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耿飚的女儿耿焱脚山铺谈父亲浴血往事

绿树村人

2019年11月27日下午，我有幸在脚山铺阻击战的战场遗址遇到了耿焱大姐，她听说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建成了，特地从北京前来祭奠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父亲的战友们。耿焱大姐的父亲耿飚是当年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团长。耿飚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家与政治家，曾担任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部长。

耿大姐对我说，她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里变化有点大。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的路还很窄。这一次来路面变宽了，找不到当年的纪念碑了。于是我带她到公路边，找到了当年的纪念碑。她说，听她父亲说，当年她父亲就守在这条公路的中间。当年的战斗非常的惨烈，父亲当时患疟疾，发病时浑身打寒战，但父亲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在脚山铺，他父亲与敌人血拼肉搏，战斗停下来的时候，浑身是血，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她记得父亲说过一句至今难忘的话，父亲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血是那样的腥！腥得他频频作干呕！

她还要我带她找到当年杨成武负伤的地方，她说她要把这些都拍下来，发给杨成武的孩子，下次让他们也来这里看一看。

耿焱大姐曾托邓华上将的女儿邓青青赠送给我一本《耿飚回忆录》。据《回忆录》记载

11月25日，中央军委才发出两路强渡湘江的命令，这时敌我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江已成为敌人严密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了。中央军委把渡湘江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八、九军团等殿后，前后左右共同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我们一军团本来的部署是，由一师作左前锋，二师为右前锋，同时抢占界首（左翼）和全州（右翼）。但是，当我们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一师尚滞留在潇水西岸，与五军团一道对付周浑元的尾追部队；因此，一师的部队就只有二团随一军团本部前进，一团和三团，继续留下防守。

这样，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便临时调整部署，把本来由两个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二师。林彪交代任务时说，兵贵神速，不能等，由你们四团先把左翼的界首阵地抢下来，然后再向右翼全州方向归还二师建制。他又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重新协调了两个军团的行动。决定：我们团占领界首后，将阵地移交给三军团六师，而一军团一师在完成潇水阻击后，向全州归还一军团建制。

由于我团身兼一“左”一“右”的前卫任务，受领任务后，我们便提早出发，去抢界首。部队基本上是直线行进，径取界首，有大路就走大路，没有大路就走小路，连小路也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爬山。当时敌人在沿线尚未布防，零星“民团”与我们构不成实质性战斗，因此，我们对部队的要求只有一字：“快”。因为只有快，先敌到达并占领界首，才能造成以逸待劳的主动态势。

当我们马不停蹄来到界首东面的湘江边上，涉水过江，进入界首地区，奔上湘桂公路时，与敌人派出的尖兵仅有十里之隔。大概敌人发现了我们这支突然“冒出来”的部队，远远地用号声与我们联络。我立即下令隐蔽。全团人员“唰”一下进入公路旁的丛林、路沟里，刚才那支“长龙”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与杨成武、李英华伏在一丛茶籽树后面，正研究伏击方案。远远听到三军团六师与我们联络的号声，显然他们在寻找我们的位置。我说：“且不用回答，等战斗一打响，他们就找到了。”因为我们如果回答他们，则会暴露目标。

从正面沿公路开来的是敌桂系夏威部。显然，他们从尖兵的报告和号声中，已经料到前面有了我军的部队。但是，夏威是广西军阀主力，仗着武器精良，目中无人，只是摆开了一个战斗队形，仍然沿公路向界首运动，妄图一鼓作气，抢占界首。很快，其前卫团就进人我们的火力范围。“打！”我下令。敌人被突然的射击打乱了营，一部分兵力伏在死尸旁盲目还击，更多的是向后退却。

敌人大队本来是以急行军开进的，被前卫的溃逃兵力一压，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公路及沿线的水田里，挤满了一团乱军。我便下令吹冲锋号，一是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二是告知三军团六师，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一个冲锋，敌全线溃败，丢下几百具尸体四散逃逸。这场战斗我们仅有一排长负了点轻伤。当战士们互相评比着战利品的时候，气氛十分轻松。团部的通信员们还专门从敌人军官的提箱里缴获了几盒“白金龙”香烟交给我。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我一直只能抽点土烟过“瘾”，这下，算开了荤。

正当我们占领了界首后打扫战场、与六师交接阵地的时候，陈光师长派骑兵通信员飞马赶到了。他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命令。

我们就站在公路上看命令，还没看到一半，杨成武同志就惊讶地说：“问题严重了。”

命令说，五团占领全州的任务未能实现，该城已被湘敌刘建绪部抢走，我们一团改在距全州十六公里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布防，扼住湘桂公路的咽喉，阻击全州之敌。命令是军团下达的，师长在命令上附了一句：“星夜赶到。陈。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连晚饭都来不及吃，顺湘江旁的公路向北奔跑。沿途，不断见到我军护卫部队正在占领各个要点。从界首到屏山渡的六十华里地段，已被我军控制。在这段距离上，甚至有几处浅水区，完全可以涉渡，如果中央纵队采用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但是，这个时机被错过了。

