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运忠诚战士陈文汉生平事迹

伊理

编者话语：
　 此文献（包括部份图片）是邓国志同志提供。原文章是潘静安（潘柱）、邓和、谢伟志、谭其之、熊河清、黎锡芬等多位前辈提供的资料，为了尊重前辈们的口述原文，为了使不被人们遗忘前辈的奋斗事迹，采用原文不动的转载，经过向多位后代们的了解后，更正了原文中谐音和错别字，如有不明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参考读物  （东江纵队图文集第120页、135页）。

陈文汉

工运史组编 刘渭章执笔

　　陈文汉，是香港工人运动的忠诚战士，摩托(汽车业)工人的领袖，香港工会联合会卓越领导人之一，毕生致力于工人运动事业。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武装斗争，不怕牺性，艰苦奋斗，还积极动员汽车业工人，从人力物力支援八路军抗战。香港沦陷时，他奋不顾身抢救出大批文化人，受到中央来电嘉奖。他担任香港工联会理事长期间，为香港工人创办福利事业，鞠躬尽瘁，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深受广大工人的爱戴，永远的怀念。

一、出生贫苦家庭

陈文汉，广东顺德县人，一九一一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陈铁生曾做过海员。在香港粤剧班子里，编过剧本，演过粤剧。母亲黄锦贞，曾任坤育女校校长，由于经济困难，被迫结束学校。全家搬到新界大埔坳租田耕种为生，不久，母亲忧郁病逝。陈文汉少年时，只读过几年义学，他后来的文化知识是靠刻苦自学得来的。他十五岁离家当学徒，学汽车修理。十七岁在电话公司做工，修理电话机，二十岁开始做汽车司机。陈是长子，下有一弟两妹。父母去世后，陈要负担弟与妹的一些生活和教育费用。陈文汉少年就生长在贫穷之家，一直过着贫困生活。

尖沙咀巴士

二、早年参加摩托工会活动

　　一九三七年，陈文汉开始参加摩托(汽车业)研究总工会，连任历届工会委员。陈在参加工会之前，已开始在工人中活动，组织汽车司机互助组，陈是私家车(私人小轿车)司机，私家车的司机日常大都聚集在中环士丹利街，等候老板的呼唤。陈在工友聚集的地方，谈笑风生，为人和气，甚得工友们的好感。当时工人经常都会遭到失业痛苦，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由于当时摩托工会缺乏进步的领导，会务没有什么进展，有些工友埋怨工会没关心工人，别的工会工人失业却有轮工做。陈对工友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互助，以减轻一些生活困难和失业痛苦。为此陈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加强组织了汽车司机互助组的活动。

　　陈文汉于一九三七年间，参加中国共产党。据梁伟中同志的回忆，梁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期间加入共产党，后由陈文汉接任组织关系，并领导梁的工作。陈按当时工人工作方针要向产业部门发展，于是安排梁到中华巴士(公共汽车)公司工作，当售票员。

40年代的车票

　　梁在巴士工人中组织新生剧社，另一个党员叶坤组织了一个司机互助组，陈把这两个小团体合并，叫“北角同乐社”。梁不赞成“同乐”的名字，认为好象黑社会组织名字一样，陈说：同乐有什么不好，与众同乐嘛，就要用这样的名字，才能取得合法地位，团结更多工友在自已的周围。北角同乐社在陈文汉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搞生活互助，旅行活动，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既团结了群众，又发展了进步力量。社员达一百余人。在该社发展了邓和等几个党员，以及培养教育了朱敬文(原名姚华)等一批积极分子。

北角同乐社工友

　　摩托工会是香港早期建立的工会，一九三八年已经历了十八届的选举。在十九届的工会选举大会上，陈文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曾经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杨绩同志一起进行改选工会活动，初时大会准备推选中间分子任工会主席，随后经过宣传组织工作，取得广大工人信任，终于由杨绩当选任工会主席，从此摩托工会就稳固地掌握在我党领导之下，使广大工人团结在我党周围。杨绩、陈文汉、尹放求等同志建立了党的小组。陈文汉在工会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当时摩托工会设在中环士丹利街，为团结更多工友，办好工人的福利，建立了摩托工会属下的九龙第一党支部，东区分会，西区运输部，中华巴士北角同乐社，以及上海的士俱乐部，金边的士孔怀体育会，明星的士武术馆等群众组织，壮大了工会力量。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创办了摩托东区子弟义学，当时香港地下市委书记杨康华曾担任该义学的校长。

