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夕阳美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我们奔赴吉林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纪念日。当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们这些“学业未成”的城市青年有了无奈的奔赴艰苦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机会。谱写了那段上山下乡的历史，留下了知青之路林林总总的故事。

当年的知青，现在都已年近古稀。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喜欢回忆往事，尤其是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难以忘怀，回味无穷的青葱岁月。

借纪念插队50周年之际，趁现在记忆尚未淡尽之时，我把尘封了40多年的老照片和一些资料整理了出来，并把当时生活劳动的故事和趣事，能想起的写下来，不要让那段记忆被岁月的流水淹没，消失。否则，我们农村就白去了，也对不起我们的知青岁月。同时也让小辈们知道他们的父辈上山下乡的故事。

我1966届初中毕业，本应该升学读高中，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淹没了我们的读书梦。

1968年，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能继续读书，而且还要远离家乡，到祖国最艰苦的农村去。

我的条件，是属于接受再教育的群体。有点懵，但很快就想清楚了，大势所趋，由不得自己。

很快，属于这群体的邻居伙伴就聚在一起了，都是平时一起玩的，知根知底的邻居。我们都很识时务，晚走不如早走，反正都要走。早走可以结伴抱团，可以选择我们的第二故乡。几次商量后决定随六十二中学赴吉林插队。理由是，吉林虽远，但工业基础好，铁路交通发达，有利于“常回家看看”。再者就是吉林的名额宽松，可以自己组织熟悉的人一起去。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大家知道上山下乡意味着要远离上海，远离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但看不出情绪低落，都在积极地做着准备。我想不外这几种原因：第一，上山下乡是学生唯一的一条路，（除了独生子女和病残学生）愿意与否都得去。第二，全国凡符合条件的知青都要去，那就没有什么可怕和担心的。第三，当时的学生年少气盛，又经历了文革的大场面，很自信。

这样，我们无可奈何地报了名，很快，通知书就下来了。我拿着这张沉甸甸的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上面“被光荣的批准去吉林”的这句很好笑，这插队当农民还要光荣的批准吗？不批准才好呢！然而，就是这薄薄的一张纸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几天后，我把户口迁了。看着户口簿上我名字旁“迁出”的红印，我七上八下的心反而定了下来，我没有回头路了！这简单的两个字告诉了我，我不再是城市人了，也不再是学生了。我将是农村人，是知青了。

回家把户口本交到母亲的手里，看到母亲含泪翻看着我的那一页，我的心酸酸的……。

我保存的这件棉衣，是当年发给去吉林插队知青的。在天寒地冻的冬天，是它给了我温暖。它见证了我们的知青岁月。

送别

摘自网络　　

很快到了3月14日，是我们的出发日，我们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为我送行的午餐。

中午一点左右，我们三个一起去吉林的邻居伙伴聚在了门口，弄堂里很热闹，一些看着我们长大的邻居都出来为我们送行，依依不舍。

这天，南京路上人山人海，都是送行的人，我们在人民广场集合，上了挂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横幅的车。然后满载知青的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地沿南京东路驶去，送行的人流跟随着车子移动，最后车子在四川路拐弯，加速驶向彭浦火车站。

到了彭浦火车站，站内早就挤满了另一批去车站送行的人。大家放好行李后，趁这最后的时间和亲人们匆匆地说着道别的话。最后，知青在一片“千叮咛，万嘱咐”的噪杂声中上了火车。

大约5点时分，随着一声汽笛响，站台上顿时爆发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叫声，这声音掩盖了汽笛声却挡不住缓缓启动的火车。许多人发疯似地追着火车，挥着手叫着，最后被无情的火车抛下。此景此情也许就是“生离死别”的生离吧。

来到第二故乡

摘自网络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3月17日的上午10点左右到了安图。

下了火车，我们来到了县城“明月镇”。镇上聚集了那么多人，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到来。可以说，镇上的居民几乎都出来看热闹，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从大城市来的学生，而且是毛主席派来这里落户当农民接受教育的啊。这可是自古以来的新鲜事啊。几辆解放牌卡车上排着用无缝钢管做的土炮，每一响都会有五彩缤纷的纸片射向空中，看到这热闹的场面，真的有些震惊和感动。

我们按人数分别被带到了居民家里，我们一起去的人进了一户居民家，屋里整理的很干净，靠着窗的炕上，两个炕桌拼在一起，上面已放满了吃的。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上炕，大家围着炕桌盘腿坐下，有说有笑地吃着具有北方特色的点心和菜肴。三天前那离别的情景已荡然无存。

透过窗玻璃看到外面许多当地的居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着，笑着。卡车上的土炮仍不停地放着，那五颜六色的纸片像天女散花飘落下来。这气氛就像过年过节似的。这是他们对毛主席的“……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最认真的落实吧。（我们是第一批到吉林的知青，享有了这样的待遇，听说后来的几批就没有了）。

后排左起: 毛慰德，毛慰冬，谈建国，杨雨农。前排左起: 宋正民，姜志麟，俞毓龙，朱守寅。　　

吃了欢迎午宴，我们一群人到镇上去溜达，因为安排我们要在明月镇住一晚，所以时间很充裕。看到了一家照相馆，我们拍了一张集体照，这是一张知青形象的合影。现在看来，尤其珍贵。

晚餐同样很丰盛。

第二天，根据目的地的不同，我们上了指定的卡车，当时那里的条件差，没有那么多客车运载我们，只能用无蓬的解放牌卡车送我们。那年代，山区的路况很差，3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在颠簸和尘土飞扬中到达了安图县万宝公社。各生产队接知青的马车已等在了那里。我们坐上了太平大队的马车，沿着结了冰的河面直奔村里。

