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党”奇案——一个小人物的文革记忆

戎州老渔翁

撰文：李 宗 俊

图片：来自网络，在此特向图片作者致谢

山雨欲来

由于中学时代的经历，我向来对文人们的笔墨官司颇感兴趣。尽管屏山县新市镇是川、滇交界处金沙江边的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镇，但迟来的报纸总是可以读到的。大约是1965年11月下旬读到了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何许人也？不知道。凭中学那点历史知识对明史也是不甚了了，也记不起历史老师是否讲过海瑞其人。更不可能将这篇文章与什么59年的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联系起来。只当它是文人们又在“打笔仗”而已。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历，有史家将它称为“文革的序幕”。但那一段时间地处偏僻的新市镇社会生活、教学秩序等各方面似乎还算正常，所以才有端午节（6月4日）金沙江上赛龙舟的活动。

　　到了第二年，1966年的报刊上“笔墨官司”更热闹了。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也是后来才知道，从1961年开始，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专栏，并在该专栏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杂文。而《三家村扎记》则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一个杂文专栏，邓拓、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编剧）、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合署笔名“吴南星”在该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时政性杂文。其实，1961年时我还在天池煤矿当“矿梭梭”，1963年9月又到了新市镇这样偏僻的小镇，不可能读到发表在京城报刊上的这些文章。多亏了这位姚大人，我才知道《燕山夜话》上有《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等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对是错，是革命还是反动，全凭姚文元一句话，我等二十几岁的年轻教师毫无社会经验，更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历练，哪里能够妄加评论？只是觉得文人们的“打笔仗”越发热闹了。

　　在全国各大报刊热热闹闹批判“三家村”的同时，还批了几部“大毒草”电影。记得有魏鹤龄主演的《北国江南》、谢添主演的《林家铺子》、谢芳主演的《舞台姐妹》、孙道临主演的《早春二月》等。

这几部电影我都看过，尤其对《早春二月》印象很深。那是在1964年春节，我当教师后第一个寒假，成都正在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的电影《早春二月》。那时好像并没有将这部电影批成“大毒草”，只是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抹杀阶级斗争”等等。当知道了这部电影是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由谢铁骊执导，主要演员有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等后，我立即邀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观赏。这几位作家、导演、演员都是那个年代的名人，是我们仰慕的人，他们的作品深受民众欢迎。看了影片后的感受，今天回想起来，大约只可以用“如醉如痴”四个字来形容！真是极具讽刺意味，要不是“供全国人民批判”，我们哪能一睹它的芳容，又怎能为它如醉如痴呢！且不说电影故事情节是如何凄婉动人，单单看那片名《早春二月》所寓意的诗一般的意境，单单看那镜头所展现的江南小镇旖旎如画的景色，单单听那背景音乐抒情哀婉的旋律，就足以让人久久地难以忘怀。电影中肖涧秋（孙道临饰）和陶岚（谢芳饰）弹钢琴的几组镜头堪称经典，至今记忆犹新。同去看电影的同学中，有一位也是“天池浪子”，是中文科一名很有才气的同学（我将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大学”春秋》中谈到他），对影片倍加赞赏。当我们回味那几组弹琴的镜头时，他只说了一句话:“简直‘绝’了！”（“绝”，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都一带的流行语，似乎和现在的流行语“给力”意思相近）他说这话时陶醉的神情——微微颤抖的嗓音、稍稍迷离的眼神，至今回想起来恍如昨日重现。

就是这么几篇文章，就是这么几部电影，怎么就因言获罪变成了“大毒草”呢？当时人年轻，政治嗅觉十分迟钝，不可能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更不可能想到我会被卷入其中，遭受那无妄之灾。

　　写到这里，脑海中忽然冒出了高尔基那篇著名散文诗《海燕》中的最后几句：“……风在狂吼……雷在轰鸣……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似乎不会有这种心态。至于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们是否有这种心态，是否企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就不得而知了。

暴风骤雨

暴风雨果真来临了。

1966年6月，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天空上彤云翻滚、疾风劲吹的月份。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所谓“5.16通知”）的发布,继而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广播中在报刊上反复宣传，紧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为“两报一刊”）发表一系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当时读了这些文章,我只是模模糊糊感到文章笔锋犀利、声色俱厉、气势汹汹，并未想及其它。但学校几名老教师——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却在私下里议论“又要搞运动了”。我听了这些议论，还将信将疑。

“运动”果然来临了。

大约是六月中旬，屏山县委紧跟宜宾地委的部署，向新市中学派驻了工作组，领导学校的运动。记得组长姓王脸上有麻子，乐山口音，说话有点阴阳怪气。我们私下里称呼他为“王麻子”。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那时新市中学还是一所初中。一、二年级的初中生正是浑浑噩噩的年纪，哪里懂得什么“政治运动”，所以停课后都纷纷溜回了家，只有三年级年龄大一点且又调皮的少数学生留在学校“闹革命”——在工作组的煽动下批判斗争“牛鬼蛇神”。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立即召开大会作动员报告，带领全校师生学习文件——走过了这些“过场”后，重点进入揭发批判阶段。那时侯，揭发批判最时髦的形式就是写大字报。似乎一夜之间，办公室和教室的外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十分可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教语文的朱天宝在“揭发”我之前还特意给我打招呼：“注意了，明天我要贴你的大字报了！”第二天看了大字报才知道，他是把我们闲聊时曾说过的话——“成都的家实在太破败了，打算每月多汇5元钱给母亲，添制点家具”——揭发出来上纲上线分析批判了一番，说我 “重整家业、妄想复辟”。又比如，教音乐的李彩明揭发我学拉小提琴时“在寝室拉‘红梅花儿开’，崇拜苏修，五体投地”。课余时间学生们总爱缠着我讲故事，《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伯飞毯》、《神灯》等故事，还有苏联那些惊险小说中的谍战故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但就是这些故事又成了大字报揭发的内容。说是我在学生中“大肆宣扬‘封、资、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内容荒诞的大字报，只能出现在那个狂热的荒诞的岁月里！到后来，大字报就变成了老师们互相对骂、互相攻击的工具。你今天贴我一张，我必双倍奉还，明天贴你两张。

