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叫我如何说爱你——点亮初心，重沐初阳(中)

曾经滄海

文学，叫我如何说爱你

       ——点亮初心，重沐初阳(中)

             文/曾经沧海   

         

        冬日 ，一抹温暖的初阳从窗外泻进书房……

        我斜坐在电脑椅上，端起茶杯。吹开飘在上面碧绿的茶叶，轻轻抿一口散发着淡香的清茶，微微闭上眼睛。或构思一篇文章的开头？还是惦记着昨日那首诗的结尾？

        我俯身伸手象弹钢琴那样敲击着键盘或触碰手机，让一个个心爱文字蹦出电脑或手机荧屏。心情好时，会换杯咖啡，在浓浓的醇香中继续自己的遐思……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又赏心悦目的场景啊 ！

          高考前的纠结

         然而，50多年前的1964年高考前夕，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此等浪漫、美妙的事；岂止无美妙可言，简直糟糕透顶。我将自己置身于无可名状的纠结之中。因为在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前，自己将要做出抉择，一个艰难的抉择。

        文学对于众多钟爱她的“文青”来说，无疑是极富诱惑力的。但能进入那“象牙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能成为文学达人的更是凤毛麟角。

        我不是说文学不能成为职业或通俗点说“当饭吃”。但对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来说，最好别把它当饭吃！它只能是，也最多不过是你饭碗旁的一杯清茶或咖啡。那年代，“咖啡”形同奢侈品，所以得换上“白开水”三字。

        而且还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困扰着我：这种看似崇高的职业，不但难以获取，即使得到了还颇为危险。我不会去冒险。

        此看法是什么时候在我脑中定格的，我自己也不清楚。但在当年的高考之前，我自作主张并付诸于行动：毅然决然地填写了工科。

舞文弄墨危险吗

        从1958年进入初中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个个疑问开始出现在我的小脑袋瓜里。其中之一，就是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崇拜的一些作家诗人一个个成了被人唾弃的右派？

        像“神童作家”刘绍棠，他还在念书时，自己写的小说《青枝绿叶》就出现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上，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

        在中国诗坛笔走龙蛇的流沙河，1957年反右中，因一篇《草木篇》被点名，以“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的莫须有罪名，在全国上下臭批达20年。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他的《草木篇》以白居易的诗开篇：“寄言立志者，勿学柔弱苗”，托物言志写得多深邃而睿智啊，怎么也想不明白，居然是“大毒草”。

        就连写出：“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著名诗人艾青，1957年也划为右派。更不用提什么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中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诗人，如路翎，绿原，何满子等。

        那个时候，我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属于叛逆期。越不让看的东西，越是想方设法找来看。看过右派写的东西，除了赞叹他们的过人文采外，我怎么也看不出哪儿“反动”啊？就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实在找不出它的“反党”之处，当时只认为自己水平太低。

        在我不算幼小但还懵懂的的心灵里，其实已渐渐地植入了一种思维：舞文弄墨不但保不住饭碗，而且很危险。当时倒还没领悟到他们是“因言获罪”，只是困惑迷惘：为什么文人一有成就，就容易对党有二心？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所以，在填报志愿时，父母，当然不会像现在的父母那样给我包办，甚至不闻不问。也不用怪他们，因为他们确实也不谙此道；老师也是尽量缄口不言。在无人给我指点迷津的时候，在只有自己给自己拿主意的紧要关头，原先的耳濡目染就会潜移默化钻出来告诉我：就算理想最好，也不能当饭吃，现实些吧！

文学的无用与有用

        我不知道51年后，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的：“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竟然在50多年前的1964年，我就领悟并身体力行了！

        只可惜我领悟的是前两句。至于后两句，我当时，现在，可能今后，或许永远不理解那个深不可测的“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相当于75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莫非一钱不值，无用吗？鲜花，掌声，名誉和地位没用吗？自诩最爱讲话，而起的名却是“莫言”的他，是不是又在玩正话反说的诙谐？或幽它一默？或许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命运有时往往在你不经意间捉弄人。很多梦想只能搁在一边，因为毕竟天天面对的是现实，它远远比飘在半空的美丽梦想残酷得多。

