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下四十年(上)

实习生

　　在著名风景区岳麓山的脚下，有一所创办于五十年代的公立医院—长沙市第四医院。我与这所医院的情缘要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说起。1978年我以知青身份在望城县桐木公社参加高考，随后收到通知到莲花区卫生院体检。当时的体检工作人员当然以莲花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主，但听说内科主检和五官科体检人员是长沙市四医院的医生。我们同一个知青点的一位男生在检查时被发现肝脏略为肿大，需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抽血检查肝功能，我陪同这位同学一起来到这家医院，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所医院的大门。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竟然就在这所医院工作了一辈子。

这一年我们知青点一共考取三人，一名女生被衡阳医学院录取，检查肝功能的男生被湖南中医学院录取，我被湖南医学院(湘雅)录取，有趣的是三人都进入了医学院。就这样我带着满身的泥土气息走进了大学校园。

　　从小到大，自己曾有过各种理想或梦想，但从没有想到自己将会成为一名医生。进入医学院以后，老师们就拼命地把你往医生方向进行训练。首先是繁重的课程、厚重的课本，然后有很多做不完的各种实验，最要命的是需要背诵的内容太多，而没有多少练习题目可做，与其他学科的学习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一切，我们都默默地承受着、适应着，因为我们太珍惜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有多少与我们类似的青年却无法跨进大学的校门呢？

找到一些崇高感是在学院举行的一次授衔大会上，据说这是十年浩劫结束以后的第一次授衔大会。由学院副院长何鸿恩教授主持，党委书记佟英同志给十位专家授予教授学衔。他们有些是从国外归来的学者、有些是排除干扰坚持科研的骨干，正因为他们有锲而不舍精神才能在这一天走上舞台。他们的人生经历感染着我们，在这种庄重的仪式上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医学事业的崇高，这成了我们刻苦学习的新动力。

在校学习期间，我们家庭也从南门口搬迁到溁湾镇居住，我离岳麓山就越来越近了。

　　大学五年中的最后一个学年我们开始临床实习，我们这一组的安排是一半时间在宁乡县人民医院，另一半时间在湖医附属第一医院(湘雅医院)。在县医院实习收获也很大，儿科见识了营养不良，外科做了不少手术，传染科看了很多流行性出血热。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涤文院长的一次查房。一位发热待查的青年，内科各级医生查房均未确诊，刘院长看过病人后又亲自检查了痰盂里病人的尿液，尿液表面一层薄薄的膜状物，用棉签一挑呈拉丝状，痰盂的底部还有颗粒状管型，于是他得出结论，这位病人患的是流行性出血热。他这么一说大家恍然大悟，因为病人三痛三红很明显，既有低血压又有肾功能障碍，但谁也没有关注过他的尿液。刘院长亲自关心病人的排泄物和分泌物，并且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所以他能解决貌似疑难的临床问题。这次查房使我们很受启发。

后半年在湘雅医院的实习那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提高，教授们一言九鼎来自丰富的知识和对国内外进展的把握。在骨科实习期间每周一次柳用墨教授查房十分精彩。记得有一次366医院的王望生院长带着病人和照片来会诊，专家们各抒己见、想法不一。柳教授一边听一边看片子，最后他摇摇头说“跨关节的肿瘤只有一种，就是滑膜肉瘤。这个人从片子上看肿瘤跨过了关节，这就是滑膜肉瘤，赶快做手术。”会诊结论就这样明晰了。

这半年我们一边实习，一边准备医学院校毕业生的全国统考。由于湖南医学院77级统考在全国夺冠，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学院也组织了各专业最强的教学力量辅导我们，白天实习晚上考试真可谓夜以继日，不少同学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有的还出现心理应激现象。好在最后78级和79级都很争气，终于实现全国统考三连冠。我想当时其他院校都会对湖南医学院刮目相看吧。

　　毕业后我从长沙市卫生局人事科拿到工作介绍信来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报到，这一次我才开始仔细打量这家医院。院门口有一条水渠像条护城河，从桥上走进医院的大门。最高的建筑是两层楼的红砖房，建筑物之间垂柳掩映，人们的步伐相对缓慢，真有点像一所疗养院。

