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在古代考状元,要过几道关?</h3><h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今天</h3><h3>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h3><h3> 科举制度产生以前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包括西周的世袭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即以门第关系来取人。以九品中正制为例,其最初是为了矫正察举制导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通过设置“中正”作为“民意代表”选荐人才。然而其时门阀世族从社会底层加以控制,“乡邑清议”变成了世族门第操纵的工具,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官员队伍近亲繁殖。这些门阀世族对社会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大于朝廷,对于中央集权非常不利。</h3><h3> 开皇年间,隋文帝罢废九品中正制,“近隋炀时,始设进士之科”。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仍带有此前察举、九品中正的一些弊病,官僚权贵插手有隙。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后期和五代的经验教训,对科举制进行了重点改革。改革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上措施比较得当,坚持时间比较长久,使科举制渐渐完善起来。北宋时期涌现出诸多人才,仅仁宗一朝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兄弟、沈括等,与当时较为规范的科举制度不无关系。我们不妨就以宋代为例,具体来看看科举制是如何运行的。</h3><h3>科举考场复原。图片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h3><h3> “科举”二字,取“分科举士”之意,有几大显著特点:一是分科考试;二是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三是允许参考人自由报考;四是以成绩决定取舍。宋初,科举考试科目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明经等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h3><h3> 考试一般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次年春初参加“省试”。省试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由礼部主持。殿试实际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h3><h3> 具体考什么?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可谓丰富。以进士科为例,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诗赋、经义好理解,策、论是什么?举几个例子来看。比如欧阳修出过一道考题是这样的:“汉宣中兴,丙、魏为相,后之人言为相之贤者必稽焉,宜其有兴树之业显于世也。及观其纪传,亦无他功德,相独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识丙、魏之所以得贤于后世者,可得见乎?”大概就是汉宣帝的时候,丙吉和魏相两人为宰相,他们为什么能被后人称为名相呢,大家来谈谈。苏轼也出过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是说晋武帝司马炎独断而灭吴统一天下,前秦苻坚独断而淝水之战失利亡国;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任用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大家都来反思反思,一样的方法而结果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到这里就明白了,策、论就是让大家针对一些历史故事、国家大政方针,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思考。</h3><h3> 可以看出,试题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正是为了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他们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h3><h3> 此为清代林则徐所规定的江南乡试点名灯旗图式。因乡试点名入场多自寅时(相当于凌晨3到5点)开始,此时仍为黑夜。按林则徐的规定,除了在考试前给考生发点名顺序通知单之外,还要在贡院附近之文德桥、利涉桥和贡院大门前三处,派人悬挂大字灯旗。期间,每半个时辰放炮一声,三处同时换旗。点第一牌考生入场就悬挂一盏灯,第二牌挂两盏灯,依次递加,各路考生即可有序入场。 图片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h3><h3> 既然要选治国之才,自然不能让那些“才学不够、作弊来凑”的人混入其中。为了防止徇私作弊,宋朝的统治者们可是下了大功夫,宋太宗以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比如,设置“锁院制”,规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不能回家,也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样就隔绝了考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又如,设置“别试”制度,凡是发解官、主试官、地方长官的子弟、亲属乃至门客参加考试,都会另设考场加以监督。再如,实行“封弥”制度,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等相关信息的位置用纸糊上,以防止与考生有联系的考官辨认。但有时糊上姓名,也有考生会在试卷上写暗语、做标记,这时“誊录”制度就起作用了:收上来的试卷,由誊录官统一进行誊录后,再交由评卷官判卷。此外,还有一系列防止考场夹带、替代、传抄等的规定。这些做法,即便在当今考试中,仍不失其价值。</h3><h3>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代在科举取士上如此慎重,既费心设置制度,亦小心维护制度,来尽最大努力争取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h3><h3> 首先,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此前九品中正以门第取人的弊病,把选用人才之权集中到中央,并使之制度化和合理化,让读书受教育的士人能脱离官僚氏族的控制直接服务于朝廷。然而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竞争激烈,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好不容易集中在朝廷手中的选官权力又回到权臣贵族手中,选出来的官员必然泥沙俱下,那么科举和此前的选官制度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h3><h3> 其次,科举是一项安定社会的制度设计,它的公平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使社会保持动态稳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唯有科举能让他们靠得住,信得过,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面包总会有的”,就算考不取也不怨政府。倘若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势要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无论多出色,永远是社会底层最低贱的人,没有出头之日,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共产生进士十万人,举人、秀才百万计。而这十万、百万人里,消化吸收了多少潜在的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呢?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唐太宗何其得意:“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所以,宋代虽内忧外患重重,却依旧得以延续三百一十九年之久,也没有遇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与科举制度不无关系。</h3><h3> 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46岁的孟郊终于考上了进士。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胜,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即由此而来。</h3><h3> 当然,科举制度也存在种种弊端,并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逐步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究其原因,一是考试的内容日渐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这导致读书人把精力都扑在儒家经义上,考了一辈子科举,到头来只会写八股文,毫无实用价值。就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生就会表演“茴”的四种写法,让人嘲笑之余亦觉辛酸。二是造成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这时候士人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功名利禄,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的模式苦心钻营,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红楼梦》中所写贾府居官之荣与去官之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三是考试的形式,由于王朝的腐败和专制,已不再有公开平等竞争的基础,科场舞弊猖獗,屡禁不绝。</h3><h3>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科举制自此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历史的兴衰得失之间,既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经验,亦不乏可资鉴戒的深刻教训。无论是正面看待还是反面检讨,科举制度体现的许多价值观念,如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