社会，我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休息日，我也经常在家属区帮助一些留守老人做些助人为乐的事，如做藕煤、买米、搬东西、照顾病人等，也因此留下了较好口碑。

在保卫科工作不到一年，我也破获了几起工地盗窃案，有的还是陈年旧案，端掉了一个当地恶势力犯罪团伙。当然，这过程也有点“无间道”的影子，只是当年没有“无间道”一说，但还是做了回“卧底”，这也对我后来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困扰和影响。

部队回来后，当时五强溪工地处于停工状态，留守处机关几乎没有年轻人，或许是同龄人及同为八局子弟的缘故吧，我跟留守处家属区为数不多的一些被长辈们认为是“社会渣滓”“混混”的待业青年关系相处不错，也时常去劝导安抚他们，帮助他们走出青春的迷茫和困惑，从而得到了他们和他们父母的信任。

也正因为这层关系，我通过这些待业青年了解了一些工地器材被盗的线索，并经他们介绍认识了当地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成员，通过一段时间的“卧底”调查，也很快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并上报保卫科领导，联合当地派出所一起顺藤摸瓜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为工地追回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80年代也不是小数目了）。

尽管工作上崭露头角，但也因此引发了留守处一些思想古板“老革命”的误解。每次机关党员组织生活会上，他们总是拿我来做批评教育的对象，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跟那些没工作的待业青年接触来往，不应该穿着“时髦”（八十年代“时髦”青年穿花格子寸衫、喇叭裤、火箭皮鞋、蛤蟆镜等），要注意身份注意影响芸芸。

本来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却成了对我个人的批评教育会，虽然我心里知道他们是出于对我的关心爱护，但却无法接受和理解他们这种“围攻”的方式，而且也反感他们对待业青年的偏见。我认为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年轻人追求时尚潮流也没错，而且我在生活中也帮助和劝阻了不少待业青年走向极端的事，那些家长也都希望他们孩子来找我玩。

可屡屡被那些“老革命”用世俗的眼光和陈旧的思想来“禁锢”我的生活圈子，也难免有抵触情绪。我也没唯命是从，委屈求全，我仍我行我素，不以为是。当然，这样的事换成现在，这都不叫事了。

或许是我的轻狂任性吧！在我预备党员转正的专题会上，他们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我一时没忍住当场拂袖而去。在那个政治氛围浓烈，还在天天喊解放思想的峡谷工地，我这举动也算是“犯天下之不韪”的事。

会后，我当时的保卫科长也找我推心置腹谈了心，给了我很多安慰。他当时是我的直接领导（后来是我的宣传科长），也是留守处最年轻的科级干部，思想比较开明，对我的工作能力和我在那些待业青年家长中的口碑也都了解。虽然每次党组织生活会上，他都会出来帮我说几句公道话，但他毕竟资历太浅，也不好跟那些“老革命”对着来。

后来我也按照科长意思写了一份20多页的汇报材料，阐明了我的观点和工作思想情况，由保卫科盖章证明递交给了党支部。虽然我转正的事还是如期办了，但那些固执而又思想僵化的“老革命”认为我没尊重他们，还是去单位主管人事的N领导那告了我一状（当时留守处主管单位在别的工地）。

不久，五强溪水电站建设工地复工，成立了水电八局五强溪水电站工程建设指挥部，各施工单位也开始进场，工地的人也越来越多。留守处的人也划归到了指挥部，保卫科升级为公安分处，我原单位主管人事的N领导也调任指挥部主管人事工作，而我被调到指挥部办公室当通信员过度了半年，又被“下放”到后勤小车班学汽车修理。

我当时很难接受，也专程找过主管人事的N领导，他也直言不讳地说，原本把我安排在五强溪留守处，也是想把我作为后备力量培养，但我不听话，太任性，所以决定把我放下去磨炼一下，看我表现再说。

现在想想，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决定，毕竟自己当年太年轻，不懂人情世故。因为当初我从部队复原工作安置是经他同意督办的，把我安排在留守处保卫科，也是因为不久五强溪工地即将复工需要用人，也是他的决定。如果我当时顺着那些“老革命”意愿做个“听话”人，如果我去主动找N领导汇报一下思想，上门拜访一下，或许我当年就不会有那段“下放”的事情，也不会早早调离八局了，不过谁也不能预测自己的未来。

我很无奈的服从了N领导的安排。当然，到小车班上班这段时间，我也有过消沉和失落，也没太用心去学修理，车间没太多事时我就会跑到值班室躲着看书学习写作，或被一些部门临时借去帮忙做些文字性的工作和文艺活动组织工作。后勤领导和小车班同事也可能都认为我迟早会离开，对我也很照顾和包容，很少管我。

