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风云”---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相见欢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菊香书屋位于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毛泽东在此工作生活了十七个年头。菊香书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当时清朝皇家在中南海里的独立建筑群丰泽园的一部分。丰泽园由许多小院落组成。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穿过颐年堂东侧可以看见一座四合院，这里便是菊香书屋。

1960年10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

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

“ 你一生中最又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 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油画作品《两河口》，李如创作。

四川松潘草地。

一提起红军长征，大家都知道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但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时代背景，许多人并不是十分清楚。红军官兵是如何走上爬雪山、过草地的道路？衣单腹空、饥疲交加的红军战士是怎样顽强地坚持下来的呢？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分歧在什么地方？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他们反目成仇？为什么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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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四方面军

1.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时年38岁。

张孔明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他是江西萍乡人，五四运动期间，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此人极富口才，鼓动性强、组织能力强。早年曾在长辛店地区从事工人运动时，被工友们称为“张孔明”。

决策暴动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张国焘受命于危难之机，被共产国际选拔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尽管只有短短的18天，张国焘却主持制定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的决策、转移疏散中共干部和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等重要决策。这其间，张国焘还作出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前往九江、南昌一带部署暴动的决定。

独挡一面

1931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被派赴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卓有成效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中共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离开鄂豫皖

在全面建设根据地与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 “肃反” 运动，杀害了红军许多将士，造成了消级的影响。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大力“围剿”下，张国焘力战不支，被迫率部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略图。

川陕根据地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主力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进入陕南、川北地区。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红军控制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8座县城，建立了2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

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时年29岁。

留俄干部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他是湖北汉阳人，早年曾入武昌大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陈昌浩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政治委员

1931年，己经回国的陈昌浩，随同张国焘一同去了鄂豫皖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不久，陈昌浩即被任命为红4军政委、直至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工作能力突出，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深得红军将士的拥护。李先念是陈昌浩的部将，他的评价是：

“ （陈）能文能武，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对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徐向前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的，自己也经常独立指挥部队战斗；陈打仗非常勇敢，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有时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1932年10月，陈昌浩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的军事行动，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指挥反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万源保卫战的胜利，川陕苏区和红军队伍迅速壮大。

红四方面军开创川陕根据地区域图。

兵强马壮

红四方面军这时也由刚入川时的1.5万余人，扩大到8万余人。遂将所辖的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

红4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

红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

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

红31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红33军原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33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

中共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时年34岁。

黄埔一期

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赫赫有名高级将领，早年曾在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学习，是个小学教员。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徐向前学习的课程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七个月多学习，为徐向前后来在海陆丰、鄂豫皖、川陕以及以后战争中发挥军事才能打下了坚实基础。

游击战专家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任命为红31师副师长。他率领这支300余人的弱小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几经征战，渐成气候。徐向前也总结出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原则。

总指挥

1931年初，徐向前担任红4军参谋长，7月被张国焘任命为红4军军长。接着，徐向前与军政委曾中圣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声威大震。11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编组红四方面军，下辖红4军和红25军，全军4个师、12个团计3万余人，刚过而立之年的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

进入川陕

徐向前指挥部队进行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歼灭国军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发展到4万多人。1932年蒋介石厚集兵力30余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 “围剿”。红四方面军连续征战两个月，行程3000里，终未能破敌。同年冬天，徐向前指挥部队1.4万余人渡汉水，攀乌道，战寒风，翻越大巴山，直下通江城，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

收紧阵地

在川陕根据地的 “反三路围攻” 和 “反六路围攻” 的作战中，徐向前指挥部队创造了新的打法。 即收紧阵地。何谓收紧阵地呢？它是一种有阵地依托的诱敌深入，是节节抵抗的诱敌深入。也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有效的作战方针。红四方面军通过战争的胜利，川陕根据地很快进入全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四川通江。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时年30岁。

硼麻子

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湖北麻城人，因满脸长的是麻子，故绰号 “硼麻子”。1926年秋，王树声在家乡加入中共，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11月，参加了黄麻起义。

坚持斗争

黄麻起义失败后，王树声所在的这支队伍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下九人。他们坚持在木兰山区打游击。1929年三月间，武汉一带爆发蒋桂战争，盘据在麻城一带的国民党军撤走以后，王树声这支队伍慢慢发展起来，到了夏季，他们的队伍又扩大到300余人。

红军师长

1931年1月，王树声升任红4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他曾护送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一路上，王树声那传奇的故事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树声确实是员虎将，在双桥镇的战斗中，该部担任主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全歼国军第34师，活捉师长岳维峻。此后攻克英山县，激战洗马畈，屡立战功的王树声被张国焘提拔为第11师师长。

副总指挥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反 “围剿” 失败，主力被迫撤离向西转移。王树声指挥所部或断后或开路，均迭挫强敌。尤其是在漫川关被围的危急关头，他亲率1个团和兄弟部队配合突围，打开全军的通道。尔后指挥先遣团翻越大巴山，挺进川北。进入川陕根据地后，王树声担任红31军军长，1933年7月，又被张国焘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室。

倪志亮---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时年35岁。

黄埔四期

倪志亮也是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他早年从军，当过排长、文书。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4期学习。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时，他被逮捕拘禁。广州起义时被起义部队开释，遂参加了广州起义。

