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上海的秋天很通透,早上的阳光也很温暖,我骑在单车上,清晨的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和这座城市融为了一体。</h3> <h3>上海是我年轻的时候生活过的城市,所以便会有一种自然的喜欢。这座城市的变化快得让人应接不暇,虽然这里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我还是喜欢能见证时光流转的深巷弄堂,就像我在寻常的街头遇到的这家小面馆。上海这个城市装得下大大小小的梦想,而令我难以忘怀的上海老味道就藏在这样的弄堂里。</h3> <h3>我们能够记得住城市的繁华,常常会因为一些街市。有街就会有市,街道像是城市的血脉,上海更不例外,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结成网,把一座城市的细节和记忆织得细细密密的。有些路很张扬,另一些路,则娴静安逸,内敛得秀外慧中,这也是低调的奢华。</h3> <h3>高大浓密的夹竹桃和暗红色的清水砖墙,簇拥着街道,人们不紧不慢地从这些寻常的街头走过,演绎着城市从容不迫的节奏。</h3> <h3>我从四川北路拐进宝安路的时候,还在一个寻常的弄堂门口,见到了上海鲁迅初级中学的名牌,一座城市的底蕴,往往就包含在这些宠辱不惊的细节里。</h3> <h3>沿街的这些里弄才是心目中老上海的感觉,经过山阴路的恒丰里是比较大的里弄,里面是石库门式的楼房,这处里弄的历史接近百年了。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联络点就曾设在此处。历史的风起云涌,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地方,貌似平淡无奇却如此与众不同。</h3> <h3>这个早晨给自己选择的目的地是多伦路,这里曾经留下过许多人文历史的印痕。</h3> <h3>多伦路是上海的文化之路。众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像鲁迅、郭沫若、丁玲、茅盾等都曾在此居住,除了文化名人,白崇禧、孔祥熙、汤恩伯这些当年的历史人物的公馆也在这条多伦路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有故事的洋房中感受这些名人的气息,上海的多伦路是独一无二的。<br></h3> <h3>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Darroch Road),以曾受到清朝光绪皇帝接见的英国传教士窦乐安命名。街口的牌坊边上树起了老路标,还有长衫的先生和小报童的塑雕,让人回想起那并不久远的往昔。</h3> <h3>街口是一座二层楼,有明显的伊斯兰建筑风格,这里曾经是孔祥熙的家,人们把这里叫作“孔公馆”。<br></h3> <h3>这栋房子的旧主人雷玛氏是西班牙人,是中国电影放映业的先行者。</h3> <h3>即便是一些其貌不扬的房子也是历史的容器。比如眼前的燕山别墅依然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而这里边也曾经住过许多有名的人物,除了一些文学名流,张国焘在解放之前也曾经住在这条寻常的弄堂里。</h3> <h3>有些老房子也被改成了海派的私家菜馆,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海明威写巴黎的那本《流动的盛宴》,我骑着单车从这样的老街上悠然而过,也仿佛是在享受一顿流动的盛宴!</h3> <h3>这里的许多建筑,除了充满历史感,也洋溢着文艺范儿。</h3> <h3>许多曾经在这条街上生活过的名人,如今被做成了雕像,永久地定格在时光里, 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凝视着偶然路过的人们,那些平静的眼神,仿佛可以洞穿时空,鲜活了那些久远的岁月。</h3> <h3>我遇见了瞿秋白,也遇见了柔石。</h3> <h3>柔石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共同创办"朝花社",他就义的时候还不满30岁。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几张年轻的面孔,只要活着有意义,就不在乎岁月的老去,即便生命都不复存在,而他们的故事还在曾经生活的城市流传着。</h3> <h3>白崇禧曾经的寓所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建、外观典雅端庄,四根白色的柱子大致是科林斯式的柱头,总体保护的不错。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他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还专门写过回忆这些旧居的文字,如今这里已经用作了医院的医疗用房。</h3> <h3>街边的每一栋房子都承担着一些过往,只要你愿意探寻,它变有讲也讲不完的故事。</h3> <h3>多伦路上到处散发着文艺的气息,我一路下车推行,读读墙上或地上那些关于该片区域的事例以及人物介绍,这样的感觉很惬意。</h3> <h3>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博物馆和艺术空间, 我就路过了一栋毛泽东像章馆,据说这里边的的像章收藏有几万枚呢。</h3> <h3>叶圣陶身穿长衫的立像就在路边,他手中握着书卷,仿佛正要走上讲台。我们的山东老乡臧克家曾经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h3> <h3>同样在街边用平静的眼神注视着我的,还有郭沫若、茅盾、沈尹默这样的文人。我忽然间想起了当年去佛罗伦萨的时候,了解到的“司汤达综合症”。