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后裔 藏北高原传奇

情系冰峰哨卡

——追忆进藏先遣连蒙古族战士 阎海贤 李志和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首领渥巴锡率领部众浴血奋战，冲破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历经千辛万苦，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胜利回归祖国。土尔扈特部东归壮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壮丽史诗。

　　1950年7月独立骑兵师以一团一连为基础，组成由汉、蒙古、回、藏、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7个民族、共136人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向西藏阿里进军。在这支队伍里，有一批来自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蒙古族战士，他们是为远征而生的蒙古东归土尔扈特的后裔，在先遣连进军藏北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在坚守扎麻芒堡最艰苦的日子里与缺氧抗争，与死神搏斗，担负连队放马、打猎、运粮等最为艰巨的任务，9名土尔扈特战士长眠于藏北高原，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建起了山原般永恒的功业，为西藏的解放事业，也为土尔扈特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篇章。坎曼尔　战胜雪盲立头功 1771年1月5日清晨，渥巴锡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燃起了熊熊烈火。成千上万的妇孺和老人乘着马车、骆驼和雪撬，离开了白雪皑皑的伏尔加河草原，走上了东归之路。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为东归队伍保驾护航。1950年7月31日，先遣连英雄健儿高举红旗，扬鞭跃马，踏上进军西藏的征途，土尔扈特战士们奋勇当先，表现非凡，进军初期，坎曼尔、阿廷芳等就帮助连队战胜雪盲，扫除了部队前进中的障碍。

　 进藏先遣连原属国民党新疆独立旅芦光远所属29团一部，1949年跟随赵锡光将军参加“9·25”起义后，接受改编，编入骑兵8师23团，屯垦于阗。1950年5月编为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2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具有爱国主义血统的土尔扈特之子，通过教育很快从国民党的军人转变为解放军战士。他们明白了我军的宗旨、性质，也明确了这次进军的意义：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号召；落实中央军委“多路向心，解放西藏” 战略部署；粉碎英、美等国际反华势力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解放黑暗奴隶制度下的藏族同胞；保卫祖国领土安全。骑兵师一团首先加入修筑新藏公路大军之中，一连官兵在连长曹海林的带领下，担负着普鲁卡子段开山拔牙任务，是当时闻名全师的筑路攻坚连。在筑路战斗中，蒙古族战士表现非常突出，连队涌现出了巴利祥子、阿金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先后有17人立甲、乙等功。 1950年7月31日，昆仑脚下的新疆于田县普鲁山村红旗如林，锣鼓喧天，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即先遣连誓师出征。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以团党委和团首长的身份担任总指挥、曹海林任连长、李子祥任指导员、彭清云任副连长。何家产师长勉励先遣连指战员们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胜利的红旗插上西藏高原!先遣连的指战员们振臂高呼：“誓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不怕艰难险阻，解放藏族同胞!”“一定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彭青云骑着一匹披红挂花的高头大马跑到主席台前，从何家产师长手里接过写着“向西藏大进军”的旗帜，然后骑马擎旗绕场三圈。在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踏上了漫漫征程。“向西藏大进军”的旗帜在风中猎猎，战马对着长空嘶呜，昆仑山吹来的冰川寒风，在将士的钢枪上结成一层白霜，官兵们在红旗引领下一路向前。 行军第7天，先遣连到暖海子宿营，周围地势看来比较平坦，但它的海拔还是在5500米以上。在这里，沸滚的开水不到80℃，面条煮成了面糊糊。睡觉时，天空月明星朗，半夜里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半宿工夫，积雪没膝，先遣连的宿营帐篷被埋在雪里，费了好大劲才拉开帐篷的门，他们从积雪中刨出帐篷，冒严寒、踏冰雪，继续前进。先遣连行军第8天，夜晚宿营时遭遇风雪更大，早上走出帐篷看到，遍地都是冻死的驴子，人几乎无法从中间穿过。先遣连不得不遣返了运输队。这时，战士们头痛、胸闷、昏迷等高原反应已经非常明显。即使这样，先遣连仍以每天35公里至40公里的速度在昆仑山中行进。 太阳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雪域高原为先遣连送上了第一个见面礼——雪盲。大面积雪盲暴发了。官兵们普遍眼睛红肿，有的肿得像桃子，疼痛难忍，泪流不止。李狄三雪盲症很严重，他睁不开眼，看不见路，仍然摸索着继续工作。他召开支委会、骨干会，了解思想情况，向战士问饥问寒，鼓励大家克服暂时困难，并和战友们一起努力寻找战胜雪盲症的办法。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全连官兵一时束手无策，到了第二天，大家几乎是忍着眼睛疼痛摸黑前进，一天只走了不到5公里。 关键时刻，蒙古族战士坎曼尔想出了办法。他告诉大家，用雪球擦眼可以消肿止痛。大家按照他的方法做，果然立竿见影，只要红肿症状有所缓解，眼睛便可睁开一条缝，模模糊糊看到光亮。后来，有的文学作品描写先遣连是靠抹锅灰战胜雪盲的，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黑色更能吸光，锅灰治疗肿痛只能是雪上加霜。

