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珂：怀念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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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中间的是妈妈，那年她7岁）

妈妈的年轻时代

       妈妈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

      第一次是1939年。那时外公外婆从陕北榆林流落到渭南的白水县，在白水县南道巷租住了一间房子。此时妈妈年近20，由于在榆林师范学院上过学，所以是个有理想的进步青年，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和身旁的女伴们商量着去延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许多榆林同学都去了延安，并且都陆续在延安读了大学。后来的岁月中每每和我聊天，她都会讲起她的哪位同学当年是什么情况，如今在北京或在天津又是什么情况；同时也感叹自己命运多舛。

         她不能不感到遗憾——就在她已经决定了去延安，正和伙伴们商量着具体行程时，她的生活发生了逆转。那一天，她被外公外婆叮嘱：待在家里，不许出去，要来客人。客人如期而至。外公吩咐她：去给客人倒一杯水。于是她就听话地去倒了水。倒完水，她发现情况不对，来人中有一位穿军服的军官，而伴随着军官同来的还有其他几位。后来她才知道，其中有媒婆。

         但是一切都无法挽回。客人看见了她，非常满意。当即决定了这门亲事。这门亲事没有其他基础，它更多地涉及利益——外公和外婆共养育了五个子女。妈妈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时新思想新风尚已经吹到边远的西北，连大漠边关的榆林都新风屡吹，学潮迭起。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除过妈妈，其他四个弟妹也都殷切地盼望着上学。对于外公外婆来说，养活这一大家人已经非常困难，如果要继续供子女上学，就必须采取特殊措施。这个特殊的措施落在了妈妈身上。经过反复权衡，外公外婆答应让有相当文化的妈妈嫁给这位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前提是他必须每月为外公外婆及膝下四子提供两袋面粉，必须为四个孩子提供上学的费用，再就是给他们一套住所（在白水县南街邮电局的对面，是半座民宅院子），以便他们容身。

         为此，他们还正式签订了契约。

          那是真正的卖身契。

          同样的卖身契，要看社会怎样对待，也要看当事人怎样表演。放在某一个角度，这是苦难的缩影，也是控诉旧社会的武器，还是自身根红苗壮的证明。但是换一个角度，妈妈就成了旧军官太太，成了剥削阶级。如果她不义愤填膺地反戈一击，如果她不字正腔圆地控诉一番，她的命运将注定悲惨。

          但那时，妈妈不可能想到这些。有两点决定了她不能抗逆。第一，尽管她向往进步，但毕竟身上还残存着封建的残余，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背悖。第二，父母明确地告诉了她，之所以让她嫁给这位团长，全部目的就是需要她来帮助弟妹们。身为老大，如果她不出嫁并由此获得经济支持，弟妹们将无法上学。

         她默默地接受了命运。无喜也无悲。

         到1949年，妈妈已经结婚十年，期间和丈夫生下了四个孩子。这就是我的大哥二哥和大姐二姐。

        1949年是个翻天覆地的年份，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位军官很自然地被收监入狱。随后被判到新疆去劳改，一判38年，直到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他被提前释放，但那已是后话了。

         妈妈只身一人，无法养活四个孩子，只好分散他们，将他们寄放在蒲城和白水的婆家娘家。婆家的条件还过得去，这使得大哥能够继续在渭南读书。

        能够在渭南继续读书，这是大哥的福，却也由此带来了祸。他在学校患了病。是骨髓炎。病得非常严重，已经由学校派人抬到屋檐下等死。妈妈急得满嘴生泡，四处借钱，但此时钱已无法借到。如果不是采取特殊措施，大哥必死无疑。

        特殊的措施还是婚姻。用婚姻来交换。

        妈妈有师范毕业的学历，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高学历。很快有人给妈妈说媒。对方是38军的军需处长，人们都叫他刘处长，以后又叫他刘局长。彼时刘处长正在青海格尔木修建进藏公路。他对妈妈早有所闻，也非常满意；妈妈对他则一无所知，但是又有什么选择？妈妈很快嫁往了格尔木。这一回仍然是交换，仍然签有协议。协议的条件也仍然是两条：一是要出钱帮助大哥治病，二是除过赡养妈妈膝下现有的四个子女，还要负责赡养我的外公外婆。

