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1989年盛夏，我从军校回家度暑假时，用一台“傻瓜照相机”，以结满苦瓜的藤枝绿叶为背景，为外婆拍下了这张坐在藤椅上休闲的生活照，这一年外婆83岁。九年后，92岁高龄的外婆安详地辞别了人世。这张外婆晚年的生活照片，也自然成为亲戚们缅怀她老人家的经典之作。</h1><h1> 外婆叫余善琴，大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农历腊月十四，外婆出生在四川省三台县金石镇三秀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里。四五岁时，长辈们便按照旧习俗教她裹足，硬生生将尚在发育中的小脚缠裹成畸形，俗称“三寸金莲”。到了19岁那年，不知为何原因，余家竟将年轻俊秀的外婆“填房”嫁给了邻县一个叫林先达的年青人，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公的前妻死于难产，一同死去的还有那怀胎十月的婴儿。这似乎对外婆还算公平，不然嫁过去就当了别人的“后妈”。外公高大魁梧，纯朴善良，与外婆婚后不久，外公就跟着长辈当起了“挑夫”，当地人称“棒棒”，靠脚力和肩膀维系一家人的生计。解放前的四川山多路少，交通不便，加之军阀割据，匪患猖獗，挑夫们既要防止货物被抢，又要择路绕道躲避土匪，时常是走走停停，运送一批货物要用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幸遇上土匪抢劫，肯定是非死即伤，很难全身而退。</h1><h1> 一天，外公与十余位挑夫到德阳为别人运送盐巴和布匹。刚过一个村庄，田里种田的农民就与他们搭话：“老表，挑好远了，歇会儿脚嘛！”领头的回应到：“路还远噢，还要赶路，谢谢噢！”边搭话边在弯曲的田间小路上挑着担子急行，外公和几个落在后面的挑夫不知是累了，还是路窄迈不开步子，竟然听从了那农民的好心建议，找到一片竹林的阴凉处坐了下来，与农民搭讪。也就一袋烟的功夫，突然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外公他们几个顿时觉得事情不妙，都紧张地站起身来，向枪声传来的方向眺望，刚才主动搭话的农民一把扯下系在脖子上擦汗的毛巾，锤胸躲足的叹息道：“唉！让你们歇会儿嘛，偏不听”。他一边叹气一边往村里走，不时地回头告诉外公他们：“快躲会儿吧，五六条枪呢！”外公他们这才知道，原来是农民看到了土匪刚从这儿过去不久，知道他们是附近的土匪，专门在山里打劫商队和“棒棒军”，这才有了前面“友善”的提醒，外公幸运地躲过了一劫。</h1><h1> 并非每次遇险都能逢凶化吉，一次在向阿坝地区松潘县运送货物的途中，同乡挑夫不幸感染上了伤寒，同行的其他人均以各种理由匆匆离开了这是非之地。眼看同伴身患重疾生命垂危，外公好心地留了下来，为同伴煮饭煎药，照顾起居。待那个同乡病愈时，外公却因近距离接触，也被传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客死他乡，被当地人以瘟疫病匆匆深埋，连一个隆起的坟包都没有，更别说立碑留名了。这一年外婆38岁，母亲才3岁。“丧夫如天塌”！从此，外婆那柔弱双肩便挑起了沉重的家庭重担，拉扯四个子女艰难度日。解放后，眼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不幸又一次降临外婆家，她的三儿子，也就是我最小的舅舅，才满19岁就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外婆就是在这样堪比黄连的苦日子中，靠着不服输的性格和压不弯的脊梁，将膝下的孩子一个个拉扯大了。大舅二十多岁就在农村当上了生产大队长；二舅1952年参军入朝作战，后转业到了北大荒；母亲1959年与几个姊妹投奔二舅，也来到了北大荒，并与父亲组成了家庭。直到这一刻，外婆的人生总算是苦尽甘来，终于迎来了云开雾散的幸福生活。</h1><h1> 1962年，外婆只身从天府之国来到北大荒，在我们家一住就是三十五年。把我们家和舅舅家的五个孩子逐一拉扯大。外婆没有文化，年轻时又守了寡，但她特别自立要强，记忆力超强，靠听学堂传出的朗朗读书声，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三字经”和“百家姓”。她善于用传统道德标准教育子孙，我的两个舅舅和母亲全部是党员，各个是单位的先进和模范；我们这一辈兄妹十人，也是深得她的言传身教和正确引导，秉持忠孝礼义、本分做人、踏实做事、善小可为，均在事业和家庭上实现了均衡发展，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生前对我们的孜孜教诲和殷切期望。</h1><h1> 外婆的一生可谓坎坷曲折，幼年饱受裹脚缠足之痛苦，花季年华又被迫填房冲喜，中年又经历了失夫丧子的剜心之痛，苦难的人生就如同照片中她身后的苦瓜藤，虽然盘根错节，却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苦瓜虽苦，却也涩中有甜，清热解毒。外婆的苦难经历也折射出这样一条哲理：人生的道路没有坦途，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精神，再多的荆棘也阻挡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步伐。</h1><p><br></p> <h3>1962年外婆刚到北大荒，怀中抱着的是二舅家的表哥，也是她的长孙。</h3> <h3>1969年外婆与我们，中间的是外婆，后排左边是母亲，右边是二舅妈；前排左起：姐姐、作者本人、表姐、表哥。</h3> <h3>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二舅</h3> <h3>前排右起为大舅、二舅、二舅妈</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