全校老师（包括少数学生）就这样在大字报的海洋里混战了大约一个月，也没有揪出一个“牛鬼蛇神”。

红楼“焚稿”

大概是为了加强对各校“文革”的统一领导吧，宜宾地委决定集中全地区八十一所中学的教师在泸州（当时泸州和宜宾在行政区划上同属于宜宾专区）举办中学教师学习班，统一开展“文革”。7月12日，我们到了泸州，被安排住在泸州师范学校内。

一到泸州，工作组就宣布了纪律：不准串联；外出要请假，且必须二人以上同行……。其余几条纪律记不清楚了。当时就有被“软禁”的感觉。这时候才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和我一同分配到宜宾的两个同学是我学生时代的挚友，在这期间本应见上一面的。不知是否因为这条纪律而未曾晤面？抑或是溜出来见了面，我却忘记了？

集中泸州以前，在学校搞运动是“混战一场”，“没有分清敌我”（记得工作组说过这样的话）。到了泸州以后，情况就变了。全体教师被划分为四类。工作组依靠一类，团结二类，批判三类，斗争四类。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划类的标准一是看家庭出身，二是看本人历史，三是看现实表现。根据这标准，新市中学有三名教师被定为“四类”——体育老师黄汝耆，摘帽右派；英语兼语文老师王清鼎，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理所当然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教导主任曹代明，“叛徒”。最为荒唐的是这顶“叛徒”帽子的由来。解放前，曹就读于武汉大学。他曾参加过一个据说是有些进步倾向的学生社团，毕业后回到家乡屏山，为了谋一个差事，遂在宜宾当地报纸上刊登声明退出该社团。（他后来对我们说，解放后他就向组织交代了这段历史。）这份声明就成了“叛徒”的铁证。一个没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居然成为了共产党的叛徒！可笑乎？可悲乎？可叹乎？

被定为“三类”的有二人。一是校长蒋德宏，1959年时他曾被打成“右倾”。一是数学老师王家弟，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夕就读于四川大学的他因病休学回到了屏山老家，疑是“漏划地主”。 对被定为“四类”、“三类”的人还派了专人日夜监视。大概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吧。

一类、二类的老师不时地被工作组召集去开会。我不在被召集之列，所以我不是“二类”，更不可能是“一类”。开会批斗“三类”、“四类”，我不在被批斗之列，所以不是三、四类。后来我对朋友们说起这段经历时，总是自嘲“我是2.5类”，是边缘人物。

泸州的夏天酷热难耐，比起著名的“火炉”重庆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不要说空调，就是电风扇也是稀罕物。寝室里，会场中，人人摇一柄大蒲扇。蒲扇翩翩起舞，成了那时一道奇特景观。有几晚上闷热得实在难以入眠，于是我和屏山中学一位语文老师共同“作案”从食堂“偷”了一个特大号的簸箕出来，安放在操场草地上权当是床，卷曲着身子勉强就寝，算是露营吧，可是到半夜又被蚊子叮醒。几天后，“偷簸箕事件”东窗事发，我们被工作组狠狠地批了一通。挥汗如雨，日子难熬，每当此时就祈盼老天爷能下一场透雨——当时的这种心情，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随着揭发批判的深入，一些人的日记、文稿、信件甚至照片被“揭发”出来了。轻者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情调”，重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这时候，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在成都师专读书期间，我随一部分同学到天池煤矿劳动一年（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3月26日）。那是极度彷徨、苦闷的一年。一年中，我写了数篇日记。矿山生活中的阴暗面在日记中多有记载，苦闷乃至愤懑的情绪流露于笔端。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时代的文稿、挚友的信件和父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连同这本日记一并放在学校寝室里一个简陋的木箱中。要命的是，这破木箱没有上锁。如果这些内容被揭发出来，我不被打成“四类”也会被打成“三类”。一想到这，便惶惶然不可终日。于是心中暗想，待回新市镇后，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焚稿”以绝后患。所幸的是学校那边并没有发生撬门抄家的事，我在泸州这一个多月也便平安无事了。

　　这期间还有一件大事至今仍记忆犹新。8月下旬长江发大水，泸州市城区低洼街道全数被淹，郊区受灾严重，兰田坝国家粮库岌岌可危。学习班全体教师受命星夜驰往兰田坝抢运粮食。在酷暑中被关得太久，好不容易有这“放风”的机会，大家自是兴奋得很，50公斤重的粮包扛在肩上，仍能健步如飞。也不知扛了多少袋粮包，到天色微露晨光时，即将被洪水淹没的粮食已全部安全转运到高处。这时候，疲乏、困倦阵阵袭来，倒头便在一堆空麻袋上沉沉睡去。

　　9月初的一天凌晨，天色未明，我们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吵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满腹疑虑地集中到操场后，只见工作组的领导已站在旗台上恭候我们多时了。没有多余的话，他只宣布了一个决定：宜宾地委决定中学教师学习班现在结束，各位教师回到原校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今天早上务必离开泸州。随即宣布散会。记忆中这是历次大会中用时最短的一次，前后不过十几分钟。会后，工作组成员又分别到各大寝室催促我们收拾行李赶快离开。对于这仓促决定，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事后才知道，北京的红卫兵南下串联，到处煽风点火，所到之处首先造工作组的反（据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他们即将到达泸州。就这样，拜红卫兵所赐，我们总算脱离了火海。

在即将离开泸州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那时候泸州和宜宾之间往返多半选择乘船。前往宜宾方向的教师在跳板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登船。这时正好有一队听口音是当地的红卫兵在码头上“破四旧”。我的一只脚刚刚踏上跳板，猛听得一个红卫兵大吼一声：“脱了！脱了！”几个老师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在叫谁，又要求脱什么？见我们毫无反应，他更走近了一步，指着我的脚说：“就是说你，快脱！快脱！”我还是不明白，脚上就穿了一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兰色人造丝袜，外面套了一双旧的黑色塑料凉鞋。为什么要脱？要我打光脚板么？“快把袜子脱了！”他终于表达清楚了，又进一步阐述他的道理：“穿凉鞋又穿袜子，这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打扮，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穿凉鞋就不穿袜子，你懂不懂？”哎呀，原来还有这么深奥的理论！“懂了，懂了！”我只好连忙点头称是，脱了袜子，登船去也。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至今想起，仍是忍俊不禁。