　　当时，如果有风镜便可防止强光照射，但到哪里能找到风镜呢？心灵手巧的蒙古族战士阿廷芳，开动脑筋，他想起小时候在草原上用马尾编眼罩遮挡雪光的事，于是，他先编了几个送给战友，果然能起到遮光的作用。战友们跟着学，大家都戴上了马尾“雪镜”，而且效果不错。“雪盲”就这样得到了防治，两位蒙古族战士在进军初期就为连队解决了一大难题。

　　第九天，队伍翻越新藏边界海拔6000多米的界山，进入藏区，开始寻找牧民，宣传发动群众。9月15日，先遣连在改则县两水泉建立了第一个转运留守据点。阿廷芳　不惜冒死尝野菜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两位为进军阿里立了头功的蒙古族战士坎曼尔、阿廷芳最后都没能生还，他们把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藏北高原。至今，藏北高原仍然流传着阿廷芳“冒死尝野菜”和“冒雪送牦牛”的动人故事。 先遣连进入藏北后，阿廷芳即当了连队的牧马人。他外出放马，看到一眼温泉边上有野菜芽子，想拔些回来给患病的战友们吃。但他以前并没有见过这类植物，又怕野菜有毒，就写了一张纸条用石头压在那片野菜上：“同志们，如果我死了，这草就有毒，不能吃。”他拔了几棵自己先吃了，过了好久见没有什么反应，才拔了半马搭子回来给病号煮菜汤。为了战友，他不惜冒死一尝。

　　在连队进入断粮的最艰难时刻，连队30多匹战马随一场暴风雪袭来跑得无影无踪。阿廷芳怀揣着一些牛肉干和副连长彭青云为他准备的一茶缸爆米花，骑着他的雪青马外出找马。踏着积雪，翻过一道山梁又是一道山梁，忍饥挨饿，在雪地里走了两天两夜才陆续见到了倒毙的7匹战马。按照骑兵的规矩，如果不能把死去的战马带回去，就要割下一把马鬃带走。阿廷芳怀揣着一把把马鬃，顺着死去的战马马头的方向往前走。据说，训练有素的战马，无论战死还是老死，倒下时头都会朝着前进的方向，死也要为自己载过的战友留下一个路标。 连续三天，阿廷芳一粒玉米也没舍得吃，雪地里找不到马吃的草，他就一把又一把，将那一缸子爆米花全部喂给了自己的座骑——雪青马了，自己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嚼一点没有盐味、难以下咽的肉干，吃上两把雪。 顺着死去战马指引的方向，阿廷芳终于在第三天中午找到了失踪的战马。他喜出望外，赶紧收拢马群，突然发现马群里混进了三头牦牛，其中一头牦牛脖子上还系着铃铛。难道附近有牧民，还是被狂风卷来的呢？他想，藏民丢了牦牛肯定很着急。一户贫苦牧民只有几头牦牛，搬家、放牧全靠它们，必须尽快送还它们的主人。眼下，饥饿难耐怎么找呢？有了，他骑上那头系着铃的牦牛，赶着马群前进，走了一天也没见到一户人家。在避风的沟底又僵卧了一夜，清晨，就着雪吃下最后一块牛肉干， 又赶着马群跟着牦牛出发了。直到第五天黄昏，阿廷芳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丢失牦牛的牧民。 牦牛的主人叫多吉，此时正跪在转经台前祈求菩萨保佑，没想到“菩萨兵”把牦牛送上门来了。老人跪在阿廷芳面前地上，双手伸开，深深地弯着腰，吐着舌头向阿廷芳行了藏家大礼。 老人为阿廷芳献上哈达，倒了热腾腾的奶茶，端出糌粑。阿廷芳想到了首长规定的群众纪律“哪怕是一针一线”。只草草吃了几口，稍稍恢复了一点体力，赶着马群离去了。 由于阿廷芳一直表现突出，在逝世的前一天，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 1951年春节过后，多吉老人牵着一只羊，走了200多里山路到扎麻芒堡来看望为他送回牦牛的“菩萨兵”，没料想此时阿廷芳已经壮烈牺牲了，老人禁不住失声痛哭。 先遣连的官兵们就是这样赢得了藏族同胞爱戴和拥护。巴利祥　力断强弓震昆仑　　先遣连于1950年10月30日到了藏北高原腹地扎麻芒堡。王震来电报命令先遣连“停止向纵深发展，就地迅速转入过冬备战，自力更生，坚持到春季会师。”同时，他要求先遣连“不准增加藏胞一点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 先遣连到达藏北后，阿里地区的反动头人丢魂落魄，如临大敌，施展各种伎俩抹黑解放军。反动头人造谣说：“有一批穷汉人来藏北抢东西，他们是杀生灭教的土匪……”。当时的反动地方政府向当地群众下了三条禁令：不准和解放军接触；不准给解放军卖东西；不准给解放军带路。他们还扬言，一定要把解放军困死在山上。 出发前携行的帐篷早被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中磨得千疮百孔。根据连里维吾尔族战士的建议，骑兵先遣连决定挖地窝子当营房。在冰天雪地的永冻层上，镐头刨在地上只是一个小白点，于是战士们就用火烤。冰层烤化一层挖一层，战士们称此为“层层剥皮”。镐头不够用，就用牛角代替。在左齐将军的回忆录中写到：“地窝子4间，马棚8座，掩体19个，交通壕249米，碉堡2座……。”从工事数量可以看出，这些戍边官兵当时克服了多少困难! 英雄的先遣连指战员们，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使广大藏胞啧啧称道：“金珠玛米亚古都!”(解放军好得很)。先遣连以实际行动，驱散了一股股妖风迷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这时，反动头人一计失败又施一计，他们一面提出要和先遣连谈判，以探听我军的虚实；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准备以武力对抗，进而把先遣连逼走。为了一步探测我军的实力。阿里噶本政府专门派了秘书才旦彭加和管家扎西才仁来到扎麻芒保，提出和先遣连“友谊比枪法”。李狄三识破了他的阴谋，将计就计，利用这一时机展现先遣连指战员过硬的军事技术，以教育鼓舞群众。