杨康华

　　陈文汉同志在积极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时，很讲究斗争策略，处处维护工人的利益，确保每次斗争胜利。如一九四〇年，香港中华巴士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陈文汉在领导这次斗争时，针对当时工人还没有认识到自身团结的重要性，力量还不够大，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不要提得太高，但一定要设法争取胜利，使工人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结果，这次斗争胜利了。挫败了资方不承认工人代表，拒与工方谈判的嚣张气焰。这次斗争胜利，对工人教育意义很大。一九四一年明星的士(出租小汽车)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进行罢工，陈文汉领导了这次斗争，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港英政府限令工人复工，仲裁解决。鉴于当时形势，民族矛盾大于劳资矛盾，接受仲裁，取得月薪增加四元八角的成果。

摩总明星的士司机福利会

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工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组织领导下，陈文汉和杨绩一起发动港九摩托工人，募捐救护车和药品送赠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和组织了两批司机回国服务团，支援祖国，支援八路军抗战。

巴士全体互助会员工

　　据谢伟志同志回忆：一九三八年货车西区运输部的货车小老板，捐了一辆汽车送回给国民党政府。货车司机认为也要争气，我们工人也要捐一辆汽车送回祖国。但货车工人只有数百人，人少捐款少，买不起一辆汽车。谢此时在参加工会活动中认识陈文汉，陈对谢说：要发动全港摩托工人捐款，人多力量大，应由摩托总工会发动。陈文汉和杨绩在工会提出捐献救护车支援祖国抗战的意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立即组织成立了募捐委员会。要买一辆救护车需要港币三千多元，对生活穷困的工人来说，这个数目是相当庞大的。从九月到十月间的三十六天，分头出发募捐跑遍香港、九龙、新界，克服许多困难。

共募得港币四千元左右。除购买一辆救护车外，余款的一半买药品，另一半买防毒面具。

　　献车典礼在孔圣堂举行，由保卫中国大同盟廖梦醒代表接车，何香凝等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献车典礼

　　一九三八年至三九年间由摩托工会组织了两批司机回国服务。第一批由摩托汽车司机黄光明等三十余人参加。一九三九年一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会上讲话，表示欢迎长途拔涉来桂林捐献救护车的香港工人，黄光明是押运一辆救护车回来的司机代表，黄光明代表讲话表达了香港工人阶级的愿望，支援英勇抗战的前方将士，争取胜利。

香港摩托工会发动属下会员捐款，购买救护车一辆及一批药物、防毒面具等，捐给抗战第一线的八路军。

　　一九三九年五月，第二批回国的司机共四十余人。据当年参加回国服务的谭其之同志回忆：陈文汉在动员组织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谭说他自己当年十八岁，刚学会了汽车驾驶，参加了摩托工会，经常在工会听到陈文汉的抗日宣传和讲课。陈当时任工会组织部长，他物色一些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青年司机工友到石澳，他所在工作的波楼(洋人俱乐部)去叙谈，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又在附近渔民村的小房子里，举办小型学习班。谭其之和几个青年小伙子参加了学习。陈对他们说：祖国抗战需要组织司机回国服务，希望有一批有志青年，没有家庭顾虑的来参加。今天不要报名，大家回去考虑考虑。第二次谈话时讲共产党坚决抗日，工人的靠山就是共产党，叫大家报名填表参加，但要回去同家长商量，征得家长同意。谭其之是独子，父早去世，只有姐姐和妹妹，母亲反对谭离家回国服务，谭向陈文汉汇报后，陈交带谭要对母亲做耐心说服工作，谭后来得到妹妹的支持，帮助劝说母亲，征得母亲的同意。从上述情况，可见陈文汉当时组织工作的才能，善于进行思想工作。

　　有一次，陈文汉和杨绩在党小组内，深夜开会研究如何送车回国。因由宋庆龄交来援华委员会的汽车约有二十辆(其中雪佛兰小车两辆)，这一批响应回国的青年司机只有二十人，熟练司机不足。于是决定招请一部分熟练司机驾驶汽车回国，因此，摩托工会共有四十余人参加了第二批回国服务。据谭其之回忆：他们乘船到广州湾(湛江市)转越南海防，进入镇南关到凭祥。等候汽车转运到凭祥后，驾车沿途经贵阳等地到达重庆，由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同志接收汽车。这一批汽车再由国内司机接驳驾驶送到延安。回国的司机组成西南运输线的车队。解放日报的大型印刷机，是谭再回凭祥运到重庆转运延安的，党中央的宣传刊物、报纸大部分是用这部印刷机印刷出版的。

