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洒青春——我在小三线八年

李海洪

我没有经历小三线创业、发展、巩固的前八年历程。

我经历了小三线颠峰、衰退、逃亡的后八年过程。

八年“抗战”，岁月如斯，往事历历在目。

小三线建设，孰是？孰非？孰利？孰弊？孰功？孰过？自有后人评说。

我只记得，我一生中有一段精力最为充沛的时光，在小三线度过，在皖南山沟里度过……

进山

第二次告别上海，再赴安徽。
第一次去安徽时，我才十六，赴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三年半。
回上海科大读书，斗转星移，眨眼又是三年半。
无线电系，七三届四个班级，一百多毕业生，唯一一个分配去小三线的名额，我中头彩，此乃冥冥天数？
当初，文化大革命，神州大地千里浩劫，内乱不已；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剑拔弩张，中国，似乎时刻在外来侵略的威胁之下。
毛泽东主席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还说：“三线一天不建设好，我一天睡不着觉”。大小三线开始筹建。
小三线，建在皖南。皖南，山势起伏险峻，当年日寇铁蹄亦未曾踏入，新四军得以在此集结、发展。皖南，更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举世闻名，周恩来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振聋发聩。
七十年代初，为了让老人家睡好觉，当时的市委、市革命委员会抽调人员赴皖南，为小三线筹建踩点，广德、宁国、屯溪、旌德、绩溪、歙县、祁门、泾县、池州……方圆数百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集了上海市建、经、计等部委的决策人物，仪表、化工、轻工、冶金等系统的先遣部队，一头扎进山沟里，选厂址、定规划。
几年创业，山，一座座劈开；路，一条条修建；厂房、宿舍，一幢幢盖起，小三线，初具规模。
这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路线的政治任务，上海的有关企业“好人、好马、好刀枪”全力支援，设备，挑新的，人员，均通过政审。
我是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支内的光环戴不到我头上，实际却没有什么不同。和数万支内职工一样，我将扎根三线建设。
我被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后方仪电公司）。公司地处安徽省旌德县，下属十九个厂、一个仓库、一个计量站。
公司沪办在仪表局大院内。去报到时，通知我随公司面包车去安徽。
时间：1977年3月28日。时隔七年，两次赴安徽的日期竟然相同，岂非又是上天的安排。（第一次是我下乡的日子）
晨六时于仪表局大门口发车，沪办主任老史驾车。
如同七年前一样，无需家人送我，又驶向人生新的一站。
出平望，经湖州，进入安徽境内。由广德折向南下，途径宁国，山势渐险，道路也蜿蜒起来。随着盘山公路旋上一座座山峰，心也随之沉浮。我知道了为何小三线人常用“进山”、“出山”词汇。现在，我进山了。
老史已近五十，驾驶技术相当熟练，车开得飞快。下午三时，车驶入公司大门，一群人拥出，迎接老史等诸人，也欢迎我这个自仪表局后方仪电公司成立以来，公司机关分配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打量着陌生的人群，用不了多久自会熟悉的，也打量着新的环境。一幢四层“L”形大楼，吃饭、办公、睡觉均在大楼内。四周围墙圈出一片空地，水泥铺就，竖着一对篮球架。围墙边车库内，停放着一辆大巴士，一辆解放牌卡车，几辆吉普车。

这是后方仪电公司老大楼（四工区是筹建初期后方仪电公司的代号），如今早已城头变幻大王旗

老大楼入口

后方仪电公司新大楼（1979年摄），现在已拆除

视线越过围墙，在南方二百米开外的小山坡上，是公司的家属区，计量站也建在家属区围墙内。

后方仪电公司家属区，计量站也在此（1979年摄）

南面，紧挨公司大院围墙，是向阳厂家属区，再南，隔着一片水田与计量站遥遥相对的是向阳厂——公司下属唯一地处旌德县城的厂。

原向阳厂大门（向阳厂现已是黄山台钻厂）

2017年6月10日，向阳厂108位老职工回原厂探望

技术科小王领我至宿舍，大楼四楼东首第一间，四人一屋，互通姓氏：保卫科岳阿宝、团委王永培、教育科吴震云。
随带行李，被褥蚊帐打成一个大包，另外就是那只帆布箱。
七年前下乡时所有的身外之物早已灰飞湮灭，唯有这只当时凭下乡通知购买的绿色帆布箱依然伴随着我，它见证了我三年半的兵团生涯，陪伴了我三年半的校园岁月。今天开始，它又注视着我跨越皖南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
老史也是公司领导集团中一员，头儿们齐聚山中。当晚，机关大会，布置工作，顺带欢迎我。要我出个节目，权作自我介绍。“四人帮”倒台半年，我朗读了自己的即兴之作：“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长长一篇三字经，博得满堂彩，亦使众人初识我的文采。
我被安排在技术科，分管下属企业的新产品试制。公司经理仲长林，副经理杨鸿砖兼管技术科，后从新安厂调来胡震杰任技术科长，副科长张超林。
小三线为备战而建，主要为高炮部队提供装备。后方基地管理局是行政领导，局址屯溪市（今黄山市），管理后方四个公司及贵池钢厂、宁国水泥厂等企业。各公司生产业务仍归口上海各主管局，生产计算机控制指挥系统、枪炮弹药、牵引军车、弹药箱等。
我后方仪电公司行政上隶属后方基地管理局，业务归口上海市仪表局管理。我们主要为火炮提供飞机跟踪、测距、计算机控制实施攻击、通讯等军用设备及元器件生产。

原后方基地管理局全景，图中1是后方基地单身宿舍楼；2是后方基地机关招待所，1974年至1975年期间，后方基地办公楼还在建造时，机关招待所曾作为临时办公楼；3是后方基地汽车库，上面是机关职工大食堂；4是后方基地办公大楼；5是机关使用的储水塔

文革时建厂，厂名无一例外均带有政治色彩，当然也另有代号，如5339厂、8331厂。
东风厂，产品：小型无线电台，如营连通讯电台、伞兵用对讲机等；
井冈山厂，产品：305雷达、372雷达；
旌旗厂，产品：磁带机、数控线切割机床；
险峰厂，产品：三米光学测距机、医用光学仪器；
满江红厂，产品：电话机、印制电路板；
遵义厂，产品：有线车载通信设备、数传机；
新安厂，产品：小型多功能计算机、示波器；
延安厂，产品：电位器；
立新厂，产品：电阻器；
工农厂，产品：电容器；
卫东厂，产品：空气电容器；
东方红厂，产品：集成电路；
星火厂，产品：接插件；
向东厂，产品：电解电容器；
为民厂，产品：磁性材料；
七一厂，产品：医疗器械、仪器；
韶山厂，产品：磁控管；
向阳厂，产品：小轴承、金加工机床；
朝阳厂，产品：小型电机；
长征厂，公司仓库。
副科长负责新产品试制管理，分工：他管元器件厂，我管整机厂，即东风、旌旗、井冈山、险峰、遵义、新安、向阳等厂。
第二天，我花了半天时间，浏览旌德县城旌阳镇。

远眺旌德县城

县城傍河而建，一条街贯穿南北，长不足200米，城南一声吼，城北抖三抖。

公司去旌阳街上经过的桥

麻雀小，五脏俱全。沿街一字排开布店、米店、食品店、百货店，书店、邮局、信用社，杂货铺、肉铺、旅馆、饭堂……多半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有猪安然度步于街上，也有在街旁沟里拱找食物，瘦骨伶伶，腰里扎一条布带。
沿街由北往南，中段，右侧是影剧院。影剧院后台，挤着县图书馆，相当寒酸。（后来，新建了县图书馆，是周而复题的馆名，周是安徽人）我多瞄了图书馆几眼，这是我今后必光顾之处。
右拐，过影剧院，前面是一大片泥地，也略显平整。每月十五，在这块地上开庙会，人将熙熙攘攘。眼下，仅几个脏娃儿在嬉闹。

电影广场现貌（摄于2017年4月17日）

街北端，有窄巷，往西渐渐上坡。坡右，是县人民医院，坡左，建有小学。
街南首，同样往西看去，半山坡上，一堵围墙，院内好几幢二、三层的房屋可算县城最漂亮的建筑。那里是县太爷们的办公地，有大礼堂，有招待所。
望见了旌阳塔，顶上居然长有一颗小树。

2016年的照片，塔顶小树已清除

安徽有不少这样的小县城、小城镇，镇中、镇外、山沟中、田地边，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贫穷、懦弱的百姓们，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唯诺诺听命于父母官。若有幸居住于城镇中，有子女在县办工厂、商店等处谋一份工作，已属天大的幸福。多少人一辈子未出远门，未见识大都市，他们始终是可怜可叹的小人物。
我下乡时曾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结果三年半弹指一挥间。此番重入安徽，又有了扎根三线的说法，我会在旌德——这个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县城生活多少年呢？

下厂三月

一个月，我看文件，读资料，了解各厂的情况，熟悉各厂的产品。科长、科室同事下厂，我跟着去了几家厂。
工厂，多建在山沟里。离开公路，顺山势劈开山脚，弯弯曲曲修路入深山，三五里，十余里，路宽丈余，两车交会须靠边避让。
山沟里不通班车，靠自备车，吉普车是最好的代步工具。到小三线后期，我公司机关共拥有大巴士一辆、面包车二辆、轿车二辆、吉普车三辆、卡车二辆，数量之多令上海所有公司机关望尘莫及。
坐车下厂，钻进山沟，一边，似斧劈石凿，一边，时而农田，时而深涧，时而松涛阵阵，时而潺潺溪水。拐过某个山脚，一片房屋豁然眼前。没有高层，也没有漂亮的外装饰，这是三线建设的保密需要，工厂从远处望去必须像农舍。
科长让我去厂里实习一段时间，熟悉一下产品从设计、研制到生产、定型的过程。副科长出主意，我去了遵义厂。
我公司十九个厂分跨四县一市，最远的两个厂，旌德县境内的东风厂与祁门县的朝阳厂相距160里。遵义厂厂址在大源，属绩溪县。
一条河流由此向南流经大源，过大源拐个直角向西而去。内角处，河流两面环绕，是遵义厂家属区。对岸，一条平整的水泥路沿山势向上，过百米，进入厂区。路左，食堂、办公楼、车间、仓库、车库依次排列，路右，溪水清澈，叮咚作响，大热天平添一丝凉意。整个厂区如一条带鱼，上下落差七、八十米。初到遵义厂，上坡时气喘吁吁。

