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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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一生中相处最长也是记忆最深的两段时间。

落难之时父女情

第一次相处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那段时间。六六年夏天“文革”开始了，那年我十岁，上小学三年级，我家住在当时属于地市委的家属院_堡子里马道底15号。有一天二姐从张市一中放学回来神情紧张的告诉家人，在学校听说第一批揪出了不少地市委专署干部_“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有我们院里的叔叔。“咱爸爸会不会出事啊？”（父亲职务:市委常委，文教部长）恐惧紧张笼罩在家人头上。九月下旬，父亲果然被第二批揪出，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进了长青路上的地市委专署机关大院的一间大屋子“黑帮室”，又叫“牛棚”，当时还允许家人送东西，报纸书籍等。父亲有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而我在姐妹中年龄最小，出入“黑帮室”不太引人注意，所以就承担了为父亲送报的义务。从家到那里大概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父亲身体不好，患有严重胃病，萎缩性胃炎，除了每天给他送文汇报，参考消息，张家口日报外，还隔三差五的给他送点药和补养身体的吃的。因每份报纸当天的投递时间不同，有时一天要去两次。

这间大屋子里关着十几个人，有的级别比父亲高。我记得有王云，市委书记；郅寒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唐弘毅，农村工作部长；郑振华，农村工作副部长等。他们每天轮流被带出去批斗，（曾亲眼看到郅寒雨被打的鼻青眼紫）要么在房间里写检查，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在院里的菜园劳动。父亲是他家里三代单传的男儿，从来没有干过家务及体力劳动加上身体不强壮，从我记事起他就经常住机关不常回家，只要周末回家来就是母亲和家里请来的大娘经心地照顾他，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食品凭票供应的细粮，肉等都特殊的补养给了父亲，突然被关起来，和家人分开，又要体力劳动，他会受得了吗？有一天，我去送报纸，父亲笑眯咪地从他睡的床铺下拿出了一个西红柿给我，说是允许他们劳动时摘个西红柿，黄瓜吃，可他摘了却留着等我来，小孩子天生就喜欢吃东西，再看看他的神情好像没有被劳动所累倒，我别提多高兴啦，回家的路上满心欢喜的吃着父亲劳动所得的西红柿，朦胧中感觉到了父爱沉甸甸的...

时间一长我和这间屋里的叔叔们就熟了，偶尔他们也会逗逗我开个玩笑，可能是因为每天出入这个房子的人中多了一个小孩儿，或许给他们苦闷压抑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点乐趣吧，有时我也会站在那里数数床铺，看看今天多了还是少了？让我永生难忘的另一次，那天去给父亲送报纸，环顾他们住的大屋，每个人面容都很严肃，突然发现郑振华的床铺空了，我悄悄问父亲“郑叔叔去哪儿啦？”父亲告诉我“他昨夜偷着溜出去卧轨自杀了”，我的心砰的一声像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非常震惊。“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平时总和我开玩笑的”，我怎么都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潜意识里忽然觉得这种恶性刺激会不会影响到父亲呢？那天我心神不安，怕父亲受这个刺激想不开，于是对他讲“爸爸，你一定要想开点，千万不要走郑叔叔的路啊”，直到他答应了我，我才离开...

文革前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自从当了他的“报童”，每天近距离的和他接触，父女之情从无到有，日渐加深，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和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父亲也有同感，与家庭隔断失去了自由，但每天能见到女儿，还经常得到女儿的开导，精神上给了他许多安慰，也是这样的安慰让他从那时起变得坚强淡定。（他在后来父女聊天时谈起）。

一九六八年春天，父亲从“黑帮屋”出来了，先是去了张家口郊区的榆林公社小辛庄大队“劳动改造”，不过周末可以回家。年轻朴实的农民，生产队长韩彪一家看到父亲修长瘦弱的身体，干着较重的农活有些吃不消，便安排父亲做些轻活，每次轮到去他家吃派饭时，特别地给他做点细软，容易消化的饭菜，关照有加，父亲很感激他和他的家人，恢复工作后就把他一家当作亲戚一样来往，逢年过节互相看望，互送礼物和当地土特产等。2016年我们姐仨回张寻找他们时，韩彪夫妇还健在，八十多岁了，清晰的记忆讲起了当年的故事...