对方没有犹豫。

        后来许多人都说，刘伯儒是个有胸怀也敢承担的汉子。他不仅当时救了急，把大哥治病的钱用最快的速度托人送到妈妈手中，并且此后一直兑现着当初的承诺。自始至终，他对不属于自己亲生的孩子都备加关爱，视同己出。并且每一个月根本不用妈妈提醒，他就把生活费寄给了外公外婆。

        再后来，妈妈和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就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刘明琨。女儿则是我。

（这是我一岁生日的照片。妈妈抱着我，爸爸抱着哥哥，后面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

         对爸爸修建青藏公路的经历，我既清楚，又不清楚。小时候听过一首歌，歌名与二郎山有关，歌词是：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解放军，铁打的汉……

         据妈妈讲，她在格尔木时，也不止一次地听人唱过这首歌。但是歌词有所不同。歌词唱的是：“刘局长，铁打的汉。”是戏谑？是调侃？还是某种意义上的褒扬？她无法分辨。

         修建青藏公路的过程中，爸爸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但更严重的是他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烦。1958年，他和最早进军西藏的范明将军（上世纪80年代平反）几乎前后相跟着被抓起来。那时来负责青藏公路建设的指挥员已经是西北野战军的慕生忠将军。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问起别人，才知道慕生忠将军后来也被抓了，据说是因为和彭德怀关系好。

         爸爸落难后，本来遭遇会更惨，但因为身体有病，算是因祸得福，回到了西安，先是在临潼华干疗养院疗养。又在友谊路李家村十字路口附近的西藏办事处任职。此时的爸爸，心情始终是郁闷的。当时单位给爸爸派了一个按摩师，是东北人，专门负责为他理疗按摩。至今我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的一天，按摩师来我家，妈妈专门炒了几个菜招待他。按摩师喜欢喝酒，但是爸爸不宜喝酒。妈妈就让我看住爸爸。谁知爸爸还是端起了杯子。也就是这次端杯子，他倒了下来。紧急送往医院后，诊断是脑溢血。

         这一回没有抢救过来。

（这张照片，是60年代初我们送走了父亲，辫子上还带着白孝布时拍下的，前排左一是我）

        几乎与父亲离世的同时，厄运也就袭来，先是前院不知被谁家遗弃、后来被我们家收养、已经成家立业的一位姐姐，在诉苦会上诉苦，表示要和这个倒霉的家庭划清界线。那年头她这样做，是被迫还是自愿？这是个巨大的谜。这个谜直到我年近60岁的今天，还是不解！

        其后运动波翻浪卷，逐年扑来，直到“文革”。红卫兵接二连三地抄家。那时家里已经被抄得空空如也，一贫如洗，抄无可抄了。至今记得，来了两辆黄河大卡车，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拉光，连被褥都不留一条。是妈妈壮着胆子找到街道办事处，要求给我们发还一些衣服和被褥。再下来，造反派限我们全家三天内滚出西安！此时的妈妈，就像一只猫妈妈带着一群流浪的小猫，惊惶万状地逃来逃去，却逃无可逃，最终只能选择回渭南白水县的外婆家。妈妈身上全部只有两元钱。她就用这两元钱带我们到了渭南。之后又千方百计地求人搭顺车朝白水走。记得有一回是步行，半路上我走不动，喊饿，妈妈不睬。拼命地喊，妈妈终于停了脚，蹲下身子，颤着声音问我：“珂珂不喊，不喊了，你知道这是啥地方？”

         我摇头。

        妈妈强忍着不哭：“这就是人家说的，‘两个寡妇对着哭——为男（难）’呀！”

       说完这句话，她紧紧地抱住我，却也低低地垂着头。

        一步一捱，总算回到了外婆家。那时无论在哪里居住，都生产队长得知我们回来，没有恶狠狠地对待我们，只是叹着气说：你们家成分太高，我们不是不想接收，是不敢接受啊！

         这成分，究竟应怎么算？外公外婆的成分不高，是穷苦人家。妈妈的前夫成分高，是地主。如果算到第二位丈夫身上来，就更复杂。他既是有钱人，又可称革命军人或者革命干部。只是在那样的日子里，你怎么算都没有用。妈妈曾不止一次地感慨说：“你爸爸死得早，也是件好事。真要是挨到文革，他死得更惨！”