原遵义厂老照片

连接厂区与家属区的大源河桥（2018年8月摄，桥上是我的老朋友，遵义厂技术科章培云），对面就是原家属区

我对企业生产一无所知，连“工序”、“工艺”等名词也甚感陌生。我在农村做豆腐、粉丝那完全是作坊式生产，凭经验，凭手感。如今，进入工业生产，一切对我都是新知识。
我在设计科，了解军用载波通讯机的试制过程。载波机已完成试制阶段，即将进入设计定型，有几位军代表正在厂里审查成本核算，元器件、原材料清单逐项核对，态度严谨。
我在准备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剥线，搪锡，一起在刺鼻的气味中呼吸。
我在调试车间，学习整机的调试，学习示波器的使用。我看到了上无二十一厂生产的一种小型示波器。在上海科大读书时，去上无二十一厂实习，我曾装配过这种小型示波器。
我在例行试验室，学习元器件筛选知识。军品，对元器件可靠性要求相当高，筛选淘汰率也相当高。当然，这些被淘汰的元器件用于收音机、电视机上完全合格，甚至可以算是优质品。
文革中，工厂的管理制度曾被斥为“管、卡、压”而遭冲击，文革后逐步恢复，但仍有后遗症影响。而遵义厂的管理，按我的眼光看是相当严密的。不光遵义厂，公司其他厂，其他公司，整个小三线，生产是有条不紊的。原因很简单，这里生产的是军工产品，而军工产品的生产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整机产品的例行试验，小型试验（破坏性试验），运输试验，等于是变着法儿将产品熬筋炼骨，生产过程中的任一处疏忽，都可能导致产品的不合格，可以这么说，军工产品伪劣产品的可能性几近为零。
我在遵义厂生活了三个月，与厂里的干部、工人们一起上下班。遇上公司放映队来厂放电影，几百人挤在饭堂中看电影，空气中充满汗臭味。文革刚结束，没什么好电影，可不管什么片子，每个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原小三线电影放映队

我有了好多朋友，厂级领导、科室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晚上没事，挨家串门。有时在厂招待所休息看书，会有人找上门来，“走，喝老酒去！”
（1984年我结婚时，我给遵义厂送去了一大包糖，开了长长一列名单。）
已到盛夏时节，开始体会到山沟中消暑的好处。晚上在外乘凉，沐浴着阵阵山风。入夜，蛙鸣、溪唱，伴你入睡。
后方仪电公司在绩溪县只有2家厂，除了遵义厂，还有东方红厂。

原东方红厂40年未变的大门口，只有一棵枇杷树，长成大树了（摄于2019年10月）

告别遵义厂的朋友，我回到公司。我发现，公司选址旌德县城实在失策，别的不说，县城地处盆地，四周高山环抱，一到夏天，热浪翻腾，暑气无法消散。晚上睡在宿舍里，不禁又想起山沟里的遵义厂。但从另一个方面说，选址，是以通讯、交通、生活等便利为出发点的，靠近城镇无疑最佳。
根据部队的要求，仪表局军工处下达任务，我们编制“军工产品新产品试制计划”下发各有关厂。年初为“草案”，年中再下“正式计划”。与军品沾边，慎重些，试运行半年，“正式计划”就稍微带些军令性质了。
另外，根据市场需求，各厂也研制一些民用产品，试制计划与军品计划一同下达。新产品的定义：凡生产定型阶段之前的产品为新产品。
统筹分配新产品试制经费；了解、督促试制进度；协调解决试制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完成新产品试制进度季报表、年报表，军品报仪表局军工处，民品报仪表局科技处；组织新产品的设计定型、生产定型或技术鉴定，我的工作大致如此。
公司技术科对口各企业业务分工如下：科长胡震吉分管质量，另有办事员王永和；除了张超林，另一位副科长贺宪耀管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沈良静管情报、标准化；周炳发管安全生产、三废治理；范而鹏管计量。
我开始下厂，主要是我所对口的整机厂。对于厂里的主管技术的厂长、技术部门的领导、老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而言，我刚开始接触企业生产，没当过工人，没设计过产品，没画过图纸，乳臭未干。但是，他们称我为“公司领导”，这是惯例，上级单位来的总是领导，一旦熟悉，自然会淡化这种身份。熟悉各厂有关人员的同时，我也逐渐了解了试制计划中的新产品的原理、功能、使用对象及试制进度，也了解了各厂的常规产品。

初上黄山

秋风送爽，游黄山的最佳季节。
总参二部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召开会议，对东风厂试制的伞兵用小型无线电台进行设计定型审查，会址选定黄山宾馆，会务当然由东风厂承担。

原东风厂，现已是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原东风厂办公大楼

会议结束后登黄山，心仪久矣，今日得遂所愿，初登黄山。

关于此次黄山游，我另写了一篇《黄山，你凭什么那么美》，此处不再复述，仅摘录一张黄山标志性景点——迎客松

吃光用光

当时，大学毕业留在上海，第一年工资48元。我分到小三线，按照安徽地区类别，只有39元。以后加工资，42.5元、48元，缓慢增长。我没多考虑经济问题，下乡时20元一月，读大学时17.5元生活费，现在好多了。
爱看小说，除了吃饭，我把大部分钱用在买书上。大型文学刊物，见一本买一本，《译林》、《十月》、《钟山》、《当代》、《花城》……。工会王灵飞也看书成瘾，专买翻译小说，我们互通有无，皆大欢喜。
后来，我发觉我太傻了，这种文学刊物，不能借来看吗？何必花冤枉钱。
公司有图书室，但已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图谋：攻占县图书馆，建立关系户。
县图书馆二位姑娘，一管杂志，一管小说。管杂志的叫黄晓茹，胖呼呼的，两脸蛋始终红红的，一笑两眼眯成一条缝，简直看不到眼珠。管小说的是张爱娟，一照面便觉眼前一亮，与黄晓茹简直有天壤之别，清秀、靓丽，打扮得体，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山沟里也有不俗的女孩，若非有地域观念，我是否会考虑向她发动攻势？
第一步，先混个脸熟。只要有空闲，我便去县图书馆，借杂志、翻小说，尽量拖延时间。我分明感觉到白眼，听到的是冷冰冰的职业口吻：“杂志每次借两本，一角一本”，“小说书只能借一本，每天一角” 。图书馆借书需酌情收费。
渐渐，坚冰开始消融，有了对话，“以前没见过你，什么单位的？”“四工区，刚分来的。”后方仪电公司筹建时，用代号“四工区”，旌德人以此称呼至今。我对她们的称呼，也由“同志”自然地改为“小黄”、“小张”。
有事要回上海，特地去关照一声，是否要带些什么糖果、糕点、衣物。不用太作多情，按价收钱，仅为代劳。
春节放假回上海，特地去商店买了几斤水果糖给她们寄去，让她们春节在家能用上海糖果招待客人。我已了解，小黄爱吃薄荷味，小张喜欢吃奶糖。
节后回公司，又去图书馆，见到小黄小张提及此事，皆茫然。我大惑不解，拿出邮寄单据。三月后，方收到包裹，糖已半融。我明白，春运紧张，多少货物卡在铁路线上。图书馆潘馆长却有些忿忿不平，欲写信投诉此事。
小黄小张已视我为自家人，感激不尽。从此，图书馆对我全方位开放，新杂志一到，给我留着；小说想借几本？拿包来装，租金？意思意思，随便。
人与人之间，总是需要那一份感情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小三线八年，旌德县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小黄小张，给了我太多的帮助。

旌德县图书馆1980年开始重建，1984年底新馆建成，2013年，省文化厅公布，由文化部组织开展的第五次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揭晓，旌德县图书馆由原来的国家三级图书馆晋级国家二级图书馆，实现了该县科教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跨越。

2016年，5000余本新书上架（这些已与我无缘了）

囊中不能太空。休息天，上街买条鱼、拎只鸡，同事好友开小灶喝几盅，我也不能太寒碜。
单身一人，吃光用光，了无牵挂。
公事回上海，吃喝“刮”父母，每天0.8元出差补贴，看作外快。
1984年结婚，我的积蓄仅区区700元。

三进靶场

1979年8月，酷暑。

险峰厂的三米光学测距机进山东潍坊靶场试验，为高炮实弹射击提供目标距离数据。配合试验，井冈山厂的305雷达，上海华东仪器厂的指挥仪等。

原险峰厂全景

险峰厂派出生产、检修、测试精干人员随机参试。带队：厂质量科老周（老周快退休了，厂里把这次试验当成美差，照顾老周出去兜一圈，没想到靶场生活并不舒适），驻厂军代表张德胜。公司我是代表，我、老周、老张，组成临时党小组。计划中试验将耗时三月。

测距机挂上牵引车，随军列先抵靶场。小姜开车，张润祥、恽建平押车。

我关照张润祥，何时能进场了给我拍个电报，我给了他一个青岛的通讯地址，那是我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家。靶场先一批试验尚未结束，要待他们撤离了，我们大队人马才能开进去。

险峰厂那帮小青年包括老周，谁不想乘机去青岛避避暑。我们决定去青岛玩几天，顺便等小张电报。暑假期间，旅游旺季，青岛人满为患，住宿困难，大家最好能多寻一些关系，我口袋里也揣了几封信。

青岛，故地重游。小学六年级，我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孤身一人闯山东，第一站就是青岛。

傍晚，船靠码头，来不及找关系了。旅客介绍处介绍了一个旅馆，稀里胡涂几经转车，竟然被骗到一个近郊区的小旅馆。天已黑，无话可说。

天亮，结帐，开拔，进市中心，找到一处小旅馆，条件不好，也无法安排下我们一行七、八人。几经商量，加了两张床铺，我见老周已流露出不想再在青岛多待的念头。

我对大家说，先委屈一天，海滨去玩玩，我去找关系。最迟明天早上，等我的消息。

我找到了父亲老战友，姓梁，梁伯伯的儿子梁航旅行结婚来上海曾经住我家。梁家就在海滨大道，巷口正对着海边鲁迅公园。

梁家伯母任青岛疗养所所长。下午，她把我带到了疗养所招待所，招待所位于八大关。所谓八大关，嘉峪关路、山海关路……八条路的总称，类似于上海的康平路，高干区。

路与路相距很近，每四条路围就的四方区内，绿树成荫，斜对角竖立着两幢二层小洋房，这就是招待所，环境相当幽雅，床位费2元/宿。

八大关南，即第二浴场，这是达官贵人的浴场，不对外。住在八大关，当然可以通关节进入第二浴场，我当即去享受了一番。老天！连海滩上的沙子都不一样。这里，沙如细盐，捧起一把，顺指缝飘洒，腻滑无比。而第一浴场，沙砾粗糙，大小掺杂。这里，空旷的海滩人影寥寥，第一浴场则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多么好的消暑休闲处。我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天一亮，即打电话通知险峰厂的那帮哥们。我大吃一惊！旅馆说他们已于昨晚结帐走人。怎么回事？是失去兴趣提前进靶场了？晚上也没有去淮坊的火车。难道他们已找到好些的旅馆了？