　　一九三九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何应钦部队诬说我方司机驾车阻碍路上交通，因而制造事端殴打摩托工会回去的司机苏光庭，以致伤重去世。周恩来同志为此曾向国民党军政当局强烈抗议。为保护进步力量，避免损失，这批司机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间被送到延安参加和分配工作，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成长为革命干部。从上述情况，可见陈文汉忘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摩托工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陈文汉善于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处处为党的工作着想。他工作所在的石澳地区，有我党同志和进步分子组织的抗日团体晨钟社，陈参加了晨钟社的活动，把该地区的十二间外国人住宅的司机、洋务工友和当地居民、青年都团结起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摩托工人吴成燮是晨钟社负责人之一，据吴的回忆：陈文汉当时经常同大家倾谈，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居民生活，无所不谈，并引导大家看进步书刊，阅读《华商报》，提高爱国思想认识。

而他自己一有空隙时间就埋头看书，勤奋学习，以充实自已的知识。在石澳工作的摩托工友和洋务的“花王”、阿姨以至居民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陈文汉晚上要从远离市区的石澳前往工会活动，只有步行经柴湾到筲箕湾的一段路后，才能乘电车到达，象这样的步行往返足有几公里，他就是这样的经常到了工会处理工作完毕，赶回住处已是深夜时分。

筲箕湾

　　李冲同志(香港新华社总编辑)当年组织过的“八·一三”剧团，一九三九年曾到石澳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李冲为怀念陈文汉的文章写道：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在石澳波楼，我第一次和陈文汉同志会见。
　“我叫陈文汉，看了你们的演出很高兴，特请你来夜宵，结交一个朋友。
　　我和陈文汉一见如故，两碗牛柳面，一包花生，半瓶白兰地，竟然谈到深夜三时，“扪虱倾谈惊午夜”象一块铁被磁石吸引住了，他瘦黑的体格，和蔼可亲，象慈父，启蒙老师，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陈说：“抗战是长期的，祖国前途是光明的，青年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革命工作要有正确的领导，要依靠群众，要扩大团结，把工作做到电影界，他们影响大，扩大剧团的影响…”象一股暖流注入心田，我受到鼓舞。李冲这一段话，显露出陈文汉同志当时是一个思想上成熟的革命者。

石澳

　　对陈文汉同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当时市委职工部熊河清(熊春)同志有如下的叙述和评价：杨绩与陈文汉的组织关系是由香港市委职工部长吕良(在东江纵队改名为黄宇)介绍给我的。

吕良（黄宇）

　　一九三八年间，熊接上杨绩的组织关系，这时摩托工会已有党员七人，陈文汉是其中之一。市委决定加强工会组织，由杨绩任主席，陈文汉任支部书记，杨的威信较高，很谨慎，陈的工作较活跃。杨、陈两同志利用职业之便，做了几件事。在香港湾仔洛克道建立一个停车场，专门停放私家车(小汽车)。这个地方交通方便，熊住进内第三幢房作为香港党委的临时机关。利用同行关系与巡警车、装甲车、摩托警车的司机结交为好朋友，了解香港警方的动态。特别是为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运输港澳与南洋华侨捐献的物资、药物起了重要的作用。杨、陈两同志亲自挑选政治立场坚定、技术优良、负责可靠的党员及进步爱国的司机运输到老隆、桂林、重庆，有的还送到了延安。熊河清同志感到这期间与杨绩、陈文汉两同志工作关系是密切的，工作配合得很好。陈文汉和杨绩对香港职工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捐献的汽车运往陕甘宁边区途中

　　一九四一年，陈文汉同志年届三十，公而忘私，还未结婚。陈的爱人唐惠芳是针织厂工人，一九三六年间搬到陈居住的楼房，由同屋的关系而相识的。同屋三嫂(同屋住的人都这样称呼的），一个善良女人对陈的为人正派，待人和气，关心别人，十分敬重。在唐的面前称赞陈，唐对陈心里敬爱，因而两人相爱起来，抗战爆发以后，陈忙于抗日救亡活动，唐惠芳也参加了进步女工组织的“七姐会”搞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两人是很少相聚一起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至太平洋战争逼近时，在同屋三嫂催促下，结成革命的伴侣。

沦陷时香港街头

四、抢救文化人受到中央嘉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寇占领香港。原来曾经是抗日的民主文化阵地的香港的大批文化人与爱国民主人士陷入了日寇搜捕的重围之中，处境万分危殆。党中央南方局对营救这批文化、民主人士极为关切。由周恩来同志指示，具体电示在港的领导同志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尹林平、梁广等具体组织，紧急动员港九地区交通线上各级党组织及东江游击队全力以赴，进行抢救。于是，陈文汉同志作为一个优秀党员，熟知香港情况，并且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摩托工会组织部长，立即被调到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担任特级交通员，在梁广、潘静安(潘柱)同志具体领导下，与黄施民同志等在第一线上进行对文化人、爱国民主人士的抢救工作。