太平大队共有三个生产队，山坡上面一个生产队，坡下有两个生产队。

到太平村插队的上海知青有30名，分成两个集体户，我们21人组成的集体户分配在山上的生产队，另外9人的集体户在山下的生产队。

我们集体户的构成主要是以六十二中学的学生为主，再搭着邻居，兄弟等组成。14位男生和7位女生。也算是一个大家庭了。大家选六十二中学的劳新华为户长。

生产队对知青的安排并不到位，只腾出了一间旧屋算是我们知青的，另外借了几间老乡的屋安排了我们。

村里的房屋都是木头结构，外面抹上泥，屋顶是用草铺成的。睡得是炕。外间是灶台，灶台的烟道通过炕，这样屋里就会很暖和。

生产队安排了一位老乡为我们集体户做饭。老乡人很壮实，腿有点瘸，说是上树打松子摔的，人很乐观，我们管他叫吴大爷，虽然他的年纪还没有到大爷的级别。

我们太平大队是汉族队，以山东老乡为主。随之，我们的口粮就是以苞米为主，属粗粮。朝鲜族的生产队以水稻为主，属细粮。

我们去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我们自己也带了煤油灯。一间屋两个煤油灯也可以照的通亮。夜间出门都用手电。生活用水是井水。井房离我们住处有二百来米。大家轮流挑水。山区农村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也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我很喜欢这里大自然的气息。每天早晨推开门，大山中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深呼吸一下，这种清新的感觉贯通全身。眺望远处重重叠叠，郁郁葱葱的群山，享受着这种城市里没有的惬意。

后排左起：蔡国明，劳新华。

前排左起：孙毅，丁明明。

我们插队的村庄，四面环山。红箭头指的地方，是我们集体户的屋。

当年去到生产队，集体户只有这一间破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途径有很多。有军垦农场，国营农场，集体户形式的插队落户，自寻门路的插队落户，各有其长处。

我们是集体户形式的插队落户，虽然生活条件没有农场的好，但自由度很高，没有什么纪律的约束，而且有招工的机会。与自寻门路插队比，虽然没有他们离上海近，但我们是“大户人家”，人多力量大，平时也不会感到寂寞和枯燥。

下乡一个月后，我们五人去长春溜达一圈。在长春火车站合影。

当我们稳定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汇报这里的情况。接着就是按照老乡的指点买一些劳动工具，这些都是用安置经费买的。

我们的身份也很特别，户口落在了农村，干农活，挣工分，就是农民。毛主席把我们定为知识青年，那就是知青。我们有着双重领导，生产队和知青办。所以比农民多了个知青待遇。什么是知青待遇？就是知青有困难，或者粮食吃完了，没油啦，只要到公社找知青办批张条子，就可以到粮站领回一些。所以，那里再穷，也饿不着知青。

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知青 ， 都是些还不满20岁的活泼青年，敢想敢闯的年纪，玩的心思很重。当离开了城市，不在父母身边时，就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广阔天地无拘无束地任性。

才一个月，就有人建议出去开开眼界，我马上跟进。俞毓龙，谈建国，杨雨农，宋正民和我。大家商量决定去延边州府延吉和吉林省会长春溜一圈。4月22日上午出发了。那年头，我们知青“囊中羞涩”，肯定是逃票。先到了延吉市，这城市不大，基本上是朝鲜族居民。我们在街上兜了一圈，马路上有一群穿着漂亮长裙的朝鲜族妇女，在“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的音乐下载歌载舞。

晚上，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室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了长春。在长春玩了两天，在火车站合影留念。24日晚上坐上了回安图的火车。

列车员和逃票的我交上了朋友

上了火车，他们4人找位坐下了，我去车门那里蹲着，观察着列车员的动静，毕竟逃票还是心虚的。这男列车员也就20出头，他来回走过时，老是朝我看，莫非被盯上了？我刚准备撤离时，列车员和我搭腔了。他说，能看出我是上海知青，接着叫我到他乘务室去坐。我有点茫然，但我能确定他是善意的，是真诚的。我跟他进了乘务室，他随手把门关了，然后从一个包里拿出一大把糖果放在桌上叫我吃，就这样，我们聊着。列车员是延吉人，工作了一年多，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

和列车员交上了朋友，当然，我们不再为逃票的事担惊受怕了。

这天晚上12点，车上广播了“九大顺利闭幕“的重大新闻。作为政治任务，列车员组织了车厢内的庆祝活动。有朗诵的，唱歌的，气氛很热闹。喜欢唱歌的宋正民也高歌了一首“献给亲人金珠玛”，太激动，把第一句歌词“不献青稞酒呀”漏唱了。50年过去了，这失误他还记得，成了如今聚会时的话题趣事。

25日早上，我们在安图下了车。下午我们回到了生产队。

这是一次无忧无虑的，充满欢乐的逃票旅程。当然也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一次。

　　

我们的知青生活

我们的口粮是以苞米为主。知青每人每年是600斤苞米棒子。然后，生产队再分给集体户一些黄豆，土豆，豆油。

在集体户的那个屋旁，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我们种上了黄瓜和豆角。记得最惊奇的是黄瓜的长势，不知是土地肥沃还是气候适宜的关系，今天只有手指那么点大的黄瓜，明天就长成了半尺來长的大黄瓜了，真是长见识了。黄瓜我们一般就当水果吃，想吃就去摘。

在村外，我们集体户也有一片很大的自留地。我们种上了韭菜，大白菜，还撒上了上海带去的番茄，黄豆，和蚕豆的种子。自留地旁种上了一排向日葵。我们种的这些长势都非常好，结的番茄个也很大，可就是不红，一直是青的，到烂了还是青的，扫兴吧。比这还扫兴的是黄豆了，长的比当地的黄豆髙，壮，就是不开花，当然也就没豆了，我们也就吃不到新鲜毛豆了。（黄豆的初期就是南方人当菜吃的毛豆）看来是南方的种子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啊。可喜的是蚕豆丰收，这个当地老乡是不种的，给老乡尝一尝，都说好吃。

在上海时就听说，北方的粗粮，南方人是吃不惯的，尤其是窝窝头，冷了像石头一样硬。吃的问题也是家里人最担忧的。其实，也没有听到的那么夸张哈，这苞米虽然没有大米，面粉那么好吃，也不难吃。