才旦彭加带来的毫无军事素养的藏兵摆开架势打了一阵枪，他们平时专以欺压百姓为能事，今日比赛，子弹出膛，不知去向，引起群众一阵嘲笑。 全军有名的特级战斗英雄、副连长彭清云上场来了个“表演赛”：步枪立姿、跪姿、卧姿射击，手枪左右开弓，双枪齐射，一气呵成，枪枪命中靶心，引得藏兵们都拍手叫好。机枪手甘玉兆又打了重机枪点射表演，每次枪声响过，靶子应声而倒，赢得了藏胞的一片热烈喝彩。 李狄三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灭敌人的威风。他命令炮手们表演六零炮射击，只听炮声隆隆，远处被指定为目标的石堆，被炸得乱石飞溅。第一次见到炮的藏民，看到这种情形，热烈欢呼，掌声不止，就连参加打靶的藏兵，也都吐舌惊叹。 比枪法不行，才旦彭加又提出比射箭。他以为射箭是藏民族的特长，解放军只会打枪，不会射箭。其实他又想错了，先遣连少数民族战士中，有不少能骑善射的好手。 首先，才旦彭加把一位膀大腰圆的藏族汉子叫上场，从主席台上端起一碗酒青稞酒赏给那汉子，汉子一饮而尽。在喝完一碗洒后，搭弓引箭，5支响箭连续飞出，全部中靶。 这时，扎西才让拿起起一张弓箭，双手托着，似乎毕恭毕敬地递给彭清云。彭清云接过后，猛然转身，大呼一声：“巴利祥子，出列！”“是！”巴利祥子大步走出队列，脱掉上衣，搭弓引箭，两腿一分，双臂一张，只听“咔嚓”一声，箭未出手，弓断两截。巴利祥子把手中的断弓扔向空中。那些藏兵哪里见过这样的大力士，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一片喝彩和掌声响彻冬日的草滩。从此，巴利祥子名震藏北。 这时，李狄三同志跳上旁边的土坎高处，大声向群众说：“藏族同胞们!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是所向无敌的，我们是能够对付任何反抗、破坏西藏解放事业的敌人的。” 比武过后，巴利祥子立即接受了新的任务。