         那时的妈妈，该绝望到怎样，才会把自己在大城市吃商品粮的儿女带回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偏偏连农村也不敢收留我们。这几乎是妈妈人生中最后的希望和最后的退路，而这最后的希望和退路也被无情地堵死了。那时我还太小，完全不懂得生活会绝望到什么程度；只有长大后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才心里像被一刀一刀地切割！生活中的绝望有许多种，但是有哪样一种会比妈妈的绝望更不堪！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她进退维谷，愁肠百结，没完没了地想办法，却从来想不出结果。

          那天傍晚，妈妈搂住我说：“珂珂，晚上妈妈出去要是没有回来，你告诉外婆不要叫人去找。”

         我问为什么。

         妈妈说：“找不到的。”

         我仰着脸问：“那你去哪儿了呢？”

         她平静地回答：“妈妈去了很高很高的山上。”

         “那也能找到呀！”

         “妈妈会从山上掉下去。”

          “然后呢？”

          “然后会被狼吃掉！”妈妈不想让我懂得，却又需要我多少懂得一些。于是这故事就编得虚幻而曲折。

         今天回望时，一切都是那么清楚和明白，可那时我竟完全不懂，不懂那时的妈妈活得有多累，活得有多难！我甚至天真地问：“那你为啥不带上我呢？”

         妈妈说：“因为哪里很黑很冷！”

我哭着闹着说：“我不怕！妈妈你抱着我，我也要去！”

         妈妈含了泪说：“珂珂不去。珂珂不能去。”

         妈妈，我至亲至爱的妈妈！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你对我的恋恋不舍；如果没有我们母女间那场你懂我不懂的对话，外婆很可能就听不见这些。那就会一切结束，没有延续。所幸的是，外婆听见了这些，于是她站在窗外生气地冲着你喊：“哪里都不许去！你胡想些啥？”

         那天，外婆走进来，说了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你不能光想着自己，你就能狠得下这心？”

          我听不懂你们的说话，只知道外婆坐了下来，揉了团烟叶，卷了两根烟，一根含在自己嘴里，一根递给了你。于是你们脸对着脸吸烟，一边吸烟，一边说话；一边说话，一边哭泣。就这样边吸边说，边说边哭。我是在你们的哭声中睡着的。

         回想起来，应当感谢外婆，至少是她愤怒的吼喊和耐心的劝说，阻止了你“掉下高山”，阻止了你“被狼吃掉

妈妈告诉我：这是在榆林时的照片，二排中间是外婆。

前排中间是舅舅，右边是三姨。后排左一是二姨，中间是妈妈

        迷迷糊糊的一觉醒来，太阳照常升起。你显然改变了自己的决定。把我和哥哥留在外婆家，自己带着姐姐偷偷回到了西安。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你们白天在建筑工地搬砖和灰打小工，晚上天黑以后，悄悄地潜回原来的家里睡觉。而当第二天别人还没有起来时，你们又早早地逃出去干活儿了！有家不敢回，无处可容身，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包含着多少无可尽述的苦难！即使是这样，你们仍然要把赚到的那一点点钱积攒起来，力争按时寄回外婆家。都说外婆疼外孙，可再疼又能怎么办？那个年月，家家户户都缺吃少穿，何况我们还顶着一顶成分高的大帽子呢！这帽子在所有的帽子中，是最大也最可怕的！

        至今我无法理解，人心难测究竟会难测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这样一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是有人不满，还是有人大睁着警惕的眼睛监视，还是被人予以告发——1969年，我们一家人终于聚到了一起，这一回是被送到人生地不熟的蒲城县保南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劳动改造！

         这里是杨虎城的家乡。非常贫穷。缺吃少穿是常态。尤为严重的是干旱。当地人说“龙山马虎，渴死寡妇”，当地人可怜那些逃荒要饭的人时，宁可给对方一个馍，不给一碗水。

        印象中从那时起，你就经常说一些毛主席语录和最最革命的话：“斗私批修，改造思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没有谁比你知道更多的语录，你是真的想把自己彻底地换一个人，真的想把自己改造到至极的灵魂深处！你白天干着和男人们一样繁重的农活，没有一句抱怨；而夜深人静时，依旧要在漆黑的煤油灯下，为儿女缝衣做鞋。为了让我们鼓起生活的勇气，你经常给我们唱歌，讲故事，说笑话，吹箫笛，逗我们开心，有一次我们往返50里去往县城，就是为了给哥哥买一根笛子。也就是那时候，我常常趁哥哥不在时，偷偷拿着他的口琴去学着吹。困难的生活无形中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在完全不懂得其他事情的时候，已经懂得了为家里断粮而发愁。