梁广

当时，文化人都分散在港岛各处，联系中断，首先要通过各种办法在日寇特务汉奸严备封锁之下找到他们，使他们隔开已暴露的危险地点，化好装转移到隐蔽安全的地方，然后利用黑夜日寇巡逻换岗的间隙，分批用通过各种关系或重金雇来的小艇，从铜锣湾避风塘冲过海峡到达九龙红磡僻静地点登陆。

营救文化人士

　　分散穿过九龙市区送到九龙旺角联络点，交给负责接应的东江游击队何鼎华、何启明、李健行等同志，由东江游击队专门组织的小分队从陆路护送往东江游击区，或者先从港岛疏散到长洲，再用渔船偷渡往澳门和惠阳、海丰。陈文汉同志就是在日寇岗哨密布，随时都有被“格杀勿论”的严重威胁之下，奋不顾身走遍港九各个角落，找寻带领文化人士一次又一次突破封锁来往港九之间，终于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据潘静安(潘柱)同志的回忆，陈文汉同志当年是梁广、黄施民同志介绍给我作特级交通员，主要为一九四二年一月起转移和抢救重要文化界人士时参加工作的。陈文汉几乎每天随小艇送人，由香港铜锣湾避风塘出发，偷渡到九龙近海心庙附近登陆，将人员带到九龙各个秘密交通站安排接收后，翌日又偷渡返港。如此工作大约两个月左右。陈文汉对港九道路熟悉，十分顺利，未有发生过事故，表现是十分英勇积极的。当时交通员三人，以他为首，起着率先模范作用。特别是在二、三月间。

黄施民

　　有一次，他随我偷渡到长洲岛去为调查何香凝、柳亚子若干人乘船偷渡的安危问题，到长洲后，知道何香凝、柳亚子他们已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船援助下，乘船前往海丰。在长洲根据突然得到的消息，临时决定由长洲岛去香港钢线湾上的玛丽医院抢救一个国际友人(德臣西报编辑，秘鲁人，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国际友人住玛丽医院，日寇戒备森严，如被日本人发现，则会遭到格杀勿论。在长洲找到地下党任自卫队长的陈亮明同志，我和陈文汉、陈亮明等六人扒着小艇戴伪自卫队袖章，艇上载着个假扮哭丧的女党员，到达玛丽医院后山等候，准备将秘鲁同志装作她死去的亲戚尸体运出。我潜入医院找到医生联系，但秘鲁同志感到这个办法冒险太大，怕连累我们，因而计划没有实现，再回长洲。后来我们的地下党和游击队通过地下水道把那位秘鲁同志等一批国际友人营救出来。为挽救长洲岛街坊自卫团安全脱离日军之手，防止暴露力量。安排约定在与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的一晚群众大会。陈文汉配合保密、保卫、安全等工作做得很周备，等于当了我的保卫干部和助手。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使大会能顺利完成，取得长洲岛自卫团群众信任。通过工作，长洲岛完全由我党控制，成为转运文化人的一个重要的转送站。

部分文化人

营救文化人工作前后历时半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营救的党员、群众奋不顾身，历尽艰险，将文化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八百余人全部安全抢救出来，没有发生差错，取得安全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迹。陈文汉同志就是参与抢救工作的同志中功劳卓著的一个。根据当时在香港组织抢救工作的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同志回忆说：后来来电嘉奖，表扬了潘柱、黄施民、陈文汉三位同志。这个电报是我向他们传达的。

五、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经受考验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委和廖承志同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组织推动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在与敌伪顽强斗争中逐步发起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华南抗战的旗帜，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国内及国际有重大影响。陈文汉同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武装斗争，先在东江纵队后到珠江纵队，曾经进入大城市工作。参与了港九地区的抗战，经历了艰苦严峻的考验，百折不挠，始终是革命意志坚强，充满胜利信心。

　　陈文汉在完成特级交通员工作任务后，党组织考虑到他政治面目的暴露情况，决定派他到内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他同爱人唐惠芳于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撤离香港，回到东江游击区的宝安县岗头仔，培训一个月后，派到顺德西海的二支队。陈的爱人先行安排分配回到中山九区参加民运和负责交通站工作。                     

　　陈文汉后来又被派到广州沦陷区工作。他俩聚少离多，为革命各自奔赴不同的战斗岗位。陈文汉到了广州等候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等了许久都不见人来。在日寇铁蹄下的广州城，百业凋零，饿殍满地，大量工人失业，要找职业工作确实是一件难事。刚巧在广州遇见了摩托工会工友萧荣基，暂住在萧的家里，萧也失业，两人便到街上等侯雇主聘请临工，曾到日本人的马房做杂工。生活十分困难，吃不饱，甚至把马粪里未消化的白豆、厨房渠口流出来的饭粒也拿来充饥。