       正在办公楼寻找人事科，一位矮胖的老者问我找谁？说明来意后他看了我的介绍信，随即告诉我明天来报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叫刘健，他是解放前溁湾镇的地下党员，时任医院的党总支书记(当时医院还是科级单位)。第二天接待我的是院长成晋临，他问我对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说自己喜欢外科，要求到外科工作。他笑了，说“这个要求可以满足，外科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医院的建筑虽其貌不扬，但外科的内涵和技术实力却足可以让人眼睛一亮。医院有自己的解剖标本陈列室，由本院外科和病理科医生们自己制作的各种标本琳琅满目，其中包括肝脏三系管道的铸型标本，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外科的规模约40张床位，业务范围涵盖普外、神外、泌外和骨科。外科值班室里还有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我们值夜班时与骷髅相伴而眠并不觉得害怕。科室有数位高年资且很敬业的医生，他们的甲状腺手术、胃肠手术和胆道手术都做得比较好，例如胃大部切除术、肝脏左外叶切除、Roux-en-Y内引流术和间质空肠术等等在这个科室算是很常见的手术，甚至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病人慕名到我们科室做胆道手术。还有在那个年代，外科的医生们做绝育手术也很熟练。

       刚刚参加工作，我自然成为了科室的劳动力。那时夜间急诊和病房值班只有一个人，我刚刚在急诊科看完一个病人，开了住院证收住病房，接下来自己写病历、作术前准备、开手术通知单，等上级医生来看过病人后再进手术室。有时一个晚上连做几台急诊手术根本没休息，做完还有一大堆的记录要写。次日晨又安排了我的择期手术是食道癌根治术，查完房开完医嘱跟上级医生上台，拉钩从上午九点一直到天黑，出手术室还要开医嘱写术后记录，实际上是24小时没有休息。有时真的累病了，处理的方法也就是开几片药吃了，在寝室里蒙头睡一觉，第二天再继续干活。很快我就消瘦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为了办工作证而拍摄的照片。

      从业务上来说，急诊工作是对我们的第一个考验。先说院前急救，虽然我没积累什么经验，但却经历不少事情。医务科曾派我与一位护士去马坡岭枪毙罪犯的现场做医疗保障工作，到达现场的时候见围观群众已人山人海，我们穿着工作服从救护车上跳下来群众就以为我们是法医，立即为我们让开一条道路。罪犯被枪毙的整个过程我们亲眼所见、那情景多年以后仍然挥之不去。又一次我与护士胡昱琼清早出诊，到西站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瞭望塔上有一间小屋，我爬上去一看一男一女死在里面，女的趴在桌上口吐白沫，男的靠在墙上眼睛圆睁，就像俄罗斯油画《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伊凡》中描绘的场景。尸体已经冷却，肢体已经僵硬，我赶紧下来让工友们报警。

内科急诊农药中毒特多，洗胃困难时就找外科做切开洗胃，我们就在急诊留观床上手术，切开洗胃的病人还真的恢复特好。外科急诊以创伤、阑尾炎、肠梗阻、胰腺炎、胆道休克较多。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在处理急诊的过程中得到积累、思维方法得到训练。

当一名医生遇到诊断问题时常常很自然地回想起过去成功的经验，但那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有了宁乡县实习的经历，我在四医院急诊科又成功地诊断了由其他医生误以为是胆道休克的出血热病例。这种思维定势对后来的工作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一次遇到一名发热病人诊断不清，我又想到会不会是出血热？反复观察又觉得不够典型。在把握不定的情况下我请来当时医院的一位原来在湘雅医院传染科工作过的老师，文革期间她被下放最后调到四医院。她检查病人后认为不像出血热，倒是病人肝区总有些触痛，她建议给病人做一次肝脏A超检查，结果发现了肝脓疡。

