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r></h3><h3> 五十年代生的人,是挨捶最凶的一代,最好的青春,虚耗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等成年后,才发现那十年竟挺了过来。在挨捶的年代找一个没挨捶的人,或者说挨了捶还能不停走好运的,一起和我品读那样的人生,在百无聊赖之中也算是一种消遣。</h3><h3> 城里人读书的时候,王大爹在边远省份的边远村落,和四个弟弟一起成长,唯一的姐姐夭折走了。过了几年,上山下乡运动风风火火的席卷全国,知青们放弃学业奔赴遥远的边疆,王大爹在家种着洋芋,放着牛羊。贫农的阶级成分,文革的狂风巨浪袭来之时,王大爹未有太多的记忆,只是在文革末期,结婚生子。知青回城高考,历经十余年苦难,迎来新的人生,王大爹分家了。</h3><h3> 分家是王大爹属于自己人生的开始,也是他六十三年人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父亲给的一口黑黝黝的吊锅,盖新瓦房时分的四根松树干,算是全部的家当。什么运动,什么文革,什么高考,都没那口吊锅留下的印象深,没有它就没了一家人的伙食,肚子总比革命重要吧。天天斗争,也顶不了一顿温饱。</h3><h3> 我们那个年代,不能外出打工,不能开门面做生意,更不能贩卖牲口,你要是敢做这些,罪名也就来了,牢头里的饭可是吃不得的。农村合作社不存在了,集体解散了,我家两口子加上大儿子,三个人分得了土地,一个两亩多,三个人就是六亩多。不过稀奇的是,现在我的土地有二十亩左右。不是自留地多,是当时集体有块地,集体解散了,没人敢要,我想都不要,那我要得了,犯错就犯错吧。要了那块地,又和别人调了几块,慢慢的就多起来了,不过现在那些地,我都不种了,种地能有几个钱。我的钱,是从草里生出来的。</h3><h3> 说来你不信,那时候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碰,我只有放马。我家是药山镇法拉村老学校的一个村子,一百多户人家,六百多口人,算是大村子。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农村的,也就一百来口老弱病残的。我和外出打工的不同,和留下来的也不同,我是最悠闲的,也是日子最好过的,每天泡杯茶水和他们吹牛打牌,一年挣的也不比打工的少。我们在山脚,山坡上都是草,缺柴也就缺得厉害,没有那个地方会像我们村子那样,没有柴禾烧的,我是最早烧煤炭的,90块钱一车的煤,这是加上运费的钱啊,一年都烧不完,可拿得出这个钱的,又有几家。我的钱,是从草里生出来的。</h3><h3> 说没挨过捶,那是假话。我有四个孩子,头两个是儿子,老三老四都是超生的。老三是个女的,生她的时候,缴了680元的罚款,三十年前的680,顶那些个村干部两年的工资,可不是小钱啊。有个村叫木瓦,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是两个孩子,三个的都很少,他们计划生育是抓得最严的。咱们村,和我年纪一样的,七八个的都有,老百姓狠啊。老百姓狠了,当官的就怂了,不过钱还是得出,不出钱不就被拉去动手术了吗,动手术的人,可不少啊,大男人抓去结扎,总不是什么好事。生这个老四,罚的款就更多了,被人举报,找亲戚说了情,最后罚了1340元,足足翻了一倍。那时候一千多,顶现在一万多了吧。不过,我的钱,是从草里生出来的。</h3><h3> 我这个1340的小儿子,可不简单。国家虽然罚了我的款,可我把他培养成了一名教师,去广西教书了,他二十六七才大学毕业。那时候不卡学籍,他读到初一,学习赶不走,又回来读小学,六年级老师不收,说这孩子太调皮了,经常约两三个同学去打人,其他孩子都怕他,再说读了初中回来,当了老大,谁还惹得起啊;五年级人家也不收,老师怕教不好,误了我家儿子;还好四年级的老师,是他舅,他妈去说的情,他舅啊,孩子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我们不会帮他撑一次腰。就这样他又从四年级开始读,你说丢人不丢人啦,初中读回来的学生,还考不赢原班生。好在是,读着读着,这孩子开窍了,一开了窍,就考了个二本。读大学的时候,他二哥家修房子,三姐嫁到镇雄也修房子,我供养个大学生,他们两家修房子我还一家拿了一万。我的钱啊,是草里生出来的。</h3><h3> 你还别不信,我前两年买了头母牛,买回来两月就配了种,一年就生小牛崽子,这就叫命,有的人命不好,做什么什么不顺,我是命好那一类,我的钱就是命好从草里生出来的。我放了四十几年的马,我家山顶那片,是很大的一片草地,马放到那里,就打野了,一两月上去喂一次的盐,这几十年,被偷的马,也有几十匹那么多。我现在有三十几匹马在打野,每年产个十来匹小马驹,过上两年,小马驹长成大马,又可以生小马驹。我每年卖上十匹,是不是也有四五万啦,那马可还在生马啊,每年我就是花几袋盐巴钱,你说我这个钱,就是养了个得痨病的老婆子几十年,它照样也花不完。</h3><h3> 许庚2019.11.10记于老家</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