        有一天哥哥对我说：“没有吃的咋办呀？”

        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种自以为高明的主意。在我们心目中，县长是最大的官，是管我们衣食吃穿的主事。我们设计着拿上一把刀，去县长家里，用刀在自己头上削下来一块肉，威胁他说：没有吃的咋办呀？要是县长不理，我们就再削下自己一块肉，再威胁他一句：没有吃的咋办呀？

         回想起来，这样一种设计荒诞到不可思议！可那时我们怎么就会构思出这样的情节？我对哥哥说：“刀要快，切肉也要快，快了血才不流，是个白茬茬！”说完了，我们两个还很得意地笑！妈妈坐在一旁，也跟着我们笑。可是笑着笑着，再也笑不下去。我分明看见，妈妈，你脸上挂着两行泪！

          这件事成了你心头一块抹消不褪的疤痕。后来有一天，我听见你对一个人说；“两个孩子这么小，就为生活发愁成这样，往后可怎么办呀？”

         有一首歌，是你教我唱的，也让我牢记终生。歌词是：

         傍晚的青草地上是谁在走来，

         身穿白衣，漫步在徘徊。

         她那一双秀眼温柔而美如水

         你可知道她就叫安睡！……

         当时我只是觉得很好听，很快就学会了。直到1984年我终于有资格报考音乐学院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那首好听的旋律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而歌词是从哪里来的？至今是个谜。直到现在，每次我去你的坟前，耳边就会不由自主地响起这首歌。它已经随风如雨地融入了我的灵魂。

          妈妈：对儿女来说，你不仅是一位无比慈爱，恩深似海的慈母，更是一位言传身教、春风化雨的良师。你用自己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知道该怎样做事和做人。1971年，我们在蒲城偏僻的农村里站住了脚，于是你尽快把外婆接来。晚上你先安排我和哥哥上床睡觉，之后给外婆精心修剪生姜一样的小脚。常常为了让外婆能够吃上点儿细粮，你推我让，最终推让的全家人哭成一团。当时农业学大寨，我们也必须去参加劳动。记得分配给我们家的任务是要把一块两米宽几十丈长的土地进行深翻。哥哥已经13岁了，是全家唯一的壮劳力。我们先挖出两米的一道坑，等队长一声号令，公社的拖拉机就在五百亩的土地上转着圈推土。我们赶快动手把这些松软的土往坑里推，让它填埋在最底层。等到拖拉机推了一圈回来时，我们就再填埋一层。这样两米深的生土就都被翻上来了。农民把这叫“深翻土地倒杠子。”多少年后我再去当年的家时，农民告诉我，“深翻土地倒杠子”是不对的，把农民多少年积淀起来的有机熟土都压在没有营养的生土下面，不仅不科学，也不可能让粮食增产。可是当时全国都在学大寨，谁敢多说一句话呢！

         记得晚上“杠子”翻到头了，一户分到了一个杠子馍和两斤红薯。你就让外婆吃馍，我们三个则躲在厨房吃红薯。谁知被外婆知道了，她拄着拐杖过来砸门说：“我老了，吃红薯能拉得出来！让娃们吃馍！”

          我们谁也不应声，谁也不去开门。外婆就在外面说：“开门吧！开门吧！”一遍一遍地说，一遍一遍地求，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不开门，她就会一直说下去求下去。

         房东看到了，感慨地说：“你们这一家老小啊！为了推让一点好吃的东西竟这样！把我看的鼻子都发酸！”

        又问你：“娃都这么懂事，你是咋教育的！”

前排自左至右：我，大妈沈雅茹，妈妈，

后排自左至右：刘明昆，刘丽君，刘明义

值得一说的是：我和哥哥穿的衣服，都是我自己纺线织布制作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在村里站住了脚。一天晚上，闷娃妈悄悄跑来，从裤腰带上翻出来一大块肉送给你，你问是什么肉？哪来的？当知道是她把生产队死了的“瞎骡子”挖出来煮了，你急忙提醒她不敢声张，万一被告发，是会受惩罚的！