脱颖而出

1928年，倪志亮被派往鄂东北从事武装斗争，担任游击队长、大队长、支队长。在残酷的游击战争中，倪志亮专业的作战指挥才能得到发挥，很快脱颖而出。1931年，他己经就是红1军的主力团团长。年底，倪志亮被张国焘提拔为红4军第10师的师长。1933年7月，33岁的倪志亮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

红四方面军使用过的武器。

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

红军时期最大的标语“赤化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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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策应中央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指示电报。

中央电令

1935年1月22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接电后，红四方面军三位决策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师。

策应中央

张国焘对配合中央红军入川的回忆：

“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至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据张国焘《我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出发地---美如画卷的四川苍溪。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长征开始时战斗序列。

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要图。

油画作品《强渡嘉陵江》。

1935年4月10日，《红星报》第14期刊载的嘉陵江战役胜利的捷报。

占领川西北

为了实现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数万大军，突破嘉陵江防线，于1935年5月中旬到达四川西北的松潘、理会、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首先确定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要求部队做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此时此刻，中央红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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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懋功会师

1.夹金山

盘旋而上的夹金山公路。

继续北上

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的当天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决定中央红军避开人烟稠密的地区，走雪山草地一线继续北上，与在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雪山路线

中央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全部位于川西北高原地区，它是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红军要北进甘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

1）从成都平原西部到都江堰，然后沿岷江河谷北

上到松潘。这条线路条件好，给养充足，但

由于川军的封锁，无法通过；

2）从大渡河峡谷沿河而上，经丹巴到小金这条线

路程较短，可以不用翻越夹金山，但由于地形

狭窄，补给困难，沿途遭受攻击的风险很大，

因此很难通过；

3）中央红军选择翻越五座大雪山的路线是一种不

断修改的折衷方案，虽然最终还是被迫穿越大

草地，但避免了从腹心地带最长的路线通过。

中央红军长征雪山草地路线图。

6月8日，红一军团攻取芦山，打开了向夹金山、懋功前进的道路。接着，中央红军一举突破了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来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地区，准备翻越大雪山。

红军即将翻越的大雪山---夹金山就在眼前！

海拔五千多米的夹金山主峰。

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县西北、懋功以南，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寒风凛冽，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当地老百姓叫它“神仙”。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雪山之巅，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能顺利越过大雪山，在爬雪山之前，中央红军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当时还规定：必须在11点钟前通过雪山，上山时一不要唱歌，二不要说话，三不要坐下来休息，四是到半山腰时，不要快步，不要停步，也不要自己开路，只能跟着前人的脚印，缓缓不停地朝前迈进。

四川省宝兴县硗碛镇是一个人口以藏族为主的小镇。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翻越夹金山的。

6月12日，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部队在硗碛村集合。红军指战员经过简单准备，用柏树皮、干竹子扎起一个个“火照”，砍来竹竿、树条做成拐杖，把从天全、芦山一带买来的干海椒发给每个人御寒。在“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鼓舞下，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木棍作手杖，沿着溪边的小路从山脚下出发，向夹金山前进。

走在前面的先头分队是哪支部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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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爬雪山

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向导---马登洪。

杨成武---时任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

爬雪山

王开湘、杨成武所在的红4团是中央红军的前卫团、开路先锋。他们是6月12日拂晓离开硗碛村，中午便到达山顶的，杨成武回忆说：

夹金山

“ 山上雾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脸上、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刮着，我们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就是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也无济于事。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

爬雪山

人们头晕腿酸，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这时候，要是有谁停步坐下，就会永远起不来。因此，每人都拼尽全身力气，互相搀扶着，同残酷无情为大自然搏斗。将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劈脑地打来，打得满脸肿冷。我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向前走。

山顶风光

冰雹过后是万里晴空，阳光耀眼。到了山顶，举目一望，只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除开山峰上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竖起来的旗杆以外，是一片琼玉世界。俯视山下队伍，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而上，把这个一望无边的琼玉世界划成两半。

开国少将江拥辉。

几次跌倒

江拥辉是红小鬼，16岁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1师2团副特派员，他回忆爬雪山：

蛮有趣的

“ 天朦朦亮，我们就开始爬雪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的。

不敢歇下来

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一会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着一件夹衣的身上，浑身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歇下来休息。

心里难受

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抱在一起停下来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流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的迫击炮简，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冻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

红军爬雪山时防滑用的脚马子。

油画作品《过雪山》吴作人。

6月14日早上，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接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过去帮助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困境，陈昌奉几乎晕倒，是毛泽东及时把他扶住才没倒下去。毛泽东又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警卫员戴田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来，我背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田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

长征前夕，毛泽东与警卫员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的合影。

图为红军御寒用的碎麻布片。

爬雪山口诀

“ 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

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

大家相互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红军将士童小鹏、陈赓、邱南章1937年摄于陕西洛川。背后是苏区还很稀罕的大卡车。

红一军团干部童小鹏，描绘了爬上雪山山顶的情景，他写道：

“ 山上风大，很冷，几乎欲发抖，故树木不植，仅一些矮草生起呈现出委靡之概。至极顶见北面一片晰白，乃是去冬积雪。以手持木棍透入，直至将木棍完全淹入才抵地面，大约有三尺余深。……此路前面曾有部队过，因冷甚，故因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这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

红军女战士爬雪山时穿的带有马子的防滑鞋。

爬雪山，最困难的还是那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妇女、伤病员，以及肩负比较重的物资的战士。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

“ ……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死人的。夹金山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障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允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地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变成黑黝的颜色。……”