　　过了一段时间，接上关系派到市桥，联系当时非武装的地方同志，在市桥附近摆了个卖烟档作为职业掩护。他档口的旁边是一个补鞋档，同补鞋老人关系打得很好，陈有事离开时也由老人兼看卖烟档口，陈此时也学会补鞋，当老人去世时，陈接收了补鞋的全部家档，也当起补鞋匠。串街过户作掩护工作活动。由于战争环境的变化，中断了组织联系陈身患重病，被当地群众送进广州方便医院就医。

　　一九四三年夏病愈出院，联系中断，乃决意返回香港找寻组织关系，沿广九铁路线徒步回港，途至新界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刘黑仔游击队活动地区，为我部队拦截，疑是汉奸，带返队部经说明情况，方知是误会，给陈热情的招待。在进入市区经过日军岗哨时，又遭到日兵的毒打，用抢托撞伤肺部，身体备受摧残。陈回港后先到深水埗原来住处，找到同屋三嫂，又饥又渴地喝完了三嫂刚煮好的“神仙粥(粗米混着杂粮的粥水)”接着找到黎锡芬同志，黎锡芬给了他一套私家车司机的白制服。地下党特派员黄施民同志知道陈文汉回港消息，立即交待梁伟中同志了解情况，照料好陈的生活与治病。陈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温暖关怀，心里十分感激。

　　一九四三年秋，组织再派陈回东江游击队工作。起初，调到沙鱼涌“万栈号”。“万栈号”是港九大队后勤给养部队秘密交通站。据“万栈号”的负责人李煌同志回忆陈文汉刚来“万栈号”不久，有一次由陈押运一批缴获的物资，到淡水镇出售，陈仍未回店，接着第二批物资又由新界坑口运来，当天情报，国民党顽军准备三路进攻大鹏半岛，我东江纵队司令部通知尽快把货付出，把店内可疑商品疏散，刚把货物付出不久，陈从淡水回来，得悉店内情况和敌情，为了挽救那批商品不受损失，他不顾个人安危，不听劝阻，立即穿上雨衣赶路跟踪那批商品出去。但那批商品早到了葵涌立即疏散，没有损失。而陈文汉行至途中碰上顽军的先头部队被敌抓住，押解到淡水国民党政府监狱，陈被捕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只承认自已是一个小行商，后经过李煌通过当地乡长花钱活动，十多天后把陈从狱中保释出来。

营救文化界人士

　　一九四四年夏，陈文汉在东江地区患疾，险些被夺去了生命。其后，调到五桂山区在珠江纵队工作。陈到驻地那天，唐惠芳刚出差回来，见陈又瘦又黑，显得十分苍老，简直不敢相认。不久，陈文汉被分配在中山三乡负责税站工作，当时原摩托工会会员陈某当上了伪警长，部队运粮经过他的岗哨往往被截走。陈文汉派人抓了陈某回来，微笑着出来见他，晓以大义。陈某又惊又喜，此时此地见到老相识，怪责陈文汉不早点同他打招呼，表示以后听从陈的意见，从此运粮道路通行无阻。

　　一九四五年七、八月间，陈文汉和爱人唐惠芳随珠江纵队转到东江江北地区(增、龙、博等县)，准备挺进粵北迎接王震大军南下。这时陈在部队里任军需工作。由于带病行军，坚持工作到达龙门县驻地时，陈和爱人唐惠芳都病倒了，安排在山洞里的医疗站里治病。那时日寇宣布投降，在艰苦斗争岁月里，迎来抗战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一月，部队精简非武装人员，领导通知陈和他的爱人复员离队，于是两人化装下山，到了广州，卖了离队时各自做的一套新衣服，才凑够回港的船费。抵港时衫袋只剩一角钱，首先去找从前同住的三嫂。刚巧是旧历新年，三嫂见面高兴地说：你们回来就好，大家有粥食粥，等过了年再找工作吧，陈文汉回港后立即上摩托工会。那时梁伟中和杨绩同志正进行复会工作，陈身穿旧长衫，胡须长长，身体虚弱，饱经战斗风霜归来，从此又投入新的战斗。

六、全心全意为工人谋福利

　　一九四六年初，陈文汉回港后参加摩托工会复会工作，同杨绩同志一起参加工会的党組，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工人工作的方针，团结广大摩托(汽车业)工人群众，使摩托工会一直成为我党在香港工人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  