半年后，在长沙的工程局团委和五强溪指挥部团委也都先后想调我去工作，结果都被N领导给卡了。当时，两级团委书记都是从五强溪工地竞选上岗的，他们对我也比较了解，也找我谈过话，但最终他们还是忌惮“老资历”的N领导，只能作罢。团委去不了，我也有点心灰意冷，也动了调离八局的念头。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想主义泛滥的年代，读书则成为那些年代的一种本能和标识。“下放”的日子虽难熬，但我也正好利用段时间自我充电，过得也很充实。

八十年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用三个词来形容：年轻——真诚——单纯。

随着对外开放，一些青年开始追求时髦，男青年学着杂志上的图片留起了时尚的发型、穿鸡腿裤、喇叭裤，女青年穿直筒裤，兴起了烫头，那时，文化生活还相对单调，青工们最广泛的业余爱好是旅游，照相，集邮，诗歌、音乐更倍受青睐。

凡能心存善念、积功累德者，自然会有贵人相助，纵然在绝望的时候，也会有奇迹出现。在小车班干了一年，正逢五强溪水电站建设进入一场打攻坚战的阶段，指挥部需要从各施工单位抽调一批宣传骨干成立前方宣传工作突击队，深入前方工地进行宣传报道工作。

这时，我原在保卫科的科长已调到指挥部党委办任宣传科长。他对我的境遇十分清楚，也知道我去小车班的前因后果和团委调不动我的原因。于是，他向指挥部党委领导推荐了我，并以宣传科借调的形式让我参与了这次前方“会战”突击宣传工作。

前方突击宣传工作为时三个月。这三个月里，我们12名突击队员每天都深入施工一线，给前后方广播站采写新闻稿件和报道先进人物、典型事迹，刷写宣传标语，以强有力的宣传攻势，鼓舞士气，激励斗志，整个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也赶在汛期来临前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三个月后，突击队解散，我因表现突出，作为唯一人选留在了宣传科，也就有了前面所写的正式接触媒体工作和科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一说。

在宣传科工作不久，指挥部改为施工局，我们也搬进了新办公楼。一年后，科长想把我的工作关系转到局党办，结束借调关系，可人事科还是卡着不办，说要N领导同意。虽然这时N领导已退二线，但他还在“垂帘听政”，新任人事科长也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对他唯命是从。没办法，最后科长只能向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兼五强溪施工局党委书记汇报，由书记亲自去找N领导沟通才落实这事。现在想来，可能是我当年年少轻狂、不谙世事种下的因果吧！

每年的“五一”汇演，我也是文艺活跃分子

1987年“五四”青年节活动——常德柳叶湖公园

1989年“五四”青年节活动——衡山南岳

1990年，组织八局在五强溪工地的同学聚会

背景链接：1986年4月，国务院批准五强溪水电站复工建设，9月电站建设正式启动。从12万大移民到1996年5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仅仅用了十年，创造了“五强溪速度和奇迹”。当年， 五强溪水电站建设作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水电八局是主要施工单位，工程局也是举全局之力建设五强溪工程，高峰期现场施工人员多达万人以上。我是在复工之前从部队复原作为子弟分配在水电八局五强溪工地的，也见证了五强溪水电站建设复工前后的过程。当年，建设者不舍昼夜、士气高昂，不久内部公路便修通了；同时，右岸一期围堰、临时船闸、沅水大桥、人工砂石料场……工程进度随着一次次“会战”的铺开而直线上升。工程历时10年，创下了十个“全国之最”，创造了湖南水电建设的壮举，在湖南水电建设史上立起了一座丰碑。而水电八局的宣传工作，当年在本系统也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水利水电部评为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我也曾荣获工程局先进宣传工作者殊荣。可惜我在主体工程大会战之前已经离开了八局，但作为八局的子弟，原八局的“老兵”，我还是为八局人感到骄傲，为水电人感到自豪！

二十年后故地重游

我在五强溪水电建设工地前前后后工作六年，虽然在宣传科工作如鱼得水，也干得风生水起，但最后还是不顾科长和同事们的挽留调离了八局。当然，这也是多方面的原因，起因虽是对“下放”那段人事的失望，但美其名曰还是为圆文学梦，那时的“文青”还是很屌丝的。

这又不得不说我那已是著名作家的老舅了。我虽喊他老舅，他比我也只大10岁，是我母亲的二弟。80年代中期，不满29岁的他就以写资水系列散文而蜚声中国文坛。散文《红帆》译有英、法文版本。《船魂》获第二届百花文艺散文奖，《井湾里，我的乡亲啊》获湖南省第二届青年文学奖，《纤痕》获香港首届中国文学当代作品奖……

我调离八局的事，也是老舅帮的忙。当年，我跟老舅也聊起过请他帮忙调动工作的事，他那时还在县文联任主席，官虽不大，但名气不小，他也答应了。可一直没有合适的单位，也就放了下来，直到两年后老舅调任县报社总编辑才解决这事。

