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日记——谨以此文献给祖国七十华诞

禾水一粟

一、引言

很早就想为爷爷写点文字，可因为疏懒，一直没有提笔，去年正逢爷爷去世五十周年，好不容易完成一个纪念爷爷的美篇草稿，不料手机突然坏了，一切努力都归零。今年又重读了爷爷的日记（其实不是日记，是他在文革初的一份自述材料），我觉得再不动笔就枉读了十多年的书了，也枉为朱氏子孙了。

我爷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他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样饱尝苦难，他的童年在生离死别中煎熬，十五岁参加红军，踏上过长征路；被国民党抓过壮丁，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名乡镇干部。是共产党把我爷爷从一个苦难的孩子培养成基层干部，过上了幸福生活。因此爷爷对共产党怀有无比感激之情，在他成为乡镇干部以后，他处处以身作则，时时想着他人。听父辈说爷爷常教育他们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共产党对得起我们，我们要听党的话”。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因为爷爷去逝时我才刚满一岁，根本就没有认知和记忆能力。我对爷爷的认识都来自仅存的一两张照片，以及奶奶和父辈们只言片语的诉说。现在读了爷爷的日记本，使我对爷爷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我不能不拿起颓废的笔写下这篇东西，以作为对爷爷的祭奠。

二、苦难的童年

我爷爷于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于石桥公社白水大队白鹭村（即现在石桥镇白鹭村）一个贫农家里，父亲叫陈夏朵，母亲叫朱秋娥，我的曾祖父母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春降，老二叫冬降，我爷爷是老三叫福降。一家五口人虽然生活贫穷但在我曾祖父母的辛勤操持下还能勉强度日。然而灾难并不因为我曾祖父母的勤劳忠厚就不降临到他们的头上，1922年我爷爷刚刚六岁，我曾祖父病亡，家里仅有的二亩薄田和一间半房屋全部被同村几户地主转卖抵账，曾祖母被迫带我爷爷到本县东门观音阁给地主龙禾妹家做奶妈三年，直到一九二五年曾祖母才带我爷爷回到石桥公社曲塘村的娘家暂住。但因曾祖母操劳过度回家后不久就病故了，当时我爷爷才年仅九岁。爷爷兄弟三人无父无母无家可归，我大爷爷和二爷爷留在白鹭给人家做短工度日，我爷爷就过继给他舅父朱清降做子，舅父是石桥公社曲塘大队朱家村人，当时他家有四个人，我爷爷的外祖母、爷爷的舅父母，还有一个养女（后来成了我奶奶），现在加上我爷爷五个人吃饭了，我爷爷在家看牛拾粪，虽然辛苦但总算安定下来。

然而灾难并未停止，安稳的日子仅仅一年，一九二六年我爷爷的舅父朱清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又病故/了，这个五口之家唯一的壮劳力去逝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一九二七年我年仅18岁的大爷爷春降因贫穷而劳累过度也病亡。

一九二八年我爷爷13岁，迫于生活压力，我爷爷的舅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改嫁给同村的一个人，她改嫁没离开家，原因主要是那家太穷，之所以嫁他也是为了有个劳力能帮一把。我爷爷就成了外祖母（我玄祖母）田间劳动的主要助手。

在我爷爷年仅12岁的生命里亲眼看到四个最亲的亲人倒下去，平静的生活一次次被打破，生离死别、孤苦无依、人间冷暖、寄人篱下，人间千般苦，他在十多岁就品尝尽了。这种种打击种种折磨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少年的这些磨难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更懂得家的可贵。这些也使他在后来的艰难遭遇中能意志顽强，咬牙挺住，正因为他的坚强才有了我们朱陈这两个家族的香火传承延续。

三，参加红军

一九三○年初，我爷爷15岁时就参加了苏区革命，在石桥五区政治保卫队当战士。当时我二爷爷陈冬降已参加了工农红军（后来改名陈冬，在攻打莲花县城时牺牲了），受二爷爷影响，我爷爷也在五月份报名参加了工农红军，先在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部做通讯员，一九三二年调到该军团第四师师部跟洪超师长做通讯员。第四师的其他领导人分别是师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吕振球，副师长张翼等。在红军队伍这几年，我爷爷才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舒畅、快乐。他迅速成长起来，有幸参加了扫盲学习，这也为他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打好基础。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长征途中，途经广西、湖南交界处赵洲县的一个山区的山沟里与白匪遭遇，激战中洪超师长不幸壮烈牺牲（洪超师长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师长，葬于赣州）。洪超师长牺牲后，我爷爷调到师部通讯排做传令兵，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脱离部队。