摩托工会员工（摩托工会在1920年成立）

　　摩托工会复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工会的一切家具荡然无存，当时会所也没有，复会的会址是由摩托工友黎锡芬同志将他承租的地方让出来的。没有台椅，铺张草蓆在地上坐，点着洋烛来开会。后来依靠广大工友的力量才把会所正式立起来。同年建立了摩托九龙分会，港九两巴的分会。在复会的二十二届工会选举上让较有威信的中间分子当工会主席，一九四六年由杨绩任工会主席陈文汉当选为工会秘书。一九四八年和四九年陈文汉连选连任工会主席。陈文汉积极领导工人举办各项福利事业，特别是当时工人经常受到停牌失业、疾病的痛苦。他倡议建立经济互助的福利组织，团结互助以解决或减轻工人的一些困难。为了维护工人利益，曾先后领导巴士、的士和其他司机工人进行斗争，为改善生活待遇而努力，一九四六年中华(香港公共汽车公司)，九龙(九龙公共汽车公司)两巴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和改善生活待遇，斗争结果签订了劳资协约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和生活津贴，发年终双薪及百分之五酬劳金，订立病假、伤残死亡等各项福利待遇。

摩托工会员工

　　一九四七年八月香港九龙八家的士工人联合要求改普待遇，谈判结果，签订为期一年的第一个劳资协约。每天工资由五元增至六元，工时从每天九小时减为八小时，每年有薪假期十八天等各项福利待遇。在这些斗争中陈文汉经常代表工会参加研究讨论斗争的会议，有一次在九龙分会开通宵会议，由晚上九时开到凌晨六时，他有病在身，毫无倦容，全神贯注，听取大家汇报斗争情况，倾听各人意见，最后提出带总结性的意见，大家听了都认为意见是正确的。许多认识他的工友，常称他为“小诸葛”。

　　一九四八年的士劳资协约期满，工人要求重新订约增加工资，由于斗争形势的转变，处境困难，八家的士资方在港英当局的偏袒新成立的雇主联合会支持下，断然拒绝工人合理要求。首先引起明星的士工人罢工抗议，资方反而变本加厉实行联合关厂，宣布废止一九四七年劳资协约。由此而导致造成八家的士公司、五百八十名工人停工，历时一百二十四天，惊动整个香港社会的工潮，在摩托工会领导下，的士工人进行了持续顽强的斗争，受到香港工联会和各业工会工人的大力支持，显示了全港工人大团结的力量，迫使港英当局调处解决，重订劳资协约，维护了工人利益，改善一些福利待遇，工资从每天六元增加到六元七角五分，在这次“的士”斗争过程中陈文汉的肺病已快进入第三期，他的爱女也因脑膜炎医治无效，不幸夭折。但他坚持经常出席深夜或通宵会议，当其他工会职员、工友见此情景，劝他早些回家休息时，他就认真的说，要我回家我更为不安，因为我关心“的士”斗争的事情，如果不知道斗争进行情况，和下一步准备怎样斗争，那么我就一夜也会睡不着觉的。他关心工人利益比什么都重要。由于陈文汉肺病严重，领导的重担由新任工会副主席谢伟志承担。

香港街头

　　有一次支援罢工的捐款即将用尽，支给罢工工人每天二元的生活费用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谢伟志感到束手，他走访病中的陈文汉同志，请示对策，陈文汉了解情况后，冷静思考，决定亲自召开工会和罢委会会议，做捐款和进一步发动捐款，解救燃眉之急。他带病上工会参加会议，工友受到了感动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陈文汉领导下的摩托工会首先挂起毛主席肖像。当时有极少数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扬言要打陈文汉，但陈文汉热爱祖国，不怕恫吓，不惧威胁，依靠群众，坚决把毛泽东像悬挂在会所的正中地方。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后，发动全港汽车工友献车劳军，掀起爱国运动新高潮，抗战时期捐献了一辆救护车给八路军打日寇，这次又捐献了两辆汽车回穗劳军。发动慰问在港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帮回归祖国的两航（中国、中央航空公司）和前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爱国员工。号召全港汽车运输工友不替蒋帮偷运器材，搬走物资，支援起义员工爱国壮举的正义斗争。             

钟楼

　　陈文汉重视爱国民主的宣传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新华社李冲主办的“大众综合丛书半月刊，得到陈文汉同志的支持鼓励，陈参与编委会座谈，拉广告，搞发行。在创刊号陈文汉写了一篇题为“为亚澳工人民主和平而团结斗争”的文章，赞扬亚澳两洲工会会议在北京的胜利召开。指出中国人民胜利给亚澳两洲人民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亚澳两洲工会会议，汇合了两洲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将更有力量去团结斗争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地位在亚澳两洲人民的团结下，定走向世界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