我们把苞米粒通过大石磨碾碎，这碎粒就是苞米碴，可以做苞米饭和苞米粥。苞米磨成粉可以做窝窝头和大煎饼。我们常吃的就是苞米碴粥和窝窝头了。

在东北那旮瘩，最不缺的就是东北绵白糖和奶粉，这些都是上海人的最爱。那个年代，在上海买都要凭票，但那里随便买。

我们在热腾腾的苞米碴粥里放些奶粉和绵白糖，拌一拌，糯糯的，粥散发着奶香味，味道真的是美极了。再说说窝窝头吧，那先要了解窝窝头的做法。在大铁锅里倒入一些水，水烧开后把揉好的窝窝头贴在大铁锅的边上，盖上锅盖，半个小时后起锅。这时的窝窝头有股苞米香，中间软软的，松松的，底部是黄黄的，脆脆的，再搭上热炒土豆丝和豆角，大家吃得也是有滋有味的。还有就是大煎饼，老乡是在煎饼上抹上大酱，包了大葱吃的。我们吃不惯大葱，就裹着绵白糖吃，煎饼的特色就是有嚼劲，吃起来是津津有味。最使我难忘的是那里的延边大米，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大米。我们生产队在山坡下有一块不大的水稻田，秋天收割后，我们集体户只能分到一百多斤稻谷，碾成大米也就几十斤。一般留着过节吃。用柴火烧的米饭特香，还没等菜烧好，饭吃没了。

如今，我在商场里也买过最贵的东北五常稻花香啊之类的大米，想找回当年的感觉。最后，我发觉自己有点傻，自从有了化肥，农药，高科技，还有可能找回当年的感觉吗？

　　说了吃，要说干活了。大家都知道，工农商学兵，农民最苦了。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和泥巴打交道。可命运偏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还不满20岁的学生到边远农村去当农民。去亲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再教育。能否扛得住农村的活，也是父母最担心的事。

农村的活很多，但地里的活是随季节而变。春天，大地开冻，翻地播种。夏天，铲地锄草。秋天，收割打场。其实，东北农村的活没有南方农村累。东北是一年一熟，肥沃的土地不用施肥，也不用赤脚下地，雨水少，夏天的太阳也不毒。

在这农村干活，不像工厂里跟着师傅学。一开始，我们拿着农具跟着老乡下地，学着他们干。虽说农活不是什么技术活，但也是有些技巧的。所以，开始时常受到有些老乡的冷嘲热讽。先说背大垄吧，（背大垄就是用镐头翻地，形成的长长的一垄土堆）刚干的时候，我们跟不上趟，被老乡甩在后面，有老乡回头看着我们那弯弯曲曲像蛇身一样的长垄，嘲笑道：“这干的啥鸡巴玩意”。有一次铲地时，不知是谁铲断了一颗苞米苗，有个老乡把苞米苗挂在他的锄头尖上，髙髙的举起并嚷嚷着，弄得我们好尴尬。可对策也被他嚷出来了，以后谁铲断了苞米苗，马上把断苗再插回土中，哈哈，让你再嚷嚷！

有些年岁大的老乡还是很关心我们知青的，看到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耐心地给予指点，并示范给我们看……。

没多久，我们就让老乡刮目相看了。城市青年嘛，脑子活络，学得快，好胜心强。无论是质量和速度绝不含糊，和老乡不分上下。其实，在地里干活还有一种乐趣，就是你追我赶，谁也不愿被甩在后面，很刺激。

我们那里是山区，平地很少，除了村外有一片平地，其余的地都在山林里。也就是在林子里找坡度比较平的地，把树砍了种庄稼。所以，我们干活常常要爬山穿林。最远的是梨树沟，那是深山老林中开垦的一片地。我们去的那一年还是刚开发的处女地，树已被砍了，接着的活就是起树根，然后翻地背大龙，播种。山林中开垦的地，土壤肥沃，土质疏松。

听老乡说，这梨树沟的老林中有一条巨蟒。曾有人见过巨蟒，有碗口粗，十几米长。出现时，一阵阴风，刮得树叶沙沙响，许多老乡也都证实了这说法。

我喜欢去梨树沟干活。路上来回要一个多小时，相对干活的时间就少了。早晨，扛着农具，不紧不慢地走在林间的小道上。一路上，远望着蓝天白云下那郁郁葱葱的群山，林中不时传来悦耳的鸟啼声，边走边欣赏着路边的野花，呼吸着山林中的气息，心情那个爽啊。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蓝天，脚踏黑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耕作。

干活休息的时候，老乡带我们进林子里玩。城市人钻林子就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静谧的深山老林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阴森可怖，神秘莫测。茂密的植被和千姿百态古木奇树，有些被雷击劈开的大树，树干都已焦黑。有些东倒西歪倒下的大树，树干上长出了许多黑木耳。看到清澈的山泉水，喝一口，清凉甘甜，沁人心脾。有时，采摘一些黑木耳和野蘑菇带回去，就可以为我们的伙食增添一道鲜美可口的菜。有时候老乡带我们寻找些野果子解馋。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片野草莓，乐坏了。我们用双手不停地摘着往嘴里扔，一直吃到干活的哨子响。这才是真正的无污染的食物啊。

最开心的是秋收的季节。收什么，休息的时候就吃什么。找些枯树枝，点上火，把刚摘下的苞米放上，不多一会儿就烤熟了，可以啃了。这粒粒饱满的苞米是又香又糯。收土豆时烤土豆，香！收黄豆时爆黄豆，粒粒开花，嘎嘣脆，香！……。

农村的活不像工厂里那样单一，除了农田活还有其他许多活。

我干过立电线杆的活，就是从镇上到我们生产队的山坡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立根电线杆，然后挂上电线。我只是挖坑埋电线杆，爬上电线杆挂电线由电工完成。这活不累，很自在。第二年，我们的生产队就通电了，结束了煤油灯的年代，对我们用惯了电灯的城市青年来说，方便了许多。