      急腹症的诊断和处理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难题，在此类诊治中上级医生的指导尤为重要。一次我接待了一名妇女抱着一名胖胖的婴儿就诊，因为腹痛小孩一阵阵哭闹，我当即就考虑到会不会是肠套叠？但检查了腹部没有发现包块，问了问家属说没有果酱样大便，我就把病人安排在观察室留观。一会马老师出来查房后指示我给小孩做钡灌肠检查，我虽然心里并不情愿，但还是执行上级医生指示为患儿做了钡灌肠。检查的结果出乎我的预料，正是肠套叠，马上手术挽救了一条生命。另一次接诊一名下腹疼痛的女学生，在下腹正中扪及一个胎头样的包块，而且还有浮动感。经过询问病史排除了妊娠的可能，于是我去请当时的主任。主任听了情况后立即就说“你描述的情况有点像卵巢囊肿蒂扭转，你先去做术前准备，我看了病人就进手术室。”剖腹探查的结果真的是卵巢囊肿蒂扭转，这对我触动很大，不得不佩服老专家的临床经验。

　　在简陋的条件下要治病救人对医生的诊断和决策能力要求很高。有一次龚义林主任的岳母因口服大活络丸发生消化道大出血，那时医院不做急诊胃镜，更没有DSA或CT。眼看病人心率加快、血压不稳，龚主任决定剖腹探查。龚主任自己做术者，我做一助，洗手护士拉勾。开腹后见胃粘膜广泛点状渗血，再不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我们三人用局麻完成了胃大部切除术。正确的决策和精湛的技术再次挽救了生命。

虽然外科的工作繁忙而又充实，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但作为年轻人我还是不安心，一是觉得工作条件太差，二是不能忍受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与健康事业有很大关联。以农村病人为例，他们常常不愿意做检查而只要求医生开药，他们认为检查无用而药物可以吃进自己得肚子里，比较实惠。殊不知道正确的诊断才是正确治疗的前提。以医务人员为例，人们普遍对新技术比较抵触，对明明不合理的现象也不愿意去改变，锐意进取的人很可能被看成是骄傲自满；行政人员遇事不是根据情况研究方法解决问题，而是首先问“别的医院是怎么搞的呢？”完全缺乏敢为人先的魄力。年轻人在这里似乎看不到前途。加上我自己一些个人原因，使得我还是想离开长沙、远走高飞。

当时国家提出开发大西北，报纸上刊载着很多辽阔无垠的西北照片，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几经联系我决心到新疆去找一找我期盼的工作。春节期间我先多值几个班，办好补休手续，只身一人向西北出发了。那时从长沙到新疆乘火车要费好几天的时间，在郑州下车后休息几个小时再转车去乌鲁木齐。我的旁边有一位姓孙的老师他主动跟我聊天，得知我到新疆找工作他十分高兴，与他同行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吐鲁番某矿区医院的职工，她的先生就是该院医务科的科长，他们邀请我在吐鲁番地区盐湖东站下车与来接站的医务科长见面，这张照片就是在站台上与他们一家人的合影。如果我当时愿意在他们医院工作就可以在此下车跟他们走了，但我的目标是乌鲁木齐，所以我只好与他们短暂交谈几句然后挥手告别。

       在乌鲁木齐我住在一位熟悉的兵团老战士家里，他通过各种途径帮我了解医院的用人情况，结果发现新疆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渴求人才，或者说真正需要人的医院比我正在工作的医院级别更低，以我们年轻人的、比较短浅目光看不出在那里会有更广阔的前途，所以我最终没有下决心留在新疆。

　　

      此时内地的情况在悄悄发生变化，国家正在兴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长沙市与日本鹿儿岛市缔结为友好城市，我们有了对外交流的渠道，双方交流的项目之一就是医学研修生的交流。为此，长沙市卫生局办了一个日语学习班，我报了名并幸运地得到领导的同意。在后来的时间里我刻苦地学习日语，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晚上就在放射科或检验科的空房子里阅读，累了就睡在放射科照片用的床上，身上根本不盖任何被单，因为三更半夜回寝室必然有响动，吵醒别人实在不好。次晨天亮再回寝室，洗脸刷牙后去食堂抓两个馒头，然后就去病房上班。

      当时的卫生局领导为了保障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在日语学习班实行淘汰制。每次考试后班上就会少几个人，这倒是年轻人非常欢迎的形式，所以大家都非常刻苦，最后学习班仅仅剩下十名学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最后的结业考试中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为自己出国研修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报名学习日语开始到去鹿儿岛研修，当时的院长欧俊民同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国门刚刚打开，多少人都想去国外看看，其中也包括领导班子成员自己。而我参加工作才三年，这么浅的资历就送到国外去学习，想必在职工中有不少非议。而欧院长顶住了压力，坚持送年轻人出国学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非常开明的领导。这张照片中中间那一位男士就是欧俊民院长。

