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五）

昕

　　父亲获得平反后，消息马上就被传播了出去。一些昔日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及老乡也主动和他联系并祝贺他了。虽然他们当年也很同情我父母，但在那个年代，对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不关自己的事谁敢吱声？

当年平桂矿务局的那个很同情我父母的李同文局长，这时他已担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得知我父亲得到平反后，他还专程来到桂林，在榕湖饭店贵宾楼接见了我们一家人，祝贺父亲获得平反，也祝贺我们一家人得以团聚，终于苦尽甘来。并勉励父亲以后要更努力的工作。

广西驻京办事处的薛健主任也知道了这件事，因为他以前也曾经是父亲在平桂时的同事。为此他也多次来信，非常热情的一再邀请我父母一起到北京见面。即便有一次我和同事出差到北京，返回时，因近年关买不到火车票。我去找薛主任帮忙时，他也热情的说，他们和那趟进京列车（T5/6次车）乘务组有联系，只要我们买站台票进了站，他可以叫人把我们送上车。因是出差，我们不愿再麻烦别人，经请示领导后，就改乘飞机回的桂林。

　　桂林某部队医院还有两个科室主任，老家也是韶山附近乡里的。他们听说我父亲平反的事后，也来找到我父亲，请我父亲帮他们证明，解放前夕也在湖南参加过地下工作。我父亲本来不认识他们，但听他们说起也好像确实有那么回事。本着与人为善、又是乡亲和多几个朋友的想法，我父亲就帮他们签字作了证明。因此他们很感谢我父亲，在治病方面也帮了我家不少忙。后来他们也都获得了副师职的离休待遇。

　　我父亲在单位是领导，他做事情总是走在前面，好处却总为别人着想，80年代时，加工资是按职工人数比例定名额的，我爸妈虽然这么多年没有加过工资，父亲又是单位领导，但我父亲和母亲都把第一次机会让给了工资较低的同事。

后来，局里在桂林我们住那栋旧楼后面建一栋都是三房一厅的领导宿舍楼时，具体工作是由父亲操持的。宿舍建好后，按照他的资历级别也应该可以分得一套的。但他看到要房的人多，房子不够分配，局里有个别领导甚至还跑来桂林撬门开锁，自己搬进去占房。为了不让领导为难，父亲就放弃了申请要新房。直到去世，就一直住在当初单位分给他的那套原来一房一厅的套房里。他说，有这种条件也很满足了，不愿意去与别人争利益。

　　父亲离休时，按照文件，组织上给予他享受了厅级待遇。他也终于能够应薛健主任之邀，和母亲一起到了北京旅游。

一天正坐在薛主任办公室聊天时，也许是薛主任刻意安排，原来平桂矿务局把父亲打为反革命的那个书记夫妇俩也走了进来。他们看着我父母，非常尴尬的道歉，说以前那样搞是很不好的。这一对给我父母及家庭造成无尽苦难的夫妇，当初是狠不得把我父亲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现在仅仅轻描淡写地说句原来那样搞是很不好的话就想来作为道歉。我母亲气愤的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说完不再理他们，愤恨的把门一甩就和父亲走了出去，不接受他们的道歉。他们这一辈子，唯一最恨的人，就是这俩夫妇。是这夫妇俩把我们一家推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的书记，由于解放前也曾经做过地下工作，在文革时，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开除了党籍，也受到了牢狱之灾。直到1979年和1982年经过了两次重审后才得以平反，他也被当了10年的“反革命”。天理昭昭，他们终于也尝到了当年别人被整时的滋味，也算老天给他的报应吧。也许是他们也尝到了被整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苦楚，晚年了才有所悔悟。他这时的忏悔，不也说明了他当时是多么的无情吗？平桂矿务局当年的200多个右派家庭，谁家不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父亲为满足母亲之愿望，又和她游览了成都、峨眉、西安、鼓浪屿等地，还与毛远耀、毛远定等韶山毛氏家族一些在外地工作的老领导和亲友见了面，终于是苦尽甘来。他们凄美的爱情故事，迄今仍在韶山和平桂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