这就使阻击部队不得不以血的代价，换取渡江的时间，从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左翼的三军团已经与桂军交火。白崇禧把他的部队共五个师先后开回灌阳、兴安、新圩一线，并叫喊要“把共军消灭于湘江之东”。在右翼，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进至全州，薛岳的四个师也调至黄沙河。在我们的背后，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和李云杰部共六个师，则从红军背后拉网似地兜过来，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态势。

白崇禧得知红军无意入桂，只是要渡江西去，便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的正规军重新调至广西境内，只留下一些民团。看样子，他只是想“保境”，对于红军入湘，则采取观望姿态。但红军入湘，对刘建绪不利，于是，该敌就以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向我脚山铺阵地猛攻。

我们赶到脚山时，天刚蒙蒙亮。陈光师长正焦急地等待在公路上，远远地向我们挥手示意，不等我们到达面前，就跑步引导着，带我们进入公路两侧的阵地。我便命令三营向左，由李英华同志指挥；二营向右，由杨成武同志率领；一营跟我在一起，摆在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坡上，布置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

战士们十分疲劳，有的刚做完工事，趴在掩体上就睡着了。我与杨成武、李英华同志吃了点炒米，便到阵地周围观察看地形。

脚山是脚山铺附近一些小山的统称。这些小山包孤零零地互不相连，我们守的这个地方叫作“怀中抱子岭”，还有“美女梳头岭”、“尖峰岭”、“黄帝岭”、“米花山”等。红五团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在尖峰岭与敌人激战半天，将企图抢占脚山铺的敌人击退。

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鸦鸦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地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我们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残枝断叶乱飞乱舞，树干被炸中后，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劈柴。飞机倾泻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一排的炮弹把脚山阵地又重新覆盖了一遍。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炮击一过，我们便从树枝堆里钻出来，修复工事，准备迎敌。

李英华同志爬过来，向我报告了一下伤亡情况。接着，杨成武同志带领二营跃入战位，并挨个嘱咐战士们：靠近了打。敌人靠近了，黑鸦鸦的一大片，像蚂蚁搬家似地，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啪啪地盲目射击着。他们看看我们没有反应，便以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我扣动扳机，撩倒一个敌兵，大喊一声：“打！”各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滚下山去。稍作调整后，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这样三个回合之后，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

刘建绪孤注一掷，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溅得满山都是，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来，我们只能在火海里激战。到晚上，敌人尸体越积越多。又一次羊群式冲锋开始后，我估计敌人这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便下令把敌人放近，一阵手榴弹猛炸之后，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把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防区。这次出击的效果很理想。敌人因天色已黑，无法重新组织进攻，就退守全州，出击部队从树丛里、水沟里，抓了不少俘虏。这都是进攻中溜出战线的敌人士兵，准备躲过战斗后，趁黑夜逃跑的。

在审问这些散兵游勇后，我们得出一个看法：敌人在我正面投入的兵力，不是原先通报的三个团，而是起码五个团，并且，俘虏供认，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沿湘桂公路源源开来，除刘建绪部外，薛岳部也进入可以向我发起攻击的地域。

我们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师部和军团作了紧急报告。

这夜，附近几个山头不时爆发出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这是敌我的试探性接触。这些战斗很快就停止了。这说明双方形成对峙，预示着明天将有更大的战斗。半夜时分，我的疟疾又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指挥所的地上。师里连续发下好几个通报，告诉我们、当面之敌的确切兵力是九个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次我们阻击的实际上是整整十五个团。

天刚拂晓，敌人那边人喊马嘶，又开始了行动。我与杨成武同志对部队进行了再动员，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这时，红一师急行军赶来，在我们左侧进入阵地。看上去，部队十分疲劳，有些同志一站住就睡着了。军团长林彪和聂荣臻政委带着一部电台，指挥他们占领米花山、怀中抱子岭一线。他们的后卫还没完全进入阵地，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

三十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我们团的基本指挥所已经找不到合适位置，只能根据炮弹或炸弹落下的声音、作跳跃式移动，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林里跳出来，向敌人猛烈射击。许多伤员就这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激战中，一营营长罗有保曾跳到我身边大声地问道：“还要顶多长时间？”我正用一支步枪射击着，回答他：“不知道、反正得顶住。”他愣了一下、又回到了指挥位置上，后来他告诉我，他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因为耳朵被震聋了；但却明白：要顶住。

下午，左翼的米花山阵地上、枪声突然减弱下来、山头上出现一片黑鸦到的敌兵。一师的米花山阵地失守了，军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的阵地右侧。敌人利用米花山做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炮，并频频发起集团进攻。不久，一师主动向怀中抱子岭收拢，放弃了美女梳头岭，我们二师的阵地右翼，一下子成了火线。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们右翼五团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停止了枪声——战士们全部阵亡。敌人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师的主阵地压过来。这时，守卫尖峰岭的五团，已经放弃了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到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里拼死阻击。敌人便调整了一下部署、重点攻击五团阵地尖峰岭。尖峰龄只有两个连队，由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阻击。激战中、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眼着敌人已扑上来，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忍下手。他夺过枪，实现了宁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我从来没有想到，血是那么的腥！