　　经过严格选拔，我终于获准去日本研修。当时长沙市每一批送两人去鹿儿岛市立医院，与我同行的医生是长沙市三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医生。出国前我们作了分工，由王医生携两人的行李去上海，我取道北京拿签证然后去上海与他汇合。在北京，我按照长沙市外事办的安排住在东交民巷外交部招待所，办妥一切事宜之后仅剩半天宽裕的时间。于是，我一大早起床，退房后冒着雪步行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这是我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一边漫步一边默念着多少年来在自己耳边回响的那首歌：

雄伟的天安门，

雄伟的广场，

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打从这面战旗在这里升起，

中国人民的心中，

从此充满阳光，

从此充满阳光……

　　从上海起飞到大阪着陆，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就感到一股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日本社会的发达程度和紧张的节奏给我们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震撼。海关人员检查了我的行李，然后跟我说在日本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签证的允许的时间，否则担保人也会受罚等等。我淡定地答复他说担保人是鹿儿岛的市长，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在签证上盖章后放行。

鹿儿岛市是位于日本九州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这里有著名的樱岛火山(每日喷发)。但在我们到达后的不几天内竟然飘起了瑞雪，这在当地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医院里有不少人碰见我们就说“鹿儿岛为了欢迎你们都下雪了”。

鹿儿岛市立医院是鹿儿岛规模最大的医院，比鹿儿岛大学附属医院规模更大。按照日本的体制大学里一个教研室只聘一位教授，而且不是终身制。所以很多高水平的医生不一定在大学医院工作。鹿儿岛市立医院能人很多，正副院长都获得过南日本文化奖。院长时任纯孝是神经外科专家，他自己曾中过风，但还能做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漂亮。我亲眼见他做脑出血手术可以把血管暴露得一清二楚，暴露充分后可见血管还在搏动性出血，然后两头用银夹一夹，立即止血。手术过程中对脑组织损伤很小，所以术后恢复好。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曾两次成功接生五胞胎，照片中的新生儿简直像小老鼠一样，而在我学习时两家五胞胎且均已长大成人。可见他们不仅接生技术高超，而且围产期治疗技术也高超。

我在日本的研修生活比国内更加劳累。早上7点钟到医院，跟着我的老师为病人做钡餐或钡灌肠。8点开始跟着主任查房，主任每个病人都要看，边查房边开医嘱边换敷料。查房以后所有医生去看门诊。门诊病人上午全部看完，然后大家到食堂吃午餐。中午1点准时进手术室开始手术。每组医生一般都做三台，一台淋巴结活检、一台疝修补之类的小手术、再做一台胃癌根治术或结肠癌根治术。日本医生手术非常认真，以胃癌手术为例，把淋巴系统解剖图谱放在手术室，对着图谱一个一个淋巴组群地寻找，必须找到。剔除的淋巴组织缝上标签送病理检查，术后癌组织转移到第几站淋巴结清清楚楚。从手术室出来往往天已经黑了，把病人送进麻醉恢复室、写好术后记录、开完医嘱再去吃饭。由于日本注重钡餐和胃镜相结合检查，早期胃癌发现率高，手术淋巴清扫彻底，术后配合腹腔内热疗，所以胃癌病人的五年成活率较高。

　　我的带教老师菊池二郎先生是一位病理学博士，他对胃癌的病理很有研究，所以对早期胃癌的诊断很有经验。同时他也非常敬业，早上的钡餐、钡灌肠检查等操作他都亲力亲为，不要其他年轻医生代劳。研修期间无论是理论学习、手术操作还是查找文献乃至语言的学习他都会耐心地指导我。在科室里他的职位是科长(主任为部长，次于部长的医生为科长)。他不仅仅是普外科医生，但还兼任着小儿外科的工作，所以在新生儿中心还有一间专用的手术室由他管理。那时日本已经实行了医师准入制度，没有日本的医师执照是不能做手术的，所以通常我在中央手术室只能拉勾，原则上不允许做其他操作。但进了新生儿中心的手术室就不一样，他只带着我一个人上台(我做一助)。因而在研修期间我参加了数例先天性肛门闭锁、先天性食管气管瘘等新生儿手术。但遇到先天性胆管畸形这样的复杂手术，他就会约鹿儿岛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科的医生来一起来做。