　　跟随先遣连的运输队大多数牲畜都冻死在大雪中，无奈之下，运输队只能返回。从此后方供应中断。为解决吃饭问题，连队挑选了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吉春林、巴都曼、鄂鲁新等战士组成打猎组。骑术高、枪法好，能吃苦的巴利祥子担任组长。 打猎组跃马横枪，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狩猎于雪山草原。几个月下来为连队猎获野牛110多头、野驴120多头、野羊110多只，弥补了连队粮食短缺。 刚开始每天总是可以获得几只猎物，几天过后，受惊的野驴野羊都跑进雪山深处躲藏起来，稍有动静，它们便跑得无影无踪。猎手们跑过一山又一山，寻找猎物。巴利祥子每次外出都只穿一件皮大衣，怀揣几个干馕，让别的同志在近的地方，自己跑到深山中，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晚上裹一件大衣，睡石崖，卧雪窝，啃干馕，咽冰雪，长期在外翻山越岭吃不好，睡不好，他的脸色变得黄蜡蜡的，面颊也显著地消瘦下来。李股长和连队其他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心疼地劝他休息，可是他坚决不肯，还是照常出去打猎。 一天，巴利祥子打倒了一头野牛，他以为野牛死了，等他走到离野牛只有几步远的時候，受伤的野牛突然跳起來咆哮着向他扑去，眼明手快的祥子疾速闪避一旁，端起枪朝着野牛射击，野牛应声倒下，他才脫离危险。 有一天，他和战友鄂鲁新到革吉那边打猎，几天也没见到猎物，但发现了牛蹄印，他俩就顺着蹄印进了山。在一个山洞里住了好几天。等到野牛群下山时，一下打了好几头。打到的猎物要赶快剥皮，冻了皮就不好剥了，他们俩剥了一整天才剥完。一次运不回去，放在山坡又怕被野兽吃掉，于是巴利祥子让鄂鲁新先用骆驼运一部分回家，自己留下看守。 几天后，鄂鲁新返回时，发现山洞里铺的牛皮上吐了好多血，可怎么也找不到祥子了。鄂鲁新顺着脚印追了大半天，在山后找到了他，祥子又打了两头野牛，肉都运到山脚下了，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在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裹着牛皮睡着了。鄂鲁新把他摇醒，牛皮冻在他身上扒不下来了。那次回到扎麻芒堡，祥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其实由于过度劳累，巴利祥子早就病了，腿肿得象水桶，几次口吐鲜血，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想的只是完成党支部交给的任务。要求打猎组的战友谁也不能向外透露他的病情。

　　李股长和连队领导日夜守候在巴利祥身旁，卫生员给他打针吃药进行抢救，病情不见好转。牺牲的前几天，他还对连队干部说：“我不能死，阿里还没有解放，党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951年1月7日，土尔扈特战士巴利祥子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巴利祥是先遣连在向西藏大进军中第一个献出生命的英雄战士。 为巴利祥子送葬时，全连至少有一半的同志起不了床。但全部都挣扎着爬起来，在战友的搀扶下，参加祥子的葬礼。蒙古战士昂尕是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为祥子送葬的。 李狄三跪在地上致悼词：“巴利祥子同志走了，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解放西藏的事业，我们活着的人，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替祥子完成任务。” 祥子走了，他带着对人民解放事业执着追求，带着对人生的美好眷恋走了。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的优秀儿子，如同人们不会忘记他的先祖100多年前，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向着太阳、向着启明星，万里回归祖国，为18世纪中国历史谱写土尔扈特部人民爱国主义史诗篇章一样。

　“比武”过后，嘎本政府终于同意双方对等的谈判。 先遣连与阿里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才旦彭加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和平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其中内容包括：嘎本政府（阿里地方政府，下同）承认人民解放军进驻改则，并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风俗、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保护僧侣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内部事务；嘎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协助开展群众工作。　《五项协议》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写在布上的，大概有两三米长，内容非常详细。可惜其原件在送往新疆途中丢失。 《五项协议》是人民解放军进藏史上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五项协议》才告废止。

