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孙晖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但每次拿起笔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笔，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评价我的父亲，是严父？还是“慈母”？是平凡？还是伟大？

恰逢，今年（2019年）11月16日，是西安市第四医院（广仁医院）建院130周年。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这次庆典活动。沾父亲的光，上台接受了鲜花，并颁发了纪念章。通过这次活动，让我对父亲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我决定拿起笔来，写下了这篇《我的父亲》，以怀念我的父亲。

西安市第四医院（广仁医院）建院130周年及医学论坛

　　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建院130周年老照片前留影

　　与院领导及嘉宾合影（右一为杨虎城将軍孙女，右三为董必武女儿，左三为本人）。

　　西安市第四医院建院130周年纪念章

我的父亲

　　父亲，孙会文，出生于1912年2月16日（农历），祖籍山东省临朐县人。光绪15年（1889年），曾祖父随家乡大批灾民来到陕西三原县垦荒种地而从此落户，于是父亲就诞生于陕西。父亲小时候，家境困难，跟所有穷孩子一样，很早就学会了各式各样的农活。但曾祖父与祖父还是咬紧牙关，供父亲上了初中。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关中一带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灾，粮食颗粒未收，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百姓四处逃荒，流浪。这时，己是18岁的父亲，在家实在待不下去了，为了活命，于是只身来到了西安，投靠亲戚寻找一条活路。

年青时的父亲

　　多日来，在投靠亲戚无门的情况下，有一天，他无遐来到了大差市，在街上瞎转悠，突然看到了英国人办的医院――广仁医院护士学校在招护士，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能混口飯吃，父亲连想都没想，就走进了广仁医院，做了一名护士。没想到，就这样父亲阴差阳错的、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医学的大门，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医生职业竟陪伴了他一辈子，也为之而奋斗了一辈子。

进了护校后，父亲跟着“洋人”学习了西医，他知道这个飯碗来之不易，他学习非常刻苦，每天躲在一个连腰都伸不直的小阁（鸽）楼里，啃着干馍，喝着白水，认真学习钻研各种医学书籍，进步很快。1933年从护校毕业后，他又通过自学及几年的临床实践，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山东济南齐鲁医学院进修三年，知识和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回来后，1938年他担任了广仁医院护士学校首任校长。1946年通过考试又获得了本科学历的资格，47年又参加了全国医师高等考试（全省仅七人考中，父亲是其中之一），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医生。在他任护校校长期间，所培养的300余名学生，大多数成为省、市各大医院解放后第一批医护骨干。

从1929年到1949年这20年的时间里，父亲的刻苦努力，为他以后精湛的医疗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广仁护士学校第一期毕业典礼合影（前排左五为父亲）

解放后，广仁医院被更名为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医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父亲的才华得以展施，他决心把自己的一颗爱心及全部知识，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

他被西安市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府委员”，从1950年起，先后担任了医院的副院长、院长等职，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西安市广仁医院新任院长及副院长就职典礼纪念（前二排左11人为父亲）

　　

　　1954年，父亲任命为西安市第四区人民政府委员任命书

　　父亲任命为西安市第四医院院长任命书（1960年)

在此期间，他把整个身心全部放在了医院的工作上，他没白没黑的工作着，和衣而睡是经常的事。从小他在我的印象中，就经常見不到人，当我早上起床时，他己经上班了，晚上我睡了，他还没回来，星期日照旧。我记得，母亲与我们姊妹几人住在后屋，而父亲有时一人总睡在前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晚上来了重症病人就可以立马起来去会诊，因睡在后屋怕听不到敲门声。为了钻研技术，他甚至把狗的心脏拿回家继读解剖研究。他把病人当作是他的亲人，病情就是命令，他对病人和蔼可亲，对职工关心备止，打成一片。当病人病情好转或完成一项手术时，他会无比的高兴与我们分享，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印在了幼小的心灵里。

　　父亲（中间者）与职工一起参加义务劳动

由于他孜孜不断地学习、钻研、探索及临床实践，重大手术，他必定亲自参与并亲自主刀，他对医疗技术越来越精益求精。解放初期，他就独立成功的完成了一些重大手术，如：胃全切除，食道癌切除，脾切除，胆襄手术，前列線摘除术，肠穿孔术等等，虽然这些手术，現在看来是普普通通的，但在当时是前任从未做过的，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超前提高，病人慕名而来，甚至他给省、市领导也看过病。由于父亲的努力，全身心的投入，1956年，他被评为“陕西省卫生先进工作者”，并颁发了奖章。

第四医院在他的带领下及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医院的眼科，妇产科得以发扬光大，“针剌麻醉”术得以实验成功，四医院成为当时市里医术力量较强的单位之一。1960年，医院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单位”，父亲做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大会”，荣幸的見到了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国家领导人。

　　父亲（左二）与医护人员在做动物实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父亲忘我工作的时候，母亲身患癌症，不幸于1963年去世，年仅49岁。从此，51岁的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我们兄妹五人，除姐姐工作外，哥哥在上大学，16岁的我与妹妹分别上高、初中，年仅11岁的弟弟还在上小学，在老家还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父亲既当爹，又当娘，既要工作，又要关心照顾我们，尽管这样，1964年，父亲还是克服困难，义无反顾的到长安县参加了“社教”运动，离开了我们整整一年时间。