有青年将军之名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总司令部侦察科长“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因身体衰弱，山上气压太低，几次晕倒，以后是在战友们的极力协助下，才渡过了夹金山的难关。

红军爬雪山时自制的御寒衣。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董必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长征中任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时年50岁。

过雪山
董必武后来向美国记者史沬特莱，回忆了当年爬雪山的情景：

撞上冰雹

“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简直没有路……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心害怕的冰雹。

冻得发紫

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得人连呼气都冻成了冰，手和嘴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就原地冻僵。”

红军爬雪山时自制的棕背心。

收到电报

早在6月2日，中央红军突然收到来自雪山那边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中央：

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望转呈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

甲：我们己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得

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

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

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乙：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巩固之

后方根据地，确是兵分X把握的。

国焘、昌浩、向前

这封来电如同一阵春风，很快传遍了中央红军各部队，引起一片欢呼，只是具体的位置仍然不明。当王开湘、杨成武率前卫团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环境险恶的夹金山。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师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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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懋功会师

黄埔军校一期生徐向前。

徐向前报告

红一、四方面军之间联络畅通之后，徐向前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6月12日）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徐向前在报告中写道：

放四方面军前面打

“ 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先打刘（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十二分热忱

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己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韩东山---时任红9军第25师师长。

迎接中央红军

6月2日，韩东山被紧急召到理番县（今理县）的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向他下达指示：进入懋功打开通道，迎接中央红军与我们会师。尔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情况，并掩护中央红军通过夹金山。并交待到以后具体行动，由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指挥。

到达达维

韩东山兴冲冲地回到部队，在李先念的指挥下，第25师作为先头部队，由汶川向懋功迅速前进。一路打跑川军邓锡侯的少数残兵，于6月7日占领达维镇。李先念在懋功县城设立了指挥部，等候中央红军的到来。

杨成武时年21岁，被誉为“白袍小将”。

响起枪声

王开湘、杨成武带领红4团这疲乏不堪的队伍正沿着小路前进，想找个休息的地方。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战士们立刻警惕地握紧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观察情况

“ 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军帽，显然是一支军队。是自己人？我们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

我们是红军

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我们只得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忽然，山风送来了一阵微弱的呼声，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仿佛听见是 '我们是红军！' ”（据杨成武《翻过夹金山，意外会亲人》1985年版》）

懋功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

一场误会

红四方面军第9军25师战士宗国治回忆：

大雾很浓

“ 当时大雾很浓，四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正说笑地走着，猛然听见前面枪声响起来了，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雾渐渐地小了，模糊地能看出四外的东西了，这时我们将冲锋的军旗展开，插在阵地上。

中央红军

可是我们看见对方也插起了和我们同样的军旗，旗上同样绘着镰刀斧头，这时我们意识到是误会了。经过双方的询问，的确真的误会了，原来是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向我们这来会合。”

列队等候

6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红军军委纵队翻过夹金山，到达山脚下的达维镇。韩东山带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指战员，列队等候中央首长。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一个个军容整齐，精神抖擞，热烈地欢迎中央红军兄弟。毛泽东见到韩东山，第一句话就问：“主席（国焘）还好吗？”

徐向前元帅。

迎接中央

徐帅回忆，当时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

先解决吃饭问题

“ 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祙、皮背心。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丟，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

迎接中央红军

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一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毛线，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从前方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赠给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谢朝明的线毯。

中央《红星报》对两军会师的报道。

互致问候

6月15日，红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正式发出慰问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经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有利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启

已经到达夹金山下准备翻山的毛泽东等人接到电报后，立即回电：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总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兄弟们：

来电欣喜。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己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

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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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欢大会

李先念---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时年26岁。

回忆会师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对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了两军会师，他说：

“ 接到徐向前命令要我去接迎一方面军。我们翻越了一座雪山（红桥雪山）攻占了懋功城。这时还不知一方面军到什么地方了，何时能来到。先头部队的韩东山师长打电话给我，说一方面军来到了，我还不相信，叫他们不要上敌人的当。过了几天我在懋功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等。毛主席问我多大岁数，部队还有多少人。两军见面，部队干部战士情绪非常高涨，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油画作品《会师-迎接中央》。

见到毛泽东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会见了在那里迎接红30军政委李先念。这位26岁的军政委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十分激动。五十年后，身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间没有任何争吵。”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部迎接毛泽东等率领的中央红军进入懋功县城，图为迎接地旧址。

1935年6月16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此天主教堂举行团以上干部会师联欢会。

联欢会

当晚，红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会师。在场的红一军团干部童小鹏对此回忆道：“6月16日，到懋功城。晚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联欢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待我军非常和蔼和敬慕，且军风纪、纪律等均表现比我军好，的确可学习。”

中共中央在天主教堂内的办公地。

达维喇嘛寺---会师后的红军在这里举行了庆祝胜利大会。

世事难料

会师的喜悦，使红军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之中。对经过长途跋涉和艰苦作战的两大主力红军看来，会师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革命形势必将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当时有谁能预料到，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之间会发生一场严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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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总政委

1.迎接张主席

两河口---中共诸领导与张国焘见面的地方。

两河口

小金县两河口，意为从西北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的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所以取名为两河口。6月25日，中共中央诸领导人就是在此，在一片风雨中迎来了红四方面军统帅张国焘。大约下午17时，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小路向欢迎的人群奔来。张国焘到达时，看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

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负总责洛甫、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部主任王稼祥因伤未到。此外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众人。

张国焘《我的回忆》。

时隔31年后，张国焘对此次见面回忆：

“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1936年，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保安。