当年法国大作家司汤达来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终日沉醉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杰作。当他在圣十字教堂见到了米开朗基罗、伽利略和马基雅维利的陵墓,突然感到心脏剧烈颤动,甚至有些头晕目眩。医生诊断这是由于频繁欣赏艺术珍品使心理过于激动所至,这种因强烈的美感而引发的罕见病症从此被称为“司汤达综合症”。我不知道走在多伦路上的人们会不会因为在这条街上如此密集的名人效应和文化氛围而有类似的反应?起码我的内心是有一些激动的。</h3> <h3>我在街道转弯的地方也见到了丁玲的雕像,这是一个少女的形象,我想大致反映的是从湖南老家到上海来的时候的状态吧,那眼神当中有一些憧憬,也有一些拘谨,分明流露出每个人都有过曾经青涩的青春。</h3> <h3>雕像后面应该是一家餐吧,几个老伯正坐在那边闲聊,抑扬顿挫的上海话听上去有几分亲切,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h3> <h3> “老电影”咖啡馆,一家以旧电影为特色的主题咖啡吧。卓别林的立像俨然成了这里的门童。门口的招牌上用粉笔写着一些电影的名字,都是一些上世纪三四年代的老片子,传达给我们这个城市许许多多的老故事。</h3><h3><br></h3> <h3>这边还有一座好看的钟楼,夕拾钟楼的名称取自鲁迅先生著名文集《朝花夕拾》。而我在听到这座钟楼的名字的时候,脑子里边反应出的两个字是“惜时”,汉语就是如此的美妙,同样的发音居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h3> <h3>这座白色洋楼很抢眼,小楼当中,曾经住过著名的民主人士王造时,“ 一条多伦路,半座上海城”,这里真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h3> <h3>在鸿德书房的门口,我见到了内山完造的塑像,这里并不是内山书店的原址,却是一段佳话的纪念。内山完造与鲁迅先生是挚交,曾数次帮助鲁迅先生避难。鲁迅那首有名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就是写在避难期间。</h3> <h3>一个人推着自行走在这街道上,走在一块块小石头铺砌成的路面上,色彩斑斓的小花点缀着街道,透着一种洋气,更洋溢着人文的气息。</h3> <h3>永安里通着四川北路,也是有情调的老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在这里居住过。</h3> <h3>三层的房子掩映在林荫中,也掩映在时光的深处。</h3> <h3>与四川路交界的地方也有一处街门,也是西式的,海派的模样。</h3> <h3>四川北路曾经充斥的烟火气息似乎淡了些,我至今记得在还有饥饿感的大学时代,这条路上的皇上皇西点房飘出来的诱人香味,这是我关于这座城市的青春记忆的一道印痕。</h3> <h3>山阴路口的新华书店很怀旧,其实它隔壁的工商银行更有故事,这才是内山书店的旧址,我远远的看见鲁迅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的浮雕塑像,把那段情谊定格在时光里。</h3> <h3>大陆新村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这是一片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里弄房屋,如今依然是住满了寻常人家。</h3> <h3>有人骑着电动车拐入弄堂,</h3> <h3>有人和我一样骑着单车悠然而过,</h3> <h3>这里就是一处平平常常的院落,</h3> <h3>只是门口多挂了块鲁迅故居的牌子。</h3> <h3>门口的山阴路必定是鲁迅当年常走的,人们如今称它为鲁迅小道。看到山阴路名,自然联想到兰亭和绍兴,那里是鲁迅的家乡,那里有茴香豆和乌篷船,那里有社戏也有三味书屋。</h3> <h3>弄堂的墙上有节录的鲁迅语录,落款是山二居委,其中一幅上写的是这样的话,“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品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这样的语句现在读来依然充满了正能量。</h3> <h3>与鲁迅住处仅一弄之隔的房子是茅盾住过的地方。茅盾三十年曾与鲁迅相邻,关系很密切,经常来往。茅盾在这里住了两年,写下了 《春蚕》《秋收》《残冬》农村三部曲。</h3><h3>1946年,茅盾夫妇从香港再次来沪,住进和鲁迅曾径的住处相隔的门里,只可惜,鲁迅已仙逝十年,两位老友再也无缘相聚了。</h3> <h3>我把我的单车支在弄堂口,拍照留念,记念一个早晨,也怀念那些我不曾经历的旧光阴。</h3> <h3>大陆新村对面是东照里,也是里弄住宅。如今弄口墙上还有一块镌刻着瞿秋白故居的铜牌,上面写着山阴路133弄12号字样。瞿秋白也是避难于此,只住了三个月,这短短的三个月里,他竟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并对鲁迅作了精辟论述,第一次给予了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高度评价。</h3> <h3>大陆新村门口的地面上铺着一块铸铁的铭牌,上面用中英文标注了虹口这个地名,还有一句英文是“The Garden District”,的确,用花园形容这里很贴切,这里弥漫着花园的芬芳和人世间的烟火,更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在晨光中飘荡。</h3> <h3>街上仍旧是琐碎的日常,我与人们一起穿城而过,没人会留意我这样的过客。</h3> <h3>就是这样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日子,行迹匆匆而过,耳畔的吴侬软语充盈飘洒,我骑着单车重逢了老上海,历久弥新的城。</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