横殃飞祸

两年后，1968年，真正的厄运降临了。这一年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随即，“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清理阶级队伍”（当时简称为“清队”）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所谓“清队”就是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或贫宣队的方式对文革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进行一次大清理。“清队”持续了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这场运动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无数无辜的人甚至死于非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处偏僻、相对闭塞的新市镇也并非“化外之地”。似乎一夜之间，满世界都是“阶级敌人”。有人揭发，中学某 老师寝室发出“啵，啵，啵“的声音，好像是在发报。结果一查，是开水瓶塞发出的声响。又有人晚上看见西宁河对岸山头上一个叫“溜沙岩”的地方有几长几短的手电筒光亮，好像是特务在发联络信号。结果民兵去搜山，是“蜂儿客”晚上检查蜂箱。更有人说得邪乎，说是在街上闻到了烧鸦片烟时那种特有的“异香”，结果民兵、“造反派”一齐出动挨家挨户搜查，还是一无所获。真个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清队”运动中，当地的政权机构还有一大“创举”——到处抓“新反”！何谓“新反”？“新生反革命集团”是也。其它地方似乎没有“新反”一说。据当时当地的权势人物分析：新市镇南靠五指山，北临金沙江，西接小凉山，特别与“雷马屏劳改农场”接壤，境内又多是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且地广人稀、原始荒凉。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哪朝哪代都是鸦片烟犯出没、土匪盗贼猖獗之地，这就决定了该镇“敌情特别复杂，特别严重”。因此“清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抓“新反”！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桩骇人听闻的“新反大案”——“七星党案”被炮制出来了。

1968年11月23日晚上，镇上召开“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我们刚开完会回家，大约九点多钟，一伙人在新市镇造反派头目之一马德元带领下来到我家，声称要带我去区公所（当地人对“文革”前镇党委办公大院的称呼，现在却挂了一块木牌，上书七个红色大字曰“群众专政指挥部”）“了解一些情况”。当时新市镇正在筹建“革命委员会”，所以一开始我以为是向我了解曾经与我同住一间寝室的一个语文老师的情况（他是1964年分配来新市中学的，“文革”中成了当地造反派头目之一，有传言说他将进“革委会”），并未想及其它，便爽快地答应和他们一同前往。及至走出家门，才发觉情况大为不妙——两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守在家门口！一路上惴惴不安，我在这伙人“押解”下到了区公所，被关进一间小屋子，由一名持枪民兵看守。真得谢天谢地——这伙人并没有对我动粗，也没有实施“五花大绑”。在疯狂的文革年代，也算得上是“文明”之极啊！至于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文明”的待遇，我将在后面叙述。

原来还以为当晚“了解一些情况”后我就可以回家，但随后便有人从我家拿来了被子和洗漱用具。这才醒悟过来，我是被关押在“群专部”了！当时，对于这种以“了解情况”为由的非法关押，我愤怒已极,几乎失去了理智，对着窗外大喊大叫，要他们说清楚关押我的理由，我要回家！尽管我吼破了嗓子都无人应答。窗外，除了那名看守，马某一伙人早已回避了。那名看守大概也不清楚真实内幕，只得不停地说“不要闹，不要闹，明天问清楚情况就可以回家了”。吼也吼累了，喊也喊乏了。无奈之下，只好和衣而卧。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冷静下来后，我试图从这飞灾横祸后面理出一点头绪。我自知家庭出身不好，是“2.5类人物”，因此社会上各种“造反派”、“保守派”组织通通与我无缘，按那时的说法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逍遥派”。虽然“复课闹革命”，但教学秩序极不正常。这几年，的确是逍遥自在，恋爱、结婚、生子，真可谓“娇妻稚儿戏堂前，休管世间愁和怨”——在温柔、温馨之乡中过着这般与世无争、与世无怨的日子。只在闲暇时上街“研读”一番那些文理不通、通篇错别字的革命大字报，或者驻足围观两派“革命群众”充满“革命激情”的激烈辩论。仅此而已。所以实在想不出,我会开罪于哪一位权势人物，抑或是我与哪一派“红色造反组织”结下了如此深仇大怨，致使我遭受这牢狱之灾？

　　第二天我就得知，昨晚我被关在“群专部”后，那一伙人还抄了我的家。父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书信、部分文稿、我妻珍爱的一帧化妆照等悉数被抄走。所幸的是1966年泸州学习班结束回到新市后就将天池煤矿写的日记“焚稿”了。如果日记被抄走，那不是更要罪加一等么！

在惶惶不安中熬到了第二天天明。石泽艮、马德元等新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头面人物来到关押我的小屋，向我“了解一些情况”，但实际是开始了审讯。他们一开始企图给我一个下马威，声色俱厉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1963年分配来新市中学，勤勤恳恳教书，老老实实工作，一介书生，何罪之有？于是，和他们大吵了起来。见无法压服我，他们只得和盘托出了底牌，说有人交代揭发我是“新反”组织“七星党”西南地区的大头头，地位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相当。于是，要我交代“七星党”的纲领、组织以及在新市镇的“同党”。这犹如撕裂天幕的一道晴天霹雳，刹那间好似天旋地转，整个人几乎被击晕了。万万想不到，竟然是这样一顶可怕的“新反”大帽子悬在我的头顶！我对所谓“七星党”虽然闻所未闻，但近年来附近山区以及凉山地区闹“新反”却是时有耳闻。坊间传闻说，所抓“新反”轻者坐牢，重则杀头！可见，“新反”这项罪名在人们心中是何等地可怕！任我百般辩解，总是无济于事。他们一口咬定，要我“老实交代”。