我坐在招待所所长办公室，翻着电话簿，青岛各大小旅馆电话打了个遍，找寻这几位仁兄，心里直骂：“混蛋！说好等我的电话的。”

未找着，断定他们已进靶场了。剩我一人，游兴顿减，再找人。

邻居肖家姐弟偕同学也来青岛玩，原说好青岛见，但忘了交代如何联系。这不难，上海滨去找。

第一浴场沿海滩走了两圈，果然找到。随后一同游泳，一同上崂山，一同猛灌青岛啤酒。最后，送他们上船回上海，我也等到了小张的电报。

1979年8月青岛留影，没办法，那时拍的照片就这样模糊

 与险峰厂众人见面后，我发火了，对军代表老张我可没好意思说什么。小姜、小张、恽建平也跟着骂他们“戆大”，而孟、薛、吴、冯这些个混混们，在听我介绍了青岛疗养所招待所及第二浴场的情况后，无不唉声叹气，懊悔不已。同样懊恼的是，他们早进靶场多吃了好几天苦。
靶场在海边，阵地距住处二、三里。住的是草房，一打炮，泥土直往下掉，蚊帐也挡不住，草铺上一层土。
部队的伙食，籼米饭，粗面馍，白菜肉片。天天是白菜肉片，大锅炒，少油水，数得清几片肥肉片。
各参试厂家产品车均带来了煤油炉、大桶的煤油，找机会改善生活。
最近的村庄距靶场有五里路，各人轮值，隔三岔五上村里跑一趟，看看能买些什么沾荤腥的东西，也带些其它菜蔬，免得天天白菜肉片。
不进阵地的日子，找一条小河沟“拷浜”去，弄几条小鱼。
最受欢迎的是海边的渔民。天亮不久，他们将夜里捕捞的梭子蟹挑到靶场来卖，参试人员驻地像来了亲人一般，众人一拥而上。活的梭子蟹，像大闸蟹一样张牙舞爪，横行霸道的活的梭子蟹，在上海，能见到吗？价钱：0.16元/斤，这是1978年当地的时价。
实弹射击，要录下弹着点，对天气的要求很苛刻。阴雨天自然不行，大晴天万里无云也不行。晴天有云，云层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云层太厚呈灰黑色不行，一定得白云，且在一定高度，炮弹炸开后，白云的衬托下，能清晰地显示弹着点，以便摄影。
一次试验耗时数月，纯为等天气，若按实际工作日，半月足够。往往已进阵地，等了半天，天气不行，只能撤回。甚至飞机已起飞，云层高度不够，只得返航。这一起落，已花费数百上千元。
终于等到了第一个理想天气。大清早，靶场指挥部、炮连官兵、各参试单位开始进阵地，雷达、指挥仪、测距机各就各位，调水平、固定、静态测试……。
一个连八门炮，棱形排列，炮手们神情严肃，最后一次检查炮身、所有零部件、炮弹。听说，1976年出过事故，一发炮弹于炮膛内爆炸，四炮手——一个上海兵当场炸死在炮位上。
火炮处于联动状态，由指挥仪控制，八门炮炮口指向各有其角度，略为错开，这样，在弹片的有效范围内，弹着点形成一个火力网，此范围是“敌机”的死区。
雷达的跟踪点是飞机，测距机的瞄准点是拖靶，数据输入指挥仪，指挥仪通过数据处理，将目标方位错开一个角度输入火炮，并指挥、驱动火炮实弹射击，高速照相机连续摄录连发的弹着点。
九时，指挥台宣布：“飞机起飞。”所有设备，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雷达、测距机开始跟踪，飞机已进入有效射程距离。猛然一声巨响，炮位处传来的声浪将我从小凳子上震跌在沙土地上。仪器位处距炮位百米，虽然我早已作好准备，尽可能大地张开了嘴，我仍然低估了八颗炮弹同时出膛的威力。还没等我从震惊中清醒，第二个八发炮弹出膛，紧接着，第三个……
炮声隆隆，第一次如此近地观察高炮实弹射击，真有身临战场的感觉。仰望蓝天白云下，八朵黑牡丹嫣然开放，稍顿，又是八朵，而后，又是八朵……
回忆这次试验时，我想起了一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这里，仅仅是试验场，其声势已撼人魂魄。整批参试人员中，仅仅华东厂来了一名女性，她是勇敢者。

八门火炮链结联动发射的示意图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等一个好天不容易。陆陆续续，已到十月，要添衣服了。大部分试验数据已到手，眼看再有几个好天，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判读数据也够苦的，一个架次就是长长的几十米胶片。拷贝快速转动，眼睛死死盯着，嘴里吐出一连串正负误差数字，眼睛不酸、嘴唇不吐白沫不算完。
基地放电影，美国片：“The Airforce Of Today（今日空军）”，当兵的看了咋舌：“乖乖！还试个什么？没等咱打炮，人家的导弹把我们的炮炸飞了。”
试验结束了，已是十月底。
大队人马打道回府，设备得等军列计划，小姜等三人依然押车。他们对进靶场时没能到青岛一游心有不甘，鼓动我再陪他们去一次青岛，好吧，我当一回导游。
这次把产品车开了去，车上有吊铺，解决了住宿问题。上崂山也有自备车，不用找旅馆，不用转公交车，方便多了。
1979年，又进陕西靶场，地处渭南县一个叫大邑的地方，去西安市车行一个半小时。这回条件比山东好多了，住试验基地招待所，砖瓦房。伙食虽然还是馒头小米粥，白菜肉片，但招待所就在村镇边，改善伙食方便了。村口小店飘出大葱羊肉馅水饺的香味，村中土街旁地上摆满了柿子，一毛钱一堆，尽你吃个够。鸡，只卖公的，不卖母的，不论斤，论个，一元五角一只鸡（三斤左右），于是，炒鸡、蒸鸡，天天吃鸡。
街上有戏台，天天唱秦腔，声音高亢，在招待所也能听见。有一次我看见戏台对面小店门口一老汉，一边听戏一边喝酒，喝一口白酒抿一小口饼干，摇头晃脑其乐无穷。
险峰厂基本还是原班人马，带队的换了副厂长周银校。
试验情况一如山东靶场，不用赘述，时间也花了三个月。
这次，我们抽空游览了临潼华清池，也至“捉蒋亭”，在老蒋当年躲藏之处趴一趴，体验一下老蒋当时的狼狈。
测距机出了点故障，拖去西安光学仪器厂修理，乘机逛了西安市。此时兵马俑尚未完全挖掘出。
大家似乎对华山均没兴趣，没有人提出去华山的建议。
临走前，几个厂的参试人员四面出击，大肆采购，将附近农家的鸡搜罗一空。招待所洗漱间成了宰鸡场，彻夜血腥味。
后来，第三次进靶场，这回是江苏射阳。
进射阳靶场是冬季，我不愿与险峰厂人员一起出发。他们走南通乘汽车至射阳，而我那时没去过的城市都想去。于是我乘火车，先到徐州，再向东直抵连云港，想去传说中的花果山也没找到。再汽车南行射阳，绕了个大圈子，实在毫无意义。两个城市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徐州那一座渡江战役英雄纪念碑。而所谓连云港花果山在哪里呢？
靶场也在海边。冬天的海边太潮湿了，洗好的丝袜挂在大仓库（我们睡觉的地方）里一个星期不干。晚上在空地上看完电影，棉帽上的毛用手一撸往下滴水。
结束试验，该回家过年了。

2019年5月5日，原险峰厂几位老职工回厂探望，拍摄的几张照片

危险的山路

公司所属厂，我已全去过了。
每一个厂都是一个小社会，小学、小卖部、小菜场，除了粮食、荤腥蔬菜，所有的日用杂品均从上海拉来，来回八百多公里，车轮滚滚，滚掉了多少人民币。
不是每一次下厂都有车的，下厂办事的人多，公司的车不够用，我更多的时候乘班车至路口，再步行去厂。
旌德境内，德山里（地名）前行一里，右侧岔路进去，山沟里隐藏着五家厂，依次是卫东、工农、延安、险峰厂，由工农厂始路分两条，另一条通往立新厂，险峰厂最远，距路口十里出头。

原立新厂老职工30年后（2015年10月30日）回故里重游，受到旌德县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原立新厂大门口的留影

这是原卫东厂大门

卫东厂的乘车票已成了历史资料

原工农厂现状（工农厂现为闽辉石材厂）

这是原延安厂大门口的原小卖部和招待所

德三里进去还有一所仪电中学

原井冈山厂则由公路进去要十五里，我走了一次再也不愿走了。

山沟沟里的井冈山厂

原井冈山厂厂房

井冈山厂的产品，左：305型炮瞄雷达，右：305炮瞄雷达主控台

今日原貌未变的井冈山厂

旌旗厂由路口进去路途更长，我没走过，是乘公司小车去的。

原旌旗厂大门（电子器材四厂即旌旗厂）

原新安厂在黟县，由渔亭（地名）至厂也要走一个小时。

新安厂标志性山峰——石壁山，指挥仪等军工产品研制车间在石壁山背面

左上：新安厂机械加工一车间，右上：新厂区单身宿舍楼 四栋之一，左下、右下：XS101 高炮数字指挥仪，DG-1洲际导弹遥测跟踪仪（均为新安厂生产的产品）

2016年12月24日，新安厂聚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聚会

新安厂张明昌（原技术厂长）夫妇

祁门县境内的三家厂好些，七一厂就在县城边，朝阳厂远些也不过五里，还有为民厂。但旌德至祁门却没直达班车，需由屯溪转车，若不是公司车去，当天还到不了祁门。

上图：原朝阳厂大门，下图：2018年5月6日，朝阳厂职工回原厂探望，在原办公大楼前合影

2013年10月26日，原七一厂返沪职工联谊会（上图，七一厂原厂长陈永熙）

当我每次下厂途中花费许多时间时，当我一个人走在山沟里时，我不禁怀疑，小三线真能备战？若飞机空袭，用不着炸厂，山路上扔一颗炸弹就行了。（我听说四川大三线工程更为浩大，有的车间建在山洞里。）