毛张见面

关于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见面，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是这样写道：

“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的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毛的心中产生不快。当他看到旁边的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

旁观者言

军事顾问李德对此看得清楚，他回忆说：

“ 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象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己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

颇感沉闷

欢迎张国焘的第二个程序是晚上的聚餐。表面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大家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地闲聊，张国焘却颇感沉闷。因为在座的诸位既 “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而是听毛泽东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论（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显然是话中有话）。张国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内的不和。

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

秉烛夜谈

夜里，张国焘邀朱德一起长谈。从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们各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回想往事，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朱德待人坦诚，一派忠厚长者风度，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誉为“红军之父”，张国焘对他也十分敬服。

一副骨头

朱德坦率地向张国焘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据张国焘后来回忆：“他说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都保存下来，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

从速北进

朱德向张国焘透露：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张国焘对此没有表态，但朱德的诚恳态度使他很受感动。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既白。

两支主力红军会师了，蒋介石会有什么举动呢？

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的部署

红军两支主力部队，虽然进入了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暂时休息的机会，但敌情仍然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亲自部署了五路大军：

1）川军孙震、邓锡候等二路大军，分别由江油、

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

茂县等地逼近；

2）川军杨森、刘文辉的二路军队集结于芦山、丹

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

3）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

，防止红军向北发展。

这样，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就有二百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

红军向何处去

虽然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了，但川西北这个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区，显然不是十万红军的安身之地。由于语言不通和民族隔阂，这里的群众工作十分困难，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红军向何处去？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双方领导人必须尽快做出决断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的主张：“ 北上抗日！”

张国焘的方略：“ 打到成都吃大米！”

毛泽东预言：“ 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断言：“ 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

徐向前的思考

徐向前晚年对此回忆说：

不易生存

“ 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革命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

举棋不定

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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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河口会议

重修后的四川小金县两河口会议遗址。

两河口会议

为了解决这个两支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朱德、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列席会议的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红军将领。

北上理由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主要讲了今后的战略方针，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提出目前要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当松潘的胡宗南部，向西北突破。

三条原则

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

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

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

第二，高度机动，不要被敌牵制；

第三，坚决统一意志。

两个方面军部队力量强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这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留在两河口会议会址的红军石刻标语。

《两河口会议》创作沈尧伊。

应怎样打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紧接着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

军委作战计划

张国焘说：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三个计划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还谈到了三个计划：

“ 我们在西北的行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甲、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

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

名之为'川甘康计划'；

乙、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

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

进计划'；

丙、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

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打成都的。

统一指挥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他主张集中全力打松潘。他说，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宗南）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冷了，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这里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最后，毛泽东强调：“统一指挥的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据《毛泽东年谱》1993年版）

毛泽东的批评

张国焘后来对此回忆说：

瓮中之鳖

毛泽东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有进一步解释。

很不愉快

毛泽东对我叙述的红四方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他说：' 可惜了，那时你们己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 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的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

张国焘独白

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文件。

会议决议

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洛甫起草决议。

耐人寻味

洛甫起草了的会议决议，最后一段话写道：“为了实现北上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

张副主席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

无名火

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并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张国焘却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此据1961年1月26日刘伯承的谈话）

张国焘为什么会有无名之火呢？

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

令张国焘无名火的几件事情：

1.西北联邦政府

“西北联邦政府” 是1935年5月底张国焘到理番后不久建立的。虽然张国焘按照川陕苏维埃政府的模式，在川西北设置的联邦政府。政府中的成员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既没有当地党组织的人，更没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

扯起大旗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这样记载道：

“ 这一旗帜的树起，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西可收复西藏、西康；北可扺至新疆、青海；南可进取云南、贵州；以与陕甘川黔苏区打成一片。围绕这一旗帜的周围，有中央六十万西征大军，有陕南红25军、陕北红26军，有萧、贺红二、六军团，有古宋、叙永的川南红93军，有无数的陕甘回民暴动，有邛大赤区，有安绵的农民斗争，有广安革命兵变区域，有黑水、芦花、理番的番民暴动。”

中央的不满

中共中央领导人得知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文件后，非常反感和不满。张国焘不请示中央，擅自成立政府，己经是目无组织纪律。更刺眼的是那个“联邦”，和谁联？和中央联吗？刘伯承1961年1月26日对此回忆：“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谈起西北联邦，毛故意问：我归你吧？张国焘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归我呀。'”

张国焘的愤怒

凯丰撰文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被黄超拿给了张国焘，从而引起他的愤怒：

否定苏维埃

“ 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 ' 欧州联邦 '，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于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非常生气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 '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据张国焘《我的回忆》）

2.与博古争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博古来找张国焘谈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两人又争论起来。博古对张国焘称兄道弟的口头语感到很不习惯，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习气，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极不相称。博古又谈到几天来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认为红四方面军中有严重的等级观念和打骂现象，这些都是军阀残余的表现。张国焘虽然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口气强硬地拒绝了博古的批评。

3.驳回邓发的请求

更令张国焘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政治保卫局邓发找他商量在四方面军中建立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要求张国焘介绍保卫局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调四方面军中的警卫员交他培训，然后再回到原职。

中央不得干涉

张国焘大为反感，这岂不是要对他和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吗！他一口回绝了邓发的意见，等于告诉中央：四方面军的内部事务，中央不得干涉。实际上，四方面军中不但有严密完整的政治保卫局系统，而且是张国焘亲自控制的。