        那时候，在整个生产队里，你最有文化，所以承担了给生产队的社员记工分的任务。因为你记得公正公平，大家都非常敬重你。开始时候，大家每天下工后都会到我们家来查看一下自己的工分，你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板报表，又让毛儿帮你刻了数字印章，乡亲们就天天在板报前说着家长里短和国家大事！不知不觉中你就成了村里的灵魂人物。就连邻里关系，婆媳矛盾，都来找你评理，你有文化，能吹拉弹唱，晚上会用烛光的阴影在墙上用手做手影，一边比划着给大家讲各种动物和故事。后来村民们有个头痛脑热的，也都跑来找你咨询。记得治江妈眼睛不好，清理蒸笼的笼屉时错把蝎子当成馍块放进嘴里，结果蝎子吊在舌头上，她吓得大张着嘴跑来找你。你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呀，可紧急时刻，又能做出什么其他的选择？你只好大着胆子，用剪刀小心翼翼地进行处理。

         那一阶段，我们家既是村里的调解站，又是文化站和医疗站。最让我难忘的是，当后来落实政策我们终于返城时，乡亲们竟集体写了一封信，对我们大加赞扬。相处久了，大家难分难舍，说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话。其中最让我难忘的一句是：“老天爷就不该让你们到这儿来！不来也就罢了，来了又走了，剩下我们咋熬哩？”

          这真是世上终有天理，公道自在人心！

         岁月荏苒，我们是流着血，噙着泪，一步一步地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简单平淡的一个熬字，谁解其中味？

回到西安后的妈妈和我

         回到西安后，全家人居住在六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为了赚钱糊口，我缝过扣眼、剪过鞋帮、刷过油漆、包过冰棍，又先后在啤酒厂、油脂厂等干各种杂工。

         再后来，生活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对中国而言，是拨乱反正；对我个人而言，是绝地重生和希望露头。从此以后，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就是这样一种正常，对我们却是多少年的期盼和多么巨大的奢侈啊！

          妈妈，至今记得很清楚，1984年，我是瞒着你偷偷报考了音乐学院的。当考官让我唱歌时，我选择的就是《妈妈》这首歌。或许我的嗓音条件会有许多不足，但唱这首歌，我内心激动，浑身颤栗，那一刻，我是用我的心在唱，是用我的泪在伴奏。

考上音乐学院的我

八十年代我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广播电台。这是在录制广播剧《周恩来延安纺线线》中，需要一段纺线的音效。当时台里无人会纺线，所以由我来操作。

       那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也许，当儿女们终于有了生活乃至生命的保障后，你才终于松了口气。

       1985年，你在尝遍了人生的酸辣苦甜，也看到了我们各自就学和就业后，终于合目而去。我们都已长大，且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所和工作之地，你已经能够走得安心。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兄妹们虽无大成绩，也无大灾难。平安是福！平安真的就是大福呀！

        今天，2019年的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七日），是你的百年寿诞日。我多想和你一起分享天伦之乐，多想看到你为家人团聚而涌上脸颊的喜悦，可此时你在哪里？女儿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缅怀，来纪念，来感恩，只能眼含热泪，以心灵的感知，一声一声轻轻地呼唤你。希望这心声能够飘到天国，让你能够听到——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我想你，我爱你！

        我想告诉你：虽然你走了，但你的气息始终萦绕在我们身边，你对儿女们的关爱，从天上来，从地上来，像太阳一样周而复始，温暖全身。

        我想告诉你，当初你焦急不已、全力救治的大哥，在其后的日子里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也为家庭承担起最大的义务和责任。外公外婆由他赡养，我们这些弟妹由他呵护，他以孙辈的身份，尽着儿辈的责任，他湮没了自己，却托举起了全家。

大哥牵着二姐，他就以自己这双手，牵带着我们兄妹朝前走

        我还想告诉你：故乡的鸟语花香和绿水青山在陪伴着你，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在陪伴着你。大哥特意在你的坟前栽了两棵松柏树，用它们来为你遮荫，我们会常去看望你，为你祈祷，希望你在天堂里过得好。也祈祷着若干年后，儿女们会和你在天堂团聚。更祈祷着让我们能够来世还做一家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你！亲爱的妈妈，你为我们承受了太多，付出了太多！多得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偿还呀！

         妈妈，妈妈，让我一声声地呼唤，让你永远在我心里贮留！

                                          你的女儿

                            2019年11月1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