四、脱离部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爷爷随军到达贵州遵义过年，住在一个名叫烂板镇的地方，该镇离遵义约有30公里路。我爷爷所在部队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二月份从烂板镇出发到土城与敌军作战，三月份到达云南四川交界之处时。我爷爷疟疾病又发作了（疟疾是在江西苏区时就染上了的，当时这种病很多人都患过，俗名叫打摆子，发作时一会儿寒冷得直打哆嗦，一会儿热得要跳进河里）

那天一大早我爷爷奉命去给前卫部队送信，赶到前卫部队驻地时，前卫部队已出发了，由于来时匆忙没在师部吃早饭，本打算赶到先头部队处吃早饭，现在前卫部队开拔了，也没吃上饭，肚子饿得受不了，看到街上的门板上、桌子上到处丢了些油果，拿起来就吃，不曾想这些油果是用桐油煎的，这下糟了，不到几分钟我爷爷就上吐下泻，加上疟疾也来凑热闹，我爷爷寸步难行了，当天下午就屙血。一直等到师首长们赶到，我爷爷把病情告诉师政委黄克诚，几位首长吩咐他把枪枝弹药及包袱给通讯员背上，叫我爷爷空手跟着政治部及通讯排走，走了五六里路，政治部主任吕振球着人到前面村子里找担架，可找不到。军情紧急没办法，吕振球主任和通讯排长叫我爷爷慢慢跟上来，他们的目的地是白沙墟，叫他到那里汇合。我爷爷只带一个干粮袋和一把雨伞，可因不断屙血、呕吐、打摆子、兼发高烧，这天我爷爷只走了十余里，天色已晚只好在一个石岩里住宿一晚。

第二天我爷爷勉强支撑走到白沙墟，但部队已开拔了，我爷爷只得在那里一户老乡家借宿，当晚遭到当地国民党保安队清乡、搜查，把我爷爷的衣服和干粮袋等全部抢光，只留一件单衣、一条单裤。这天晚上，我爷爷请位老乡带路逃出白沙墟，在山上的树林里过了一夜。我爷爷考虑到部队已开拔不知去向，继续往前危险重重，只能独自转身回家了。

五 、艰难回乡路

一提起回家，我爷爷便想到两个家庭只剩他一个男人了，他必须回去侍奉外祖母和舅妈，必须回去延续朱陈两家的香火，他想起他舅舅临死前三次把他叫到床前问他做谁的儿子，做哪里人，当他肯定地回答做舅舅的儿子，做曲塘朱家人，他舅舅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满意的合上眼睛时，更坚定了他要回家的决心，可是白沙墟这地方离贵州边界就有五百多里路，他要从贵州到湖南再回江西永新，路途迢迢，生死难卜。但我爷爷一旦下了回家的决心后就决不回头，他拖着病重的身体沿路乞讨，由云南进入贵州，经碧澳、全澳、大城、清亭等县，在三五年十一月好不容易到达贵州与湖南交界的一个名叫红江的小地方，不幸又被国民党五十九师抓住带到贵州去修马路，抓来修路的民工都是一些从国民党部队开小差的，国民党军队对这些民工根本就不当人看，动辄打骂，不给饭吃，在这样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我爷爷认识了几个江西人，他们互相帮衬，艰难的活下去。

一九三六年二月份，国民党五十九师三五四团把我爷爷从修路的民工中抓去抵壮丁，编在迫击炮连当二等兵，三月份起在贵州省受训到三七年四、五月份，随后由贵州出发经湖南坐火车到江苏省太仓县参加抗日。

在抗日期间，我爷爷作战勇敢，仅仅几个月就从二等兵升为一等兵，当时国民党的士兵分为三等：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爷爷在无锡对日作战中不幸受伤，据说爷爷受伤是在一次巷战中，爷爷依托墙角向日寇射击，由于有墙角掩护，日本鬼子打不到我爷爷，干着急，狡猾的日本鬼子就用枪瞄准墙角上方的砖头射击，几枪后把墙角一块大砖头打下来了，砖头狠狠地砸在我爷爷的腰上，顿时动弹不得。