　　达进才　接通高原运输线 但是，即便是签了《五项协议》，阿里地方政府也没有真正接纳先遣连。不久后，他们又派兵暗中围困了扎麻芒堡。进入冬季的藏北高原，完全被冰雪覆盖，最低气温能到零下四十摄氏度，连骆驼都无法生存下去。 经过艰苦的行军、侦察、营建和打柴等，战士们的棉衣早已烂完了，鞋底也早已磨穿，想补一下，一没针、二没线、三没有棉花。战斗英雄郝文清想出了用破麻袋缝补衣服的办法，蒙古族战士巴多木提出用羊毛捻线，用羊角做针的办法，受到大家赞扬。他们把羊角放在水里煮软，然后切开磨成骨针，大家就用这种针缝成了麻袋衣服，以后这种衣服破了，就在上边再补，麻袋补麻袋，衣服越补越厚，越补越重，常常是一件衣服有十几斤重。为了解决穿鞋问题，蒙古族战士教大家做“皮窝子”，剪一块破毡片包在脚上，再割一块野马皮蒙在上面，用野牛筋扎起来，这样的鞋，穿上既轻便，又暖和。 此前供应运送的物资，大多存放在300公里外的两水泉和多木两个据点。先遣连进驻扎麻芒保后，立即组织了一支运粮队，又是蒙古族战士达进才担任队长。从扎麻芒保到两水泉，途中要翻几座大山，过几条河，特别是要经过危险的十里达坂，冬季里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又陡又滑，运粮队翻越达坂时，放慢速度，还是常常有骆驼滑倒滚下沟去。 有一次先遣连战士杨天仁在途经十里达坂时和战马一起被风卷下了山谷。杨天仁当时就摔昏了，他那匹忠勇的“白龙马”一直站在迎风面，像雪墙一样为主人阻挡风雪。杨天仁没有被雪掩埋和冻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他的无言战友“白龙马”却牺牲了。还有一次，指导员李子祥带着战士王兴才返回多木运粮，途中遇到暴风雪。在野外过了一夜之后，他的5个手指被冻掉，王兴才也失去了两个指头。 平时就靠10峰骆驼不断向扎麻芒堡转运。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5 月这8个月的日子里，他们从未住过一天暖房子，也没有吃过一顿热饭，冷风吹裂了脸庞，手上凝结着沁出的血水。冬去春来，叮当的驼铃声在藏北高原上回响，长长的驼队一直往返于两水泉——多木——扎麻芒保之间。为了防止事故，运粮队员们想了许多办法。起先，在通 过达坂时，他们两个人保护一峰骆驼，过后，再返回保护另一峰骆驼，这样既耽误时间又不完全保险。有一次骆驼滑倒，连保护的人也被带到沟下，摔得鼻青脸肿。后来他们在达坂上挖台阶、撒沙子，使驼队安全通过。就这样，过一次达坂，挖一次台阶，铺一次沙子，由于长期不停地驮运奔跑，骆驼蹄子磨烂了，他们就用兽皮将骆驼蹄子包起来，继续赶路。后来有的骆驼一卧倒，怎么也拉不起来，他们只得把驮运量减少，这样也就增加了驮运的次数。 坚持活着，成为先遣连此时最基本的使命。有的病号担心自己的病传染他人，拒绝治疗，拒绝与他人接触。伤病员们为了替战友分忧，用肿胀的手折枯枝，实在背不动就爬着把柴火拖回营房！ 为了充分发挥驮运能力，达进才领导运输队的同志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不辞辛苦地奔波于驮粮路上。暴风雪袭来，他们将骆驼围成一圈，人躲在骆驼腋下。酷冷奇寒时，他们把手脚放在骆驼的长毛中取暖。包骆驼蹄子上的皮革磨穿了一次又一次，人穿的毡筒跑破了一双又一双。不管天寒地冻、刮风下雨，叮当、叮当的驼铃声一直是远来近去，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十分难得的是，运粮队还有一名汉族战士朱有臣，他也来自和静，后来奇迹般地生还了。 运送粮食的骆驼日益死亡减少，很快就不能保证每日所需。即便这样，先遣连也从未向藏胞伸手张口。始终没有违反“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的诺言。 在得知先遣连的困境后，远在新疆的王震将军就下达了“不惜代价，接通运输线”的指示。王震在给西北军区发电报请求上级支援的同时，还两次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请功，称先遣连“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当年先遣连运粮队的战士吉春林复员回到了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这里水草肥美，阳光明媚，不缺氧气。一顶帐篷就是一个流动的家，一群牛羊就是万贯家产，儿孙绕膝就是幸福无限。只有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时常面向藏北落泪，缅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他和活着的战友用一生证明：先遣连的战士忠勇双全，铁心向党，永远忠于祖国。巴勒登　冒死助力两水泉 .巴勒登也是穷苦出身，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后来参加“9·25”起义。二军独立骑兵师成立时他是一团一营三连战士，与达进才等先遣连战士是同乡，早就认识。先遣连进藏时，他护送驼队往返于田与藏北间运送给养。 1950年冬，他最后一次为先遣连送物资到达两水泉，驼队至此返回。当时他看到运粮队骆驼所剩无几，冬天的驼道就是死亡之路。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助运粮队一臂之力。没有人指派他，是他自己做出的惊人之举，冒死的决定，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先遣连进藏时准确的数字是136人，记大功的是137人，也许巴勒登就是第137位英雄。 巴勒登1956年复员，曾任和静县巴仑台乡党委副书记。道尔吉、赛买用生命见证忠诚先遣连土尔扈特战士道尔吉、赛买曾经擅离连队31天，荣记大功，受之有愧，请求取消荣誉。师长兼政委何家产电令：崇高荣誉，共同享有。 1951年2月5日，春节。这一天清早，又有2名战士死去。如果他们知道身后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当会使得烈士的英魂获得一丝安慰。这一天的中午，先遣连的电台报务员王惠志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以一整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收到嘉奖令后，李狄三将能动的战士们集合起来，向大家传达。传达完毕，队伍里哭声一片，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正当战友们都沉浸在欢欣鼓舞之中时，道尔吉、赛买两位蒙古族战士找到李狄三，坚决要求取消他们两人的荣誉。总指挥深情地对他们说，荣誉是西北军区给的，连队无权取消，但我答应你们，请示上级。你们安心工作，耐心等待上级批复。道尔吉、赛买原来都是“9.25”起义人员，是曹海林的老部下。随部队改编后，两个人表现都非常优秀，在修路过程中都立了甲等功。之所以要求取消荣誉，是因为他们俩有一段“开小差”的不光彩的经历。 那是连队刚进藏不久，还在两水泉寻找藏民，宣传发动群众。两个人看到驼队返回新疆了，运输线断了，害怕冬天饿肚子，便利用放马的机会，结伴从两水泉离开了连队。 他们没有回家，也没叛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山下回到团里，到其他连队修公路，只要有饭吃干什么都可以。两人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靠着半袋子炒面，在断粮的第三天下午才赶到在普鲁一线修路的骑兵师一团。没有任何人责备他俩，但从战友们同情可怜的目光中，他们感到了七尺男儿难以忍受的鄙视。

