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人生哲学

羊大为美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 

      苏轼是北宋士大夫的领袖，一生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有时甚至“正统”得指责李白不该从永王李璘，似乎是已近迂腐的儒家人物。然而，他的内心的真正追求和归宿，却是禅宗思想。而非儒家的“积极入世”“杀身成仁”。

      积贫积弱的宋代，文人已无盛唐那种金戈铁马，积极进取的豪放心态，而转为在内心寻找平衡。作为当时代表人物的苏轼，他对整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已有了怀疑，厌倦和无所希冀，无所寄托。对此，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议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词则更深沉更含蓄地表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惊起却回首，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这种扭结于心头的人生空漠之感，苏轼是极力想加以摆脱又无法摆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有田不归如江水”。“此去真为田舍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可是，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归去”，“归农”，因为没有必要。苏轼并不是像陶渊明那样要躲避官场，而是要逃离人生。可是，已经活在世上，谁又能脱身人生这个大罗网呢？既然如此，何不干脆活得潇洒一点！只要运用禅宗理论，保持内心的平衡，心灵的超脱，便是无上的妙法。

      于是，苏轼尽管差点被杀，被宣布为“奸党”，诗文被禁，被贬谪“蛮荒之地”达十二年之久，可他并没有像先辈文人如柳宗元、刘禹锡那样地满腹牢骚，一腔愤慨，也很少有“怀才不遇”的自伤，而是用一种诗意的艺术态度来审视人生逆境，故到了任何地方，他都随遇而安，豁达大度：曾不无幽默地自我解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加上密州出猎，杭州筑堤，一直贬到天涯海角，依然高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自我总结“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反正“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种对生活热爱，还表现在日常琐事之中，苏轼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煎茶酿酒均有研究。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到现在还是我国传统菜谱中的“保留节目”。可以说，禅宗中的“万物皆有佛性”，“担水背柴，莫非妙道”的理论，东坡居士也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

      由于苏轼感觉到人生是偶然的，世事也是虚幻的，“人生到处何似之，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留鸿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那么，人生的痛苦也不过是梦幻，人世的功名利禄也没有什么可追求、可留恋之处。这就直接导向了对社会公认的价值系统的否定，和对苦难现实漠然处之的态度。故欢乐不必过于欣喜，痛苦可以在内心化解，世事沧桑实属过眼烟云，求得本心清静便是解脱。

      可以说，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得苏轼有了旷达的性格，但其思想基础，是源于禅宗认为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敷衍物，万物皆空的观念。凭借这个基础和内心调节机制，苏轼可以站在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和人生，取得生存的智慧，将现实人生转化为诗意人生，既坚持刚正不阿的传统人格理想，又保持了超越世俗，不合时宜的精神追求。将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

      这种人生哲学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在类似的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典范。所以，苏轼得到后代文人士大夫的极大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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