爷爷受伤后由无锡送到湖南益阳县的后方医院治疗，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后，我爷爷见伤好得差不多了，思乡之情愈发炽烈，他决定冒死回去，一九三八年四月份，他终于找了个机会，由医院逃出去躲到益阳县城边一对靠挑水卖钱为生的老年夫妻家里。要知道国民党抓到开小差的直接就是枪毙，窝藏的也是死路一条，那几天国民党的军队在满城搜查，定要找到我爷爷，那两个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爷爷一命，我爷爷在他家里藏了一年多后才辞别老人回到曲塘朱家村外婆家。

回家以后我爷爷在家安心耕种，伺候老人，娶妻生子，因为我爷爷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人送外号“侉佬”（大个子的意思），加之受了这么多苦，经历这么多难，他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他和我奶奶辛勤劳作，精打细算，带着一家老小过着贫穷的生活直到解放。

六、解放以后

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刚解放时，由于人才奇缺，特别是乡镇一级更是缺少，政府广揽人才，我爷爷在我奶奶的劝说下也去报了名，由于我爷爷当过红军，会打枪，在红军队伍中上过识字班，能认几个字，政府便把他直接安排到石桥乡任武装部长一职。后来又先后在烟阁才丰任过职，五九、六0年时担任城乡粮管所所长，后来调到杨桥乡（现莲洲乡）任社长，一九六八年农历七月初七因病与世长辞，那年爷爷才仅仅五十二岁。

我想如果要评价我爷爷一生用“忠、孝、仁、义”四字评价并不为过。忠：体现在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我母亲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上世纪59、60年的时候，是三年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闹饥荒，我家也不例外，那时我爷爷奶奶共生养了七个子女，上有我爷爷的舅妈——我的曾祖母，还有个刚嫁过来的大儿媳妇——我妈妈。全家十一张嘴吃饭，粮食吃完了，吃蕃薯，蕃薯也吃完了，吃糠！妈妈说那糠真难吃啊，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更要命的是吃进去了，拉不出来，最后要用手一点点抠出来。其时我爷爷在城厢粮管所做所长，搞点粮食回家救救急应该是不成问题，可我爷爷死活不肯答应，后来我爷爷被派去吉安市党校学习了，临行前还告诫家里人不准去粮管所要粮食，家里最后连糠也没有了，能吃的都吃光了，眼看就要饿死人了，我奶奶下定决心，带上我妈妈跑到城厢粮管所，向保管员说明情况，那个保管员听了后很是感动，他决定用几十年的党籍作保证，卖给我奶奶三十斤混合了米糠的碎米，使我们全家人度过了难关，保全了性命，待我爷爷回来后发现了此事，大发雷霆，把我奶奶一顿痛骂。

我爷爷是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对我曾祖母十分孝顺，每次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曾祖母的床上摸摸被子厚不厚，问问她吃饱了饭没？我妈妈告诉我说有一次爷爷差点把奶奶和我妈妈关进牛栏过夜，那天他突然从乡政府回来，照例一进门就直奔曾祖母的房间，叫一声舅母后（我爷爷虽过继给舅舅舅妈，但称呼上他一直没改，叫随了口的缘故）就摸摸床上铺盖，这一摸他就皱起了眉头，直接出了门把奶奶和我妈叫过来说："今天你们两婆媳去牛栏里睡吧，让你们试试冷不冷。"我奶奶连忙解释是把被子洗了，褥子拿去晒了，并请出外祖母作证，他才罢休。

爷爷对党忠诚，对母亲孝顺，对其他人也是能帮则帮，能扶则扶，在乡政府工作时经常下乡检查，每当看到那些特别的贫病老百姓，他总把身上的钱全部掏空送给他们。对于同村的发小、朋友、兄弟，他也总尽能力帮忙，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

爷爷一生命途多舛，解放后刚过上几年好生活却又英年早逝，"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子孙虽痛彻心脾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在逢年过节到他坟前祭祀一番。吾辈子孙当勤勉团结，继承爷爷忠厚传家之精神，创造幸福快乐的生活，是对爷爷最好的祭奠。

愿爷爷在地下之魂灵永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