我干过烧砖的活，这活有点累。先要和泥，然后在木制的坯模中填满泥，最累的就是脱坯，这活一般由有经验的老乡干。这脱出来的土坯就成了砖坯。我们把这半干带湿的砖坯抬进屋内。每块砖坯大约有七八斤重。我和集体户的宋正民是搭档，年轻气盛，最多一次两人抬了50多块砖坯，有400来斤。

最后是入窑烧砖过程。这砖窑是用砖块围成，里面空间也20来平米，髙约3米。我们先把砖坯抬进窑里，然后按一定的间隔垒起，最后开始烧砖。 烧窑用的是树干和树枝。烧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从上面盖土闷窑。盖土的活，就是挑着两簸箕土，沿着砖块垒起的台阶上到窑的顶部，然后把土倒在正在烧制的砖坯上。我干这活正好是晚上。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没有灯。挑着土，也不方便使用手电筒，就凭着朦胧的月光干着这活。我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稳稳当当的。尽管如此，上下几个来回后，我的脑海里还是情不自禁地闪出了万一。如果万一，我朝外失足，那就是摔个半死。如果万一，我向里失足，火葬。无论向里朝外，一失足终成千古恨。想着，腿有些软。我编了个自己有近视眼，看不清路的理由，换了个运柴火的活。

我还干过盖房的活。那是给生产队盖小学校。用的就是生产队自己烧的砖。盖房主要就是砌墙，我们没有这个水平，只能是运砖和递砖。递砖，就是几个人相隔一定的距离，一人拿几块砖叠在一起，抛向另一个人，这人接住后再转身抛给后一个人。这活吧，可以锻炼人的灵敏度，可是手上的指纹都给磨平了。

其实，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外出搞副业。所谓副业，就是生产队把劳力借给别的单位。

生产队派出去干副业的好处是可以不和泥巴打交道了，可以外面见见世面，可以改善一下伙食，每天还可以有津贴。

我去过公社的粮站干过活。那里的活，主要是用麻袋装粮食，然后装车。那时，装粮食的麻袋是全国统一的。装的粮食主要是苞米粒，小米等。规格是装满一袋苞米粒是140斤，小米是200斤。粮食装袋很轻松，但装车可是力气活了。

装粮食的卡车到了后，在车的后面搭上一块跳板，与地面呈约30度。扛着粮袋上跳板既有技巧也有危险。腾空的跳板受力后会产生反作用力，上下一颠一颠的。人上跳板的步子和跳板颠簸的频率要保持一致，否则人会失控被甩下来。如果步子乱了，就要及时扔掉麻袋。

扛麻袋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单肩扛，一种是用背驮。虎背熊腰的人都是用单肩扛。我呢，廋髙个，重心不稳，140斤的苞米麻袋就用肩扛，200斤的小米麻袋只能用背驮。宁要安全，不要面子啊。

扛着麻袋上跳板，起步是关键。前几步感觉对了，可以继续上，否则要及时调整步子。这活干了10几天就结束了。

以前小时候，在电影里看到过码头工人扛麻袋，走跳板，装车装船的。如今，自己也亲身体验了一下，有种兴奋和满足感。这算不算是“再教育”的一部分啊？

我也去过林场干过活。其实，就是做小工。林场盖房，我们就帮着运沙和砖块等。是用独轮车运送这些建筑材料。我们在那里学会了推独轮车。刚开始，一起步就翻车，但这难不住我们，失败了几次后就会了，主要是调整双臂的力量来平衡车的重心，推车时，眼看前方就行。我们推着独轮车过独木桥也没问题，很有成功感。

林场干活最开心的就是吃饭。那里有个很大的食堂，林场的工人都在那里吃。有高粱米饭，有面条，有馒头，包子，蒸糕等。这些在集体户是吃不到的。记得，我最多一次吃了一斤多。吃了高粱米饭，包子，最后还带着两块糕，边走边吃。我胃口大，吃了这么多还没撑着。我身体的特点是，吃了不长肉，现在还保持着“老来瘦”的身材，省了“千金”。

林场的活干了一个来月也就结束了。

在农村接受了“再教育”，没了城市学生的书生气，有了农村青年的模样。左起：姜志麟，沈国杰。

左起：孙毅，沈国杰。

左起：孙坚，沈国杰。

左起：沈国杰，孙坚，谈建国。

　　在山区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虽然没有城市那样丰富，却也多彩。尤其是集体户这个群体。

我们集体户有6个男生带去了小提琴，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娱乐一下。我们这6把提琴手，只有户长劳新华是拜过师，拉了一手好琴。其余的也就是拉琴消遣而已，虽不成调，但也成曲。

集体户里还有人带去了练手臂力量的哑铃，拳击手套等。闲时，几个人戴上拳击手套，到空地上你来我去的过一把瘾。

集体户的丁明明会点木匠活，就地取材做了乒乓桌。这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时不时地来个乒乓赛，欢闹一场。

在离我们居住不远的山坡下有个很大的水泡子，常看到有野鸭和野鸳鸯在水面嬉戏。我和集体户几个熟悉水性的人也常去那里游泳，一个天然的游泳场。

空闲时，年轻的老乡带我们去河里摸河蚌，很有趣。那是古洞河的一条支流，河的两旁是灌木丛和林子，风景很美。一般没人去，很幽静。沿着河边往里走半个多小时，来到河面略宽的一处，这里水流缓和，能见度好。河的底部是沙子和小石子。河蚌是立着插在沙石中的。老乡在河里用脚去感觉哪里有河蚌，然后再用手去拔。我和集体户的杨雨农水性好，直接潜到2米多深的河底去摸，摸到河蚌就浮出水面，然后扔到岸上。后来觉得这样太麻烦，直接拿个背篓潜到水下，摸到河蚌就放篓里，省事多了。

