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晓】再论揭暄兵书

揭志勇《靑劍集》

揭子一身转战三千里，兵经百篇曾当百万师

——再论揭暄兵书

超越了《武经七书》

揭 晓

　　

今年10月，笔者在《抚州日报》和《今日头条》（悟空问答）发表了《不负凌云万丈才，留得英名千古扬——论揭暄<兵经>为何能够超越<武经七书>》,由于时间关系,笔者没有来得及将《兵经》与《武经七书》进行详细比对，虽然洋洋万言，但自觉缺乏令人信服的主要证据。为此，笔者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此文，将揭暄的《兵经》与北宋神宗钦定的《武经七书》作了详细比较，发现揭暄在“慎战”、克敌寡杀、“不战而屈”兵以利动的战争观，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治军观，先发制人、虚实相间的战术观，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的谋略观，有勇有谋、仁爱士兵的将领观等许多方面，与《武经七书》的思想一脉相承。不仅如此，揭暄在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丰富了中国古典军事思想宝库，其思想不仅超越了《武经七书》，而且开启了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之路。那么，揭暄兵书超越《武经七书》的成份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从《兵经·凡例》中可以得到答案：“后世用法，愈生愈变。《七书》止具二三，且泥古时事。此则补其缺，破其拘，遂成全书”，揭暄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很多过去的军事思想已经过时，无法适用于现在的战争，由于历史的局限，《武经七书》只包括了现今军事思想的十分之二三，为此，我打破了《七书》的局限性，将古典兵书有所改变和扩充，写成了此书（《兵经》）。从这段话中可以推断，不说《兵经》发展创新的部分有十之七八，至少也应该有十之四五。

1.丰富发展了战争观。

今人论战争，首要问题是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认识, 古人论述这个问题的也不乏其人。《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强调慎战和全胜观，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就要停止。《尉缭子》：曰：“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司马法》也认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主张杀人是为了安定其他人，战争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战争。《吴子》曰：“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在攻城略地时不能打扰百姓，要让其保持安定的生活。揭暄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在《兵经》的《先》《造》《谨》《兴》《利》《如》等10余篇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揭暄认为战争应以“安民”“除残”“益国家”为目的。可见他把政治放在首位。指出：“兵之动也, 必度益国家、济苍生、重威能。”他要人们理解支持正义战争,要求“城陷不惊,效市若故。”揭暄身处晚明乱世，对此定是感触颇多，自吴三桂于山海关倒戈，清军入关，并一路南下，在江南制造骇人听闻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案，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大肆虐杀，残暴的嘴脸暴露无遗。因此，他还要求将帅不要急于求取战功,不贪利,不纵欲,不凭借残暴显示自己的威风,要有悯恻生命之心。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揭暄,能以人民的利益区分正义与非正义, 确实触及到了战争问题的实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关于战争的直接目的,揭暄说：“总期于守己而制人”。这与毛泽东所说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理论相类似。可见其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古代兵学家在战争观问题上,常带有天命观思想,然揭暄则重实际。强调“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揭暄所具有的这种朴素的唯物观,大概与他研究天文学有关。在国防问题上,则要求准备充分,“有备无患”。就是说宁肯我做好准备而敌人不来,也不可使敌人乘虚而入得到实际利益。在战争指导上,揭暄强调站在全局的高度,详细研究国家的威势和自己的力量,以及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他指出：“不竭一国之力以供军，不竭一军之力以供战。”这样,就是打了败仗对国家没有多大危险,打起仗来对国家全局没有多大干扰,则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对此感触较深，明朝末年战乱频繁，朝廷为了筹措军费，向百姓加饷，致使赋税苛重，苦不堪言，缴纳不起，只能弃田离家。因此，他强调在发动战争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切不可穷兵黩武。揭暄认为：“用兵如行螭宫蛟窟，有风波之险”，兴兵作战就像行走于蛟龙的洞穴，随时随地都有危险，所以绝对要小心谨慎。揭暄的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前人“慎战”思想和“全胜”观。

