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年华

戴 鸿

【记事散文】苦 命 年 华

戴 鸿

我于1949年农历7月初5出生在农安县原三岗公社最西南8里地的阮家屯。记忆中屯南有一片近十余平方公里的大草甸子，是生产队放马放猪和放羊的牧场，北有郎家坨子和刘小店两个生产队，一条20多里长的乡村公路，东起龙王公社，途径林家铺子西至怀德县的杨家店。队里有耕地90几垧，种植的农作物有苞米高粱，谷子大豆等品种。小麦属于细粮，一般耕种面积够年节吃的就行了，当地不产水稻，粳米吃的很少。副食方面，家家都养猪鸡鴨鹅，蛋肉自给鱼类不多，往往都靠雨季太平池库水外溢时，顶水跑出来白鲢鱼，乡亲们用扒网打捞一些，偶尔也能过过馋鱼瘾。

这个生产队虽然叫阮家屯，却没有一家住户姓阮，而是以姜王戴三大姓为主。全屯近四十几户人家，青壮男劳动力40来个，女劳动力约计10个左右。生产队拥有房舍十余间，养马40多匹，耕牛10来头，生猪30来头，羊70多头，三挂胶皮轱辘大车，还有一些农耕犁杖爬犁等工具，算是生产队的全部家当。

一年四季，春天种地，夏天放垅，秋天收割，冬天打场。农家院生活趣味比较单调，每到春天，孩子们便带上铁夹子到沟壕边打家雀，夏天除了钎蛤蟆就是打乌咪，秋天扎个笼子滚苏雀，冬天雪地里抓鹌鹑用电棒照麻雀等。忙碌的秋天一般杆棵作物要在霜前割倒，豆类作物必须阴天或早晨动镰。然后就是掰苞米掐高粱和割谷子了，等大地透亮时就往场院里卸运，直至扒完苞米打完场和交完公粮为止，所以当地有着“三春不如一秋忙”的俗话，是有它的季节特点的。过了正月十五，队里便组织社员开始刨大镐送粪，三月后化冻就得刨茬子，准备种地。在这里乡亲们和睦相处，男婚女嫁，生儿育女。虽然大家对公社范围以外的世界了解的很少，但是谁都没有过多的奢望。就这样，一根扁担两个梢，推碾子拉磨蒸豆包。年年循环往复，家家户户过着平淡融和日子。

听奶奶常对家里人说，我们家以前曾经是个大户人家，父辈们泛永字，东院住的是老大和老五。我爷爷这份生的两个男的，排行老三的叫戴永才，我叫他三大伯，另一个是家父戴永天排行老九。至于老二老四老六老七老八这五位大伯辈，我这个年龄上下的都没有见过面，光听说有的在杨家店住，还有的在北荒。女长辈有大姑二姑三姑和老姑，其中大姑不知道叫什么名，嫁给尹家屯的尹大晃，二姑戴永贤嫁给公社干部王海林，三姑戴永×嫁给长春郊区姓温的人家，老姑戴永琴嫁给远在大庆的张向顺。三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膝下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辈子都是以给生产队喂马为业，三娘姓钟也是地道的老实人。叔伯大哥大姐都成家早另过，叔伯二哥和老弟还有小妹也都先后成家立业。

我排行是老三，因为妈比爹大三岁，又是早年包办婚姻，当时爹才17岁，还属于正在成长不太懂事的少年。他们的婚姻根本谈不上美满幸福，妈妈亲手给他做的衣服，他赌气能给撕扯稀碎，费很大劲做的布鞋他竟拿斧头垛成几块，挑水不倒直接把水梢仍进缸里，整天非打即骂，在这样受尽欺凌的家里，大概是1952年她们就离婚了，此后爹离家到长春一家百货公司落了脚。

一个“打罢刀”的才22岁女人，大户的戴家怎肯容留?万般无奈之下，妈拿着属于自己的小包袱，领着才3岁的我，一路泪水回到胡家岭娘家，老爷和老姨收留母子俩到1956年。由于日子艰难窘迫，一个姓崔叫姨的亲戚，把妈介绍给离家东南30多里，属于烧锅公社新兴大队啦啦街(gai音)王姓男人。他比妈大3岁，是个曾参加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立过几次功入了党，后来当过高级社主任，大队书记和贫协主任。在当地他是群众公认的大公无私式父母官，老布尔什维克。给我的认像家里没有固定居所，穷的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连推碾子磨苞米面的时间，他都没有，整天在大队忙这忙那，一家人烀苞米粒吃是经常的。家住的是两间低矮土坯房，里面除了一口锅，一口缸和简单碗筷及被褥外，就再也见不到别的东西，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妈妈在王家又生了三男两女，尽管这位继父在大队手中握有实权，也没有给一个孩子走过后门，安排到哪怕是小学教师的差事。1961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不见一粒粮食，靠吃野菜淀粉勉强度日。

河西大队这边大伯家还略有存粮，危机明显好与那边，奶奶大伯担心我被饿坏了，就派老姑和叔伯大哥把我接了过来。当时我已经念到小学三年级，因为自知家寒命苦，从小在学习上就不敢懈怠，这样在1964年秋季，我便和河西小学另外七名同学，考取了当地最高学府农安县第八中学，从此开始了中学生涯。

