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老杨

禾田

说起我和老杨的关系，那叫一个复杂，那也叫一个单纯。要从根本上说，我俩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上下级关系。由于脾性相投、老杨宽厚豁达，处处让着我，于是逐渐增加了兄长与兄弟的关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一个人在职场上，能够遇上原本是上下级关系，逐渐变成多重而单纯的关系，的确是上辈子的缘分，这辈子的福分，的确是人生道路上一件难能可贵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可喜可贺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和任何时候都能够遇到这样的关系。

我之所以理直气壮地把领导不叫领导，叫老杨，绝不是我对领导不尊重，而是因为当时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风气所致。那时候跟现在完全不同，同志之间的称呼一律按年龄分老小，年龄大的叫老某，年龄小的叫小某，叫起来随意、亲切，毫无官本位腐朽之气。谁要是叫官职，大家准会觉得谁特俗，准会鄙视谁。就是当时国家教委的高层领导，我们也会非常自然而随意地叫老某。我记得我们把何东昌叫老何，把朱开轩叫老朱。学生司的领导王炽昌、于英林，我们也分别叫老王、老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都不叫领导官称了，他们哪里还有什么官腔，他们还在哪里摆官架子呢？那是一个官不摆谱，兵不畏官，官兵和谐的年代。彼此之间都没有叫官位的习惯，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官无论大小，都叫官职，已经退休的领导也要在官称前面加上一个“原”字，随之而来的是官腔泛滥，官架子十足，领导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唯我独尊、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毛病，而一般群众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存在着阿谀逢迎、溜须拍马，阳奉阴违的习惯。从表面上看，称呼是一件反映人际关系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称呼问题综合地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状况，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推崇和流行的观念，反映了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教委学生司工作，在学生司见到的第一位领导就是老杨。那时候，老杨主持学生司的日常工作。有一天，研究生分配处处长高连英同志告诉我，老杨刚刚出差回来，让我见一下司领导。在此之前，处里的同志告诉我，老杨的知识是怎样的渊博，思维是怎样的清晰，工作是怎样的缜密，能力是怎样的超强。还特别告诉我，1977年之前，老杨在东北师大当教员，当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参与了恢复高考文件的起草工作。我是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自然对参与恢复高考的人感到亲切和敬仰。于是，我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司领导办公室的门。请进，一声洪亮的声音让我推开了门，老杨正在收拾文件，见我进来后扭过身来，哇，我一看老杨这长相、这形体一下子呆住了，这哪是领导啊？这分明是电影明星嘛！老杨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脸如雕刻，棱角分明，两道浓眉，一双明眼，我就觉得扮演杨子荣的表演艺术家王润身酷似老杨。于是，我耳边响起电影《智取威虎山》台词：老杨，英雄啊！老杨一副明星样，满身儒雅气。那年，老杨年近五十，稳健睿智，和蔼可亲。如同老师，又如兄长一样与我谈了近一个小时的话。我们谈了教育，谈了历史，谈了哲学，谈了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的改革。与君一席话，胜读三年书。我完全被老杨的思想和思路，知识和口才折服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动活泼的岗前培训，时间短，效果明显，对一个学历史的人转行搞教育，的确有着启蒙和启迪作用。

也许是缺什么就崇拜什么的缘故吧，由于本人相貌丑陋，才疏学浅，所以，我崇拜的男人有两种，一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二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老杨集德才貌“三合一”，你说怎能不令人追随，不令人崇拜呢？从那一刻起，我与老杨就产生了偶像与粉丝的崇拜关系。

老杨是学者型领导，在国家机关首开调查研究，科研先行，撰写论文之风气。在老杨的带领下，学生司的学术风气十分浓烈，工作作风十分扎实，从领导到群众都注重理论学习，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撰写论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全司上下写作蔚然成成风，写作高手层出不穷。我们在调研中了解教育实情，在探讨中理清工作思路，在思考中写工作报告也写论文，条分缕析了当时的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的形势，提供改革方案，为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夯实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我是一个极容易被环境所同化的人，跟着和尚学念经，跟着好人学雷锋，跟着鲁班抡大斧，跟着巫婆跳大绳。跟着什么人学什么样，因此，工作环境和生活中所接触的人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可能近朱者赤，也可能近墨者黑。我庆幸自己来到这样一个工作环境，我更庆幸自己遇见了像老杨这样德才貌三合一的领导。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除了写文件和报告外，还陆陆续续写了近二十万字文章，陆陆续续地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中国高教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等国内有关报刊上，有几篇还获了国家教委读书奖和专业学会优秀论文奖。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现在之所以提起，不是想说明自己多么专业，也不想说明自己多么勤奋，只是想说明我对曾经从事过的工作的一种态度，更想说明老杨对我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生涯影响之深。不可否认，我在老杨身上学习了不少好东西，这些东西将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直在顺延。