六九年父亲又被转去了宣化区“片儿地”的五七干校劳动，因离家较远了，三十多里地，我又成了父亲的信使，报童，不过是每两个星期去看望他一次。那年我十二岁了，上小学五年级，虽然长大了点，但还没有单独自己出过“远门”。记得那时父母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每月我们4个孩子加上照顾我们生活的大娘只有几十块钱，大娘很仔细，分分角角钱都要详细记账，我去给父亲送东西，除了往返火车票，没有零花钱，也不懂得路上带点水，零食等。记得那年初春第一次去，胳膊上挎着大娘给准备好的一个包袱，里面装着报纸，换洗的衣服和大娘拿手的牛油炒面（给父亲补养身体喝），从张家口北站坐上绿皮火车，到了片儿地站，下车一看，没有站台，荒郊野外，刮着黄风沙，看不到村庄，也不知父亲所在的五七干校在哪里？心里有些害怕，那个年代没有电话，也没有通讯地址，只好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往前走，边走边打听，大概走了几里地，终于打听到了五七干校所在的河子西公社样台大队（现今的样台村）...父女俩当时见面的那种喜悦，坐在暖洋洋的热坑头上聊啊...还有父亲站在凛冽的寒风中送我上火车返程时挥手道别的音容和身影至今都历历清晰在目.

享受天伦之乐

第二次和父亲相处时已是时隔了二十几年后的1995年，父亲从河北大学离休十年有余了，我和家人在加拿大已生活居住了七，八年。在我们多次邀请和姐姐们的劝说下，父母终于决定来北美转转，看看我们新的工作生活的地方，之前谁劝都不肯来，常常挂在他嘴头的一句话“不去资本主义国家”！

父母在多伦多和我们一家共同生活了四个月，我女儿那时三岁，他们享受了天伦之乐。

那年来北美时父亲首先要去参观离多伦多不远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故居。而带他去美国纽约等地旅行时却坚决不上“自由女神”岛。

白求恩故居门前留影。

出国早期时我不太理解父亲，觉得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国外工作生活稳定应该高兴啊？可他却对我们定居在国外并不欢心，每次回国探亲，他总是这样唠叨“国家培养了你们这么多年，也不回来为自己国家，社会做点什么？只想着自己的小家”一直到他90岁高龄了还在重复着我曾经不经意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爸，只要生活好，在哪里居住都一样”没曾想这句话却伤了他的心。

我心中曾闪过一个念头“父亲曾经工作和磨练过的地方，当年的地市委专署旧址如今还有吗？”今年五月我再次回到故乡张家口，经朋友指点，我顺着长青路寻找原来的旧址，大片的地方已变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人民公园，但在公园旁边的一处不齐眼的小角落隐居着一小片长廊平房...噢，太熟悉的房子了！如今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我曾经每天不止一次地从家走到这里和父亲一起度过只属于我们父女俩的既快乐又短暂的时光。隔着玻璃窗向里张望，空空大大的房间，记不清哪间是父亲当年住过的，但却清楚地记着他的床铺是位于墙里第三个...听说这小片长廊平房是政府唯一不允许拆迁的，是啊，与如今“高大上”的市政大楼相比，也许它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见证吧！

父亲一生挺坎坷，19岁毕业于山东省立师范学校，1938年20岁时参加革命，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39年入党，随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文革”期间经历了六年多磨难，恢复工作后因上辈的家庭问题一直被限制使用，但他心中始终有自己的信仰，忠贞不渝，无怨无悔！

今年我参加了加拿大白求恩协会，到中国边远贫困地区去做捐赠和义诊，心中谨记父亲的教诲，愿为社会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告慰二老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