2.丰富发展了将领任用思想。

古代素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子兵法》）的思想，在远离君主节制的情况下，将领可以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而不必事事报备朝廷，否则将贻误战机。《司马法》曰：“战惟节”，强调作战重在指挥，认为将领指挥水平高低决定着战争成败。《吴子》要求将领要有五才“理、备、果、戒、约”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而“良将”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品。还提出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六韬》也强调“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认为将帅领兵作战，责任重大，君主应给以将帅机动指挥的权力。即“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才能“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尉僚子·攻权》曰：“将帅者，心也”，还有《三略》等都强调将帅的重要性。揭暄继承了前人这些思想又有发展创新。他把将分为“儒、勇、敢、巧、艺”五种，认为同时兼备以上素质的将领，则“战无不利”。关于用人必以专，揭暄深有体会，认为君主过多的干预，只会造成将领的掣肘，应该给予其充分的指挥权，“将以专制而成，分制而异，三之则委，四之五之，则扰而拂”，对作战指挥重实事求是、权力集中、自机处置的规律有较深的把握，告诫君主要做到“三毋”：“毋有监，毋有观，毋听谗”，使将领做到“相机以为进止”。揭暄认为君主的耳目只会兴风作浪，对军队作战百害而无一利。明朝自永乐时期就形成了监军制度，不仅有文臣，更多的还是宦官监军，这是皇权控制军权的一种手段，毕竟领兵在外的将领们手握重兵，威胁到皇权。而作为君主派出的人员，宦官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扰乱军队的作战计划，实为一大弊病。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这些，揭暄才有感于此，指出君主不要派遣监军，也不要听信其谗言，否则只会让将领处于极为被动的态势。揭暄对君主将提出的这些要求实属独创。

3.丰富发展了“先发制人”的思想。

兵贵神速，自古以来善用兵者都明白这一道理。孙子认为“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主张“先”于对手进入战场，争取主动。《尉缭子》也主张“兵贵先。”《吴子·论将第四》曰：“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主张作战一定要先弄清敌方将领，观察他的才能，通过由表及里地分折判断确定相应的对策，就会不十分费力而大功告成。《兵经》提倡先发制人，把“先”字放在通篇之首，并将“先发制人”的战略分成“四种境界”，乃揭暄首创。揭暄强调用兵打仗“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将“先天”摆在“四先”之首，把用“先”看作是掌握《兵经》全部内容的核心。揭暄主张“胜天下者用天下。”也就是也想得到更天下，就要运用天下的力量，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他所说的天下力量，包括争取敌方内部的亲信和士卒为我所用，争取他国为我声援，争取本民族所有的人协助打击敌人等。可见，揭暄认为战争指导者，只有善于“伐谋”与“伐交”紧密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取得预期效果。揭暄还提出：“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意思是说不用争夺就制止了战争，不用战争就阻止了战争，将战争消灭于敌我双方交战之前，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概念发展到了极致，蕴含着保全的“全胜”思想，是军事谋略所追求和最高境界。虽然随着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先发制人的作战思想、作战方式也在不断演进，但揭暄“先”的谋略思想仍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4.丰富发展了奇正观。

孙武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兵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意思是说善于用奇兵作战的将领，其战法如天地变化一样无穷无尽，如江河一样永不枯竭。强调将领要善于使用正兵和奇兵相互配合，创造出不断变化的战法，并认为，奇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奇可为正，正可为奇。但孙武并没有详细论述奇正之术如何使用，只停留在概念层面上。《唐李问对》对孙武的奇正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用具体的战例来解释何为“正”，何为“奇”。认为要根据战场的虚实情况，用正兵抵御敌军的坚实之处，用奇兵进攻虚假之处，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揭暄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对奇正的战法有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总结。他在《法部·战》中，对“正兵”和“奇兵”各自列举了几十种战法。强调熟练使用这些战法，便能百战百胜。由此可见，揭暄“奇正”的思想比之前人更具体化，真正实现了由抽象的概念向具体的战术的转变。不仅如此，因为揭暄是杰出的哲学家，他还创造性的提出，“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认为“正”和“奇”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所以，在部署作战方略时，要把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到战争中，从有利和有害两方面综合分析，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5.丰富发展了“用间”思想。