铁腕统治

张国焘使用铁腕和“肃反”建立起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红军将领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活着的人也胆战心惊，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大家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不愿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自己同志砍头。许世友对此回忆说：“那时一说反党不得了，杀人不敢做声。他（张国焘）以中央名义杀人，谁敢作声。谁作声，马上就被杀掉了。”

信心暴棚

张国焘通过在红四方面军的“肃反”，确立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袖地位。他以中共党内元老的资历、依靠着近十万大军的显赫实力，向着“只剩一副骨头架子”的中央红军及其中共中央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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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总政委

位于四川巴中将帅碑林里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雕像。湖南楹联学家熊敛文为他撰联：“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红四方面军总部部分人员。

1.徐向前方案
此时，留在茂县总部的徐向前、陈昌浩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徐向前回忆：

减员很大

“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

先取川西南比较好

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一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

北上为好

徐向前当即向张分析了南下与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劝说张国焘还是北上为好。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

2.陈昌浩回忆

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前面开了两河口会议，打回来个电报，内容大意是情况不妙，可能是说中央红军留下不多了。会后中央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

陈昌浩后来对此回忆说：
部队垮了

“ 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是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象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

发生怀疑

我的思想除右倾有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为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是否正确。”（此据1961年5月10日陈昌浩的谈话）

3.张国焘行动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7月1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电报谈毛儿盖战役实施的部队调遣和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电报临门

7月9日，在张国焘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电文切峻

7月16日，陈昌浩委婉地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

“ 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急如星火

7月18日，陈昌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电报中再次恳求：

“ 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毛泽东的愤怒

中革军委开始对此保此沉默，没有答复。几天后，四方面军的电报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据1937年3月30日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的发言）

1933年，周恩来荣获的一等红星奖章。1935年，陈昌浩、徐向前均荣获一等红星奖章。

金质五星奖章

7月中旬，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先后到达芦花。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这些他仰慕己久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亲手把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了对创建红四方面军立下汗马功劳的徐向前。

陈昌浩---中革军委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

棘手难题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在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洛甫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

刘英---洛甫的夫人（右一）。

洛甫即张闻天，据刘英回忆说：

反复商量

“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能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

总政委

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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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让步

中共中央芦花会议旧址。

芦花会议

7月18日，中共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作出三项决定：

甲、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

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

乙、军委下设小军委（注：军委常委），过去

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

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

丙、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熟悉前，

恩来暂帮助工作。

徐陈指挥

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

“ 任命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至此，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松潘战役，己经延迟近月，红军在这块少数民族地区几乎耗尽了当地的粮食，形势愈发紧张。

徐向前---红军前敌总指挥。

徐向前的牢骚

徐向前对张国焘和陈昌浩发着牢骚：

“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地步，我心里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周恩来同志患疟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时，带去几斤牛肉，算是头等补养品。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原因就在这里。”（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张国焘的建议

但是，张国焘不着急，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 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但北进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在张国焘的建议下，于是中共中央又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沙窝会议旧址。

沙窝会议

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到6日，在毛儿盖附近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洛甫在会上作报告，他明确肯定遵义会议的结论，肯定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提出红军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会议最后决定：

甲、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

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乙、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

陈昌浩为红军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政治部

副主任；

丙、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

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如意算盘

张国焘要求将四方面军中九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连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共有八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政治局委员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跟随红二、六军团行动），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按张国焘的意志办，四方面军一下有了十名政治局委员，在中央政治局自然形成多数，中共中央就是这张国焘的天下了。

部分妥协

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进攻，毛泽东等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作了部分妥协。在中央政治局内张国焘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在红军指挥机构里四方面军占了明显优势。总政治委员是张国焘（红军的作战指挥，他有决定之权）前敌指挥部是徐、陈的，打仗要靠他们。总之，中共中央己经对张国焘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为了团结他。因为眼下中央要依靠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力量打开北上之路。

周恩来会上对张国焘半开玩笑半认真说：

“ 一方面军从江西拖出来，确实拖瘦了；象王稼祥同志一样，骨瘦如柴。你（张国焘）胖胖的，还要你帮助帮助，这是兄弟之情。”

中共中央《沙窝会议决议》。

远见瞩识

在当前的形势下，毛泽东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硬拼。再沿着“左”的一套走下去，会把红军彻底断送。但是革命必须继续下去，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决议和发言中，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

卓越预见

毛泽东在会后修改决议草案时，曾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这是一个卓越的预见，几十年后，刘伯承元帅对此回忆说：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据1961年1月26日，刘伯承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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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草地

1.松潘战役

今日四川松潘城，明朝洪武年间先后设“松州卫”、“潘州卫”并称“松潘卫”，松潘由此得名。

松潘城

松潘县是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镇，控制着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如果在6月下旬，红军直接占领这个地区，可以不经川西北茫茫草地，直出甘南。这时胡宗南还没有集中，碉堡也还没有修好，而且粮食缺乏。这对于红军迅速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然而，这种有利形势，却因张国焘日益膨胀起来的争权野心和坚持南下主张一天天的给葬送掉了。

兵挫松潘

芦花会议后，张国焘才勉强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松潘附近毛儿盖附近地区集中。7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松潘。但是守军胡宗南部队顽强抵抗，他们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一些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仗还怎么打呢？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上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原订的松潘战役作战计划实际上不再实施了。