        当时，我虽然并不是很成熟，但多少还明白：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而我是鱼也不要，熊掌也不要，要一个立身安命的饭碗就行。姑且不谈当时的高考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能否考上还在云端飘着呢？

文青沦为代人写书信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与我这个太讲现实的正好相反，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他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常在一些报刊的副刊或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可谓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家对他都侧目而视，觉得他前途无量。有一次，他写的一篇散文“秧田曲”，以清新的文字，不落窠臼的叙述，赫然刊登在新华日报副刊头条。同学们争相阅读的情景，好像还在昨天。

      然高考落榜，他没有就地随“大部队”下乡，而是只身奔赴新疆。想象中的蓝天下洁白的羊群，在读着碧绿草原。马头琴声从天山上飘来，穿着镶着金边的艳丽民族服装，一岁一根辫子的多情的维吾尔姑娘翩翩起舞……

或许他以为是次浪漫采风，一次体验生活，抑或一次难忘的旅行。但是长篇小说没有写成，老天恩赐给他的却是一身病痛和囊中羞涩。新疆的武斗可是动真格不是闹着玩的，他只能只身“逃”回常州。处于贫病交迫又没有工作的他，在同学的关照下去了一街办厂当会计；后在南大街租一小店铺，代人写信，画肖像画，刻图章等。呜呼，文学梦竟沦落到代人写信的地步！

        多才多艺，然生不逢时；空有壮志，却报效无门。他何尝不知：荒芜的文学园地上几乎寸草不生！

        祸不单行，因一次车祸而命丧黄泉。一代文学青年，天嫉英才，陨星坠落。文学梦破裂了，初心的灯火也熄灭了。真让人唏嘘不已！

        在校时，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成为朋友。现在他太早地离开我们，只留下他在高中毕业时写给我的临别赠言（见图），而今应该叫诀别遗言了！

        每当我泪眼湿润地看到他飘洒的文字，一位风度翩翩，文质彬彬，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谦逊微笑的他，仿佛就站在我面前。对我喜形于色地说：“老同学，我的新作又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你在网上可曾看到？我在龙博上的连载快完了，又正在酝酿一篇……”只可惜，他不会，或许永远不可能再成为我的博友了！

        老同学，愿你在另一世界里也点亮初心，让你心爱的文学永远陪伴着你，你就不会寂寞了，好吗？

通不过的代检查

        只要想起他来就令人心酸。那时，其实我也不比他好多少。WG正“波澜壮阔”进行时，我奉父命“逃离”武斗“战犹酣”的武汉，在常州小城偏安。听父亲说，因在常州搞过城建，领导让他领命去筹建当时武进最大的企业——武进化肥厂。奋战几年下来，已初具规模。我这学工的儿子想去见识一下化肥生产的流程。于是我只身步行十多里路，去了新闸。父亲见我的突然到来，有些惊愕。随即说没有什么好看的，吩咐我等会在街上买两碗面吃，赶快回家。说着从口袋里摸索半天才抠出皱皱巴巴的两角钱递给我，催我快走。

        还没等我走到厂门口，回头一看：父亲正去一指定地点，拿起写着打叉的“伪乡长”，“假党员”，“走资派”的大牌子，自己挂在脖子上，领头与其他“走资派”一起神情沮丧地低着头站在食堂门口“示众”。我只才猜到：可敬的父亲，为了在一个大学生的儿子面前，保留他仅有的那一点可怜的尊严，才“赶”我走的！我含着眼泪，面条也没有吃，饿着肚子，头也不回，一口气走回了家！

        晚上见父亲在写检查。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帮你写。凭我高中多次得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文采”，我想写篇“精彩”的检查，也许能让父亲早日在造反派面前过关。检查交上去了，父亲告诉我，他们是不会轻易让他过关的。

        自以为略会舞文弄墨，自告奋勇去代父写检查，这一点与我的那位同窗代人写书信糊口，不是同样可怜又可笑吗？文学这劳什子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对着苍茫大地大声问道：文学，你到底还有什么值得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