入敌纵奇谓之间，用间在战争中到头重要。孙武非常重视间谍的使用，认为间谍是用兵的关键所在，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来决定军事行动，可谓是“无所不用间也”。并把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孙武对于间谍的素质要求还很高，认为间谍一定要才智超群，精思细虑，否则难以得到真实有用的情报。揭暄同样肯定了间谍对于情报搜集的重要性，认为“间者，祛敌心腹，杀敌爱将，而乱敌计谋者也”，在孙武“用间”思想基础上，他将“间”总结归纳为16种，对孙子用间谋略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除去上述五种间谍外，还有“书间、文间、言间、谣间、歌间、赂间、物间、爵间、女间、恩间、威间”。“书间”指用书信进行离间，造成敌人之间互相猜疑；“文间”指故意将我方文书丢失，致使敌方上当受骗；“言间”指用散布谣言的方式离间敌方君主和将领的关系，致使其互相猜忌；“谣间”指编造歌谣在敌方流传，借此除去我方的心腹之患；“歌间”是用歌曲来使敌方士气低落，造成不利于作战的态势；“赂间、物间和爵间”指用重金收买敌方将领，使其为我服务，多进谗言以除去对我方不利的将领；“女间”指利用女色获取情报或离间敌人，即《三十六计》之“美人计”，揭暄认为“古之大将，间有藉于女柔者”，女子可以麻痹敌人斗志，当男子的刚烈不足以成事时，便可用女子的柔弱作为辅助，可见他对女子在战争中的作用评价极高；“恩间”指对敌方属民施与恩惠，让其心怀感激，从而为我方所用；“威间”指用我方的威势震慑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揭暄“用间”思想比之孙武更详细具体，对用兵作战也更具指导性。薛应成、叶文虎撰文说，即使在现代条件下，揭暄“用间”“十六字诀”仍然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6.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军事地理思想及相应战法。

地形地貌一直是古代战争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孙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将领如能通晓地形，再加上正确的指挥，则无往不胜。把“地”列为关乎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并在“地形篇”“九地篇”中集中进行了论述。《吴子》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认为地形便于骑马，马便于驾车，车便于载人，人便于战斗。强调善于利用地形，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揭暄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概念具体化。揭暄在《中卷·法部》专列“地”篇详细论述。认为在战争中，如果事先对作战地区地理环境了然于胸的话，并懂得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便能在关键时刻扭转战局。部队行军经过地势险峻的地方时，“有伏可虑”，必须谨慎防止敌人的伏击，因为此种地形最容易造成军队的混乱；渡河时则应该要快速前进，以防敌人在我方渡河到一半时突然袭击，或者在上游决口放水。他在《揭了战法·宜地篇》中论述了山战、谷战等25种战法，就林战来说，其特点是“枯林可焚，青林可伏，密林可藏，高林可疑，旷林可出”，因此对应敌人的办法是“于盘曲小路，同以数人惊之，铳炮震之，短兵冲之，投木绊之，列签钉等物剌之，夜复数扰”。进而强调：“克敌者，必审其何路可进，何处可攻，何地可战，何虚可袭，何山可伏，何险可据”。他还认为攻取敌人的城池没有在城内设伏就很难取胜，强调山川的险固必须有强兵固守才能无人可破，否则，山川还有什么危险的呢？此外，“住军，必后高前下，向阳背阴”，向阳便于生活，地势高可以免于水淹的危险，而且要进可攻，退可守。在决定对敌人发起攻势前，“必先相敌地之形势”，便于作战的地形，必须是“有吭，有背，有左夹右夹”，这样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揭子战法》一书中，揭暄总结归纳了不同地形地貌情况下的几十种战法，他还介绍了国内45个主要地区和战略要地的地形特点、士兵特性和相应战法，特别是还介绍了日本、英国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概要、军事思想和战术特点，以及武器装备、历史沿革、气候特点、文化教育、民族风俗、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古典军事地理思想，这在前人兵书中都是没有过的创举。

7.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兵学概念开启了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之路。

吴如嵩将军撰文说，自从孙子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破”“虚实”“庙算”“奇正”等兵学概念后，后世的兵学家也大都循着孙子的足迹走到概念的辩证法这条路径上，而真正系统、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宋朝无名氏的《百战奇法》，一本就是揭暄的《兵经》，一百个字（词）一百个概念。从军事学术史上看，揭暄所列这百个概念范畴，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军事学上众多分支学科的建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中，其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古典兵学已经走向终结，面临新的阶段、新的技术即将诞生的前夜，一种要求建立新的军事学术体系的要求正在萌动，《兵经》就是反映这种萌动的最明显的表征。揭暄这一百个概念，貌似分散，实则贯以“智”“法”“衍”三条主线串联起来，构建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兵学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上下千古的兵家思想精华，开创了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之路。西北大学教授田旭东在《一位被遗忘的军事家与科学家——揭暄》一文中，称赞揭暄是继承、发展乃至完善中国古代兵学文化，使其达到炉火纯青境界成就突出的优秀军事家。