因为父母早年离异，我一直都被寄养在人家，尽管奶奶大伯大娘和老姑对我很好，吃穿都还说得过去，但是父亲在我上中学前，从不过问和支付我的生活费用，他的理由是没有分家，这边的房子树木等家产，他什么都没有要，所以持沉默态度，实际上当时我过的就是寄人篱下生活。

那时候学校食堂的伙食比较单一，有条件的住宿同学，每周六都回家带点鸡蛋炒大酱和豆面饽饽，有的冬天还带点小米大米，在火炉上煮粥蒸饭，以备晚自习时饿了添补一下，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奢侈的，回家根本不敢提别人家孩子都享有的要求。为了能够在这个家立足存身，那些年我肩上没有离开过粪筐子，有空闲就出去拣粪，或者捞大爬搂柴禾。中学期间，虽然家父每月寄来3元伙食费，但是购买纸笔墨水等零用钱，也还是有了今天没有明天的，所以住校期间周日常去捡些牙膏皮，胶皮底绳头骨头之类去废品站卖点零用钱。赶上放寒暑假还在生产队找一些零活干，挣半拉子工分，讨口饭吃勉强度日。好在家父于1966年的5月10日，将我的户口自河西大队迁出，落入长春市南关区桃园派出所，所以阮家屯仅仅是我的一个栖身之所而已。

1966年的11月26日，在首都西郊机场接受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后，我于12月11日乘563次火车回到长春，又转乘汽车返回龙王校区。这个时候北方已经进入冬季，八中学校老师们因停课都回家了，同学们出去串联和没去串联的，也都回家猫冬了。由于家境方面的困扰，平时周六只要在校不缺口粮，我都不想回大伯家去。现在串联返校没有地方住，只能自己搬到校工友那趟房靠西头原来老师宿舍暂住。

偌大个学校人去房空，各个教室桌椅黑板倒的倒破的破，靠操场北面的教研组那趟房子玻璃缺损很多，老师们用的巻柜门敞开，上下节易位……。当时眼前的杂乱景像不堪入目，用一片狼藉来形容也不为过。我就和先后回来的王德宪，程远臣，孙玉彬，刘志和赵生五位同学研究，把前后两排教室的完好桌椅黑板各集中到一个教室，老师们的巻柜也集中到一个房间里，这些活我们几个人大约干了一个星期，然后用木条把门窗钉死封牢，以备将来复课时启用。这件事恐怕到现在，所有原八中的师生们都无一知晓，我们几个当年的默默付出，权当三年二班同学为八中做点义务奉献吧！

进入1967年的1月初，继文革乘车大串联结束后，徒步串联又陆续开始，我们几个自愿护校同学，成立了农安八中红卫兵徒步串联接待站，地点设在学生宿舍前栋的东头两间，把靠西的几个宿舍打扫干净，作为供长岭和前郭方向去长春徒步串联同学的宿营地。为了便于女同学之间的联系，还把三年一班家住程家围子的大个女生程淑香找来协助。每当有队伍入住，我们就给他们烧热水烫脚，因为没有条件开设食堂，吃饭问题就得靠他们自己买点心解决。

到了1967年的3月份，因为涉及到老中新三届当年要毕业，所以同学们基本都陆续回到学校，大家看到的是仍没有复课的迹象，各派别开批斗会的现象依然存在。直到1967的6月9日上午，在驻龙王公社军代表王政委的分别谈话斡旋下，当日召开了庆祝龙王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大会，并举行盛大游行。下午我校也按照部署召开农安八中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立誓师大会，这些活动有利的促进了各派之间的团结。但是积于社会大趋势负面影响，幼稚的同学之间暂不融洽因素依然存在。

最后，在1968年的9月2号，新老三届同学们在没经过毕业考试的情况下，由自己填报升入农安县第二高级中学志愿后，纷纷卷起铺盖卷，依依不舍的告别母校，回家做根本不可能的，并且是毫无希望的漫长升学等待了。

我像被捣毁巢穴的鸟一样，学校和阮家屯已经不是栖身之地，长春这个家，父亲早就另聘刘姓女士为妻，育有两儿一女，其前夫故去留下一女，当时也随奶奶生活，处境与我相似。偶尔赶上寒暑假回这个家看看，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为讨得不被家里嫌弃，就自找活干，主动亲近弟弟妹妹，逐渐赢得继母的认可。但那毕竟是暂时的，现在毕业了，如果我知趣儿不插进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一旦踏入这个家，表面上看是名正言顺，可是以后怎么维持下去很难预测，所以需要考虑再三。一方面父亲和继母是否有诚意让我回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和三个孩子生活本来是可以维持的，我万一找不到工作显然又多了一张嘴，会给他们增加生活负担。再就是父亲自命不凡的强势个性没有改变，已经观测到他们生活中早有不睦的苗头，位于东门路的家仅是一间房子，我来了怎么容身？因此凭借一个19岁年轻人的洞悉，还是别介入为妥，毅然地决定不闯入这个家门，凭命由天去寻找自己生存之路吧！

