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来过北安

驮梦歌者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最大一部丛书，由当时的著名文人纪晓岚主持，耗时15年，动用4000余人，收录了3503种图书。书成之后共有79337卷，36315册，总字数为9.97亿。全书共230万页，18世纪后期以前的中国历代主要著作基本被囊括其中。此书共缮写了7部，每一部都是用香楠木2片上下夹之，并束以绸带，装在香楠木匣内。书面都是绢面，“经部”用黄绢，“经解”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蓝绢，“集部”用灰绢。每匣上面均刻有书名。7部《四库全书》，前四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奉天（今沈阳）行宫之“文溯阁”。后三部分藏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孤山圣因寺之“文澜阁”。清王朝由盛转衰后，《四库全书》也难逃厄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在太平天国起义中，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均毁于兵火，荡然无存。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剩下的三部半中的一部，也历经了颠沛流离。该书原在清朝留都盛京（今沈阳）保存。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遭到了破坏，有些册次流散。1914年，为拥戴袁世凯登基，准备影印《四库全书》，遂将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被冷落在故宫中。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盗售给日本人，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遭到国人抗议，卖书之事遂作罢。 1925年，文溯阁《四库全书》重新运回沈阳，但“九一八”之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又与沈阳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情势下，有关方面将它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再一次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在讷河城外一所被改造成小学校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又不得不将《四库全书》迁运到北安。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1月，《四库全书》才得以运回沈阳，存放在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库房里。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沈阳地处战火的前沿。为了保护好这部书，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由辽宁省组织专列，将总计3474种、36315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5020册清雍正年间所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秘密运至甘肃。由于当时 “文革”刚开始，为了防止红卫兵把《四库全书》当成“四旧”来破除，接收《四库全书》的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据刘老先生讲，当时先将书库选在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大经堂，于1966年10月搬到这里秘密存放。后来有关专家认为，永登连城地处大通河边，气候潮湿，大经堂又是土木结构，而且此处距兰州达170多公里，交通不便，保存国宝并不理想。于是，省上决定重选地址，修建新库，选址的范围是西到永登，东至天水，既不能在兰州市区，也不能离兰州太远，因为既要考虑到战争因素，还要考虑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选库的要求是，要靠山隐蔽，周围环境好，安全放心，气候凉爽，空气新鲜，还要邻近公路和铁路，交通便利，上下联系方便。另外，还特别强调政治环境要过硬。

据刘老回忆：新书库选址时，他是省图书馆革委会的副主任，从头到尾参与了选址工作。

1970年初，经上级批准，由省财政拨款17.5万元，在甘草店木林沟新建文溯阁《四库全书》专库。年底，占地30亩、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的战备书库建成。书库设计充分考虑了发生战争时《四库全书》的安全问题，设计部门按照国务院“靠山隐蔽，少占耕地”的原则，主体建筑分为地上、地下两层，平时存放在地上一层，战时使用升降设备迅速转移到地下。在离书库不远处，凭借山势修筑了一座几十米深的防空洞，以保障管理人员的安全。1971年6月甘草店战备书库建成后，文溯阁《四库全书》随之搬到了这里，算是有了稳妥的“安身之处”。

搬的时候由部队派人派车共拉了27军车，都是秘密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