8.否定“鬼神之说”并将其为我所用。

古代占卜之风盛行，遇事无论大小，都要占卜吉凶。但是，孙武则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只要事先掌握了敌情，不必再去求神问鬼，所谓的吉凶祸福一定要从掌握的敌方情况来判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尉缭子·武议》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三略·中略》《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可见，古代兵学家们都反对鬼神之说，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战争的吉凶祸福是由人决定的，而不是虚妄之说。揭暄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创新，他在《天》《数》《妄》《辟》等篇中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用兵贵谋，谒可言数？而数亦本无”，直接指出天数是没有的，迷信是不可取的，云雨雷电、刮风下雨只不过是天气自然的变化规律，世界上并不存在鬼神，强调事在人为，与天数没有关系。这种崇尚唯物主义，反对军事上天使观的军事哲学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属难得，这与揭暄本身就是哲学家有关。《兵经》曰：“数系人为，天恃何处。苟拥节专麾，止尽其在我者而已”，作为将领不要被这些虚妄之说所掣肘，要以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战事，切不可有任何鬼神的忌讳。揭暄主张可以利用这些虚妄之说为我所用，因为兵不厌诈，行军打仗要靠欺诈才能成功，比如运用“天行时干，俗禁时犯，鬼神时假，梦占时托”等等一些手段，达到“鼓军心，沮敌气，使人莫测”的目的。揭暄认为虚妄的事情本来是不应该做的，但如果有利于军机大事，虽然是虚妄的行为，但仍然要去做，而且要做得使敌人信以为真的程度。

9.创新了军事后勤思想。

粮草是军队的命脉，如果粮食供应不上，那么将领就算是天纵英才，军队是虎狼之师，也无济于事。古往今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武认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主张“务食于敌”，即从敌人那里夺取粮食，以战养战。《唐李问对》也认为：“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对粮食问题的解决都以从敌方获取为主，不仅可以充实自己，还可以使敌人粮草短缺。但是，揭暄不拘泥于古法，否定“因粮于敌”这样一个兵学家们的共识，认为就地夺取敌人的粮食，或粮食没有了还装作有，粮食很少了还装作很多，以及粮道断绝，或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充饥，都只能解救一时之危急，不能维持长久。强调粮食乃“民之天、兵之命”“必谋之者不竭，护之者维周，用之者常节”，主张事先囤积足够的粮食，才能有备无患，且“岁计者宜屯，月计者宜运，日计者宜流给，行千里则运流兼，转徙无常则运流兼，迫急不及铛煮，则用干糇”，详细介绍了不同情况下的筹粮之法。可见，揭暄极其重视粮食等后勤保障的作用，创新了军事后勤思想。

10.创新了“行师”之道和敌变我变的权变思想。

行动自由是部队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创造和把握战机的重要手段，因而善于用兵的将领都十分重视部队的机动。揭暄对“行师”之道，见解颇深。认为“军行非易事也”“军无定居，亦无定去，但相机宜而行”，如何“相机而行”？关键在于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力求做到隐蔽行动，谨慎防备，周密侦察。从《兵经》“移、趋、谨、行、地”五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揭暄对行军作战情报保障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从晨起防敌突袭，夜间防敌袭扰，行军至险要地形防敌伏击，行军前要绘制要图，寻乡人带路，以及如何隐蔽行军，如何行军侦察，査明沿途敌情地形等，论述之详尽在古代兵书中实乃罕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广泛实施兵力机动，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强敌周旋，创造许多“以劣胜优”的成功战例。“南征北战”“四渡赤水”“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及举世闻名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均堪称“行师”之绝而传为美谈。揭暄认为“善用兵者，能变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数”“转乎形并转乎心，以艰者危者予乎人，易者善者归诸己。”方可“破敌之破”，这样运用转化之法就达到了最高境界。揭暄这种反客为主，以逸待劳的转化思想，在兵法中单独提出还是首次。

11.创造了特种作战思想完善了军队编制及阵法。

古代没有专门的特种作战概念，而是笼统的包括在“奇兵”里面。其实特种作战的战例早已有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韩国的“材士”等就是特种兵的雏形，但直到《揭子战法》才将其形成了一整套理论。该书介绍了许多特种作战战术，专门对敌人进行骚扰、袭击和破坏。揭暄还提出在正常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阵法之外，“更立九军”，网罗包括“猿升、狼下、蛇行、鼠伏、结险、通远、逾城、穿幕”的各种人才，作为奇兵灵活使用，这种战斗编组的思想，在古代兵书中少见，可谓是现代特种作战的雏形。军队编制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关注的一个方面。《六韬·龙略》早就提出了参谋部的设想，即“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包括了类似今天的“司、政、后、装”机关的各类人员。《唐李问对》中李靖对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之说进行了阐述，认为八阵本是一阵，只不过在进行战争时由于分散兵力的需要，才分成为八个小阵。揭暄则认为，军队除了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这八个编制外，还应该组建九军即亲军、愤军、水军、火军、弓弩军、冲军、骑军、车军和游军。这九军的作用是“亲游护于中军，余每分列八隅”，也就是说要让亲军和游军靠近中军，其余的七军则分散于天、地、 风、云、龙、虎、鸟、蛇八阵之中，这样“隅则各御，合则并出”，全军血脉相通，正是依靠这九军连贯而成。揭暄根据前代兵家所创之阵法，概括出一种新型的阵法，“形象人字，名曰人阵”。认为阵形能随战场形势和地形的高低变化而自由转化，“人阵神然哉”。揭暄还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善于用新的军事武器来丰富兵法理论，进而更好的指导战争，比如组建火军就是首创。