生活中他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绅士，他的夫人是一位钢琴教师。他们住在城郊别墅区，房顶上还有天文望远镜，供小孩观测星星月亮。但他非常注重节俭，他告诉我战后的日本非常贫穷，他在读博士期间还在铁路上扫煤渣赚钱填补日用。菊池先生除了在工作学习上指导我以外，在生活上对我和王医生也很关照，例如朋友送他两条鱼他就会送一条给我们，并当面告诉我怎样吃生鱼片。开始我对吃生鱼比较排斥，因为我担心有寄生虫。他了解我的想法后告诉我不用担心，海里的鱼有些种类是有寄生虫的，但他们都认识。为了解除我的顾虑，他当着我的面切下鱼片吞了下去。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慢慢适应了生吃海鲜。

　　业余时间菊池先生除了回家以外就基本上和我在一起，他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术会议。经过菊池先生介绍倒是认识了不少小儿外科专家，但那时我的主要兴趣不在小儿外科而是在普外，所以更愿意参加普外的会议。日本胃癌发病率高，内窥镜技术又发达，他们十分强调X光技术与内窥镜技术相结合，对早期提高胃癌的确诊率很有帮助。但正因为是早期胃癌，术中病理表现并不明显，寻找病灶十分困难，常给手术者造成困扰。有一次在会上，一位年轻的专家提出把胃看成是一个地球仪，用经纬线划区，让胃癌病灶得以精确定位。尽管他的建议在会上饱受质疑，但我却非常感兴趣，可惜后来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献。

　　伊集院医生除了普外工作还兼做肾脏移植术。他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但脾气却不好，我亲眼看见他对一位研修医生不满意，用手术器械敲打那位医生手。图中这位小女孩患先天性肾脏疾病需要肾脏移植，她的母亲毅然决定自己给孩子提供肾脏。手术前伊集院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然后从病人进手术室开始到出手术室结束的整过过程进行演练。演练中一位洗手护士不小心把器械盘上的弯盆掉在地上，无疑又遭到伊集院的严厉批评。手术当日气氛紧张，我有幸被允许观摩全过程，只是不能动手。手术在大手术间分两台同时进行，一台取供体的肾脏，另一台切除患者的肾脏，然后把供体移植到受体上。由于事先进行了演练，加上他们技术确实过硬，整过过程非常顺利。我虽是个旁观者，但由于心理紧张，手术结束时也觉得非常疲惫。上图是病人从监护病房转出后我与他们的合影，此时因病人还在服免疫抑制剂，所以还戴着口罩。后排右三是伊集院一成。

　　虽然日本在胃癌的诊断治疗领域领先我国，但我所工作的医院肿瘤病人不多。而上消化道出血是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其中出血最凶险的当属肝硬化、门脉高压症、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因此，在研修的后期阶段，我决定把方向定在门脉高压症的治疗方面。在这方面，丰平修先生是专家，他曾研究过《脾肺固着术治疗肝前性门脉高压症》。

为了这一目的，我不仅到处观摩门脉高压的手术，而且查阅了大量资料。为了回国后向国内的同道们介绍日本在这方面的进展，我在丰平修先生的帮助下写出了一篇述评性文章《目前在日本流行的食道静脉曲张断流术》。文章写成后丰平先生呈交给土持昭男部长(主任)阅读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准备把文章投给哪个杂志？我说没打算投稿，只是准备回国后向同事们介绍，因为担心有错误所以请您审阅。他说那就在《鹿儿岛医师会报》上发表吧。我当然很高兴，从他办公室出来我问丰平先生：“真能发表吗？”丰平先生回答说：“他说能发表就能发表，因为他就是那个杂志的编辑。”后来，这篇文章还呈交给迫田晃郎先生审阅过，他才是鹿儿岛地区研究门脉高压症的权威。他阅读了文章并与我交谈了一阵，对我的老师菊池先生说：“まじめな人ですね!”(很认真的一个人呢！)，这是他对我的评价。