　　在饱餐一顿久违了的捞面条之后，团长抱来了两床厚被褥：“西藏很苦，要是受不了就留在这里吧。”仍然是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 他们俩的心颤抖了，后悔了，感到无比的愧疚和耻辱。整整三天，谁也没说一句话，拼了命的抡锤打炮眼，想把过去的一切忘掉，可是不管怎么做也摆脱不了心中的痛苦。他们找到团政委请求处分。政委说“别想那么多了，谁也没把你们当逃兵，既然来了，都是骑兵一团的兵，就在这里好好干吧。”晚上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和平起义以后的经历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在他俩浮现眼前。

　　部队改编以后，废除了打骂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各族官兵在一起就真的象亲兄弟。进藏出发前，军政委王恩茂来到连队，亲自检查进藏准备情况。那可是我们草原牧民几辈子都没见过的大的官哪，他要求军机关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先遣连每人至少有两件防寒皮衣，除每人一件皮大衣外，必须要有一件皮裤或一件皮背心，还要保证每人有一条毛毡或毛毯；他还把军师级干部配发的翻毛皮鞋全部收回，连同库存的全部发给先遣连的人员。另外给每人发了一双毡筒，帐篷全部换成棉制的。 经过清点，皮大衣还缺20多件，王政委当场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穿在彭清云身上，其他首长也纷纷脱下皮大衣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们，那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啊；军长郭鹏拿出了随身使用多年的望远镜和指北针送给彭青云，师长何家产送了自己的坐骑，这些要不是我们亲眼所见，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人民军队。 想到这些，他俩又“开小差”了，连夜骑马去于阗找何家产师长承认错误。何师长听完他俩诉说和请求处分的要求之后，没有表态，只是详细询问了先遣连情况。最后，何师长说：“你们回来也吃了不少苦，留下参加施工吧。” 等他们返回普鲁卡子时，恰巧有一支进藏的驮运队经过这里，准备抢在大雪封山前为先遣连送上最后一趟物资。两人就随驼队重返阿里，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决心以血肉之驱洗刷“逃兵”的耻辱，恢复一个军人应有的尊严。 就这样，他俩在离队31天后又重新回到先遣连这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那天晚上，先遣连为他俩重返藏北举行了欢迎晚会。 从此，他俩参加了巴利祥子的打猎小组，为连队生存立下了赫赫功绩。但他们觉得记大功一次受之有愧，所以要求撤销。 几天后，骑兵师师长兼政委何家产就先遣连请示可否根据道尔吉、赛买两同志恳请，取消他们荣誉问题复电英雄连。电文如下：李狄三并英雄连党支部：　　你连战士道尔吉、赛买两同志，去年九十月间，自两水泉离队，纯属迷途后沿原路返回师部，绝非出逃，亦非开小差。光荣同属道、赛两同志。此复视命令执行。　　　　　　　　　　　　师长兼政治委员何家产　　　　　　　　　　　　　　　　1951年2月11日 消息传来，道尔吉和赛买被陈信之请到了连部。李狄三原文向他俩传达了何家产的命令。“逃兵”激动了，随即爆发出一种不可扼制的亢奋和冲动。