第二天、第三天，重复了同样的“审讯”过程，同样是无果而终。（至于这“七星党”是怎样栽在我头上的，我将在后面叙述）

就这样，这件轰动一时的所谓“七星党案”再也“审”不下去了。

可能因为“新反”是“重大案件”，所以开头几天我一直被单独关押在区公所。后来因为审不出他们想要的结果，我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和“清队”中揪出的一伙“牛鬼蛇神”关在一起。其他“牛鬼蛇神”白天都被押出去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或者劳动改造，唯有我一人被留在牢房里，既没有挨批斗又没有被劳改。

这般异乎寻常的平静和优待不知预示着什么，使我更加恐惧，以至于夜夜不能入寐，始终想不出何人因何事要诬陷于我？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劳改？杀头？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使我神思恍惚——躺在昏暗的牢房中，依着幽幽的灯光，似乎看见一只硕大的蜘蛛在房梁上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网，我被网在了其中，任我百般挣扎，那网却是越收越紧。朦朦胧胧中，几个困扰我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我是什么时候加入了这个“党”？好像填了一张什么“表”？介绍人又是谁？待人完全清醒后，才感觉到这噩梦一般的问题实在太可怕！多年以后，还好几次做了一个内容相同的奇怪的梦：似乎有人从很远的地方给我来信，要我填一张什么“表”，还要我提供什么“资料”……。青年时代被人涂抹在心灵上的阴影竟然是如此地可怕！

　　倘若长此以往，恐怕会精神崩溃！

于是要求读书阅报。文化荒芜的年代，报纸天天讲“阶级斗争”吹嘘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的报纸真是“不忍卒读”。除了《毛选》，可以找到的书籍也是寥寥无几。于是从家里要来了《毛选》一至四卷。当时的想法实在天真幼稚——我有“雄文四卷”在手，能奈我何？以前没有认真读过这套书，这次在牢房中倒是通读了这“四卷雄文”。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心态，真是可笑可悲。即便通读了这“四卷雄文”又能怎样？还能救我于水火？

1968年12月的一天，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当时狂喜之极，以为祭出这道“圣旨”就可以救我于水火。于是，冲出牢房，直奔“区革筹”办公室找到石泽艮，要他拿出证据证明我是“新反”。否则立即无罪释放、公开平反、赔礼道歉！真是书生气十足！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与虎谋皮么？在办公室和石某人大闹了一场，结果是可想而知——我被押回牢房继续坐牢。

当时我们的长子小名“海娃”，出生才五个多月。我“出事”后，保姆迫于压力辞工而去。我妻更是身心交瘁顶着巨大压力上班，海娃无人照顾。实在无奈，只好送来狱中由我照看。小海娃喜欢吃稀饭。牢房中自然无法熬稀饭。负责给“区革筹”、“群专部”众官员（也包括关在这里的“牛鬼蛇神”）做饭的大师傅是个好心人。他教我用小奶锅放在烧木柴的大灶门口，利用木柴燃烧后的木炭就将稀饭煨好了。这样我成了“狱中奶爸”。后来我妻想方设法另外请了保姆，小海娃才结束了这段牢狱生活。和我同时坐牢的一位难友，江浙一带的人，1950年随“西南服务团”来到屏山，在县委任要职。1959年被打成“右倾”，发配到新市供销社当售货员，文革初期即被揪了出来。多年以后，他每次见到海娃总是直呼“小难友”——亲切中透着几分苦涩；戏谑中又有几许愤懑。

　　就这样在“区革筹”和“群专部”的牢房中被关押了72天。一直到1969年2月2日，石某、马某等人突然通知我，要我第二天去屏山县城参加县革委举办的“全县教师‘清队’学习班”。我很感鄂然，沉默良久，说：“第一，我哪里也不去，除非在这里澄清我的所谓“新反”问题；第二，放了我，你们不怕我就此一去不返逃跑了么？”他二人显然早已想好了推卸责任的托词：“县革委办学习班就是要解决‘清队’中的所有问题嘛，你的问题自然会解决的。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我知道他们是想把我推给学习班，自己不负一点责任。所以开初下定决心要“将牢底坐穿”，哪儿也不去。但后来，一则架不住同室难友的劝说；二则也对学习班抱有一线希望，期盼在学习班能澄清问题；三则被关押72天已是烦闷至极，且终日思念妻儿，也实在想早早回家。于是，当天下午我卷起铺盖，独自一人走出了牢房。没有人“护送”，更没有人“押送”，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放了出来。

2月2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在回家的路上和抱着海娃的保姆周婆婆不期而遇。小海娃见到爸爸便舞动小手朴到我的怀中。将铺盖卷交给周婆婆，我强忍住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一路上抱着亲着小海娃回到区医院家中。海娃妈妈在注射室值班，便又抱着海娃去找她。见到我回家了，只为我是无辜的清白的，她没有意外，没有吃惊，只是眼中噙着泪花定定地望着我，无限屈辱，无限怨忿，尽在不言之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诗人柳永的千古绝唱竟是现实的这一刻真实的写照。及至晚上，知道第二天我还要离家去屏山，她便又默默地替我收拾行装。那一夜，她似有预感，怕我去屏山可能遭难，便细细叮嘱，这不可，那不许，还担心思虑不周，更是千言万语，柔情似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更何况是经历了抄家、坐牢的痛苦后又一次离别！

　　第二天2月3日是农历腊月十七，离春节已经很近了，我登上了去屏山的轮船。金沙江凛冽的寒风、两岸肃杀的景色令我心境越发悲凉。此一去，前景茫茫！同船的一位同情我的老师说了一句大实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孰料，竟然一语成谶！

到了屏山，方才知道县革委举办学习班的目的并非纠正“清队”中的错误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书生气十足的我们真真是太天真了！这哪里是要“澄清问题”，分明是要置我等于死地啊！这时各中小学都进驻了“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当时简称为“贫宣队”）。由“贫宣队”领导各校的运动。所有的“阶级敌人”都有“专案组”整理材料，要“深挖细查”、“批臭斗倒”。