皖南山区地下水不多，生活、生产用水利用山水资源。若遇连续干旱，小河干涸，溪涧断流，生活用水也发生困难，何况生产？有一年大旱，德善里几个厂生产已无法正常，更从上海开来了消防车帮助运送生活用水。

而一下大雨、暴雨，山路塌方是常有的事，我们的车就经常被阻在乱石前。

三线，三线，自己也靠天吃饭，谈何备战。

除了军工产品，各厂也生产一些民用产品，谓之军民结合，以民养军，实际上，是以军养民，靠军品摊去部分成本。否则，光是原料、元器件、成品、半成品的拉进拉出，运输费的开支就无法与上海同行业竞争。

军品，属国防定点生产。而民品生产，要不是有个黄山，如何吸引客户？

局领导，市有关领导对后方公司、企业关心视察，若不是冲着黄山，谁愿意昏头昏脑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于是，产品的鉴定会，局系统、行业内的质量会、情报会、计量会、安全会……各种工作会议在公司开、在厂里开、在旌德开、在屯溪开，最后一项议程铁定：上黄山。

于是，我记不清去了几次黄山，陪局科技处、陪市经委、陪各类会议代表。我只记得，我登黄山顶五次，更多的时候，我能躲则躲，能推则推，呆在黄山宾馆当收容队，休息休息岂不乐哉悠哉。

有一次我在黄山宾馆门口看见了半山寺的那位已还俗的老和尚。他不是在半山寺卖茶水吗？怎么跑山下来脖子上挂个篮子卖起了茶叶。

那一年，妈妈和弟弟来黄山玩。上山至半山寺，弟弟一个人继续攀登，妈妈走不动了，留在半山寺。晚上，老和尚腾出空房，搬出被褥，让妈妈睡下。半山寺处本无旅馆。老和尚诉说了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想在附近安家，公社里不让他们落户。

妈妈回上海后，曾给安徽省有关部门，合肥的熟人写了信，希望能解决老和尚一家的落户问题。后来，我听说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问老和尚，还记得那个你留她住了一宿、脸有残疾一只眼失明的女同志吗？老和尚摇摇头，他忘记了。

我的工作性质，与仪表局联系较多，我也经常回上海。计算一下，不算下厂的路途，我每年上海安徽来回耗费的时间约二百小时，长度达一万公里。我开玩笑，要说遇车祸的概率，公司机关内数我最高。

出车祸确是常事，尤其在皖南这种山区公路中。不说厂里，公司机关就不在少数。放映队去井冈山厂放电影，吉普车撞在大树上，一个放映员一头扎穿前玻璃，当场去世。

1984年6月2日，我在上海办完事，离开上海乘班车进山。

下午，车过胡乐（地名），又过韶山厂路口，前面是曙光厂（不属我公司）。

突然，司机停住车，惊叫起来。大家下车一看，悚然而惊，右侧山坡下约50多米深处，翻倒着一辆大客车。一看就知那是今晨开往上海的班车。

接下来车中没有人说话。一天都在路上，不知道消息，当时也没有手机，不知那辆车中有没有自己单位的人，也不知伤亡情况。

车终于开到公司门口，我下了车。门口站着许多人，见我后第一句话是：“老席没了。”老席，席玉魁，公司后勤科科长，当天回上海开会。

他们告诉我共死了七人，其中有韶山厂技术科长，一个曾留苏的大学生，来公司办事，今天由公司出发去上海。

他们还告诉我，电话打到上海，沪办内一片惊呼：“哎呀！李海洪今天进山。”震惊中，他们搞混了是进山的车还是出山的车。

伤亡惨重，记者们抢新闻，解放日报登了照片，新民晚报不甘落后，公布了七个死亡者姓名。这下坏了，死者亲属四面八方赶到上海，给公交公司善后处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我听说报社受到市里批评。

祸不单行，同年，12月6日，又是翻车，这次是进山的班车。

天下雨，车行得慢，天已黑了，车还未到旌德，栽倒在右侧低洼的水田中，轮子朝天。

死了一人，不是小三线人员，是来延安厂出差的外地人。

公司机关有一人在车上，财务科的小傅，轻微脑震荡。

冬天，大雪封山，小三线各企业早做准备，赶在降雪前放假回上海过年。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雪下得早，飞扬的大雪盖满了山，公路一片白。归心似箭，各单位车辆挂上防滑链，冒险出山。

有的车到上海已是半夜，更有一部分车辆未能抵沪，失去了联系。

“小三线职工被大雪封在回沪途中。”消息牵动了市府领导的心，组织力量打探、营救，上海的亲属、好友更是焦虑不安，新民晚报作连续跟踪报道。

几天，失踪的车辆终于被接到，人员疲惫不堪，途中的艰险、恐惧、饥寒交迫不言而喻，所幸没有重大伤亡。

山路，小三线之路，是一条危险的路，这预示着什么？

小三线的前途，尚用不上“危险”二字，但小三线的前景并不光明。

回炉

废钢铁重新冶炼，谓之回炉。工农兵学员重新考试，也谓之回炉。

1981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

工农兵学员打入另册，必须经过重新考试，原文凭不作数，“毛泽东的大学生”档子低于“邓小平的大学生”。

小三线既然称后方，任何事均比上海落后一步，组织工农兵学员复习迎考也比上海晚一段时间。

公司成立职称评定小组，技术科副科长贺宪耀任组长，主管副经理：杨鸿砖。

老杨原想把我公司的工农兵学员纳入仪表局系统与上海的工农兵学员同期复习，未能如愿，只好自己组织，聘请授课教师，在上海联系上课地点。结果，等我们终于开始上课时，上海的复习考试已进入尾声，时间已是1981年三季度末。在此之前，公司已先期组织了英（外）语复习考试。

上课地点，靠近中山公园处借一已停学的学校分校旧址，老师聘自上海工学院（上海机械学院）。

十九个厂加公司机关，工农兵学员一百人左右，复习分机械班与电子班。电子又分成两班，一班以材料为主，多由元器件生产厂的工农兵学员组成，称材料班；另一班则多来自整机厂，复习内容偏重电子线路，称线路班。我参加线路班，担任班长，副班长是满江红厂顾民。

我班三十余人，不少人我原来下厂时曾经认识，如旌旗厂的柳宗英，他是厂设计科副科长；向阳厂的李春华，就在公司隔壁，其爱人在公司组织科。

高等数学、晶体管原理、半导体线路、脉冲数字电路，厚厚的一叠教材，只有半年时间，看一遍也不简单，必须填鸭式教学。

与在大学读书时教材选用不同，但基本内容类似，只是“脉冲数字电路”这门课我以前没有学过。

为落实这次学习，公司职称评定小组费了不少力，副科长老贺更是忙个不停，他在为我们努力，我感谢他。没有二话，开始安心读书吧。

没有工作分心，没有杂事干扰，每天早上赶往学校，认真听课，晚上在家做作业。有的学员家离学校很远，厂里也很照顾，竟然允诺可以住旅馆，像新安厂的顾秋静、王益芬等人，就在学校附近找了家小旅馆。

条件够好了，只是，半年时间要通过四门功课的考试，而考试成绩直接影响到职称评定，压力相当大。

我珍惜这次重新学习的机会。大学里，由于运动，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正好借此补上，而此时的我，精力充沛，学习欲望强烈，考试，我根本不怕。

无怪人们另眼相看，工农兵学员中确有滥竽充数者。七届工农兵学员，只有一届是考试入学的，基础参差不齐。读书期间，也有一些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运动上。还有一些人，本身工作几年后，上学时年龄已稍大，精力有限，对所学知识接受能力差，学习相当困难。所以现在重新学习，有些人完全落伍了。

但是，工农兵学员中不乏成绩优异者，像柳宗英（专业课代表）、李春华（高等数学课代表），柳宗英为主的试制组试制的低速、中速磁带机，获全国行业评比第一名，新安厂有几人也参与了洲际导弹试验用小型多功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学习自不用说，高等数学习题难不倒李春华，柳宗英解电路问题得心应手，旌旗、东风、井冈山厂都有学习成绩上佳者。

我上课认真，做习题认真，不管老师布置没布置，每道题都做。我借来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规定自己，每晚解100题，不做完不睡觉。

但是，我不复习，从小学起，我就没有复习的习惯。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复习，翻开书，都是刚学过没多久的内容，脑子里都记着；做习题，早已都做过了，还用做吗。

临近考试了，同学们把我这个班长赶出教室，说我自己不复习，还干扰他人。

我定了一些规矩，如我规定每天开始上课时必须全班起立说“老师好”，尤其是我规定最后考试时一人一张课桌，有些人表示不满，说其他两个班都是二人一桌，我不为所动。

并不否认，我心中有个潜意识：我相信多数人会及格，而那几个学习不努力，想蒙混过关的人，我是想出他们洋相，他们败坏了工农兵学员的名声。至于极少数年龄偏大，确实读不进书的女同胞，我只能说抱歉，让你们抄出一张及格卷，那也太过分了，还用得着花费六个月时间读书吗？

考试时，秩序井然。连同英语，我五门课回炉成绩：平均90.9分。

顾民做东，我、柳宗英、李春华，旌旗厂小戴、井冈山厂陈松青，还有另几位同学，汇聚中山公园对面一家酒楼，顾民的一个堂弟在此掌勺，大家举杯庆贺顺利通过回炉。

要进山了，我去虬江路长途汽车站排队购买班车票。科长胡震吉恰在上海，他赶到车站，要我改去火车站购买去合肥的火车票，胡震吉交代一项任务。

其时，会议旅游早已风靡大地。市府有关部门召集专家、高级工程师，编撰一部工业手册（工具书），各分册由相关行业主管工业局，组织承办审稿会议，莫干山、雁荡山、庐山、天柱山……作为会址，名山依次游览。今年，轮着仪表局主办会议，因为有一个后方仪电公司，所以会址选定安徽黄山。

黄山，会议接待应接不暇。无奈，省政府决定，黄山开会，须有省接待科批文，否则一律挡驾。

购得火车票后到仪表局科技处，仪表局科技处副处长厉声树关照我，一定想办法搞到批文。

胡震吉对我说：“动用一切力量，寻找一切关系，务必成功。”他先回安徽等我消息。

临行，厉声树副处长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可找找此人通关系。我一看大名，赖少其。啊！赖老，大名鼎鼎，大书法家，画家，厉副处长认识此人？