　　人常说，祸不单行，真是雪上加霜，就在我们刚刚适应了能独立生活的时候，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象许多前辈一样，无端的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家被抄了，父亲住进了“牛棚”，接踵而来的是日复一日的批斗、游街、扫地、集中学习，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在乡下的爷爷、奶奶，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吓住了，他们象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不知道自己这么优秀的儿子到底是怎么了？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年迈的爷爷、奶奶相继离世。临终前，爷爷奶奶始终没有等到父亲，父亲也未能送他们最后一程，我无法想象父亲当年是怎样的心情？但我从未看見他在我们面前掉一滴眼泪。

中年时的父亲

　　接下来，让人更想不到的是，哥哥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北边远山区，而我与妹妹、弟弟三人都是属于“老三届”的知青，要同时到农村“插队”，父亲鼓励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姊妹三人全都上山下乡，身边一个也不留城。就这样，我们的家，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我不知道，50多岁的父亲一人是怎样“熬”过那几年时间的？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不敢想，因为在那“动荡”的年代，面对空荡荡、冷冰冰的家，随时都有自杀的可能啊！

那几年，父亲除学习外，扫过大院，洗过床单（住院病人所用的），喂过免子、狗（医院用做实验的），在这中间，他与工人同吃同住，工人把他当做知心人，他与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忘年之交。后来（1972年），他可以去门诊看病了，他如鱼得水，不忘自己的天职，依然競競业业，尽职尽责对待每一个病人。他曾一直冒着“嫌疑”的罪名为被打倒的老革命、老首长诊病，他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看过病，他为连药都买不起的贫苦人治过病而付钱，老家村子里的人来看病，没钱或钱不夠，他都会慷慨解囊，甚至让财务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有时下班后病人竟找到家里来，他也不厌其烦亲切接待，他把病人当作“上帝”，把救死扶伤当作天职，把患者当作亲人……

“文革”期间，父亲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学习心得笔记，医学知识及高达一尺多厚的汇报材料。他曾告诉过我：“不管怎么样，我是热爱党的，是热爱祖国的，是对得起病人的！”。我终于懂了，我理解了，我明白了，正是由于这个信念，才使父亲在那艰苦的岁月得以一直坚持下来的真正原因。

　　76岁的父亲（1988年摄于兴庆公园）

　　1975年，父亲做为巡迴医疗队的队长兼书记，赴陕北宜川县进行为期一年的医疗巡迴。在陕北艰苦的条件下，在当时没有电，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做手术的情况下，他亲自完成了肠穿孔缝合，肠扭转、肠坏死切除吻合术，受到百姓及病人赞许，百姓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文革”后，父亲官复原职了，并调到了西安市第一医院担任副院长工作，这时父亲己经60多岁了。他把“文革”中前期扣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他把在老家爷爷奶奶留下的一大院子房子，无偿的捐给了公家。

在第一医院，父亲又工作了10年，他全身心的又投入到了他喜爱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医学工作中，仍没有脱离医疗工作，他以自己一生积累的临床经验，经常深入病房，做技术指导，解决疑难问题，是大家尊敬的老院长。直到1987年，已经75岁的父亲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离开了他近60年的医学生涯。

81岁的父亲（1993年拍摄于家阳台）

　　退休后的父亲，仍没有停下脚步，还在不断的学习，他为西医大《国外医学》杂志翻译文章（他的英语很好），为了准确无误，他翻遍了字典，并幸蒙登载。

他不顾自己的年龄，又背起了书包，走进了老年大学，学习起了国画，又是那样的认真、刻苦、痴迷，甚至专心到炉子上烧的水烧干了竟然不知，水管忘记关竟把厨房淹了也毫不知晓，这就是我的父亲。

晚年的父亲，享受着天伦之乐。逢年过节，有着30多人的大家庭欢聚一堂，四世同堂的父亲其乐融融，这时候我看到的是，父亲以前那种认真、严历的劲儿完全没有了，成了我们可亲可近、和蔼慈详的一位老头儿了。

父亲一生严格要求我们，教育我们。他从未为我们这些子女们的工作找过“后门”，拉过“关系”。甚至在他住院期间，我让他以他的名义给我开点感冒药，都被他严厉的拒绝了，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如此的公、私分明啊！这件事情也让我终生难忘。

　　本人与父亲（85岁）在一起，拍摄于1997年。

与父亲（86岁）在一起 1998年春节

本人与父亲（87岁）在一起，过生日，拍摄于1999年。

　　本人与父亲（89岁）在一起，拍摄于2001年。

本人与父亲（90岁）在一起，拍摄于2002年。

　　2008年3月27日，父亲很安详的走完了他九十六年的人生路程，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生为之喜爱，为之奋斗的医学事业。他的一生，值了！足矣！他对我们说过，他一辈子有两件欣慰的事，一是走进了医学大门而为之努力了，二是我们兄妹五人让他放心了，还有什么比这两件事让他更值得呢？！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90岁的父亲

　　他那种刻苦学习、认真负责、胸怀坦荡、淡泊名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病人亲如家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及优秀品德让我终生受益。

每当我遇到“坎儿”的时候，总感觉到父亲的身影会出現在我的眼前。“遇事不急”这四个字总是回响在我的耳边。父亲陪伴了我六十年，这是何等的父女之情啊！他己深深地嵌刻在了我的心中，我愿把这种精神、这种情怀永远永远的传承下去，子子孙孙。

　　95岁的父亲（中间者）与他的同仁们，拍摄于第四医院门前（2006年）。

　　父亲 此照片現一直挂在西安市第四医院住院大楼的大厅中

　　

我的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母，既平凡，又是伟大的一位父亲！

我爱我的父亲！

女儿：孙暉

201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