调回老家后在某单位搞办公室，本想潜心跟老舅学习文学写作，也因天赋有限一直无太多建树，加上回到地方后并没想象那么好，办公室工作杂七杂八的事也多，有点时间就帮老舅抄写和整理他写的文章手稿。

那时没电脑，也没打印机，老舅的很多稿子都是他写完后，我再抄写整理一遍再寄出去投稿，当然，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两年后，老舅调往省城工作，我也结婚生子，也很少再碰文学这东西，就这样在单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混了四年。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从事媒体工作时，摄影记者阿涂给我拍的唯一工作照

《财富》杂志当年风靡全国，发行量曾突破100万册，作为首席记者，也算“牛逼”一把，采访了十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和商界巨子，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人物传记和富豪发迹史。

采写的部分富豪传记文章。每一次采访经历，对我都是一次心灵震撼，他们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史。

九十年代中期，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只身南下广东，先后在畅销刊物《财富》杂志任首席记者、《环球市场》杂志任采编部主任、《广东企业家》杂志任总策划、广东省政府主办的《纵观经济探索》杂志任副主编等职，此期间也采访撰写了不少当时名噪华夏的商界巨头和民营企业家的传奇发迹史，如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巨人集团史玉柱、连续三年福布斯中国首富罗忠福、“中国好人榜”桥胜集团陈桥顿、“中国第一打工仔”川惠集团刘延林、“中国荔枝大王”叶钦海、从下岗女工到亿万富姐的方小文、闯深圳的商界奇女子舒曼等财富代表人物，也参与策划和编写了《中国十大富豪》《中国女富豪》《中国十大策划人》《流浪记者与亿万富豪背后的故事》等书刊，有的销量突破百万。虽这都是我国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所经历的事情，但时隔二十多年现在来看，当年采写的那些富豪们，如今有的事业如日中天长青不倒，有的企业衰败遭遇牢狱之灾，有的东山再起浴火重生……人生起起落落，浮华变迁，还真不好去评说谁对谁错，正所谓：时事造英雄，英雄亦适时。

回长沙后，在媒体工作也采写了不少党政要员、经济和文化名流，他们都是主政一方的政要人物和各行业的领军人物。

2000年回长沙，先后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湖南统一战线》、省作协《湖南作家》、《作家与社会报》、省文联《财富地理》等纸媒供职。跑过广告，拉过赞助，做过记者，主持过专栏，也干过副主编、图书主编。采访过不少主政一方的政要官员和文坛名宿，体味了媒体人的酸甜苦辣，也享受过“无冕之王”的风光。

尤为感到有点成就感的是在省作协《湖南作家》杂志社工作的那几年，当时我们一帮热血“文青”拉起了“重振文学湘军雄风”的大旗，纷纷深入各市县和文学社团组建联络站，立足刊物为本土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服务，定制文化专辑、出版文学书籍、举办各种笔会、开展文学讲座……风风火火了几年，在全省文学界也小有影响。那时我作为杂志社副总编兼联络部主任，工作也热情满满，与基层很多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为了配合省委推动湖南文化产业建设决策，杂志又开辟了“湖湘政要文坛”专栏，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选德亲自题词并撰文。那时我们专栏也邀请了全省100多位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参与撰写和访谈了有关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等方面的文章，极有影响力和推动力。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从事媒体工作的经历，也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缩影，一份保证薪水收人和兴趣爱好的工作，也因此拥有了其他行业工作者难以企及的丰富阅历。

到了2010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现在大数据智能化的深入，迫使纸媒开始走向衰落，每年都有不少大报名刊宣告停办、注销或转型。也许是识时务吧，8年前我离开了单位离开了纸媒行业，转型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并始终专注党建、法治、廉政等文化建设的宣传推广，与全省40多家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先后策划设计和施工建设了一批党建、法治、廉政等公园广场与办公楼机关文化布置，反响也还不错，颇有一点成就感。当然，也根据客户需要，编写出版了一些党建、法治方面的图书和单位宣传画册，我想这与传统纸媒还是有区别，最多算是“公家定制”。

我很欣赏鬼谷子的这句话：人生成败看细节，人生得失看品德，人生格局看气度。人生只有经历才会懂得，只有懂得才会去珍惜。坚持未必是胜利，放弃未必是认输，与其华丽撞墙，不如优雅转身。这一路走来，我也经历了无数次的人生抉择，似乎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也谈不上有大成就，抑或大败，即便有时有些事也会感到失望和无奈，但我都会很快从中解脱出来，这可能也缘于我生性豁达且懂得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和感恩多福，有贵人相助吧！

这些年，日子总是在平淡与忙碌中重复着，不曾后悔青春短暂，不曾感叹岁月无情，不曾计较人生得失，蓦然回首之时，竟然已知天命。不管今后的路能走多远，还是不能忘记自己曾经也是媒体人，不忘初心，牢记理想与信念，活到老学到老，时刻坚守心中的那份良知和正义，出以公心，与人为善，且行且珍惜。

公司宣传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