所谓“七星党”本就是子虚乌有、指供逼供出来的“新反组织”，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丝毫证据证明我和它有任何瓜葛。某些要置我于死地的权贵没有台阶可下，不愿就此罢休， “专案组” 便又罗织出另一项“罪名”——“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子女”扣在我头上。所有“罪证”就是从我家中抄走的父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和几十封挚友的信件。1961年我在天池煤矿劳动时写给中学时代两位挚友的信中详细叙述了矿山生活中的阴暗面，流露出苦闷、困惑的情绪。后来先后收到他们长长的回信，兄弟情谊，安慰、鼓励之意跃然纸上。一位挚友侠肝义胆，拍案而起，说要把天池煤矿的情况向省长李大章反映。另一位挚友的回信则冷静了许多。对于我信上所说“矿山生活中的阴暗面”，他分析说，“那些都不是新社会的本质和主流”，“刚刚从剥削阶级的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新社会存在这些阴暗的落后的东西并不奇怪”，“太阳上还有黑子呢”。这样的两封信就成了我“污蔑新社会”，“诋毁伟大的工人阶级”的“罪证”之一。特别“罪不可赦”的是“竟敢攻击伟大的红太阳”，说“太阳上还有黑子”！大约是1963年9月，到新市不久收到重师读节时一位挚友的来信，信中有一句“在班上，你、我和杨廷楷三人是最好的力量配合”，也被追问了好久——什么“力量”的配合？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反动勾当？

为了把我“批臭斗倒，还要踏上一只脚”，县革委以学习班的名义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展览”——一面大黑板上排列整齐地贴上那些照片和信件，还加了长长的按语和“革命群众”的大批判文章。这“按语”和“文章”自然是无限上纲，极尽辱骂诽谤之能事。这黑板，这按语，这文章似乎还不足以表达“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更有甚者——他们又在黑板前安放了一张高板凳，硬生生把我拽上板凳，又狠狠地按下我的头，在脖子上挂上一面写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子女”十二个大字的小黑板。我成了被围观，被揪斗的对象！平生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成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四十余年来，这段屈辱的历史我很少向家人和朋友诉说，只让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本以为时间会抚平心中的伤痕，又谁知“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不容忘记啊！怀着异常复杂的心绪，强忍住心中的伤痛写出这段文字后，我长长地抒了一口气。终于一吐为快了，今后再也不会去回忆，再也不用去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了。

白天，“牛鬼蛇神”们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晚上，这些“阶级敌人”是不能和“革命群众”住在一起的， 通通集中在“牛棚”——两间两面透风的大教室里睡觉。课桌上铺一点稻草放一张草席就算是床。隆冬时节，这样的“寝室”这样的“床”，哪怕是悟着头裹紧铺盖也难以入眠。

　　大小批斗会上天天重复同样的内容，天天高呼同样的口号，“贫宣队”和“左派”们大概也厌倦了，于是隔三差五勒令“牛鬼蛇神”们背煤炭劳动改造。屏山县城在金沙江北岸，南岸云南绥江县境内一个叫“三道水”的地方有一座小煤窑。三道水距江边约50里。凡遇背煤炭的日子，“牛鬼蛇神”们早早地便要起床，背上一个破背篓，怀揣几个苞谷粑，渡过金沙江，翻过梅子坳，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到正午时分才能到达三道水那座小煤窑。在矿工们的火炉上烤热苞谷粑，就着向他们讨来的一杯开水，就算是吃了午饭。然后背上40多斤煤炭往回赶路，待回到屏山县城时已是掌灯时分。

在屏山学习班熬过的那些噩梦一般的日子，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情绪低沉，万念俱灰，前途茫茫，不知路在何方？总是想：这辈子算是完了，即使不被劳改，恐怕也会被开除公职。万一真的走到了这一步，我就是当苦力背煤炭也要养活养大小海娃——后来我曾几次向我妻说过这样的话。

　 大约是二月底或三月初，学习班行将结束，县革委特意在学习班召开了一次“公捕公判”大会，以彰显屏山教师队伍“清队”运动的“伟大成果”。几名遭逮捕判刑的教师被反剪双手，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罪名”的大纸牌牌，面向“革命群众”站在台下。而我等“幸免于难”的“牛鬼蛇神”们则分列两旁陪绑、陪斗。大会上，“革命群众”们自然是义愤填膺、群情激奋。革命口号声震屋宇，高音喇叭震耳欲聋。而我等则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待宰的羔羊，听凭命运的发落。

“公捕公判”大会后，学习班宣告结束。除了那些遭逮捕的教师外，县革委对被揪斗过的老师并未给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于是，“鬼”们又回到各自的学校继续被揪斗，被劳动改造。只是，那些遭逮捕判刑的老师已被开除公职，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又是如何？

土法“劳改”

“文革”中被揪斗的人通常会被勒令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时称“土劳改”，以示与犯罪分子被判刑劳改的区别。

到三道水背煤炭算是“土劳改”的开始。回到学校不久，“新市中学革命委员会”便成立了，新学期也开始了。被揪斗过的老师自然没有资格再走上那神圣的讲台。开始时，我和“叛徒”曹代明、“摘帽右派”黄汝耆、“历史反革命”王清鼎等四人被“校革委”勒令去后山上学校农场劳动，所幸无人监视，还算自由。这段时间我的境遇与在屏山学习班遭揪斗、背煤炭相比可说是有“天壤之别”。常常是，挖了一会儿地就直嚷嚷“烧烟，烧烟 ！”（屏山农民谓“休息”为“烧烟”）曹、王二人悄悄带了一副象棋，于是便在地边小溪旁席地而坐，摆开战场厮杀起来。春寒料峭中，这也算是苦中作乐吧。我则观战一会儿便悄悄溜下山回到区医院家中。

这样“劳改”了大约一个月，农场的活路也干得差不多了。“校革委”又指派我们帮教师食堂干活。食堂的重头活路是用一盘大石磨推苞谷粑。天天推着石磨转，心也就麻木了。制作屏山苞谷粑的独特手艺，我就是那时学会的。有一次，我妻对我们的好友一位数学老师说我是在“推苞谷粑喂猪儿”。这位老师笑着回答，“这么说，我也是猪儿啰？”怨气、怒气尽在这短短两句调侃之中。