　　先遣连出发时136人，二次出征只有45人，先遣分队出征时道尔吉身体虚弱，上下马都很困难，本可以作为病号后送下山的，但他坚决要求再次出征，他把自己绑在马背上，跟随连队前进，这是何种意志和精神啊！长时间与缺氧、饥饿、寒冷抗争，先遣连官兵的身体就像秋天的枯叶一样，随时可能飘落。道尔吉坚持到了巴格附近，最终倒在进军阿里腹地的路上，这位土尔扈特战士用生命实践了初心与使命，创造了一个真正土尔扈特军人至高无上的尊严和荣誉。 西藏和平解放后，赛买复员回到了故乡巴音布鲁克草原，但因长期积劳成疾，不久病逝。1979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追认赛买为“革命烈士”，并迁葬于和静革命公墓。拉五瓜、帕吾古坚守高原志不移 大进军结束后，先遣连绝大多数战士都陆续复员，只有两位蒙古族战士拉乌瓜、帕乌古因工作需要在高原上坚守多年。后来有记者对他俩做过专访。

　　1956年冰雪未消的初春，新华社西藏分社的记者林田和西藏日报社的青年记者倪潜一起，随中共西藏工委派出的“黑阿线路”汽车探路队，从藏北东部青藏公路上的黑河向西穿越羌塘（藏北大草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和探险式的生活，到达了阿里冬季首府噶尔昆沙，很难得有记者到这里采访，他们决定对阿里地区做一些社会调查，并设法找到当年从新疆入藏先遣连的同志，了解他们艰苦斗争的英雄模范事迹。他们找到了拉乌瓜和帕乌古，下面摘抄记者林田采访两位蒙古族战士的记录。 门帘外有人喊“报告”，进来的是两位风尘仆仆的蒙古族战士。高个子黑红脸、高颧骨的叫拉乌瓜，37岁；墩粗个儿、缺了门牙的叫帕乌古，32岁。两人都在天山牧场长大，先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所在部队起义后，他们成了解放军进藏先遣连的战士。 两人用不太通顺的汉语向我们说：1950年8月先遣连翻过昆仑山，进入到羌塘扎麻芒堡，这里天寒风大，不到九月就结了冰。他两人身体好，天天外出打柴放马，有时陪连队领导去几十里外，找藏民帐篷做宣传。大雪封山以后，粮食运不过来，部队眼看要断粮，他们就参加打猎组打野马，草滩上的野马打光跑光了，就到雪山里打野马、野牛。他们扛上枪，背上大衣，摇着几头牦牛，进入百里外的荒山雪岭，一打三、四天。拉乌瓜从小枪法好，每次都有很多收获，然后用牦牛把野牲肉驮回来。 他们在雪山中渴了吃雪，饿了烧野牲肉，风雪的夜晚就和战友睡在岩洞或避风的大石头下面，身上盖起刚剥下的野牲皮。就这样，打猎组保证了连队一百多人的供应。但整个冬天，还是有许多人病倒，一冬一春先后牺牲了67人，还有两个战士去后方运粮回来在大雪中把手冻掉了。领导这个连的支队保卫股长牺牲了。先遣连和后方断绝了联系。但大家始终没有失掉信心。坚持到第二年5月末支队大队人马到来。一周后，拉乌瓜和帕乌古又随支队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进军结束后他两又参加了牦牛、骆驼运输队，在高原风雪和冰峰雪岭中跋涉了五个年头。现在两人都成了共产党员、班长。 经多方查询，我们得到了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先遣英雄连老战士帕吾古的下落。帕吾古原籍和静巴仑台巴音村人。生还后因冤案被安排在且末县农村劳动。期间，与当地一维吾尔族姑娘成婚，之后携妻辗转至焉耆包尔海乡定居。在儿子两岁时与妻子离婚，从此再未曾续娶，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并娶妻成家。后经族人同乡帮助回到原籍巴音村定居。1986年有了孙子、孙女。是年秋天，帕吾古病逝，终年65岁。 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临终前留下遗言：“皮大衣留给拉五瓜同志，他的大衣打猎时丢了。”拉五瓜复员后落户且末，后来辗转回到巴音布鲁克草原，在此终老一生，也留下了子孙后人。 土尔扈特战士们，在结束了史诗般的远征之后，生还的英雄像那个年代的普通战士一样回到了自己的故里，过着平凡人家的生活。只扎麻芒堡、噶大克、雪山、圣湖，永存在他们的生命里。呼吁寻找英雄后人 经过一年零三天的艰苦进军，先遣连圆满完成了“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毛泽东在得知先遣连的英雄壮举后，连连称赞他们是“盖世英雄”，“威震印巴东南亚”。周恩来说“新疆进藏那个连很英勇、很悲壮”。 这些被毛泽东称为 “盖世英雄”的战士，不但没有享受到凯旋的礼遇，反而被戴上了“叛国集团”的帽子。 因受所谓“叛国集团”影响，进藏先遣连不少战士下落不明。锡伯族战士乔巴克的人生轨迹很有代表性。 ;进藏先遣连锡伯族战士3人，他们是：通信员乔巴克，新疆霍城县索乐莹村人；班长，沙家，新疆伊犁人；副班长，西阿林，32(岁)，锡伯，新疆伊犁河南山牛西村人，病故。 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在烈士之子陈永泰数十年坚持为先遣连烈士寻找亲人的精神鼓舞下，有热心网友于2018年找到了先遣连通信员乔巴克的下落，可惜的是老人已经去世，但寻找者还是见到了他的家人。