12.把语言、表情、声调、举止列入兵家权谋之册实乃首创。

在军事斗争中，许多用兵谋略和诡诈之术，是通过语言信息为媒介进行实施的，揭暄主张以言为谋，以言为战的心理战法，有其很深的哲理。《兵经·言》曰：“言为剑锋上事，所用之法多离奇”，意思是说古代有三锋之说，舌锋的用法比较离奇。如何运用舌锋呢？揭暄指出：可虚张声势散布谣言，用以辅助计谋的实施；可借助假话来掩盖即将实施的军事行动；可对敌将进行诬陷，造成敌人之间猜疑互斗，削弱敌战斗力；可故意装作谦卑让敌人放松戒备，以至事先发现并除掉深藏的内奸；故意泄露假情报进行诱骗，使敌信以为真等。还介绍了运用语言的手段和途径：“假痴，伪认，佯怒、诈喜、逆排、顺导、正、流、给、 狂、吃、谐、瞪、形、指、蹑、嘿、皆言也。”可见,运用语言不仅要通过“言锋三寸”，而且还要通过目光、身姿、神情等形态来表达语言和思想，提高运用语言的艺术效果。“善言者，胜驱精骑。”，认为善于巧妙运用语言艺术的人，其作用往往胜过精锐之师。言间的威力很大，可以“壮怀激烈，怆痛感军”，可以“高危悚听，震厉破胆”。言间是《兵经》“用间”“十六字诀” 之一，在古今中外的军事斗争中屡用不厌。三国时期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吴国孙权与蜀国刘备结盟，联合对付魏国曹操大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古来以战言兵的有过，但以言语为兵法没有过，这是揭暄的独创。以言语为兵法，如纵横捭阖有过（纵横是合纵连横的意思，捭阖是开合的意思，引申为战国时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指在政治或外交上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或拉拢），但以梦话、胡说，以及用目光、身姿、手势、跺脚、嘿笑等等，来论述运用言语和兵法的，除揭暄外，其它兵书从未涉及，外国有不能言语的时候，就以行动替代的廉洁，这可能与揭暄精通西学有关。

13.把动员、组织民众作为具体战术列入兵书条目也是独创。

揭暄强调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得民心者得天下”，军队的战斗力无不深深根植于民众之中。历代进步的军队都是因为善于动员、组织民众而不断取得胜利，可知民众战争思想早已有之。但把动员、组织民众作为具体战术，列入兵书条目，揭暄实乃首创，他在《乡战》《农战》《渔战》《猎战》《民战》等战术中详细进行了论述。揭暄指出，要组织乡村民众作为民兵，使他们亦农亦战，保家卫国。“兵出于农，农自足以养兵”，他说，僧人、渔夫、猎人、商贾乃至妇女、儿童，甚至乞丐、囚徒和强盗，在国家危急的时刻，都可以动员、组织起来，针对其特点用其所长，在战争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人民战争思想，将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此外，揭暄兵书中通篇贯穿的和谐思想、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摒除封建糟粕思想等，在古代兵书中也是少有的。时势造英雄，国难出栋梁。揭暄在明亡清兴之际，集千古智，决千古疑，论前人之未发，把上下古今的兵法精华贯通起来，将古代兵学系统、全面地进行了补充、完善、发展和创新，难能可贵的是对一些不合时宜的，还敢于否定和扬弃。其实，揭暄的兵学思想超越前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另外还创造了五个第一，揭暄的心性学思想超越了前人，揭暄的西学思想中国领先，揭暄的天文学思想世界领先，揭暄的物理学思想世界领先。揭暄不愧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黄帝内经·气交变大论》）的逆袭之人、天之骄子，不愧是胸怀大略的一代奇人、异人、伟人，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天文数学家、伟大的物理学家、伟大的西学家和大文豪。大家说， 揭暄的兵书是不是超越了《武经七书》。

作者:揭晓





魏源等人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将揭暄的《兵经

百篇》即《揭子兵法》收入《清经世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