到合肥，投宿长江饭店，实际一天也没住。合肥，原兵团上调知青何其多也，何处不能睡？

先找赖少其。几经寻觅，大街小巷打听，终于找到。一进大院，并不起眼，大院中三、五户人家，告知，赖老不在，很少回家。是啊，这种名人，在家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

第二天报上登消息，曹获秋追悼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参加追悼仪式人员名单中，赖少其赫然在目。

我有些失落，并不因是否能获得黄山开会批文之事，只觉失去一次晋见名人的机会，有些遗憾。

一条线断了，不灰心，继续努力，再拜访“难友”。兵团上调知青中，有调至省卫生厅的，有在省汽车配件公司，隶属省机械厅。卫生厅、机械厅，均在省府大院内，与接待科相距不远。

双管齐下，几经周折，终于取得“圣旨”，满载而归。

离开合肥前，去江淮汽车制造厂，看望众多原兵团战友，晚上就睡在江淮厂。

朋友、同学、三线缘

那天去江淮汽车制造厂，异常热闹。
原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上调，合肥市不在少数，安纺、合钢、印刷厂、体工大队，尤以江淮汽车制造厂为多，光我连就有十多人，分布于科室、车间、车队、仓库、托儿所。
中午，齐涌至市内淮上酒家。晚上，在好友杨伟力家吃饭。
原安徽兵团三师师部医院的小胖子张水根腾出一张床，我睡在集体宿舍，朋友们畅谈了好久才散去。
回到上海，上仪表局科技处交了差，厉副处长连声道谢。
再去买班车票，进山。向科长请假，去井冈山厂吴国平处玩了两天。
回炉期间，恰逢春节，大学同学跑了几家，他们大多已经过职称评定，且已经批准。我告诉他们吴国平的消息，他们托我带口信问好。
吴国平，大学同学，副班长，部队学员，毕业后回部队。
我第一次去井冈山厂，办完事想离开，意外地见到吴国平，我大喜。吴国平告诉我，他回部队后，命令他去南京军区后勤部军代表办事处报道，随后分配至上海小三线为驻厂军代表，与他同样经历的还有雷达班的两人。我见到了苗振英、张友德，苗振英说：“军民会师井冈山”，我问小张：“什么时候发糖？”我知道，这小子读书时泡上了上海妞——他们班的女同学。
山沟里遇见老同学，喜悦之情不必言表。
去东方红厂，无意中又遇见陈宗申，校排球队员，他与我一样，二系唯一一个小三线名额，落在他头上。
进靶场，军工产品鉴定会，多次见到科大我系、其它系的部队学员，天地变小了。
去长征厂（仓库），一个声音叫住了我，原来是妈妈单位的同事，也支内到了安徽。后来，她调到了向阳厂医务室，丈夫在公司组织科，休息天把我拉到家中吃饭。

长征厂现已成了文化旅游的新载体，还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东坡文化园

与原兵团好友王巍见面时，他说他姐姐也在小三线。我去工农厂找到了王巍的姐姐，一见面，哈哈，见过。王瑾，下乡时曾任公社党委书记，到二医大读书，校女篮队长，小有名气，我看过她的比赛。

我与小三线莫非真的有缘？

小三线也给了我机会走南逛北。

金秋十月上北京，险峰厂三米测距机设计定型会由炮兵产品定型委员会主持在二炮招待所召开。

有幸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躺在我面前。隔着一层水晶玻璃，伟人的脸似有些浮肿。我曾经崇拜他，我依然崇敬他，伟人伟大，一生惊天动地。

北京留影（1978年10月）

烟花三月下扬州，依然是炮兵定委，假座宝城无线电厂，召开有关305雷达的技术性会议，这一次，吴国平、张友德也去了。
瘦西湖，平山堂，日本人在拍《鉴真东渡》。大街小巷，怎不见扬州美女？同行者戏谑：“美女早被乾隆皇帝选光了，轮得到你来找？”
随东风厂走访部队用户，赴衡阳，逛广州，南风窗口每日里满街寻找哪里能吃上便宜的饭菜。（当时去广州出差每日也只有0.80元补贴）
机关组织旅游，福州、厦门、石狮，游览秀丽山水的同时，见识一下当时不少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
我的生活，已与小三线融合。

组织工人技术等级考核

1982年，我结束回炉不久，社会上开始青工“双补”。
是在揩文革的屁股。青工们的文化水平也的确差，各厂开始给青工们补课，补初中文化知识。我觉得青工们怪可怜的，三十左右的人了，开始读三角函数、解方程。
机关里科室工作的那帮人赶时髦，报名开始参加电大的学习。
此时，命运又一次捉弄了我。
在《下乡记》中，我说文革激发了人的兽性。现在，我又说文革引发了人的私欲，腐败、不正之风蔓延到了我们的各级领导层，中央每有什么新动作，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职称评定当然不能错过。
于是，不管是管业务的还是管政工的，不管读没读过大学，不管是否曾经从事过技术工作，领导们自有办法，也有权力为自己弄个这“师”那“师”的帽子戴戴，上海外地莫不如此。
于是，事情越演越烈，百姓议论纷纷。
于是，又是相同的一幕：中央下令，停止职称评定，开始复查。
于是，这一刀砍到了我头上。上海的工农兵学员职称评定早已结束，我们小三线正在进行，各厂的工作已结束，材料已报公司，公司正准备汇总后报仪表局职称评定委员会批准，就此搁浅了。
同往常一样，复查是没有结果的。于是，直到1988年，小三线已经不存在了，我也到了新单位，又要搞职称评定了，我仍得从初级爬起。
命运的不公，我已习惯了。饭还得吃，工作还得干，人，也还得活下去。
文化补习考试，向阳厂和计量站为一个考场，我参加监考。
一进考场，青工们手中香烟像雪花似向你飞来。考场秩序乱糟糟、闹哄哄，我眼开眼闭，同情心占了上风。我知道，让你们讨论，让你们抄袭，你们也得不了高分，勉强及格就不错了。
我始终在考场中一排排座位的间隙中走着，不发一言，看到谁做错了，就用手指在题目上点一下。他们清楚，我点到的，就是错的，但是怎样做才是对的呢？
时间快到了，我开口了，一路走一路讲，快速地说出正确答案，说一题是一题。青工们快速地改卷子，改一题是一题，抢分要紧，毕竟这牵涉到他们微薄的奖金，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加工资。

小三线青工文化补习、考试场景（借用卫海厂阳光先生拍摄的照片）

公司的电大学员，要求我给他们上高等数学辅导课，教育科也正式“聘请”，这样有依据可发授课补职，补贴标准按职称高低。这样，工程师教初中文化，每课时1.20元；我没职称，教微积分，每课时0.80元，很“公平”。

文化补习结束，技术补习开始。对技术补习，我是认真的。工人靠本事吃饭，应知的不知，应会的不会，干什么活？拿什么钱？

公司成立“技术等级考核办公室”，让我参加这项工作。

调星火厂杨家荣任组长，但不久老杨就调后方管理局教育处去了。

组织科周正华也参加，负责干部的考核，也是不久又回组织科了。因为干部仅是考察，也不用做什么试卷，何必与工人的考核搅和在一起。

我成了光杆司令，组织指挥了这一场涉及十几家厂，数千青工参加的战役。我的背后，公司经理仲长林主管。

各厂成立领导小组，厂级领导挂帅。这次考核系由仪表局颁发等级证书，须慎重对待。时间要求也紧，各厂做好了因青工应知培训暂时影响生产的准备工作。

应知培训由各厂负责，抽调工程技术人员上课。十九个厂的培训、考核计划汇集我手中备案。

各厂抽调工程师，组成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公司应知试卷命题、阅卷班子；应会考核则由各厂结合生产实际自行拟定项目。

仪表局劳资处李连文直接领导这项工作。我将班子拉到上海，请仪表局工人技术等级考核领导小组对我们就考核的组织、考题的范围、命题的深度等等作具体指导和要求。多年的经历，使我懂得多请示，多汇报的真理。一切工作的事后总结中，“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必不可少。

考核的依据，是一机部（机械工业部）和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分别颁发的《工人技术等级标准》。青工按年龄段，分别参加三级工和四级工的考核。

仪表局领导定了调，进山后，向仲经理作了汇报，战役进入战前准备。

召集各厂考核领导小组开会，传达局劳资处、考核委员会的指示、要求，确定应知考试日期，各厂汇报应知培训进展情况。

命题班子集中，驻扎旌德县招待所，开始出卷（初稿）。

工作量巨大，试卷分机械类、电子类两大类，电子类又分整机厂与元器件厂。

机械类：基础卷内容相同，专业卷分车、钳、刨、磨、铣、冲、镗、线切割、管道制冷、电焊、钣金、等等，还有光学工业的工种，玻壳生产的工种。

整机：基础卷相同，专业卷分无线电安装、调试、接线、焊锡、筛选、例试、准备、仓库保管……

元件：基础卷相同，专业卷我已记不下那些工种名称，太多了，每个厂都有不相同的工种，电阻、电容、电位器、集成电路、电机、磁性材料……工艺各不相同。

甚至还有木工、泥瓦工……

试卷共多少份？我忘了，反正令人吃惊，况且每个工种还分三级工、四级工，得出两份试卷。（事后，我们都惊叹自己的能量，不知这么多的卷子怎么出出来的。）

我负责电子类整机、元件的基础卷，其他人按工种、本厂产品分工，各负其责，排除干扰，紧张地工作起来。

一切有条不紊，仲经理完全放权于我，见面时只有一句话：“有困难、有问题尽管说。”我拟订的计划、通知、要求、实施方法送仲经理审批，从不细看，大名一签，“照发”。

人马又拉至上海，试卷（草稿）送局审核，逐份过堂。双方不免有争议，领导要求严格按部颁标准，我们按青工们的实际水平据理力争，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减少试卷难度，最后双方达成一致。

临走，再次诚恳地邀请局劳资处、考核委员会去我公司，检查、指导考核工作。这也是惯例，总得请领导们游一次黄山吧。

粮草已备，即将发起总攻。

最后一次召集各厂考核领导小组开会，重申应知考试所有注意事项，严格强调考场纪律。此次工人技术等级考核，仪表局因牵涉到颁发等级证书，重视程度与对待文化补习考试不可同日而语，要求相当严格，上海已出现了因考场混乱而取消考核成绩的事例。各厂务必警惕，严肃对待，不得马虎。哪一个厂出了乱子，势必影响公司大局，后果严重。后方仪电公司的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日程排在整个仪表局各公司之末，仪表局对此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后方乱不得”，必须善始善终。最后，再次敲定考试日期、时间。