1969年秋，又随全校师生一起下乡支农，去安河公社劳动。这一次在“劳动”上到是和“革命群众”平等了，但在住宿安排上却体现了差别。“校革委”用心良苦，大概是怕我们“乱说乱动”，特别把我等四人安排吃住在一户贫农家，意在监视我们。殊不知，这户贫农十分尊敬老师，“阶级觉悟”又太低，有时晚上收工后竟用酒肉款待我们。那酒虽然是劣质红苕酒，杀喉咙不好喝，但那肉却是埋在米糠里去年或前年的老腊肉，瘦肉通红，肥肉透亮，嚼一口便嘴角流油。黄“右派”直呼“过瘾！过瘾！”。要知道，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所有主副食品都是凭票证供应啊！几位同情我们的老师知道我们居然有老腊肉吃，私下里悄悄议论“‘牛鬼蛇神’好安逸哟！”

　　在安和公社劳动期间还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由于大多数师生吃住在公社和安和小学，给他们运送口粮的苦差事自然又落到我们四人头上。几百斤粮食不是一个小数目，只能到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绥江县采购。安和在金沙江北岸，在绥江县上游。两地水路里程约30里。第一次驾船去绥江运粮，由三年级一名学生小王（其父是新市中学数学老师，在1966年泸州学习时被划为“三类”挨批斗，所以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充当船老大兼采购，我等四人既不会驾船又没有资格掌管钱和粮票，只能充当苦力。金沙江驾船的险恶我早在1965年端午节赛龙舟时就领教过。但那时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船工掌舵，所有险情都一一化险为夷。小王虽然是金沙江边安和的人，也会驾船，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弄潮金沙江，还显得过于稚嫩。所以，三十里水路上惊险不断。我们不敢在河中心主流上行船，船从安和一出发就直接划向南岸，打算沿着靠近南岸的江面顺流而下，心想这样到了绥江也方便靠岸。南岸那一带多是陡峭的崖壁，奔腾的江流扑打到崖壁上发出“哗——哗——”的巨响，溅射出无数朵水花，倾刻间又回落到湍急的水流中。有好几次，我们的船被这湍急的江流打到岸边，眼看将要与崖壁相碰，船上五人齐齐用篙杆和船桨死死顶住崖壁，才拨正船头，避免了一场场灭顶之灾。船过“新滩”（安和与绥江之间一个不算很险的滩）时，演出了最为惊险的一幕：一个巨大的旋涡突然出现在我们正前方！由于距离太近，要完全躲避它看来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奋力向着它的边缘驶去。也是我们命大，菩萨供得高，船居然顺着旋涡旋转方向与它擦身而过！好险啊！多年后回想起这惊险的一幕仍然心有余悸。如果船头栽进这旋涡，我们怕是要到东海龙王的龙宫里去作客了？！

险象环生的三十里水路终于闯过来了。船到绥江，装好粮食后须溯流而上才能回到安和。于是，又把船撑到金沙江北岸，小王留在船上掌舵，四个苦力一齐下船拉纤。我们又成了“金沙江纤夫”：弓着腰，脸几乎贴着河岸，肩上纤绳绷得“嘎，嘎”作响，一步步，一把把，往前拉。北岸地势平缓，卵石遍布河滩。卵石上常常有淤泥和青苔，赤脚的纤夫用十个脚趾紧紧抓住卵石也常常滑倒。一人倒下，四人皆倒。一路上跌跌绊绊，肩头拉得红肿了，脚掌磨起水疱了，终于把船拉回了安和。在以后的岁月里，回想起此情此景，耳畔总会响起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那深沉而悲怆的旋律：“踏着河边青青野草，背着纤绳弯着腰，做牛做马哟，老老少少……脚上好像锁着铁镣……肩上纤绳似钢刀……伏尔加，伏尔加，日日夜夜滚滚滔滔，愤怒的浪潮在咆哮！”这也是1961年在天池煤矿劳动时，我和几位好友“天池浪子”常常哼唱的一首歌。

　　从安和公社回校不久，又被“区革委”指派参加“丰收大堰”的修建。该堰1958年“大跃进”时开始修建，“三年困难时期”停建。文革开始后，要“抓革命，促生产”又才重新上马修建。按照设计，“丰收大堰”从五指山半山腰一个名为“冷水溪”的山溪引水，盘山开渠，绵延数十公里。竣工后，受益公社将多达十几个。这是当年屏山最大的水利工程。

那时候我们和夏溪、屏边等几个公社小学被揪斗的老师，大约有八、九人，一起被安排住在一个叫做“三塔顶”的山上一户农民家。这家的房主人，我们称为“安大爷”。安大爷为人和善，有着山里人特有的纯朴憨厚。他并不歧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特别安排我们住在他家竹楼上。时值深秋，山上已经很冷了，他怕我们受不了高山的寒冷，还铺上厚厚的稻草。这样既暖和又干燥。他又特别挪出一口大锅，让我们成立“伙食团”，自己作饭。于是，八、九个人就定期轮流下山到新市粮站背粮食，趁便也可以偷偷回家休息一天。第二天一大早背上40多斤粮食，沿213国道走到大桥公社，再翻上一条山路走到太平公社，这时，只见中都河——一条浪花飞舞、清澈见底的山溪——横卧在眼前。深秋时节，踩着冰凉刺骨的溪水，踏着水底卵石一步一滑，淌过中都河方能到达三塔顶山脚下。在山脚下稍事休息，再沿着一条茅草小路开始爬山，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我们的住地。这时已是气喘吁吁、汗水津津，到了下午一、二点钟了。