　　一九五〇年陈文汉当选为港九工会联合会副理事长、摩托工会的会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港英当局惧怕工人进步力量的发展。理事长张振南同志被迫回国参加工作，麦耀全副理事长以“倾向破坏本港和平及秩序的政治行为”的罪名被捕递解出境。当此工运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陈文汉同志毅然担负工联会领导工作的重任，并从一九五一年起，连任三届港九工联会理事长职务。坚定地贯彻执行工联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教育、福利的工运工作方针，领导香港各工会各业工人，坚持爱国立场，扩大工人因结，维护工人权益，创办工人福利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

　　一九五〇年初，电车和各大公共事业和产业部门工人要求调解改善待遇斗争中，牛奶公司工人尝试通过仲裁解决改善工人生活待遇问题。陈文汉被牛奶工人推举为工人三代表之一，出席牛奶仲裁会议，为工人说话。仲裁会议结果取得每月增加三十元生活特别补贴。

香港街头

　　战后初期，工人子弟失学严重，陈文汉积极参与港九劳工教育促进会工作，是港九劳工子弟学校创办人之一。“劳校”是依靠工人团结力量，利用当时港英的改良怀柔政策，争取港英的华南教区主教何明华会督的赞助，中外上层人士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一项重大工人福利事业。对团结组织香港工人队伍，培育爱国工人的新一代，开展上层人士统战活动，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从一九四六年借用工会会所办起劳校第一班，学生八十余人，到一九四八年已发展有劳校十二间，学生二千四百余人。港英当权者认为：扶助劳校发展，却是养虎为患。

　　一九四九年五月，港府教育司下令解散劳校，但经过工人据理力争，扩大社会人士的支持，把五间较大的劳校保持下来。为了把劳校办下去和解决校舍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劳校第四次卖花建校筹款，陈文汉又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卖花百万朵，筹救成绩二十八万多元，破香港卖花筹款纪录。同期陈文汉被选为旺角劳校建校工程负责人，建设了劳校自己的校舍，经过劳校培育出来的人才，散布到港九各行各业和在港的国家机构（银行贸易、商业新闻），为爱国进步事业培养了新生力量。

　　一九五〇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实施禁运，造成工厂关门、停工、减产，大量工人失业。陈文汉又积极领导工人开展失业、医药救济运动，筹募工人福利金运动，依靠工人团结力量和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为香港工联会创办工人医疗所，同时拨款协助各工会慰问救济失业工人，要求港府当局负起救济失业责任。当时木屋区火灾频频，每次火灾，陈文汉都亲临灾区，了解情况，慰问灾胞。如东头村火灾的救灾工作，祖国送来大米，他亲自到灾区和华商总会起主持发动工作，在慰问工作同时，代表灾胞群众意见向港府当局交涉，迫使港府当局不得不进行一些救济，安置受灾居民临时居住问题。徙置区就是“工联”开展救灾工作区，工作中反映群众解决居住的迫切要求，迫使港府当局设立的。

　　由陈文汉同志筹办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工人医疗所，是香港工人继劳校之后，又一项重大的工人福利事业。一九五〇年七月开办第一间医疗所，最初是借用洛克道劳教会半间会所，将骑楼间隔成两个病室，由海员、洋务、邮务工会借出三千三百元作开办经费，许多设备用品部是由工人送来的，不少工人下班后轮流到诊做所义务服务；又争取了知名的西医李崧、黄雯医生来所义务为工人诊病，使医疗所取得合法地位和声誉。他们为工人服务的精神、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使工人看病有信心，涌跃来所诊病。在当时失业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到别的医院和私人诊所，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来所诊病，免收诊金，仅用两元药费，便可得到名医的诊治，解除痛苦，真正体现了“工联”和属下工会关心工人及其家属身体健康的精神。                         

密切了工会和工人群众鱼水的关系。接着在九龙建立第二医疗所，又建立X光检验所，荃湾工人医疗所，港九两间留产所。工人医疗福利的发展，是与陈文汉积极努力，亲力亲为分不开。

四十年代香港某医院

　　陈文汉身患肺病，一九四八年已割了一边肺。为了找寻医疗所、留产所的所址，仍不辞劳苦跑遍了港九各地。办医疗所无经验，他亲自同工作人员研究，倾听工人群众意见，建立各种制度。陈文汉自已或带儿子看病，以身作则，同工友一样按制度轮筹看病。他经常教育医疗所工作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人阶级是先进最有前途的，你们到工人医疗所来为人民服务是最光荣的，最有意义的。”医疗所有些护士姑娘从开办到现在一直坚持工作，就是受到陈文汉同志的鼓舞和教育。                     

