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的美篇

艳阳天

　　那一天回县城，听说高婶去世了，心中泛起了阵阵伤感。一位和我母亲一样伟大的女性告别了这个世界。​

高婶是我们家同一个胡同居住的理发师高义的爱人。他的大名姓什么，叫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也没听任何人说起过。整个街坊里，岁数大的人管他叫高嫂子，我们这辈人都管他叫高婶。

高婶为什么在我心目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熟知、最善良、最勤劳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高婶家和我们家是住在一个胡同的邻居，而且门对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我对这句话的感悟是，只适合高婶一人。​

高婶家是七个孩子，还有一个公爹，共十口人。​高义叔叔在隶属于县服务公司的理发店工作。而我们家是八个孩子十口人，父亲在隶属于县服务公司的浴池工作。两个家庭有很多共同点:孩子多、户主又都在服务行业工作、又都是普通底层的老百姓。

高婶长相普通，中等身材，干净利索，她是那种干啥像啥的女人。​他内心世界的善良，和包容的心态，在街坊中有口皆碑。文革初期，我们家由于家族的历史问题，受到了迫害。父亲被政府关押了一年多，释放后也是受到歧视。而高婶一家却对我们很好，给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粮食都不够吃，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人口多的人家。在秋收季节，高婶就组织街坊里的妇女去郊区生产队，在收割完毕的庄稼地里去”拣地”。那时生产队是”大锅饭”，公社社员收地收的不彻底。穷苦人家能靠一年秋收之季的”拣地”补贴家里的粮食余缺。在每年”翻土豆”时，她老人家给我的印象最深:吃完早饭后，高婶拉着自己家的手推车，带着镢头，领着母亲和四五个街坊邻里的婶婶大娘们就出发了。她们去十几里外的郊区生产队，在生产队收获完，遗弃的土豆地里”翻土豆”。她们捡到收获的土豆，每次每个人也只能有七、八十斤。好的土豆也就有30%左右，其余的都是小土豆和半拉硌拉的坏土豆，运气不好时也就能收个四、五十斤土豆。天黑后他们才能回来，然后把好的挑选出来，储存起来冬天吃。整个秋收结束后，他们把土豆全部整理一遍，那些不能储存的就统一送到粉房换粉条。

去”翻土豆”时也有艰难的时候。小时候我也跟高婶和母亲去过”翻土豆”。有时候会遇上寒冷的秋雨。而秋雨并不是最可怕的，而最可怕的是手推车爆胎。​手推车爆胎是最让人着急的，爆胎之后只得再派人回到城里拉一辆车来。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待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啦。”拣地”就不用拉车，因为没有那么多粮食可拣。她们就是背着一个破面袋，用粗麻绳系一个类似今天双肩包的带子，拿一把镰刀，因为那时野外还是有狼的。

高婶和母亲每次”拣地”之后，都要很晚才能入睡，他们得把这些”果实”全部整理一遍。​那时经常停电，昏暗的油灯下，忙碌的母亲，弯曲的背，那情那景。今思如针刺心，思念敬仰之情不敢面对。

高婶不仅勤劳，而且心灵手巧。他家有台缝纫机，老人家经常帮助我们家做衣服。我小时候的衣服有很多都是经过高婶之手做出来的。有些衣服是用旧衣服改成的，而且穿起来很合体。儿时，我们家非常困难。冬天时节连棉鞋都买不起，穿不上。​高婶儿有一套独家的手艺--编草鞋。这种草鞋并非红军穿的草鞋，是用北大荒特有的蒲棒草编织的。这种草鞋编制的厚实而结实，像工艺品一样。高婶又在鞋底上给我缝了一层钒布，这样鞋就能穿到来年开春。当年勃利县街面上卖的这种草鞋都是出自高婶之手。

　　高婶在持家上是能手，教育子女也是榜样。高家的孩子都非常仁义，他们秉承了父母的优点，处事为人让人称道。​

现在，我们的生活好啦！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现在扔的旧鞋比那时候的好鞋都要好，但我仍然是怀念高婶给我编的草鞋。这种草鞋现在虽然没有人再穿了，我想把它挂在墙上，它是我心中永恒的纪念。​它可以警示我不忘那苦难的过去，更能怀念高婶给我童年时代的关爱。

在我的心中，逝去的父母、老师能让我终生不忘。再就是高婶能让我有那种永远挥抹不去的思念之情。​这思念的感情，是童年时用刀刻在记忆中的字符。他老人家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是那么勤劳、善良的影像。而折射在我灵魂深处是她那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而印记在我心中的是她那种对世人的无疆大爱。

(二OO九年初春)​

后记:二O一九年国庆节，我去勃利找到了高婶的大女儿高杰。​高家大姐拿出了高婶的遗物，从她的《低保证》上得知的信息，高婶叫张淑兰、生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卒于二OO九年一月，享年80岁。

春吐绿情(水彩画) 马志铭

夏日村庄(水彩画) 马志铭

秋色抱暖(水彩画) 马志铭

小村之恋(水彩画) 马志铭

　　仅以少年时的习作献给伟大的高婶，献给我们逝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