在丰收大堰的重头活路是抬石料。八、九百斤重的条石压在八个“文弱书生”的肩上，那滋味可想而知。开始时无法迈步，后来学会了喊“号子”，渐渐地才能蹒跚前行，勉强把那一方方条石挪动到指定地方。八个人用四根抬扛抬起如此重的石料，最危险的是“抬起”和“落下”两个环节。“抬起”时，八个人必须准确地同时用力，才能保证大家都不受伤，否则慢了一拍的那人必伤无疑。“落下”时则必须准确地同时下蹲，否则也会有人受伤。尽管我们步步吼“号子”，时时注意保持步调高度一致，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次抬石料时，可能是用力不慎，我受伤了！当时就感到腰部隐隐作痛，以为是腰扭伤了，也没有太在意，贴了几张止痛膏药，回家休息了几天。那时候，妻极力主张我留在家中休息养伤，但已经被整怕了的我没有听她的劝告，还是“规规矩矩”，上山“劳动改造”去了。

在工地上除了抬石料，还有一项危险的活路——运送炸药。炸药库位于五指山顶213国道旁。从三塔顶工地出发，沿着堰沟走到堰头冷水溪，然后翻过一架大山，穿越人迹罕至，几乎无路可走的一大片乔木灌木杂生的树林，才能到达炸药库。背上20多斤炸药返回工地要一天的时间。那时侯，背炸药的几个人常常开玩笑说“这么重要又危险的东西，要我们来背，不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嗦！”（那个年代的小说、电影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常常拼凑一些“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调侃）。

　　在丰收大堰劳动了大约三个多月，一直熬到1970年年初，“校革委”突然通知我们返校。心存疑虑地回到学校，心中想：不知又要发配我们到何处去劳动了？但几天后“校革委”某委员却通知我们准备上课，并把下学期课表发到每人手上。当被问及我被“揪斗”一事以及扣在我头上的“帽子”有何结论、作何处理时，他却含糊其辞了，只是说“不要讲条件！首先要上好课，你的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现在回想那时的心情，可说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劳改生涯”终于结束，又可以站在那神圣的三尺讲台上了；“忧”的是“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大帽子”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你头顶！

当我1970年3月重新走上讲台，才真正体味到了这种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戴着镣铐的舞蹈”是何等地难以表演！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钢架背心

前面曾提到，在抬石料时我以为是腰扭伤了，只需贴贴膏药，喝点跌打损伤的药酒就行了。治疗一段时间后，伤痛并没有缓解。这样一直挨到1971年年初，才到县医院拍片检查，结论是“胸椎压缩骨折”。这下可把妻急坏了。几天后她又陪着我到宜宾地区一医院作进一步检查，结论和县医院一致。医生建议到成都穿钢架背心进行治疗。1971年2月到了成都，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成都假肢厂可以定制钢架背心。于是，找到假肢厂，花费了80元量身定制了一件“钢架背心”。

穿着“钢架背心”，在回宜宾的火车上竟然与师专时代一位挚友不期而遇，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也是因腰椎受伤回成都配“钢架背心”！穿上“钢架背心”不能弯腰，于是同病相怜的两个“天池浪子”，一对“难兄难弟”只能“正襟危坐”畅叙别情了。现在还记得，这扮相，这坐姿不知引来车厢内多少惊诧的目光！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这样的巧遇，或许就是冥冥之中朋友的缘分吧？

8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回校后经过层层申请，最后县教育局才批准在公费医疗费用中报销了这笔款项。

穿了一年多钢架背心，腰背部疼痛有所缓解，但穿上它行动十分不便，便不再穿了。虽然不再穿它，但这件“历史文物”仍然跟随着我，1979年从屏山迁到李庄，1986年又从李庄迁到宜宾。可惜的是，在宜宾1994年我家乔迁新居后，这件“历史文物”就不知所踪了。

相濡以沫

在我蒙受这不白之冤后，首先受到牵连的是我妻。十年来，她头顶着思想上的巨大压力；肩负着工作中的沉重负担；克服了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维护着我们这个家。在那荒诞不经的岁月里，丈夫一旦“出事”，妻子为了“自保”而离异的事例比比皆是。但是，我虽身处逆境，她却不离不弃。她始终坚信我是清白无辜的。如果没有她对我的支持，如果没有她对某些权贵的抗争，那么十年后的平反也许会来得更迟、更迟……。

1968年11月23日晚我被关押后，家也被抄了。妻那时才23岁，年轻的她哪见过这种阵势啊！后来她对我说，那天晚上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棒，头脑昏沉一片空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茫然地、机械地打开家中几口用包装箱改制的木箱，任他们抄，任他们查。在第二天“审讯”我时，她的这些举动却被描述为“冷静、老练，可见一家子都是‘新反’！”。

第二天，带海娃的保姆刘代表就辞工不干了，因为她是“街代表”，要和“新反”划清界线。其实，不论是当年或现在我回顾这段历史时，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因为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啊！妻无奈，几天后把海娃送来牢房，白天由我照顾，晚上再接回家。这便是前面提到的“小难友”的来历。后来她对我说，当时是想以小孩无人照顾为理由，迫使“群专部”放人。只可惜我们都太天真了，在那狂热年代，又正值“清队”的高潮，新贵们都杀红了眼，这招能奏效么？

见她处境艰难，区医院便有同情她的医生向医院领导建议减轻一点她的工作压力。谁知旁边一位被大家公认为“工于心计、阴险狡猾”的“左派”医生却阴沉着脸恶狠狠地说“这种人不但不能同情，还要加重她的工作”！ 领导便采纳了他的“谏言”，硬是指派了很多她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压在她头上。落井下石，莫不如此！更有甚者，他们还秉承“区革筹”旨意特意安排了一名“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女同事周某住进我家，美其名曰“陪伴”，实则是要监视她的一言一行。这位女同事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搜集到某些人想要的所谓“罪证”，自己也感觉无趣得很，便灰溜溜地搬走了。