各厂报上考场安排准备情况及考试组织、管理、监考人员名单。

命题、阅卷班子全体集合，开拔黄山茶林场招待所，实行全封闭。各厂有人出人，有物出物，全力协助。借调来卫东厂朱生妹、满江红厂李海宁，加上公司机关徐云珣，三人负责打印全部试卷。

八月，骄阳似火，热浪腾腾。我与就近厂家商量，送来风扇，每个房间两台，24小时旋转不停。

生物钟全部打乱。一边，工程师们修改试题，整理卷面，计算分数比例，一份卷子接一份卷子，夜以继日；一边，打印试卷，一张接着一张，通宵达旦。没有白天，没有夜晚，连轴转。实在困了，打个盹，醒来接着干；饿了，上食堂盛碗菜，喝口酒提个神，除了三顿饭，食堂日夜有人值班。有厂家还送来了几大坛黄酒慰劳我们，想喝随时喝。

确定将黄山茶林场招待所作为战役第一阶段的“前敌指挥部”后，我先期来过。找招待所所长小罗（上海知青）商量，言明我们会给招待所日常工作、接待游客带来麻烦和影响，希望招待所原谅、支持。同为上海人，小罗和服务员们表示理解和支持，人员安排尽量集中于一幢楼，食堂派人日夜值班。

到达后，我即给小罗和司务长送上一个包，那时，开会均将包作为礼品，小罗家电视机坏了，叫两个工程师去帮助修理，我们用各种方法表示感谢。

即便如此，仍然惊扰了招待所内外的宁静。街对面，茶林场商店楼上，场部职工家属夜晚难以入睡，对我们彻夜不停的打字机声颇有怨言：“这些人怎么都不睡觉？”

变生不测，我疏忽了一件事。试卷上有图形，打字员不善绘图，我忘了调集描图员了。通知最近的东风厂，请他们派个描图员，东风厂答应，但称车辆一时调不出，不能立即赶到。电话打到遵义厂，找关系不错的顾祝林厂长、石人权副厂长，请求派车，二位领导二话没说，谴派驾驶员程鸣，驾吉普车几十公里山路星夜飞驰，去东风厂接上描图员赶到茶林场，人、车即留下听候调遣。多谢了，顾厂长、石厂长。

内部出了点小问题，命题辛苦，大家希望能从经济上得到些补偿，这理所当然。我想方设法增加了补贴，也给每人出具加班证明，回去自可向厂里要调休单。

众人皆心平气和，唯独向东厂的二人老是在我面前嘀咕，嫌补贴太少，不满足，继而在别人面前煽动，扰乱人心，后来又通过别人传话，表示他们的不满。我火了：“叫他们自己来说。再闹，我打电话给向东厂，让他们回去，另派人来。”妈的！如此紧张时刻，还有心思胡搅蛮缠。一怒之下，我真想请他们立即走人。

这两人老实了。此后，风平浪静。

这是原向东厂的一组照片

上海电影厂《邮缘》摄制组来黄山拍外景，住进了茶林场招待所。茶林场职工倍添好奇，争相围观，我也领教了这些“艺人”们的素质。吃饭时，伙房蒸笼一端出来，摄制组人员一拥而上，你抢我夺。一个老演员（或是职员）拿起一个馒头，见馒头皮破了一片，顺手扔回，换一个，嘴里还嘀咕：“谁咬过的。”屁话！刚出笼的馒头，谁咬的？
吃完饭洗碗，水龙头前有摄制组一人在洗，我等在后面，陈燕华走来，自然而然与前人打个招呼，接上了水。似乎以她的名气，我应该让她先洗碗。
此乃小事，火上心头反伤脾胃，不去计较。
临战在即，人人的弦绷至极限，进行最后的突击。终于，按预定日期，试卷全部打印、校对完毕。接着，按厂、按工种、按等级，分门别类，整理装袋。
决战前夜，“前敌指挥部”安静下来，该好好睡一觉了。接下来还有任务：若战斗胜利结束，我们还要打扫战场——阅卷。
我将茶林场总机霸了一天，一个厂一个厂询问，考场、监考、后勤，考前的各项事宜，回答相继传来，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试卷接回，准时开考。
电话打回公司，向仲经理汇报。仲经理第一次为此战发布命令：为防不测，公司组织科、教育科、劳资科、技术科、工会、团委……所有能出动的人员，立即出发，分赴各厂，执行总监考，一有情况立即通报，仲经理坐镇公司，处理一切突发事端。
战斗打响了。凌晨开始，各厂车辆陆续赶到茶林场招待所接试卷，路远的厂隔夜便来了。下午，十九个厂同时开考，考完，试卷即送茶林场。
同日一早，我于招待所门口搭班车回上海，随身携带试卷，上海也设有考场。人还未出发，已通知沪办购买回山班车票。
许多厂在上海有工作人员，也有车间，所以在上海也设考场，避免进山考试带来时间、金钱的浪费，也少影响上海的生产。人数不多，集中设三、四个考场，各工种混合于一考场，便于管理。考试时间，比山里晚一夜。
第二天一早，沪办分发试卷，各考场已来人等候。10时，同时开考。
借沪办小车，我“巡查”各考场。下午，试卷送回沪办。
第三天，我携带试卷，返回茶林场。三天，四百多公里，打了个来回。
山里，十九个考场，情况正常；上海，情况亦正常。
阅卷，几千份试卷，继续夜以继日，此时，没有了喧闹，打字员留在招待所，太累了，休息几天吧，到时和大队人马一同返回，感谢一同奋战的三位打字员，当然，还有后来的描图员。
晚上，食堂，三张圆台面，菜摆得小山高，招待所所长、副所长、司务长、服务员，通通请到，共同举杯。为庆贺、为感谢、为告别，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漂亮的战役（第一阶段）。
车辆又陆续来了，来接各厂的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向东厂一人走到我面前：“小李，不多说了，对不起。以后到向东厂，找我，我们喝几杯。”
此时，我身心疲惫，只想睡觉。
试卷已全部整理完毕，分数已登记在册。试卷包扎、装袋，待送仪表局存档。我送走了最后一个厂里的人，又一一向招待所我所接触过的人打招呼。以后，说不定有什么事还得上招待所，还得麻烦他们。服务员小珍拉住了我，“春节回上海结婚，帮我弄两条牡丹烟行吗？”那时买烟凭票。我后来回上海后托父母在老干部活动室买了两条，送到她家。
程鸣还留着，他要将我送回公司再回厂，我托他带口信，感谢顾厂长、石厂长。遵义厂，等我下次去时，登门再致谢意。
应知考试一结束，战役第二阶段——应会考试随即拉开序幕。
乘胜追击，借应知考试的声势，各厂已做好了迎接应会考试的全面准备。
考题正在拟定，用不着保密，考生产，考本职工作，考本身技能。别看平时叫得凶，真枪实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青工们跃跃欲试。
这次有个规定，应会考试分两步，先考三级工，再考四级工。考三级工应知应会成绩双优者，可报名参加四级工考核（公司准备另安排时间为他们进行四级工应知考试），这无疑刺激了一些人。毫无疑问，今后若加工资，技术等级是个重要的砝码。
再者，与文化考试、应知考试不同，论脑瓜里的知识，大家心中知道，半斤八两，考试也是千方百计糊弄过关，分数的差异说明不了问题。应会考试可不一样，有些人平时生产中互不买帐，此番正好是个机会，手底下见真章。
生产线准备好，机床设备准备好，材料、工件、工具准备好，青工们临阵磨枪，自行操练。
九月、十月，应会考试全面打响，时间各厂自行安排。
此时，我十分悠闲，一个厂一个厂兜风，是参观，而非督战。考场纪律根本不用担心，厂领导们正好借机了解手下工人们的技术水平。
而后，驾驶员、修理工的等级考试单独进行，再后，厨工、点心工……
战役胜利结束，各厂申请颁证花名册上报公司，接下来我的事就是整理材料，写总结，向仪表局领导部门汇报工作，在等级证书上盖上公司红印，再送仪表局敲钢印。
我深有体会，这次战役——上海市仪表局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工人技术等级（三、四级工）考核的胜利完成，其意义并不在于有多少人获得技术等级证书，而是：我认识了我自己。
年底，我因此而获表扬，仲经理对我满意，局劳资处李连文也对我赞誉有嘉。