胡宗南---时任西北剿匪第2纵队司令官。

水土不服

其实，守松潘的胡宗南的日子也并不比红军好过，他的部队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能从四百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要越过海拔5568米的雪宝顶。靠人力运到松潘的粮食相当有限，根本填不饱这支大军的肚子。

庆幸万分

胡宗南下命令说：“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是心惊胆战，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胡部上下自然是庆幸万分，松了一口大气。（据李炳藻《在川西北截击红军的经过》，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

何去何从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坎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看来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临困难的局面下，红军中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拟定《夏洮战役计划》。

兵分两路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地方。8月3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1）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

军的第4军、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

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

地区开进；

2）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

的第9军、第31军、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

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

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陈伯钧---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两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

没有设防

夏洮战役方针既定，从哪里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红军只有向北行军，经过松潘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胡宗南从藏族土司那里得知：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红军走草地是自取灭亡，所以草地北面没有设防。

于是，红军开始向茫茫草地开进，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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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茫茫草地

今天的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其范围大致包括烈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以南，浪架岭(今松潘县)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以北，纵横600里，面积1.5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氧气稀薄，人的高原反应比较强烈。

大片沼泽

松潘草地，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天然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汊河、曲流横布，由于排水不畅，潴水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的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

气候恶劣

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夏季平均气温为摄氏10度，且温差很大。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 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边缘地带放牧，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前去冒险。

油画作品《红军过草地》。

艰苦行军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叙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

1986年出版《红军长征在四川》记载：

缓慢行进

“ 这里无路可循，部队只有在藏族向导的指引下，踏着草甸缓慢行进。软绵绵的草甸，随着战士脚步的移动，发出嘁嚓嘁嚓的声音。稍有不慎，将草甸踩穿，整个人便陷入沼泽，抢救不及，少顷没顶。

陷身淤泥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路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使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有的战士因此而偏离了行军路线，陷身淤泥，被沼泽吞噬。

红军干部黄镇画作《草地宿营》。

草地宿营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来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而在当时的那些个阴冷潮湿的夜晚，想要点起柴火，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

饥饿难捱

红军两个月的时间，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因此，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

萧锋---时任红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

萧锋日记

过草地时，萧锋在后面负责收容队工作，据他的行军日记记载，刚进入草地两天，一些人的粮食就已经吃完。到第四天，大多数单位都己绝粮，靠挖野菜、煮皮带度日了。

萧锋向聂荣臻政委汇报说：

“ 四天来根据十四个单位统计，掉队250人，牺牲120人。聂指示：没有粮食就拔野菜吃，担子挑不动就丢掉，实在不行，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

红军过草地时吃剩下的半截皮带。

1986年出版《红军长征在四川》记载：

积水泛滥

“ 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上不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即不能食用。

忍饥受渴

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时虽遇溪流小河，却因无柴烧火，连开水也喝不成。一面是艰难的行军，一西却又忍饥受渴，指战员的体质日渐衰弱，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

红军干部黄镇画作《背干粮过草地》。

红军自制的草鞋。

高原反应

过草地时，造成红军大量减员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高原反应。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体力消耗极大。红军长途行军，体质本来就己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

饥寒交迫

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红军战士袭来。红军衣单体弱，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的僵硬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过草地时，红军首长把这件雨衣盖在身负重伤的汪立发的担架上，以遮雨和湿气。后汪立发一直保存着这件珍贵的雨衣。

油画作品《草地情》，创作张文源。

老红军说

老红军戴正启在接受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告诉他，在无人区行军，会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溃，失去了信心。他说：

“ 草地上渺无人烟，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戴正启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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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上南下

1.包座战役

四川若尔盖县的包座河。

上下包座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的包座河畔，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包座分上、下包座，包座河横贯南北，时值雨季，水流湍急。这里是红军北出四川、进军甘南的必经之路。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分驻上包座，其中1个营守大戒寺，2个营守求吉寺，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包座战役要图。

包座之战

8月28日，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得知后十分震惊，急令伍成仁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一定要把将红军阻止在包座河一线。8月31日下午，徐向前指挥红30军、红4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包座发动攻击，经过数小时激战，红军歼灭守军及援敌第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的补充。

包座战役主战场求吉寺遗址。

扫清障碍

红军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敌军依据坚固的寺院顽强抵抗，由于没有重武器，红四方面军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师长王友钧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仗扫清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

此时此刻，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到了哪里？

1960年，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张国焘，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辛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了两个大字---“分裂”。

张国焘《我的回忆》内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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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地分裂

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

四川若尔盖县巴西的甲基寨子。红军右路军穿越草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在此居住。

巴西牙弄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在巴西、班佑地区进行休整。因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开居住。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和中央机关驻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的潘州村。两村相距约三里地，往来便利。此时，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已向包座以北的俄界开进。

商量北上

包座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每天都要请陈昌浩到中央驻地来商量事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也是红四方面军中有决定权的领导人。毛泽东有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陈昌浩拉到与中央一致的立场上。

一催二接

为了劝说总政委改变决定，徐向前说：

“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己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再次催促

8月29日，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并再次催促说：“左路军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晚年的张国焘。

回师刷金寺
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

露宿水地

“ 我们在剧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力气，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座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蓬，露宿水地上。

噶曲河水

果不其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前面，它原不过是一个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偶然因素

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水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的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原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董振堂和红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

黄镇画作《董振堂同志》，1938年上海出版的《西行漫画》封面。

河边冲突

张国焘主张回师刷金寺，遭到红五军团军团长长董振堂的反对，他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