　　文章见刊是在我回国以后，他们邮寄到了我的家里。真没想到成为医生后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竟然用日语行文并且发表在日本的期刊上。这篇文章在我后来的晋升职称中没起什么作用，倒是数年以后在我找工作时很起作用。一次是在深圳大鹏医院，我把简历和杂志交给院长看了以后，他立即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他们医院上班？另一次是在北京，我参加去利比亚的劳务输出面试，那位黑人考官看了文章后马上就让我签合同。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次工作机会我都放弃了。

　　在日本的研修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充分接触到了当时发达的影像技术、内镜技术、手术技术、综合治疗技术以及高效率的医院管理和普遍存在的敬业精神。还有那种不分贫富悬殊人人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制度。通讯、交通、工商业的发达使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这也间接地影响着医疗技术水平。例如海岛上有急诊病人需要到大医院治疗，可以动用自卫队的直升飞机接送病人；再如救护车接送病人可以直接开到任何一个家庭的门口，因为当时的日本不是村村通公路，而是只要某处有座房子就必然有柏油马路通到建筑物的门口。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赶上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水平，但这决不仅仅是依靠医务人员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更有赖于整个社会科技水平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思想的更新。每每想到这些问题，自己的心情难以平静。就像一位日本古诗人借助樱岛火山所描述的那样：“我が胸のもゆる思いにくらければ煙りはうすし桜島”(与我胸中的烈焰相比樱岛的烟雾是淡的)。这张照片就是我在樱岛火山前的留影。

　　携带着大量的文献和书籍，怀揣着报效祖国和单位的梦想，我从鹿儿岛回到长沙。然而正如照片所反映的那样，医院的条件、工作的节奏、人们的观念都还没有太大的变化，欲想开展些许新技术项目举步维艰，甚至想向同道们介绍一些新技术也受条件限制。例如我回国时带了两盒影带，是经皮肾造瘘取石术的录像。这两盒影带在海关就扣押了很久，等我回到长沙后一段时间才检查完毕寄过来。当时我们工会已经有一台放像机，我跟工会主席说好并召集一些年轻人准备放影像给大家看，结果影像放不出来，等于是闹了个笑话，据说原因是中日两国影像制式不同。在工作中我想保持在日本的那种工作效率和节奏，结果难免与他人发生矛盾，甚至连欧院长也对我产生误会。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单位的研修生中也有发生，当时的行政领导只考虑到送人出国学习，还没有考虑到学习归来怎样发挥他们的作用？怎样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发挥作用？但不管是否发挥作用，我的个人素质通过研修已经提高，对这一点我有足够的自信。另外，由于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个体经济和企业经济快速发展，而事业单位的改革相对滞后，社会上出现了“劳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在抱怨“做原子弹的不如卖盐茶蛋的”，人们的心目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不良情绪，这也給工作带来不小的阻力。

　　尽管社会舆论是“读书无用”，尽管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但我还是寻找一切机会学习提高，对自己的事业执着地追求。89年1月我有幸在常德市血防院参加湖南省门脉高压症会议，时值隆冬大雪纷飞与会者不多，会议室不大还烧着炭火，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 (几乎是促膝谈心式的)聆听了大专家们的讨论，对国内有关门脉高压症的进展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89年10月，我又有幸参加湖南省肿瘤学会的学术年会。当时的我，作为一名还没有晋升主治的医生，本来参加会议的机会不多。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完全都得益于一位病人。某日接诊一位自述腹部发现包块的患者，我让病人平卧、屈曲双膝、仔细扪诊，但却没有触到包块。正欲结束检查时，病人告诉我有时坐起来包块明显些。于是我让病人坐起，再次触诊，果然发现包块，于是我建议她住院治疗，最后为她做了手术。术中发现胃内一个带蒂(很长)的肿块，病检的结果是“胃嗜酸性肉芽肿”，临床上比较少见。龚主任指示我写成病案报道，正值肿瘤医院周伯勋教授编辑《湖南省抗癌协会年会资料汇编》，我们这篇报道得以付印，所以主任派我到韶山参加这次年会。在会上意外地遇到附属二院外科的韦德博老师，他详细询问了我毕业后的情况，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读研究生？那时对我们公派到国外研修过的人员，既不允许报名考研、也不允许调离单位。所以我只好婉言拒绝老师的好意。这张照片就是韦德博老师帮我拍摄于韶山虎歇坪。