如今，在大自然中的野外娱乐项目有很多，如狩猎，垂钓，潜水，滑雪等。但有极高乐趣的潜水摸河蚌的项目是没有的。那年代，我们在美景如画的长白山下玩了。

我们那里是山区，村庄周围都是充满了神秘感的深山老林，除了林中的宝贝还常有野兽出没。在梨树沟干活休息时就听老乡说过，梨树沟有巨蟒出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一日上午，我从住的地方去集体户吃早饭。屋里只有几位女生。她们告诉我，有5，6位男生去梨树沟抓蟒蛇了。我一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就凭他们几个人，带了几把斧子，镰刀敢去挑衅巨蟒？！我对梨树沟有巨蟒本来就半信半疑。如果，他们真能见到巨蟒，那么，我还能见着他们回来吗？（我依稀记得这次抓蟒行动中有集体户的劳新华，孙坚，杨雨农，蔡国明等人）

到了下午3点多，留在家里的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时地向远处进山的小路眺望，希望能看到他们归来的身影。一些老乡知道了，也很吃惊，平时老乡们谈蟒色变，没想到知青还真敢去抓巨蟒。

到了4点左右，远处山上的小路出现了一溜人影，渐渐看清了，是知青爷们回来了，大家总算舒了口气。当然，能看见他们回来，也就意味着他们挑战巨蟒的计划落空。但是，收获还是有的，斧把上挂着几条蛇就是这次行动的战果。最大的蛇也有近两米来长。

集体户人多热闹。接下来大家忙开了，生火的，烧水的，扒蛇皮的。记得蛇胆是集体户的孙坚给生吞下肚了，说是能明目。

烧蛇肉可是技术活啊，我们哪有这本事。就锅里放些油，把切成段的蛇倒入锅中，放些盐，炒一下，蛇肉都缩没了，吃在口中感觉不出蛇肉，只是在啃蛇骨。但不管怎样，也算是吃过蛇肉了，生平第一次尝了蛇的味道。

平时，我除了和集体户的伙伴们一起嬉，一起闹，有时也喜欢一个人静。

我常在黄昏时，一个人去到村边井房后面，靠着墙角坐着，俯瞰夕阳下的山山水水，发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发呆，何尝不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啊！

有时，我望着深邃的天空，静静地思索着，遐想着，做着白日梦，自得其乐。

我很喜欢走路，那是一种消遣，一种享受。尤其漫步在山水之间的小道上，或是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我们生产队到镇上来回有近20里地。我常挑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就去镇上走一回。从村里小路下坡后，就可以沿着古洞河旁的小路去镇上。迈着轻快的步子，享受着走路乐趣的同时，欣赏着一路的风光。

万宝镇只有一条大马路，很简单，没有南方小镇那么热闹，但很干净。路旁有一家供销社（商店），一家饭馆，一座小邮局。

每次到万宝镇少不了两件事。一是去邮局，取我们集体户知青的信件。另一件事就是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吃一顿在集体户吃不到的“美餐”。这美餐很简单，先到供销社五毛钱买一罐清蒸猪肉，叫营业员用开瓶器把盖开了。然后到隔壁饭店两毛钱买一大碗白米饭。我不夸张的说，那个年代的猪肉本来就好吃。再说，是高压处理的罐头猪肉，又酥又香。这大米饭可是最好的延边大米，饭中还参有几颗又酥又粉的芸豆。可口的米饭加上美味的猪肉，吃的那个香啊！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敢说，城里人顿顿白米饭，餐餐有鱼肉，但绝吃不出什么幸福感的呀！

驾手扶拖拉机去公社。开拖拉机的是沈国杰，后排左起：劳新华，姜志麟，孙毅，毛慰德。

七二年，我们回沪探亲，在人民公园合影。

身在大连部队文工团的劳新华，不忘把悦耳的琴声带回美丽的第二故乡。

那年，我们在古洞河的渡船上，聆听劳新华演奏着“思乡曲”。悠悠的琴声飘荡在古洞河上，穿越在群山之间。

我们在广阔天地，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苦并乐着，其乐无穷。

吉林的冬天，也是很开心的。

我骑着马儿转山林

“偷鸡摸狗”

说了吃的，玩的和干活，总不能隐瞒当年插队知青“偷鸡摸狗”的事吧。

这里先要申明一下，当年，知青的“偷鸡摸狗”不能和社会上的那种小偷小摸等同看待。那时，刚成年，经历了文革风暴洗礼的城市青年是多么调皮且胆大。再说，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集体户人多“力量大”，捣蛋行为毫无顾忌。天高皇帝远，爹娘也管不着。所以，当年插队知青偷鸡摸狗很普遍。

记得，我们集体户偷鸡的事有过好几次，但都不是主动出击，是老母鸡自投罗网。这鸡悄悄进屋，趁我们不备，偷吃了我们准备中午吃的苞米粥，因此付出了性命。鸡吃过的一盆粥，我们只能去喂集体户养的猪了，以粥换鸡吃。我很佩服我们集体户的抓鸡高手，当鸡还来不及发声，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搞定……。

唉！当我们吃着这鲜美的鸡汤时，何曾想过，老乡家丟了一只天天生蛋的老母鸡是多么的伤心啊！

我们集体户那个屋的隔壁邻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老乡，邵大爷。在他的屋檐下晒着一串蛤蟆，是他千辛万苦在山上的沟里抓的，有30多只吧。（蛤蟆油是非常珍贵的滋补品，当地老乡把蛤蟆晒干后，可以去收购站换钱。）一天，趁邵大爷不在家时，集体户的谁和谁翻进了赵大爷的园子，得手了这一串蛤蟆。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知青哪管这些，只要刺激，好玩，开心。