“ （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阿坝，董振堂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己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

帐篷一幕

对于董振堂与张国焘的这场冲突，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讲述了他看到的一幕：

“ 就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秘书长黄超、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董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没制止，朱总心里气愤之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了。”

李先念的看法

李先念当时在右路军，是第30军政委。1984年6月15日，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访问时，他对噶曲河遇阻的看法：

“ 这时，张国焘不想北进，说噶曲河涨水，过不去。徐向前、陈昌浩打电报叫他率部过河，可以派一个团接迎。现在有人说噶曲河可以过去，有人说过不去。就是河涨水也是一时的，等几天就可以过去了。”

张国焘的想法

张国焘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他曾对刘伯承说：“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济，然后一突出来就能争取革命胜利。”

张国焘的意思是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避的地方保有实力。刘伯承说：“群众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数民族地区），怎么能搞革命？” 。反驳他的理论。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是“耍回马枪”。张国焘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坝。朱德、刘伯承也没办法。因为中央规定：“红军总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

四川阿坝噶曲河，就是这条河阻止了张国焘北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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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报交锋

詹才芳---时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委。

思想不通

这几天，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天天紧张地开会，一方面是如何让张国焘重新北上，另一方面是做陈昌浩的工作，使他与中央立场一致。据陈昌浩回忆，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说，张国焘说河水涨过不去是借口，让他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我们要北上，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但陈昌浩无论如何不同意，坚持要等左路军来一起走。

忧心如焚

此时，陈昌浩也是忧心如焚，再这样争论下去，北上的通路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堵上，想走也走不了了。9月8日9时，他和徐向前给张国焘、朱德发了一封言辞恳却的电报：

“ 我们意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示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此时，张国焘不会再改变决策了，他已于当日向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委詹才芳下达命令。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发给第31军政委詹才芳扣留中革军委纵队的电报。

军委纵队

中革军委纵队在两军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带着红军总部、医院留在后方。其余大部分由军委纵队司令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随右路军北上。当时，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

病重的周恩来、王稼祥以及中央机关随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中。9月8日，詹才芳部在马河坝、马塘、梭磨一线。此时军委纵队，己于9月初从毛儿盖进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区。得令后的詹才芳想扣留军委纵队，也已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

危险信号

张国焘之所以冒大不韪下令扣留军委纵队，完全是想一举控制中央机关，如果周恩来、王稼祥也一并落入其手，后果不堪设想。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电报，性质极其恶劣。这表明张国焘已经下了跟共产党中央最后摊牌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密令的签发日期恰恰是1935年9月8日。

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文。

电令南下

接到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后，9月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

“ 一、三军（原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己备否，即复。”

徐向前的回忆

接到这封电报后，陈昌浩马上改变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对此回忆说：

向中央报告

“ 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来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听会的态度

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只是个听会的态度。

没有表态

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再三致电

这天夜里，中共中央和右路军以七人名义（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三同志：

“ 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往以往青宁新说，己远胜西康地区。”（据《红四方面军战史》1992年版）

最后努力

9月9日，毛泽东与洛甫、博古等人，为了说服张国焘回心转意，又给张国焘发电报，作了最后的努力：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九月九日

中央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错误的电文。

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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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道扬镳

1.彭德怀的忧虑

牙弄喇嘛庙为红3军团驻地、巴西会议遗址，如今只剩下残墙。

观察动静

彭德怀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天天往潘州村子里跑，活动于中央和前总之间，观察动静。这天上午他来前敌总指挥部，见徐、陈还在商量北进的事。据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

南下电报

“ 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

扣押人质

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下方针，一军团己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

下下策

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釆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批评陈昌浩

9月9日下午，陈昌浩去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的南下命令时，对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坏的消息。这就是说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决议，现在完全被张国焘推翻了。毛泽东很清楚：南下对一方面军来说，是死路一条。因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昌浩。陈昌浩是奉张国焘的命令，虽然一肚子委屈，也不敢发作。

促下决心

陈昌浩的转向，使毛泽东不仅指挥不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也被张国焘卡住过不来了。还有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会是什么命运？正当毛泽东焦虑不安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的报告，促使毛泽东下了单独北上的决心。

叶剑英秘密报告是什么事呢？

叶剑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密电报告

关于秘密报告的经过，叶剑英回忆说：

兵屯巴西

“ 当时，我们到了巴西一带的一个村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住在一间喇叭寺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北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进。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正在兴头

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

报告毛主席

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出去拉尿，就趁这个机会，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地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依靠彭德怀

我赶紧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据《叶剑英传》1995年版）

红军右路军巴西分布位置图。

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

彭德怀自述

当时彭德怀也在毛泽东那里，他回忆说：

“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据《彭德怀自述》）

争取徐向前

在得到叶剑英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对徐向前做最后的争取。傍晚时，毛泽东独自来到前敌指挥部。他没有进屋，在院子里向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己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毛泽东没有再说别的，辞别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则完全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来访的含义，更不会想到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988年版。

徐向前的无奈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披露了自己当时复杂的心情：

难以接受

“ 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

走着看吧

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吗，自己只能带上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地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身抱愧的错误。”

金蝉脱壳

9月9日晚上，中央和红三军团秘密而紧张地行动起来。彭德怀对此回忆说：

“ 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9月10日）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报给林（彪）、聂（荣臻），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到叶，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监视、全被叶摆脱了，甚幸。”