      

  在日本由于受《医师法》的限制不能做手术操作，回国以后难免显得眼高手低。为了让我达到一种理论和操作平衡的程度，领导再次送我到附一院外科(湘雅医院)进修。在进修期间我对湘雅的严谨和严格有了进一步深刻体会。例如有进修医生值夜班给腹痛的病人打了杜冷丁，次日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又如在一次出院病历讨论会上，有人报告了一份胃穿孔的病例，韩明教授问病检的结果是什么？然而当时是由总住院做的急诊手术，未做病检。次日，这位总住院的职务就被撤销了。
　　在我进修的这个阶段，刘浔阳教授已经从美国回来了，他综合国内外治疗门脉高压症的优缺点，提出并推行了食道静脉曲张的套扎术，使肝硬化、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的治疗效果又向前跨越了一步。从刚参加工作时参与做Hassab手术，到在日本观摩食道胃底离断、吻合器吻合术，再到接受刘浔阳教授的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术，前后应该不到五年时间，医学的进步加快了，病人享受的治疗先进了，这里面当然离不开中外文化(包括医学)交流，也离不开医学专家们的呕心沥血。然而病人却不一定知道医学专家们为了救治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有的病人甚至把医生的努力看成是理所当然。
　　此外，在附一医院进修期间还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卢文能教授出诊时遭遇车祸，发生多根多处肋骨骨折，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二是沈立荣教授在湘西教学期间突发黄疸，手术结果出人意料。沈教授不仅手术做得好，而且教学概念清晰、说话斩钉截铁、给人印象深刻，他患这种疾病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由于我进修的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总是非常积极主动地争取上台机会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手术技能当然也在迅速提高。然而万事万物都是有利有弊，手术机会多发生问题的概率也高。在一次手术中遭遇“职业暴露”使我意外地染上了乙型肝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潜伏期后突然发病了，从此我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人生境遇也跌入了低谷…

躺在传染病医院的床上，我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仔细地想了好几遍。我想到了李英姬老师教给我们的那句日语："桜のように咲き、桜のように散る。"除了死亡的威胁以外，病痛的折磨也不堪忍受。我无法看书、无法看电视，因为看东西就眼睛疼痛，这大概就是中医所说“肝开窍于目”吧？我闲极无聊，想拖拖地板，拖了一个房间就再也无力拖另一个房间，只能躺倒在床上休息。时刻想呕吐但又呕不出来，时刻想睡觉又睡不着，那种折磨难以言表，我常常想起话剧《哈姆雷特》中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以前，我作为医生很厌恶抽烟。但在中医科住院期间一位朋友来看我，偶然递一根烟给我抽。我当时怀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就抽了。意想不到的是本来饱胀、不断呃逆的胃突然感觉到饿了，似乎幽门括约肌松弛了。次日我告诉杨凌阁主任，他赞同说：“烟有一点理气的作用，你想抽就抽吧。”从此，我就变成了一个烟枪。但也不得不承认，抽烟对帮助我度过疾病缠身的艰难时期起了很大作用。

在我病重期间，组织和同事给了我深切的同情和关怀。院长找了传染病医院的领导，要求给我使用白蛋白；麻醉科主任安慰我，万一不能做外科医生的话还可以做麻醉科医生；内科主任找中医研究院的医生专门为我炮制中药；食堂的师傅带我到乡下寻求民间的祖传秘方…这一切都使我感恩戴德，这也是后来我有在数次机会可以离开四医院而最后终于没有离开的重要原因。