邵大爷发现自己要换钱的蛤蟆没了，伤心的在村里的大街上呼天抢地的喊着：我的蛤蟆啊，我的蛤蟆啊！……。

当时，蛤蟆的收购价是一只一毛钱。赵大爷的这一串蛤蟆可以换三元多。三元钱，在知青眼里算不了什么，可在贫穷山区，在老乡的眼里，是辛苦钱，肉里钱啊。

这30多只蛤蟆的油很快给剥了出来，浸泡在两个大搪瓷锅里。一天后，发满了两大锅，看上去，像一团团雪白的棉花。然后，放在炭火上，慢慢的炖。集体户的孙坚对这比较内行，去小卖店买了绵白糖，在起稠的时候倒了进去，再慢慢的炖。7，8个小时后，大功告成，揭开锅盖，满满的，稠稠的，雪白雪白的，太诱人了。一锅送到女生房间去，一锅留在男生房间。不一会儿，女生就送了回来，说是有腥味，吃不惯。这些女生也真是的，这可是养容美颜的上等滋补品啊！还嫌腥？没想到的是，许多男生尝了后，也觉得腥，谢绝进补了。我尝了一下，是有点腥，但我知道，东北的蛤蟆油是能养阴润肺，提高免疫力的，绝好的滋补品啊。这点腥算什么？农村的苦都不怕，还怕腥？最后，这两大锅滋补品是集体户三个人给包了。孙坚，杨雨农和我，就当吃白木耳一样，稀里哗啦地给吃了。还好，我们年轻，吸收能力强，没有补出病。（一只蛤蟆，左右两块油，可发一碗，是一人一天的量。我们是30多只蛤蟆的量啊，三人一次吃光光。）

唉！当我们进补的时候，又何曾想过，这两大锅滋补品里有着老乡邵大爷的汗水和泪水啊！

第一年的秋末初冬，我们集体户最后一批准备回上海的人，在公社镇上回来时，在路边把不知谁家的一条狗给干了，装进麻带抬回了集体户，美美地吃了一顿狗肉，可能是为准备逃票乘车回上海热热身，壮壮胆吧。可没几天就东窗事发了。狗主人找上门来，看到了扔在屋顶上的狗皮，证据确凿，最后赔钱了事。

知青的“偷鸡摸狗”的事也就是下乡的第一年有，第二年就不再发生了。因为，随着与老乡的相处，彼此间都有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也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淳朴的再教育，知青与老乡的关系逐渐发展成了“乡亲们”的关系了。

“因祸得福”的滔天大错

我们太平大队有一所小学在山下。在山上，我们村中也有一间屋是小学的教室。里面有一些简陋的课桌椅，但还没有学生上课。

这屋的格局和一般老乡的屋一样，都是三开间。据说，这屋以前也是老乡住的，因为闹鬼就做了小学的两间教室，准备安排学生来上课。所说的闹鬼，就是半夜里窗外有鬼子的皮靴声。据老乡说，当年抗联在这里灭了两个日本鬼子。

说起这屋，以后成了我们集体户的屋了，这也有一段“因祸得福”的故事。

我们集体户有一部分人是借住老乡的屋。真真属于集体户的屋只有一间，在村尾。屋很旧，屋顶铺的是草，可能是年数多了，经不起7月份的雨水，屋里漏水。可当时队里也没有草，怎么办？然后就想起了这教室的屋，于是集体户的几个人斗胆地把学校屋顶的草全扒拉了下来，拿去补集体户的屋顶。哪知大祸临头了。

第二天，县长带人来太平大队视察工作。县长是团级干部，军人的脾气。听说小学的顶被知青拆了，怒火中烧，竟敢拆贫困山区的小学，这还了得！大巴掌朝桌子一拍，雷般的声音对身边的人说：“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抓谁啊？自知闯了大祸的知青早已躲的无影无踪了。

大家都紧张的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可雷声大，没雨啊。可能是县长大人意识到了，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是说抓就能抓的吗？后来听说，是延吉下放蹲点干部老崔在当中帮知青解围。他告诉县长，上面拨下来的知青安置费是给插队知青造房的，但生产队并没有用安置费造房，只给了一间破屋，一半的知青是借老乡的屋住的。老崔的话浇灭了县长大人心中的怒火。是啊，这些知青从条件优越的大城市来到边远的穷困山区，住的地方都没安排好，作为一县之主的县长是有责任的呀。

县长大人立马叫来了太平大队革委会最高领导，当面指示：这间小学的屋归知青了。多好的县长大人啊！

队里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对屋子改造整修，切灶台，搭火炕。几天后，我们借住在外的知青都般了进去。这样，我们知青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这也要感谢集体户那几位拆学校顶的同仁，没有你们的滔天大错，哪会有我们的新屋。

屋是有了，但这屋闹鬼啊。虽然，城市青年不信邪，但老乡说得是有鼻子有眼啊，否则这屋怎么会改为小学的课堂呢？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有自己的家最重要。

我们住进去后，每天晚上就在炕边放了一把斧子壮胆，其实，是多余的，再锋利的斧子只能劈活鬼，对死鬼没用。

不久的一天夜里，有人听见了窗外面响起来皮靴声，于是叫醒了大家。莫非 “ 鬼子”进村了？大家屏住气，竖起耳朵听着，一会儿，皮靴声渐渐地远去了。

每天揪着心睡觉，也不是个事啊。睡在隔壁屋的杨雨农，生就一副豹子胆，说要会会这些“鬼子”。以前，抗联杀了真鬼子，如今，他要挺身而出，灭了“鬼”鬼子。

没多久，一个漆黑的夜晚，鬼子的皮靴声又传进了屋里，杨雨农翻身下炕，拿着手电，抄起斧子冲向门外，电光下只看到了几头散牛笃悠悠地在窗外走动，原来皮靴声是牛蹄走动发出的呀，有点懵。

这相传闹鬼的谜团终于解开了。从此，大家都可以安稳的睡觉做梦了。

第一年回家

　　吉林的秋天来的早，到了9月下旬，地里的庄稼都收上来了，打场的活也接近了尾声。集体户的知青开始酝酿回家的计划了，这就是插队落户的优势。

我们集体户第一批回上海的有5人，2男3 女。分别是黄玲萍，黄玲囡两姐妹，丁永芳，蔡国明和我。我的计划是不买车票，一路玩到上海。他们四人是买到上海的全票。

插队第一年回家，大家都在做准备了，要把这里的土特产带回去，让家里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很好，让他们放心。我准备了两个旅行袋，除了衣服就是土特产了。有黑木耳，党参，蛤蟆油，蜂蜜，松子，黄豆，赤豆，还有一小袋米，让家里人也尝尝延边的新大米。（那时，上海都是凭粮票在粮油店买的陈米。黑木耳，黄豆只有过年时，每户配给一点）。