悄然出走

关于叶剑英脱险的经过，据199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叶剑英传》记载：

拿出地图

“ 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就起来（约定2点行动）。我预先曾派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有惊无险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幅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

真为你们担心

就这样，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向红三军团驻地走去，与中央会合。出了巴西潘州村子，叶剑英遇见了等待他的杨尚昆，两人夜里一起赶路，来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彭德怀、洛甫、博古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互相问候了几句，博古催叶快走。等他们赶上三军团部队，己是拂晓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见到叶剑英，都十分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红军大学

这一夜，住在各个村庄里的一方面军部队，都悄悄地开拔了。德国人李德从博古那里得到通知，让他半夜两点带领红军联合大学（一、四方面军合并而成）的学员出发。至于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实地传达了命令，在夜雾中开始行军。到天亮与中央纵队会合时，他才发现“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在整个队伍中，只有红军大学把四方面军的人也一起带来了。

李先念回忆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访问时，对北上南下的回忆：

“ 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我们都有责任。徐向前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的最好朋友，他对张国焘是不满意的。有一天他和我说，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不知怎么搞的。但还是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陈昌浩。

打不打？

9月10日早晨，陈昌浩和徐向前才得知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很快，他们接到了中央要其随后北上的电报。这时，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发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有人请示陈昌浩，说中央红军走了，拦不拦截，打不打？

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不能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当时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避免了一场红军自己打自己的悲剧发生。徐向前对此回忆说：“他（陈昌浩）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徐向前心绪繁乱

中央和红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很受刺激

“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楞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心情极坏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红军教育长

陈昌浩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虽然他同意徐向前的意见，没有派兵追赶中央，但是仍然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骑兵追上中央，想“劝说”中央南下，并让红四方面军的人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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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道扬镳

李特---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时年33岁。

衔尾追来

李特受领了任务，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疾驰追来。他在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将中央和红三军团追上。李特在马上高喊：“原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3军团后卫的10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剑拔弩张

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还一边回过头来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这时，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后，与一方面军形成两条阵线。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此记述道：

“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 '逃跑主义” 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认为李特己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他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莫文骅---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莫文骅回忆

莫文骅对李特追赶中央红军回忆说：

“ 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抽打不愿意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赤色帝国主义。”

南下没有出路

毛泽东对追上来的李特等人说：

“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暂时不愿意与党中央共同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注：毛泽东的科学预言非常准确。）”

毛泽东说完了话，让部下拿来中央刚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发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告同志书》

《告同志书》指出：

“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己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受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不敢违令

四方面军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对中央内部斗争，上级是严格保密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凭着几年来的直觉，他们只知道张国焘的命令是不敢违抗的。所以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没人敢站到一方面军的队伍里来。在沉闷的气氛中，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默默地分手了。没有告别的话，更没有笑容，这支队伍在李特带领下，向南走去，逐渐消失在茫茫原野中。这边，一方面军重整队伍，继续北上。

1935年的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等离开牙弄寨子，由此山谷北上，向甘肃省迭部县俄界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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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另立中央

1.另立中央

张国焘《我的回忆》。

另立中央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晚年的张国焘对此回忆说：

成立中央

“ 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北逃跑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分裂红军。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现在我宣布：中共第二中央在这里成立。

中央书记

这次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据张国焘《我的回忆》）

12月5日，张国焘以“中央”的名义致电已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称：

甲：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

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

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

再冒用党中央名。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

以便批准。”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所在地---四川省马而康县卓木碉乡的白莎村。碉楼是脚木足最醒目的标志。脚木是三座碉楼中的一座已毁，一座己残，仅剩下一座是完整的。

1935年10月5日，在白赊喇嘛寺庙，张国焘主持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场上最显眼的要数那幅悬挂在中央台子台方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大横标。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约四十余人。

美国肖像画家艾米-罗西埃于1939年创作的油画《朱德总司令》（局部）。

朱德的态度

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大会上，朱德说：

南下没有出路

“ 北上抗日的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

哪有朱反对毛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德对张国焘讲：

“ 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徐向前的抱怨

在会议上，徐向前的表现是沉默无语。张国焘心里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影响，找徐向前交流，徐向前说：

“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既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

徐向前对卓木碉会议的回忆：

“ 另立中央的事让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

撤职刘伯承

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对他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撤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打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了。

1935年10月，张国焘另立“中央”后致彭德怀等人的电文。

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

旁观者言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回忆：

“ 两方面电报来往不断，互相指控对方背叛革命，在敌人面前逃跑、篡夺党的领导权，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事情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张国焘公开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且声明，他只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他自己组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成立了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大数成员，是他从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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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孤军北上

甘肃迭部县俄界会议遗址。

针锋相对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当天致电张国焘，严令其率部北上。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的命令，率左路军坚持南下。张国焘在给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里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文。

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文：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

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

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

志指导，并己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

集中。

丙：左路军立即答复右路军北上部署图。

中共中央俄界会议决议。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错误，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路线图。

张国焘固执己见地南下了，还扣住了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现在己是近10万人马。毛泽东则一无反顾的北上了，他目前手上只有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这万余人的队伍。

张国焘藐视中央，拉走了大多数红军，现在中央孤军北上，以眼前饥惫之师和国民党军作战胜算如何，陕甘荒山僻壤、地脊民贫，该如何生存呢？等待他们命运又是什么呢？请看相见欢长征系列之六（大结局)《长征，生命的歌！》

1936年夏，毛泽东在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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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整理，部分图片采自网络。

2019年11月10日五稿于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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