 我和老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越走越近，越聊越亲，慢慢的，我们之间的聊天无拘无束。

记得有一次，在国家教委和乐堂党员学习的时候，我们俩坐在下面窃窃私语，当谈兴正酣时，被主持人所打断，受到了批评。当时，我觉得我牵连了他，非常对不起老杨，懊悔不已。我和老杨至今都记得这件旧事，还时不时地翻出来晒晒，各位看官，您说我们翻出这陈芝麻烂谷子时，是懊悔呢还是得意？

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地记着老杨家住在国家教委西门附近二楼的一个单元，并且得到老杨夫妇的确认。现在想起来，不是我记忆力好，而是那里曾经弥漫着肉饺子的香气。如果我不清楚记住这个单元的话，我有可能吃不上肉饺子。在吃肉要肉票的年代，老杨却请一群如同饿狼一般的年轻人到他家吃肉饺子。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方、豪气的的老杨。我曾经纳闷，老杨的夫人（中央电大副校长）于芙芝怎么能容忍老杨这种败家行为呢，慢慢的，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夫唱妇随的“革命伴侣”。现在想想，孔子收门徒还要十条腊肉，而我们这些“部下+门徒”却毫不客气地大吃老杨节省下来的肉票为我们包的肉饺子，心中犹如打翻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尽在其中。

后来，老杨创建了中国考试管理中心。老杨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精于探索，把中国的招生、考试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有事业心和使命感的人。长期以来，他起早贪黑，工作不停，笔耕不止，在理论上开花，在实践上结果。在当代中国，如果老杨低调地说自己是招生、考试研究“第二人”的话，我估计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人”。老杨在中国招生、考试界受到普遍的认同，并且拥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粉丝。老杨主持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七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考标准化改革研究”获得一等奖，出版了《中国考试文献集成》《中国考试通史》《中国考试改革研究》《中国考试史图志》等鸿篇巨制。国务院给老杨发了特殊津贴，老杨成为了国家督学。

老杨在实践上把中国教育考试打造成为一个立体的、全方位、庞大的航空母舰，在这个航空母舰上，有普通高考、成人高考、研究生考试、专升本考试、二学位考试，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考试，托福考试、雅思考试、德、日、韩等海外考试。在老杨即将退休的时候，老杨把我招在他的旗下，我追随着老杨来到了考试中心。在领工资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里的工资比原来的单位的工资翻了一倍还多。老杨不仅在工作上为我指点迷津，也在福利待遇方面也为我努力争取，点点滴滴就不细说，大恩不言谢，世上的一切感谢的词语在这里都显得苍白和矫情。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老杨是当代中国招生、考试卓越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完美、最成功的教育家。在他的领导和感染下，全国的招生、考试工作者齐心协力，继承传统，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把中国的教育考试事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如今老杨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慈眉善目，谈吐不凡，依然由内而外地散发儒雅的气质。一个人能够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视为终生事业，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在岗还是退休，矢志不渝，自强不息，奋斗不止，这才是快乐和幸福的人生。老杨是快乐、幸福的。

信马由缰、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堆话，写完才发现都是由衷的心里话，也都是歌功颂德的好听的话。这些好听话尽管都是事实，但是我从来没有当着老杨的面说过，男人之间的友情常常就是这样奇怪，好话当着面说不出口，只能放在心里，或者只能背后说，或者只能用文字表达。

翻开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招生处的“家谱”，我和老杨都当过招生处处长，老杨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招生处长，我是九十年代初的招生处长。所不同的是老杨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他的风景在远方，而我只能站在高楼下，望着高楼上，我的风景是老杨。这就是眼界远近问题，水平高低的问题，这就是我和我的老杨的距离。

我们的老杨新书出版后，要送我书，我提议餐聚一下，一来庆祝庆祝，二来叙叙旧情。老杨采纳了我的建议，约请了几位老朋友，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并提前十天定了餐厅。那天吃饭，于芙芝同志死活不让我买单，于是，我又蹭他家一顿饭，还蹭了两本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啊！

“老夫喜作夕阳照,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是一个天高云淡，色彩斑斓的晚秋，这是一个享受丰收果实的季节。我在扪心自问，老杨把今生奉献给了考试，把真诚奉献给了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您啊？我的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