就在一营阵地危急的时候，正在二营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同志见情况不妙，急率通信排从公路右侧向这边增援。当时敌我兵力相交，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右膝盖，血流如注。敌兵一见，立即从四处围过来、疯狂地喊“抓活的”。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

幸好，这时五团的部分人员已经被压进了我们的战斗分界线里。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一见杨成武负伤、他顾不得自己正在敌人火网包围下，便组织火力拼死封锁包围杨成武的敌人。我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同志见状，也立即组织营救。他连续派出三名战士，都中弹倒下。最后，他愤怒得眼都红了，亲自滚进火网，向杨政委靠拢，把他营救到五连的同志身后。救出杨成武同志后，刚才围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成了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几挺机枪从两面一阵猛扫、肃清了这股敌人。

杨成武同志负伤后，我们团连副担架都没有，因为伤员太多。幸好团部书记匡汉谋在路上截住一副五团的担架，才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

当李英华同志向我报告杨成武同志负伤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一方面是担心政委的伤势，另一方面是为我团大战之中折将而忧虑。我们两人自从藤田改编，并肩指挥战斗以来，总是配合默契，得心应手，一次次的恶仗、险仗，都被我们闯了过来。现在正是决定红军命运关头的时候，我们前卫团却突然失去了政委，这对下一步战斗是多大的损失啊。但是，现在急也无用，得赶快把政委送到后方。于是，我把骡子和马夫以及衣服等都送给他去后方休养。

这时，陈光师长也冲到我们阵地上，指示我们且战且退，向黄帝岭收拢。师长说，退守是为了更好地拖住敌人，已经命令全师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我问，中央纵队渡江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才渡过一半。看来，这场血战还得继续下去。

我与李英华同志把部队分成三批，交替掩护着向后收拢。这时，全团伤亡三分之一，战斗力损耗很大，每坚持一分钟，都得付出血的代价。军团指挥部也混在阵地之中了。因为前一分钟还是后方，过一会儿就成了前沿。

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带着一部电台，干脆就把军委命令直接下达到靠他们近的团、营、连。他们守在译电员身边，往往我们一封来电还没全部翻译出来，他们就已经下达第二道命令了。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无一不要求我们“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一师也只留有一个怀中抱子岭了。我们两师中间，完全被敌人隔断。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更加猖狂，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拼杀。实话说，当时的战斗情况，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因为敌人太多，几乎是十倍二十倍于我。我们四团和五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六团上来的预备队，完全失去了建制。反正大家只要一个心思：见敌人就打！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便下令“往这边打！”“往右突！”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上，辨认出我是指挥员。大家都是衣服褴楼、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

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看样子伤的不轻，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边对敌开火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我一愣，往东边去干什么？他说是团长的命令。仔细一看，原来他是五团的，杀红眼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我对他说，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持，我去叫援兵。他这才认出我来。我们走后不久，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

黄帝岭终于守住了。晚上，师部令我们突围。这时一师已经撤出，我们成了孤军。师长通知我们团殿后。等我们团最后撤出黄帝岭时，我留下的一个掩护排被打散了，几天后才陆续归队。

我们撤到珠兰铺、白沙一线，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林彪与聂荣臻给军委发了封电报，直接发给朱德同志。电报恳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半夜，朱德同志下达紧念命令，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凌展三点，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封电报措词严厉又满怀着期望。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

十二月一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为了贯彻凌晨三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经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带领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搬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罗瑞期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十二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我团的突击队堵住了敌人冲进来的缺口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把突进来的那股敌人就地歼灭。战士们硬是靠拼刺刀将来势汹汹的大批敌人杀了回去。激战中，敌人飞机又到了上空，通信排要吹防空号，我说不管他，因为敌我正在拼刺刀，敌人扔炸弹，会把他们自己的人炸死。结果敌机仍然俯冲，但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些传单，上面写了些红军如不投降便要葬身湘江之类的鬼话。我们当然不会理睬他。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竟迂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点让他们连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我们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黄公路，才与一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向西突围。在湘江渡口大路上，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等，真是破坛烂罐。这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转移。

湘江血战，历时五天五夜，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也最大的一仗。经此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为不足四万人，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还有的未能过江。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没有授衔的开国元勋

耿飚将军是唯一一名没有得到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那么战功赫赫的耿飚为什么没被授衔呢?原来是当年评定军衔时，有人建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毛泽东毛主席曾经指示过，出于军政分离等多种原因考虑，在政府部门里任职工作的人都不授衔，而那个时候的耿飚已经在外交部工作了，并没有在军队里面任职，就连周恩来和刘少奇等这些对新中国而言有着顶天之功的战场元老也没有得到授勋，理由和耿飚的一样，当时他们并没有在军队里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