前面提到了长征厂，地处蔡家桥，长征厂继续下去一段路，是星火厂，网上找到了一个当年原星火厂的孩子发的星火厂几张照片

星火厂65位老职工时隔31年重返旌德故乡（2016年10月28日）

星火厂是我唯一没去过的公司下属厂，因为这个方向下去只有孤零零这一个厂，而且元件厂不归我管。

录相、吃喝、送礼——改革风景线？

改革之风吹进了小三线。
中央说改革，地方说改革，到处都在说改革，改革，成了最时髦的字眼。
南部沿海城市，开改革之风。内地人趋之若骛，广州、深圳，挤满蜂拥而至的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官小官们，名为“考察”、“学习”，实则公费旅游。
仲经理带队，部分厂的领导参加，后方仪电公司也上广州、深圳去学习考察，去开眼界，去亲身体验什么是改革了。
什么是改革？身处山沟，体会到了社会上发生的些微变化。
影剧院辟出一间屋间作录相厅，皖南这尚且贫瘠、落后的土地，其它变革跟不上时代步伐，此举却走在大都市之先，其时，上海尚无录相厅。
像带内容，无非是港台生活片、武打片。像带几经磨损，图象已显模糊。录相厅条件简陋，说厅，实在太抬举它了。座位是几排仅有几尺高的长条凳。
生意出奇的好，从早到晚挤满了人，香烟弥漫，令人窒息。
仪表局系统的一个计量工作会议在旌德举行，几个会议代表一休息就不见人影，有时吃饭了还不回来，原来他们看录相去了。挤在如此龌龊的屋内，居然一看就是几小时，他们回上海后有吹嘘的内容了。
东风厂第一个买进录相机。于是，公司头儿脑儿、各科各室，下东风厂的次数多了，无非想看看《少林寺》，看看李连杰。
东风厂的录相机成了宝货，使用价值极高。那晚，公司向东风厂借机器使用，消息传出，计量站、向阳厂来了不少人，会场难以立足。
我躺在床上看书。十点已过，我听到隔壁大楼（公司新盖了办公大楼）传来欢呼声，录相机到了。
十二时多，录相放完，食堂杨世荣来我宿舍，毫无睡意，眉飞色舞，津津乐道于刚刚结束的“赤手空拳于枪林弹雨之中，李小龙大闹罗马城……”
现在，我看遍武打书，却不爱看武打片。而在那时，武打片曾经吸引过我。但是，我没有着迷。当时，上海有几处“内部电影”放映处，家中与文化系统有关系（也就是所谓“后门”），我有缘看了不少优秀外国片，有曾获奥斯卡单项奖、单项奖提名的，有尚未公映的翻译片，如《舞会上的小提琴》（法）、《面包和巧克力》（意）、《人证》（日）、《囚徒》（希腊），还有像《勇士的奇遇》（法），菲利浦饰演的主人公芳芳，神奇精湛的剑术、风流倜傥的风度，诙谐幽默的言语，不似硬汉，强于奶油，菲利浦不死，阿兰·德龙焉能独领风骚，起码平分秋色。与此相比，港台武打片实在不入流，看几部足矣。
各地遍布录相厅，这是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线。
仲经理率众人南下归来，下厂检查工作，我正巧有事同往。遵义厂摆出了圆台面，我第一次见到厂里设宴款待公司领导。酒酣之后面红耳热，仲经理谈感想：“广州、深圳之行，大开眼界，体会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解放。过去我们不讲吃不讲喝，招待客人四菜一汤，这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吃，就是要喝，这就是转变观念，就是改革。吃吃喝喝才能吸引用户，吃吃喝喝才能……”这，就是仲经理南下取回的真经！？我大彻大悟、茅塞顿开，原来改革始于吃喝，解放思想体现于吃喝，改革，就是吃喝！
小三线始开吃喝之风，各厂相继设立了小餐厅，为招待、拉关系用，也对职工打牙祭开放。公司的小餐厅吸引了向阳厂的职工，以车间、班组为单位，轮流来聚餐。我们机关食堂里，经高级饭店培训过的杨世荣、郑荣华，技艺确实不差。
打此开始，旌德县的一些要人们来我公司公干的次数似乎多了起来。
吃喝、应酬，改革开放的又一道风景线。
开会，以前仅交伙食费，现在要交会务费了，数额越来越大，伙食标准越来越高，礼品，以前千篇一律发小包，送黄山茶林场招待所司务长一个包，他已感激不尽。现在，床单、半导体、电吹风，档子也越来越高。我任职公司技术科，不知开了多少会，不知拿了多少包，也不知发了多少包，以至于1988年调至上仪公司后，手中积存公文小包，新科室十余同事人手一只。
1983年，险峰厂的包建厂——上光厂，其上级公司光学公司欲遂游黄山之愿，打算在黄山地区召开一个技术会议，光学公司找上光厂，上光厂找险峰厂，险峰厂当然得帮老厂的忙，承担了会务，会址选在旌德县政府招待所。险峰厂吴慕迪、楼文英夫妻搞会务，找到了我，希望我和他们一起筹备。我手边正好没事，科长说：“你去吧。”
接来会议代表和光学公司领导，安顿住下。随后，开会，讨论，看录相、发礼品，不必赘述。
会议结束，聚餐，县府招待所饭厅。
经费有余，这一顿晚餐丰盛至极，高度酒、低度酒（安徽不时兴黄酒）、啤酒、饮料，鸡、鸭、鱼、肉，龟、鳖、蟹、虾，直入伙房冰库，搜罗所有存货。尽兴、豪饮、敞开肚量，今日有酒今日醉。
县城颇有头面人物，其儿子结婚，同日于县招待所饭厅操办婚礼宴会。我们三桌，台面上菜肴之丰盛，不亚于他们之婚宴。三杯酒下肚后，嬉笑怒骂，声势盖过邻桌的祝贺声，我分明看见了新郎、新娘脸上的不悦神情。计上心头，我率各桌代表上前敬酒、祝贺、点节目，请新郎新娘吹烟咬苹果，安徽人喜欢来这一套，最后又奉上红包。这一下，上海人为婚礼助兴，给足了面子。新郎新娘亲朋好友喜出望外，朝我们怀里塞香烟、塞糖果，尽兴而终。
又到黄山，我对吴慕迪说，你陪他们上山吧，我实在没兴趣了，我呆在山下做收容队。晚饭时分，果然有几个代表畏惧山路辛苦，逃回黄山宾馆。我两忙找房间，安顿他们住下。
上海某灯泡厂的与会代表，一位年轻姑娘顾美敏，体质单薄，不愿上山，留在宾馆。她是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科长出差，给了她这次美差。晚上吃饭时，她抓住机会问我：“开会都是这样吃喝、发礼品？”我点头。是啊，发会议财，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又一道风景线。（时至九十年代末，听闻开会发金表、戒指、红包，令人瞠目。）

三十而立，男大当婚

七十年代，为小三线的组建，上海的一批应届毕业生，分配去向属“软档”的，参加了相关企业的定向培训，培训结束后支内。这批人，是小三线生产的生力军。

一晃，这批人年届三十了。

当初，策划之人疏忽了一件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若干年后，这批人到了婚嫁年龄。这才发觉，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男多女少，女青工，眼光高了，挑挑拣拣；而男青工，搂到篮里就是菜，已不怎么介意长相、性格、脾气诸多条件了。

一时间，女性告急，时间，已近八十年代中叶。

小三线进入衰退时期，人心不安。一批男青工将跨入而立之年，事业不成，可能发生动荡。体内荷尔蒙增加，娶妻生子愿望更为强烈。

“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古训不成，引发事端，小三线不太平了。

贵池钢厂，男青工的目标，转向当地女青年，安徽小伙子发觉了事态的严重性，威胁在身，与上海人大打出手。动物的生存规律，人类也体现了。

红星板箱厂，男青工们拆散桌椅，取来板箱料，于操场上焚烧，录音机哀乐声声，音响传遍全厂，悲叹即将逝去的青春。

（均是听说的）

各厂团组织的工作重点转移，相继成立婚姻介绍机构，全力为男青工服务，征婚信发往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制定特殊政策，与小三线职工结婚，户口可转入当地。

公司团委书记惠小红忙得不可开交。我说：“这该怪你。公司团委书记都不把爱献给小三线（惠小红的男友在上海单位工作），难怪那么多人没对象了。”玩笑归玩笑，我也帮着出主意。

险峰厂团委书记小方来公司，我问他厂里的几个人有没有对象，我指的是和我一起进靶场的几个小青年，小方说有两个没有。我说：“有一个地方，也在安徽省，你们是否可以跑一趟？”我告诉他，铜陵至合肥当中，有一个无为县，铁路不经过，那里，有一个纺织厂，当年由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上调了相当一批上海女知青到无为纺织厂。据我所知，至今已结婚的多数是嫁给了当地男青年，尚有许多人不愿和安徽人结婚。论条件，无为与小三线同样在安徽、在山区，小三线毕竟是上海企业，况且还有可能回上海。论年龄，上调无为的女知青均为69、70届，比小三线这批男青工略微大些，但并不成为障碍，何不派人去试试。我写了封信给小方，又介绍了几个女知青的名字，若去，可找她们。

险峰厂派了辆小车去无为县。后来我没遇见小方，也没有打听这件事的结果。

而我，有机会认识了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小干，一个模样清丽秀气、漂亮大方的上海姑娘，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无论在产房，还是在门诊手术室，都是兢兢业业，技术精湛，敢于挑重担。和她相比，我没有一点优势，我是个山里人，不知道能不能回上海，我的长相也谈不上英俊，读的大学也是工农兵大学生，所以一开始小干并不愿意和我谈，她妈妈也不同意，是我追的小干。

真的很荣幸，小干后来同意和我交往，也来过后方仪电公司。

小干在黄山迎客松前留影

找我这个山里人，小干作出了牺牲，我很感谢她。

八四年春节，我们结婚。是时，我三十刚过，真应了三十而立。成家立业，我完成了一半。

而八五年底，我就随小三线调整回沪了。

八六年，儿子降临，一加一等于三，其乐融融。

胜利大逃亡

又是一年春草绿，山野重披新装。

松林，抖落残存的积雪，依然郁郁葱葱；茶园，新芽绽吐；生命力旺盛的映山红，扎根于山石中，默默地吸取着养分、积蓄着力量，一俟时机成熟，漫山遍野又是一片火红。

1985年，我进山快要满八个年头了。

旌德县城，面貌依旧，变化不大。

旌阳塔依然耸立

还是那一条街，南端依势伸长数十米，背靠河岸搭起一溜临时房，卖时装、烟酒、小百货，成了旌德的小商品街。
街上，偶尔仍见腰系布带的老母猪笃悠悠地寻食。
影剧院后面，那一片空地上，一角，多了一个溜冰场。潮流，不能不赶。
小学，依旧；县医院，依旧；信用社、邮局……甚至，连山坡上那座老塔，塔顶长出的那一株小树，一切与八年前一样。