小地方的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我在县城里被挂牌揪斗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新市镇。因此，不论我妻在医院上班还是走在新市镇那条石板铺就、坑坑洼洼的窄窄的小街上，总有一些人用异样的目光盯着她，指指点点似乎在议论着什么。……。那时侯，丈夫无端被抓，工作额外加重，保姆突然离去，她处境实在太艰难，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实在太大。12月的一天，“屏山县新市区革命委员会”挂牌成立，新贵们弹冠相庆，全镇百姓都去捧场，烟花爆竹，好不热闹，唯有她背着海娃来到冷冷清清的牢房“探监”。她后来对我说，那天在回家路上走在西宁河边，听着街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锣鼓声，真想一头跳进河里，以求彻底解脱。但一转念间，又想到背上的孩子是无辜的，况且也难以相信天天朝夕相处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就变成了 “新反”，还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七星党”！于是强忍悲痛强压下轻生的念头，并嘱咐自己一定要等到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我被关押四十天后，她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雷波森工局汽车队修车师傅龙师，是森工局造反派的一名头头。龙师为人正派又是家乡成都人，和我们私交甚好。他从新市镇造反派那里了解到所谓“新反”——“七星党案”的真相后，很快转告给了她。这原来是一起借刀杀人的冤案：那时侯，新市镇正在酝酿成立“区革委”，造反派头目们为了挤进“区革委”捞个一官半职，你争我斗，拼命打压对手。新市中学一个语文教师便是造反派头目之一，有传言说他将进“革委会”。他1964年分配来新市中学时曾和我同住一间寝室，我结婚后他也常常来我家走动，算是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新市镇另外两名造反派头面人物——铁匠石泽艮、贮木场工人马德元为了打压这个语文老师，便设计给我罗织“罪名”，进而攻击他。那时侯，新市镇正在四处抓“新反”，石、马二人派手下喽罗抓捕了大桥公社社员某某等三人。而某某是1965年新市中学的毕业生，读书时喜欢数学，毕业后曾来过我家几次。由于这层原因，石、马等人便严刑吊打、指供、逼供三人。就这样胡乱编造出了什么以我“为首组织‘七星党’，自任西南地区头头，地位相当于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这一句严刑拷打下指供、逼供得到的“口供”，石、马等人便炮制出这一骇人听闻的“新反大案”。这便是所谓“七星党案”的真相。龙师还告诉她，石、马等人原本打算“一锅端”，连她一齐抓，但考虑到小孩无人照顾，只好悻悻作罢。最后，龙师还说：“‘新反’这顶大帽子太可怕！你一定要告状，现在告不倒他们，等海娃长大了也要告！”

在弄清我被诬陷的真相后，我妻决心奋起抗争。几天后，马德元来区医院与其情妇蔡某鬼混。满腔怒火的她横下一条心，丝毫没有顾忌自己可能遭遇报复，硬是把马某人从蔡某的寝室里“叫骂”了出来。她将自己所知道的所谓“七星党案”的真相一股脑儿掷向马某的头上，要他给个说法，向他讨要公道！

马某当然无法给出“说法”，更不可能还我们公道。她便想到了写申诉信。那时侯似乎还没有“上访”、“信访”的说法，她只是相信各级“上级领导”一定会明察秋毫，还我们以清白的。于是她或手抄，或复写，先后写了数十封申诉信，寄给县、地、省乃至中央各级有关部门。我“出狱”后，和她一起再次复写了十几封申诉信寄出。后来得知，这些信无一例外，全都转回了屏山。

除了写申诉信，她还几次到区里、县里“上访”，找到那些头面人物，当面呈述冤情，恳请“青天大老爷”还我们以清白。1970年年初，那时海娃才一岁半，屏山正在修筑“宜屏公路”。开煌被派往筑路工地参加巡回医疗。她利用这一机会，到县里硬是闯进县革委主任韩友良（文革前系中共屏山县委书记）家中，向韩书记呈述冤情，并再次当面递交申诉信。韩书记打着官腔，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操着不知何地的方言，拖长声调说：“这个啥——，这个嗦——，他可是‘群专部’抓的哟，不是我们抓的嘛，群众运动哟，嗬嗬……。”（文革开头那几年，每逢寒暑假，全县教师总是集中到屏山县城参加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学习班的第一天照例是韩书记作报告。所以我们对他的语言风格太熟习了。正因为如此，当她回家向我讲述了她与韩书记的对话后，我才能够准确地还原韩书记讲话的“神韵”，这绝对没有夸张。）显而易见，他（或者说是县革委）不想承担责任。我妻可是有备而来，立刻质问他：“在县革委举办的‘清队’学习班中被挂牌揪斗，也是群众搞的？如果没有县革委的批准，群众敢随便揪斗一个人吗？”韩书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托词：“这个啥——，这个嗦——，他保存父母亲的那些相片，思想上总是有错误的嘛，要加强思想改造哟……”看来，韩书记也清楚地知道“新反”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于是勉强找了这个台阶下来。

“文革”结束后，中共屏山县委给“文革”中曾被揪斗的干部平反。据说是因为我们“闹得凶”，我便有幸成为了教师队伍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因为我所认识的曾被揪斗的教师中，没有听说谁平了反）。这“闹得凶”其实就是她不畏权势的抗争，就是她写的数十封申诉信，就是她硬闯“县衙门”到“县太爷”府上鸣冤叫屈的激烈行为！

在这十年中，我是“戴着镣铐跳舞”，饱受世人白眼。家庭生活中一切“外事活动”不得不由她独自一人打理。孩子们吃的奶粉、白糖红糖等都是她托熟人从凉山带出来；那时候猪肉定量供应，她出面去“猪儿公司”割肉，总可以多割一点，甚至免票买回家；家里作饭所需的“烧火柴”是她求森工局汽车队师傅从青山上拉回家；口粮中的部分苞谷，她又去求粮站的熟人调换为面粉；每天早上都是她去医院食堂挑热水回家给孩子们洗澡，因为她怕炊事员“陈老头”刁难我；她给孩子们洗完澡，有时顾不上吃早饭就匆匆上班去了；甚至于去邻近单位——酱园厂挑水，都是她去挑，为的是怕那里的工人不给面子，使我难堪；……。在那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妻就是这样，以她柔弱之躯默默地撑开了一柄大伞，为我和孩子们遮风挡雨！而这一切原本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啊！

写完这段回忆后，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夫妻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款款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