巧巴克从未讲述过他九死一生的辉煌历史，子女们更无从知道他蒙受不白之冤所遭受的苦难。有一次看人赛马，巧巴克有点得意的说：“我当兵在西巧巴克，生于1929年5月1日，锡伯族本姓郭尔佳氏，自幼父亲病故，母亲改嫁，沦为孤儿，十几岁时在街上要饭被新疆军阀盛世部才抓去当壮丁。1949年在南疆参加9.25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8师，1950年改编为二军独立骑兵师并加入进藏先遣连。西藏和平解放后被打成“叛国集团”成员，1954年先遣连冤案平反后，被安置到疏附县的生产建设兵团前进总场工作，60年代与当地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孜莱汗结婚，改名为“刘兴国”。1971年，改名为刘兴国的巧巴克带着6岁的儿子刘小龙回伊犁寻根，找见了从小生活的索伦营村，第二年举家迁回，直到1997年元月去世，享年68岁。 历史总会留下许多遣憾，叫人扼腕长叹。巧巴克安然地走了，留下了儿孙满堂的后代；西阿林长眠雪域天国，无法迎接他魂归故里；而沙家呢？音讯全无。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没有被病死冻死的沙家和巧巴克一起生还了。 经受了生死考验的巧巴克在内心坚守着对党对祖国的忠诚，无悔于为解放西藏人民所做出的个人牺牲，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向国家伸手，而是选择了低调务农，自食其力。英雄既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有平凡质朴的坚持。这正是巧巴克高尚和可贵之处。如今，他的三位子女俱是务农为生，孜莱汗老人也没有任何的优抚照顾，全家收入不高，但是生活的简朴和睦。据家人讲，巧巴克共有5枚纪念章，其中两枚带有毛主席头像，让俩儿子从小玩丢了。 锡伯族战士沙家没有下落，那么蒙古族战士呢？牺牲的9人多数没有找到亲人，生还的也有几位下落不明。他们也许是受“叛国集团”案影响而流落他乡，如果也象巧巴克一样，冤案平反后到哪个农场劳动，为了忘掉过去，更名改姓，终老乡间，说不定也有子孙后人。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让他们的秘密昭示人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0面战旗重新集结、集中受阅，饱含对历史的致敬，映照对现实的考量，满怀对未来的期望；100个英雄番号气壮天地、浩气长存；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面面光荣的旗帜，体现着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辉煌战绩，昭示着我军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我们红色江山后继有人。

凝结有24名蒙古族土尔扈特战士的鲜血和生命的“进藏先遣英雄连”的旗帜在百面战旗中飘扬，巴音布鲁克草原人民对此引以骄傲和自豪。土尔扈特牧民会象记住渥巴锡一样记住先遣英雄连的蒙古子弟。 新疆巴州和静县城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座塑像，一位勇士手执皮鞭，稳坐马背，目光直视前方，严然一副将帅风度。塑像的底座正面刻有七个大字：“民族英雄渥巴锡”。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心中，进藏先遣英雄连的土尔扈特战士，个个都是渥巴锡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