如今的旌阳街头也有了老庙黄金店（2017年摄）

县城居民们，一代一代安分守己，太太平平，与世无争。
县太爷们，照顾着自己的官职，掂量着自己的财产，不抗上，严治下，有机会就从小三线单位那捞点儿油水。总算脑子里还记起了“文化”二字，早两年新建了县图书馆。
图书馆两位姑娘仍在自己的岗位上，她们为县城居民、也为我服务了八年。听说小张快要做新娘了，不知谁家儿郎，有福娶回这位旌德美女。
小三线陷入困境，小三线蠢蠢欲动。
军费压缩，军工产品需求量下降。打仗？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天下太平。没有了军品任务，小三线吃什么？
生产方针：军转民，各厂上民品。谈何容易？
成本，无法竞争，人民币都被四百多公里山路上的滚滚车轮磨掉了；产量，无法竞争，上无一厂引进的一条生产线，一个月的产量抵得上立新厂全年的产量；新产品，无法竞争，山沟里虽不乏精兵强将，但消息闭塞，信息落后，摸不准市场需求，看不到世界上那五花八门的新玩意儿……
小三线，何去何从？
1978年，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破除“两个凡是”。随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随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邓小平南下巡视……
小三线酝酿着调整，小三线也高叫改革。
后来，人们善良地揣摸上海市领导的心理：当初，是上海把数万职工送往山沟的，现在，上海应该把自己的子弟接回来。
当时，马上提出回上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就“曲线回城”。
小三线调整方案：全数交给安徽；与安徽联营；撤出山沟，迁往安徽各城市；移址上海附近交通便利地区；回上海郊区，等等，等等，目标：一点点往家靠，只要批准，自能为我所用。
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市政府最后出台的小三线调整方案及中央如何批复的内幕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出山，已是铁板钉钉的事。
交给安徽（包括所有物质和人员），或迁往安徽各城市，都是上海不愿意的，原本提出此方案也仅是为了达到最后目标的权宜之计，况且根本不打算实施。事实说明，中央也没有强硬要求上海这么做。
仪表局开始行动，后方仪电公司开始行动，机构成立，改革班子人员确定。
首先，目标选定湖州（江苏），交通方便，距上海市区三小时路程。各厂职工听此消息，已十分满足，毕竟回上海方便多了。
其实，此乃投石问路。上上下下都明白，不到路被堵死，决不放弃努力。
没有阻力，再进一步，这一回，一只脚已跨入上海——奉贤。
职工们由满足进而欢呼，原来只盼望钻出山沟，现在岂不是回家了吗？
工作在紧张地进行，去奉贤谈判、选址，胡震杰奉贤不知跑了多少趟，我们称他已成了“奉贤通”。
又是虚幌一枪，已经走到奉贤，何不再走一步？否则，心有不甘，遗憾后半辈。终于，“曲线回城”大计得逞。
或收归于原包建厂，觅地建分厂；或独自建厂；或解散，人员分入上海相关各企业……消息传出，职工们已是欣喜若狂了。
消息传出，安徽人也疯狂了。
皖南建小三线，一定程度上给当地带来了文明、进步，带来了好处。同时，也刺激了某些人的贪欲，敲诈勒索、明付暗占，上海厂成了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上海人要走了，不乘此时机最后大捞一把，对不起祖宗。
各种手段无法细说，为避免发生严重事态，影响小三线出山大局，市政府痛下决心：厂房、设备、车辆全部无偿送给安徽，只要人能回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最要紧。
心痛啊！当年为了政治任务，老厂许多新设备自己没派上用处，却支援了三线。如今，拱手送给一群“败家子”，怎不叫人痛上心头。
关于小三线移交时发生的事，本文就不叙述了。
我心依旧，十六岁下乡，两进安徽，已经经历过由兵团回上海读书的喜悦，此刻，心情平静得多。
我想起了赵老师，我小学高年级时的班主任，我一直去她家看望她。很巧，赵老师的一个女儿和女婿也在小三线，我公司星火厂。
赵老师盼女儿回上海心切，向我打听，我总是回答“不可能”。幻想太多，容易产生失落感，承受的打击也愈大。如今，赵老师该欣慰了。
在此期间，工作轻松多了，也不怎么下厂了。各厂生产，维持着现状，支撑着局面，一切，待回沪后重整旗鼓。
“拱猪”成风，夜夜摆开战场。我不愿打，不打不行，与杨世荣作“搭子”，配合默契，所向披靡。杨世荣夜夜来拉，不忍扫他的兴。
幸好，麻将风刮进山沟，似一种魔力，将所有人吸了进去。公司里几个上班时眼皮磕冲的老家伙，似乎焕发了青春，一夜麻将下来，精神抖擞，我乘机脱身，看也不看，至今，我不懂麻将ABC。
白天，县图书馆跑一趟，背回一包书。晚上，与岳阿宝一起，慢慢地喝酒，静静地看书，直到下半夜，心无旁骛，沉醉其中。

此时，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这里说说我的一件糗事。
某周六晚，宿舍仅我一人，看书至夜深才睡。下半夜饿醒，起床找食品，无奈本人库存空空，抓耳挠腮，忽想起走廊西头（我住宿舍大楼四楼东头）好像有一小青年在门外拴了一只鸡，好像是XX的，于是走过去看看，果然，毫不迟疑解开绳子偷回来。杀鸡烧水烫毛开膛清洗一气呵成，用剪刀剪成几块烧汤，用的是煤油炉，幸亏我白天拷了2瓶煤油。
静悄悄的夜适合做静悄悄的事，等我把一只鸡一锅汤全部吃光喝净后，把鸡毛骨头包起来，下楼穿过操场到围墙边，甩到了墙外，可惜无法销毁罪证。等我回到宿舍，整个大楼、走廊依然静悄悄，此时已近凌晨4点。
那时的我多能吃啊。
很多年后，某年公司聚会，我和XX说了这件事，他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偷的啊，不过那鸡不是我的，是XXX的。”哈哈哈，搞错了。

有机会又去了一次黄山，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到黄山了。
黄山早已面貌大变。
第一次上黄山时，登山途中前后不见人影。如今，从上到下，石阶路上挤满了人，似一条慢慢蠕动的长蛇。人满为患，整个黄山所有能建房处均有了住宿处，黄山宾馆对面山坡上的桃源宾馆，电影院后面竹林中的情侣小竹屋，半山寺前、玉屏楼后深谷中、西海排云亭……黄山风景已遭破坏，黄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黄山2005年时的情景

国家领导人相继来黄山，来一位，上山由不收费改为收费；再来一位，门票价格上涨；再来一位，门票又涨。
夜幕下，我依然坐在山涧旁、石桥上，倾听着松涛阵阵、溪水叮咚。黄山，我要告别了。黄山，我以后还会来吗？
黄山回旌德，途经茶林场招待所午餐。小罗还在，司务长还在，茶林场的上海知青们，不知是否有机缘回上海。服务员小姚已挺着个大肚子，小姚是安徽姑娘，活泼、爱笑，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个上海老公。那时封闭于招待所出考卷时，公司劳资科黄海林也来协助我工作，我们没少将他和小姚往一起撮合，小姚喜欢这样的玩笑，反倒将黄海林闹个大红脸。如今，小姚终于做了上海媳妇，脸上洋溢着即将做母亲的喜悦笑容。小姚，祝贺你，祝福你。

黄山茶林场现貌

去遵义厂，章培云、顾方耀、黄静萱、王良模……还有顾厂长、石厂长，朋友们，相聚的时间不多了，即将各奔东西，他们将在闵行选址建厂。
去井冈山厂，老同学互道珍重，吴国平、张友德、苗振英，他们将和其他军代表一起回南京军区，另行安排工作。
……
时候到了，小三线开始人马大迁移，各厂陆续撤出山沟。

1985年11月，仪电公司大楼前，最后的合影（第三排左8是我）

我在小三线没留下什么照片，除了公司合影，这一张是公司工会组织各厂篮球赛，我去当裁判，最后和工作人员合影

断绝了偷运设备的念头，各厂开始抢运职工家具。马不停蹄，昼夜兼程来回往返，卡车使用率达到极限。厂里给予高额补贴，拉三五趟赶上一月工资，驾驶员豁出去了。
也有一些职工，打算鸟枪换炮，家具、电器不要了，就地拍卖。消息传出，方圆数里，老乡赶着车来厂看货，上海人的东西再旧，也比当地的好。
帆布箱依然静卧在床铺上层，已没有多少绿色，四角都翻起了毛边，一个搭攀也已脱落，该分手了。它跟随了我十五年多，见证了我下乡、上学、进山的风风雨雨。如今，它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该回归物质的基本粒子了。
没有留恋，一路颠簸回上海。早已熟悉了这四百多公里山路，八年多，我不知颠簸了多少个来回。八年抗战，我过来了。
1985年底，除了少数处理善后及被当地留下指导生产的人员，小三线大队人马安全撤离山区。小三线，胜利大逃亡。
上海，小三线人回来了，抛弃家当、砸锅卖铁，赤条条地回来了。
上海，敞开了胸怀。

后记

小三线的历史尚未结束，还要重建家园。
市政府特批八十万平方米住宅建设计划（后增至一百万平方米，扣除20%市政用房，仍为八十万平方米），安顿小三线回沪职工。于是，除了建厂房，住宅建设轰轰烈烈打响。
我参加仪表局后方仪电公司住宅办工作。闵行、莘庄、吴淞、浦东……住房一片片崛起。
分房在即，后方公司系统“职工住房分配方案”一至八稿由我制定，后方公司所辖十七个厂（原十九个厂，向阳、七一两厂已收归其行业主管公司）的“职工住房分配办法”（包括公司机关）由我一一审定；所有单位职工上访（有关职工住房分配问题）由我一人接待，别人概不解释。
1988年，住房分配基本结束，我也被组织上经过联系，落实到了上海自动化仪表公司。
随后，小三线彻底解散。
历时近二十年，小三线寿终正寝，终成历史。

回首往事，岁月悠悠，人生坎坷。祝愿小三线的好人们、凡人们、朋友们，向前走，一生平安……
我们拥有一张相同的名片——山友！

小三线，承载着我们多少记忆，我们挥洒的青春，我们奋斗的历程，借用后方仪电公司周沂蒙在一次公司聚会时的感言，作为本篇的结尾：

感 言

公元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注定要写入上海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的史册：九十四位公司机关的“山友”，齐聚一堂，纪念离皖返沪三十周年。
人之所向，心之所归。那一天，耄耋之年的公司老总巍巍颤颤地赶来了，身坐轮椅的老者兴致勃勃地赶来了，五龄后“小字辈”风尘仆仆地从国外赶来了，失联多年的山友闻讯急忙赶来了。那一天，公司机关原百十来号的人马聚拢了九十多。两鬓已霜白，欢笑人依旧，近问老友好，不觉时光流。
浮云一别后，流水三十年。1986年，后方公司开始撤离安徽，返回上海。人疏散，心挂念。春风风人，浮想着大山里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少男少女们的窗前，绽放着一簇簇红艳艳，一团团紫莹莹。夏日日人，怎能忘，机床轰鸣，人声沸鼎，好人好马好刀枪，井冈山厂大会战。秋雨雨人，又思忖，用脚板丈量山路，才知晓步行的时速：5公里/1小时。冬雪雪人，常想起，公司电影放映队披星戴月，为山里人送去精神食粮。年轻的放映员，回沪的队伍里为何不见你？那一片土地上啊，沉睡着我们的好兄弟！
上海后方，安徽旌德，那一片热土，有我们洒下的汗，有我们结下的情。说血浓于水，山友之情浓于血，更浓于水。那一片热土，是我们火红的青春捂热，那一片热土，永远回旋着―—我们生命中最华彩的乐章！

2016年5月22日公司聚会

公司职工回原公司探望——老大楼前（摄于2016年6月）

2019年5月12日公司聚会

今日旌德新城远眺（摄于2019年11日）

本篇采用照片来源：
1、山友提供
2、网摘
3、盗版（若有照片作者看到，敬请包涵）
在此致谢所有山友！
后方仪电公司下属二十家厂，只有为民厂的图片未收集到，也请看到此文的山友能协助收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