我们第一批5人是在10月9日离开生产队的，随身带有21只旅行袋。除了我们5人自己的旅行袋，还有10多个旅行袋是集体户其他人的，他们为了能轻装逃票回上海，托我们先带回上海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上山下乡的头两年，有胆量的知青回家不买车票的现象很普遍，怎么理解这事呢？

当年，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奔赴遥远的贫困地区。一年挣的工分也只能勉强的对付下一年的口粮钱。再说，有不少的家庭都有几个孩子上山下乡，家庭的负担，父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知青想家了，回家看父母太正常了，可这来回的路费是父母一个月的工资啊！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向父母伸手要呢？何况，回家的几个月还要花父母的。我们这些孩子虽调皮，但我们懂事，也知道心疼父母呀！

上山下乡，我们无奈。不买车票，我们也是无奈啊！谁愿意提心吊胆的去逃票啊！

言归正传。我们回去的那天，天上飘起了雪花，队里的马车把我们送到了公社汽车站。旅行袋太多，集体户劳新华等人送我们到安图火车站。

当年，中苏边境形势恶化，珍宝岛战事吃紧。上面发文，禁止知识青年回家，就是买了车票也不行，并在几个大站设立了“知青遣返办公室”。

我们回上海是要转车的，先从安图到长春，然后坐三棵树直达上海的火车。黄玲萍姐妹持有一张奶奶病危的电报，用这张电报总算搞定了4张安图到上海的火车票，我买了张安图到长春的车票。我必须要把他们送到长春，而且要把他们和这21只旅行袋安全地送上直达上海的火车，这样我才能放心。

我们在晚上7点多到了长春，出了站，大家分几次才把这些旅行袋搬进了候车室，准备乘晚上9点多的三棵树到上海的火车。这一大堆旅行袋很惹眼，果然，我们还没歇上几分钟，就被工作人员连人带包赶进了一间屋，也没说什么，就把我们反锁在屋里。

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被“抓”了。等待我们的是，人与这一大堆旅行袋将被遣返回生产队。更要命的是他们4张到上海的车票都要打水漂了啊。大家面面相觑，急得是那个六神无主啊。

我们被关的这间屋，里面有一扇玻璃门，透过玻璃看到里面是一间办公室，有许多办公桌，只有一位工作人员，背朝我们坐在办公桌前。我轻轻地推了一下门，门没有上锁。

正当我们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突然计上心来。我想用“行贿”这招，自古以来这招都是很管用的。不，“行贿”太夸张，“小恩小惠”还差不多。

我问，谁带了毛主席像章吗？黄玲萍姐妹说，她们身边带有几枚。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是很吃香的。物是有了，接下来是攻关了。攻关男同志，非姐妹俩莫属。我如此这般地把计划说了一遍，她们很快就领会了。

姐妹俩拿着“奶奶病危”的电报和毛主席像章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在门后，透过玻璃紧张的看着，成功与否，在此一举啊！

不一会儿，姐姐黄玲萍向我们丟过来一个搞定的眼神，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姊妹俩的“花功”了得啊。这里，必须给她俩追点一个赞。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从办公室的另一扇门直接把旅行袋搬进了站台。一会儿，三棵树到上海的火车缓缓地进了站台，停车时间只有10分钟，三位女生上车抢座位，蔡国明上车到窗口接行李，我一人在下面把21只旅行袋举起从窗口递给蔡国明，然后，我上车再帮着把旅行袋放上行李架，最后，数一数，确定21只，这才舒了一口气，一身汗啊。忽然发觉周围的旅客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怎么像逃难似的。

我的逃票“遭遇”

火车开始启动了，他们4人很坦然的坐着。我完成了任务，从长春开始了我的“回沪计划”。

列车开了约一个小时后，查票了。列车员锁了一头车门后，从另一头车门开始查票，我没有退路了。列车员大约有50来岁，查票很认真，查到我时，我煞有介事地上下摸了摸口袋，然后说找不到，可能丟了。4个同伴也随着说，我们一起买的。这列车员很老道地看了看他们4张车票，编号是连着的，这就说明，我有可能买，也有可能没有买，逻辑思维很清楚。于是，列车员又使出了各个击破战术，他先把姐姐黄玲萍叫到车门处询问，黄玲萍回来走过我身边轻轻地说：“我说你买了车票。”接着，列车员又把蔡国明叫去询问，蔡国明回来时，轻轻地对我说：“我说你没有买车票，我求他们不要赶你下车”。唉！老实人卖了我。（我不怪蔡，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很清楚，从这一刻起，我的谎言告破，我是一个不老实的逃票者。

列车员以他的智慧，揪出了我这个狡猾的逃票者，并把我交给了列车长处理。列车长斜眼看了我一下，训斥了我几句。然后，拿了一张什么纸，估计是交接单，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估计写的是，我不诚实，没买票。反正是说我的坏话。并告诉我，到沈阳站下去，交由沈阳站处理。

我离开列车长办公室回车厢去，走到车厢链接处，看到列车员和我的4位同伴说着什么，周围邻座的一些乘客指着列车员也在说什么。隐约听到好像是指责列车员的话。

列车员看到了我，就朝我走了过来。他把我叫到车门处，这时的列车员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叹了一口气说：“怎么办啊，你们5个人回家，4个人到家了，你父母可要急死了呀，叫他们凑钱替你补一张票，他们都说没有钱了。”（其实，我事先已和他们说了，如果，列车员叫你们凑钱帮我补票，你们就说没钱）列车员接着又问：“那个高个女的都急哭了，是你女朋友吧？她回家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高个女生是集体户的丁永芳）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列车员的一番话把我的眼泪也给引了出来。列车员又问：“你下去了怎么办啊？”我说：“我就是走也要走回家”。可我心里暗忖，正中下怀。