那个年代，在农村除了当老师当售货员外，几乎再就没有别的脱产活可以选择了。讲手艺还有几条路可走，那就是当兽医木匠或者当裁缝。这些农家理想的职业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够如愿的，因为想靠手艺吃饭，还得拜师学艺吧！况且想学东西也得付学费的，这笔钱谁给出还是个问题，看来希望仍是渺茫的。

在我自毕业到年底这段时间里，赶巧被大队抽去搞“三忠于四无限”宣传，成立宣传队让我参加，搞演出咱是外行，有写大字报的写字功底，这样就拿一把刷子一个小桶，按大队要求到处找平整墙面写标语了。有时候演出缺个配角，也上去比划两下子。至1968年底，大队宣传队完成使命后解散了。

1969年1月4日这天上午，大队来个当兵的，听说是来搞征兵的。起初很好奇，因为在偏僻农村，成年累月人们都是跟土地庄稼家禽打交道，根本看不到兵的影子。得知这个突来消息后，我脑子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一下，就上前表达要求报名当兵的意愿。接兵者打眼看看我的形象:1米7以上的个头，穿的是一身灰布垃圾的旧衣服，戴着一顶破的露棉花的狗皮帽子，脚上的棉水袜子还打着补丁，脖子上挂着的棉手闷子虎口处已经磨开了线。看他的面部表情，没有流露出反感和瞧不起我的意思。大队迟显廷书记当场告诉接兵的说，“这个孩子家是阮家屯老戴家的，成分中农，父母早就离婚了，现在在大伯家跟奶奶过，中学刚毕业抽调到大队帮忙，聪明好学，勤奋能干，去当兵将来错不了”。就这样，领导们看我当兵心切，就把我安排进大队征兵领导小组，协助宣传和摸底调查工作。同年1月17日，全公社报名青年参加体检，我乘机把早就准备好了的，上面印有毛主席木刻头像的红纸黑字入伍决心书，端端正正贴在三岗公社的宣传栏上。20日武装部会同接兵组进行政审，我被优先获得批准。1月22日本屯的戴喜波和刘小店的王金龙，也顺利通过公社武装部政审，我们三人正式接到入伍通知书，次日发放了草绿军装。

1969年1月26日，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这天上午9点来钟，我三大伯套上一挂马车，把我和戴希波送到公社集合。当天晚上公社举行了新兵欢送会，会餐后放了一场电影。27日上午公社门前的小广场上，集聚了前来欢送新兵的人群，他们当中有父母送儿子的，有妻子送丈夫的，还有刚刚订婚的姑娘送恋人的，更多的是那些跟着看热闹的乡里乡亲。几路前来欢送的秧歌队伍，载歌载舞热闹非凡。这批新兵共47名分四个班，我们这个班有12人，接兵的冯振昌排长指定刘金山为班长，其他依次是我和孙玉彬，王荣才，严茂林，费福生，戴希波，罗万贵，杜海河，刘凤举，吕刚，孙德军。大家胸前佩戴着象征着参军光荣的大红花，喜悦的依序登上那辆红色大客车，徐徐驶上奔往长春的公路。

一个多小时后，在长春站西的一个大侯车厅里，虽然对眼前呈现出兵的海洋素不相识，但是可以看出这里是各路新兵的汇合点。当天的下午3点钟，传来登车命令，大家按照指挥员的口令手势，鱼贯排队登上闷罐车，不久车门闭锁，并感知到火车已经缓缓启动，随着车轮咔嚓声的骤然加快，一列满载着不计其数新兵的专列，带着农安家乡人们的厚望和嘱托，奔向辽东半岛最南端，也是大兵所到的目的地，即闻名遐迩的海滨旅游城市---旅大！

2019.11.20.完稿于大连

生产队社员家里的下蛋鸡窝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的集会场面。

人民公社初期社员们在集体食堂就餐

生产队长在上工前给社员们分配任务

女社员们在地理间苗

农民赶着胶皮轱辘大车搞秋收

记忆中那个破烂不堪的家

1968年7月农安八中三年二班部分同学留影，后排左二为本人戴鸿。

当年曾经佩戴过的红卫兵袖标

1966年12月11日接受毛主席第八次接见后，持北京至长春563次革命师生离京临时乘坐火车证返回家乡。

部队驻地小长山岛位置图

美丽富饶的海岛

入伍后经过军训验收合格的首张冬装照片

1969年6月与同乡战友在小长山守备区纪念塔前留影

已经提干了的我和战友们在一起

日常工作中的戴鸿，正在为所属部队各营连分发新来的解放军报和前进报，并及时办理官兵们与家乡往来的信件和邮件。

和战友们出发执行送口令任务

和1969年同年入伍的战友合影

转业到地方任法院办公室主任时和同事们在一起

退休后和战友们小聚

作者近照

曾经佩戴过的毛主席像章

曾经使用过的军用挎包

旅大市拥军慰问团赠送的纪念茶缸

总政治部颁发的为人民服务套章

退伍老兵于2019年5月，在社区高兴领取光荣牌。

日夜怀念曾经战斗生活过部队营房，如今已经枯草相伴，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