　　在我休病假期间，鹿儿岛大学医学部的小儿外科医生有马荣德博士来张家界参加中日电镜技术交流会议，同时希望我帮助他安排在长沙与儿外医生交流先天性胆道疾病的诊断治疗技术。我当时贫病交加、十分为难。不得已请我的好友、检验科丁建文(他已下海，条件稍好。)帮忙接待，同时联络附属医院小儿外科专家陈展硕老师，分别在长沙市第四医院和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了两场演讲，我自己担任翻译。记得当时我院条件极差，既无幻灯放映机也无电影放映机，他带来的36mm电影胶片根本无法放映，主要依靠我的口译向大家讲解。好在我的翻译还能满足双方的沟通，会议结束时一位儿科医生感叹说“真没想到我们医院还有这样的人才”。

　　有马荣德致力于研究先天性胆道疾病，组织成立了一个包括香港、台湾等地专家在内的“胰胆管合流异常研究班”，并且吸收我为研究班成员。能为医学研究做一点贡献这本是一件好事，一开始我只是帮他提供了我们医院的病例资料，不想后来他把中国大陆资料收集的工作全部委托给我。他完全不明白当时我正处在病中需要休养，我没有充分的精力帮他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连写信的气力都不足，他的委托对我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但我并不愿意把自己患病的详情跟外国人讲得那么清楚，只好先应承了下来。不过，在那么早的年代我就参加了多中心研究。

　　由于有马荣德的委托国内各个医院的材料、信件像雪片飞来，其中多数人是因为不懂日语无法与他直接沟通所以通过我进行中转。这种工作量极大，我的病体实在难以承受。而且当时与日本之间的邮寄费用也相当昂贵，有马荣德承诺把邮寄费通过信件寄来，但国内的研究参与者都没有收到这笔邮寄费用，类似问题我无法解决，所以最后我只好向他表示终止担任他的委托人，此前所做的工作权当我为中日医学交流所做的些许贡献。

2008年我随市民友好代表团第二次访问鹿儿岛时还与有马荣德通过电话，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还不错。但由于我们的代表团的行程是由官方预先安排好了的，所以我没有时间与他见面。现在他的情况我已经不得而知了。

　　整个生病治疗及修养的过程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湖南医学院已经发展成湖南医科大学，在我进修结束前附属第三医院已经成立，刘浔阳教授担任院长。医院需要大量医务人员，我们进修班的班主任蒋先凤老师建议我争取调到附三医院工去作，我也为此作过努力，但后来我生病了也就不可能了。其实就算不生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与我一起在鹿儿岛研修的王医生尽了很大努力想调往附三医院，那边也非常愿意接受他，但市卫生局不放档案，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湖南医科大又创办护理学院，急需一名外科教师，又有人推荐了我。我按照学院的安排进行了试讲，老师们提了很多宝贵意见，但他们心里对77、78、79这三届同学是欢迎的，试讲顺利通过了。可惜体检时我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按照当时学校的政策不能调动工作。学院领导把我叫去，问我自己的想法，要不要再复查一次？我表示既然学校政策不允许那就算了，再说调进医学院必然有一个打拼过程，身体不好也难承受。

再后来医院安排我在质控办上班，我看了几年的病历，这段时间经历了医院创建“二甲”，质控办所有人员都承担了很重的任务，全院数年时间迎检的病历都要由我们负责，我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可想而知。最后“二甲”创建成功了，医院的规模也扩大了，我们质控办的四人先后都调到新开的或扩大的临床科室去工作。1997年底，我被聘任为外科十病室副主任，再次开始做临床外科工作了。

在那以前医院的条件也开始改善了，门诊大楼是改革开放以后修建的第一幢大楼，大楼落成剪彩的时候主管文教卫的副市长也来了，从此医院结束了仅有两层楼红砖房的历史。后来又修建了住院大楼，当时的市长亲自出席现场办公会议，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使这所医院终于初具规模。这张照片是我和两任党委书记在门诊大楼前的合影。

从1978年第一次走进四医院，到1998年兼任ICU主任，我在岳麓山下耕耘了20年。这段时间主要做外科工作，挽救过不少河西人的生命，当然也有过很多无奈。那些人命关天的惊险时刻，那些与同事们共同度过的朝朝暮暮，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甚至还有与我同资历的好友，因为疾病没有走到职业生涯的终点，每当回想起他们总是令人唏嘘不已。后来我是怎样从外科工作转入到重症医学领域的？各位看官若感兴趣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