　　陈文汉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事业日夜奔忙，而他自已和家庭生活情况呢，却一直处在贫穷的困境中。一九四六年初回港时，陈文汉做司机月薪得百余元，爱人唐惠芳半失业，上班时一天工资得四元五角，由于付不起昂贵的房租，爱人寄居在亲友家里，自已回摩托工会住宿，夫妻分居有大半年时间。一九四七年大女出生，还要向陈的四妹借了一百元，方能结清爱人住医院八十多元的欠账。一九四八年大女脑膜炎，每天注射一支针费用开支十六元，因此曾向人借了六百元，这笔债务直至陈病逝后，由陈的爱人在医疗所工作多年才陆续清还。同年八月大女去世，第二天陈又因肺病入了圣保禄医院住了几个月，割了一边肺。陈文汉经常处于贫穷交迫的困境，但从来没有影响工作，越在困难的生活环境里，越是加倍积极工作。一贯以来他这种公而忘私的工作精神，难能可贵，充分体现了一个工人阶级革命者的崇高品质。

七，勋劳卓着·永远怀念

　　一九五三年秋，陈文汉同志所患肺病复发，进入了港中分科医院。他在病重时，还念念不忘工作。当时陈耀材副理事长胃病复发，也入了那打素医院。他知道情况后就对工友说：“我病他又病。”他立即托人买一盒饼代表他去慰问材叔，并表示同材叔看谁能快些恢复健康，早日出院。当他病情非常严重时许多工会代表前来探望，他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并针对每人的情况，同大家作简要谈话，处处关心别人，关心工作，在病中他要天天看报，精神不足时要工友或护士读报给他听。他自知病危不起，还不忘教育为他护理的工人医疗所两个护士，他说你们护理我这份感情，我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将这份感情转去为广大工人服务。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陈文汉同志因长年劳累，旧病复发医治无效，病逝于港中分科医院，时年四十二岁。

陈文汉与家属合影

　　香港工会联合会向各会员工、各业工友沉痛地宣告陈文汉理事长不幸逝世的消息。十一月二十七日陈文汉出殡时，沿路观众万人空巷，十辆货车盛藏着港九工人和各界人士致送的花圈，挽联、祭悼，在漫长而整齐的送殡列中，人们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默默地行进。港九广大工人为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工人兄弟，又是工运的前辈，感到无限悲痛，无不为之哀悼。

　　陈文汉同志不愧是香港工人运动的忠诚战士，勋劳卓著，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当年香港工联会代表全体工友，十万会员向陈文汉理事长致祭的祭文，就是对陈文汉同志光辉一生，给予概括的，最恰当的评价，最后就以摘录该文的主要内容作为结束吧！

　　你走完了自已正义的生命的道路，而那从艰苦中创造的光辉必将永在，你出生于贫苦家庭，在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中，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明确了努力方向。你长期生活在工人中间与广大工人结成同甘共苦的亲密关系，因而能够为工人福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作为港九工人的一位亲密兄弟，早在一九三〇年，你就抱着年轻人的热情，开始增进工人团结和福利事业，并且把这种事业坚持了二十多年，直到你的心脏止了跳动，你善于体察工人最要求的，集中工人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了不少困难，开创了许多福利事业，不仅关怀工人本身的生活，而且注意到工人子弟教育，表现了弥足珍贵的热情和远见，一种伟大的理想，一种崇高的情感，使你把全部精力贡献出来，不辞劳瘁，艰苦奋斗，让广大的港九工人于生活痛苦中获得安慰和鼓舞，不为困难所压倒。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你保持沉着的态度，愈益发挥坚毅的情神，那种努力不懈的意志，团结和发挥工友的才能，果决而谦逊的作风，使人想得到的力量是从那里产生？病魔夺去了你的生命，但不能夺去你在港九工人事业所增加的分量。
为工友服务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

　　 后记
《香港工运忠诚战士陈文汉生平事迹》由中共港澳党史办公室和工运史组征集有关陈文汉同志的历史资料进行编写的，原香港摩托(汽车业)职工总会在穗的工会干部邓和、梁梅枝，尹放求、黎锡芬、谢伟志、何永等同志曾多次进行座谈，提供资料，核对事实。主要提供资料的有香港工联会李庆宁、陈文汉爱人唐惠芳，陈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志。一九八六年一月写成初稿，广泛征求意见由于陈文汉同志革命斗争经历年长日久，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资料，尚待继续收集充实，有错漏之处，请予指正。
刘渭章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