这时，我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列车员完成了职责后，良心发现了，后悔了，把一个身无分文的孩子赶下车太残酷了。

我知道，列车员很内疚，他知道这事已无法挽救了。这时，我脑中又蹦出了一个想法，机不可失啊。

我对列车员说：“我想求您一件事。”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接着说：“现在社会比较乱，他们三个女的一个男的，行李这么多，你能不能一路照顾他们一点，到了上海，帮帮他们。”

“这事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办到”。列车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相信，列车员一定会帮一个由于自己的尽职而即将被赶下车的我的忙，以减少心中的内疚。事后，黄玲萍姐妹告诉我，列车员一路上很照应他们。我还是蛮感谢这位既尽职又有同情心的列车员。

晚上12点左右，火车进入了沈阳站，列车长把我和那张交接单交给了站台上的值班军人，军人把我领到了知青遣返办公室，见屋里灯暗着，工作人员已下班，于是又把我带进了车站值班室。

车站值班室里，靠窗一边放着两张办公桌，有两位40来岁的女值班员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屋中间有个炉子，上面烧着水。办公桌旁站着4位东北妇女，也是没买票被带进来的。军人把交接单给了值班员就走了。一位值班员看了看那张交接单，又看了看我，说道：你先去那坐着。于是我去了墙边的长凳坐下了。

我坐着，观察着值班员处理逃票的过程。这4位东北妇女嚷嚷道：我们是军属等等理由。女值班员厉声斥道：还军人家属呢！那就更应该买票……。最后，这东北妇女极不情愿地掏钱补票，嘟嚷着走出了值班室的门。

屋里只剩下三个人了。我想，该轮着我了，心跳有些加速了。可两位值班员都不瞧我一眼，只顾她们自己唠嗑，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我纳闷的坐着。大概过了15分钟，其中的一位值班员拿出一个饭盒，放了一点米，然后对我说：“饿了吧？烧点粥给你吃吧”。

“不饿，谢谢”我马上回答说。

我真的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值班员又对我说：“我们班长马上就来了”。原来她们是想听班长的意见啊。我感觉得到，不管怎样，他们是不会为难我了。这时，心跳也缓了许多。

不一会儿，班长进屋了，大约50来岁吧。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与女值班员谈着什么，接着拿起了那张交接单看了看，撕了，顺手扔进了桌旁的废纸篓。班长转过身问了问我，哪里人啊，哪里插队啊之类的话。

“看你这么长的头发，我给你理个发吧“班长接着说。

“不用麻烦了，谢谢！”我立即回答道。我心里清楚，班长的理发水平只是业余爱好。

“还是理个发吧，回到家，父母看到你这么长的头发，心里会不好受的。”班长真心诚意的说道。

我很清楚，在这种场合，我是万万不可谢绝班长的好意滴。

班长到里屋取出了一只小盒，拿出了理发工具，给我理发了。

不大功夫，理发完成了，地上散落了许多头发，我立即拿起了放在墙角的扫帚清理头发。隐约听到班长对值班员说：大城市的孩子就不一样啊。我窃喜，这是在夸我呢。

班长又要出去工作了，走前，叫我去里屋睡一会儿，我说不用了。我暗想，我这个逃票者怎么承受得起这样的好意呢。一位值班员和我说：过一会儿，有一趟去北京的列车经过，我们把你送上车，你可以在天津下来，再换去上海的车，过了天津，铁路上就不管知青回家的事了。就这样，在凌晨4点左右，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这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了，但我刻骨铭心的记着，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

我珍藏这张照片，不是因为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而是我的“发型”是沈阳站老班长给我理的。它记录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对知青的理解和同情。

我和沈国杰在太平俱乐部前的合影

　　我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找了个座位坐下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吧，世界上最奇葩的事发生了。列车员从前面的车厢开始往后面开始查票了。说明白些，就是查车上的知青，不论是有票或没票的知青，就像赶鸭子似的，统统往最后的一节空车厢赶。我当然也在其中了。最后，赶到这节空车厢的知青估计约有50多人。列车员堵在门口，宣布了他的处理方案。

他对车厢里的知青说：“你们上山下乡才几个月就要回家，你们参加过农村劳动吗？现在，不管你们有没有车票，我要看看你们每个人的手，手上有老茧的，说明他是干活的，我可以放他过去，手上没有老茧的，说明没有干过活，就留在这车厢，到了天津，交给知青遣返办公室处理。”

这个处理方案也太奇葩了。可我高兴了，这荒唐的方案好像是为我定制的。我的手掌上有着又厚又硬的老茧，这不是我农村干活有的，是我中学时玩单杠时有的，一直退不去。

快轮到我了，我揣着考试可以得满分的心情走过去，伸开手。列车员摸了摸我的手掌，说道：嗯，不错。我被放行了。老茧都快笑出声了。

我找了个座位坐下了，也不知后面有多少知青将被送进知青遣返办公室。

天津到了。小时候就常听说天津，所以天津要去溜达一圈。下车后，没走出去，又被送进了车站办公室。顺便说一下，当时，不买车票乘车，上车容易，买张站台票或短途票就可以了。怕的是中途查票，难的是下车出不了站。

车站办公室里少不了有几个没买票的人。一个50多岁的值班员在处理他们补票的事。我在傍等着。等处理完了，这屋里只有我们两人了。这值班员说话的嗓门有点大，他问我哪里人？我回答，上海知青。接下来的一句把我雷倒了。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看着我问道。

这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啊？说自己好人？有点说不出口啊，从小，老师教导我们，做人要谦虚。但我又确确实实不是坏人啊！两选一，我不能不回答呀。

“是好人”。我只能这么回答。

“好人就好，你走吧”。他用手指着门外。

就这样，我很滑稽地出了天津站的大门。

在天津，我逛了逛街市，兜了兜商店，买了几只大雅梨，天津雅梨是出了名的，我从小就爱吃，我坐在商店门口，削了一只梨，这梨是又甜又嫩。吃完了一只，不过瘾，一口气，把梨都吃了。现在再也吃不到当年的正宗天津雅梨了。

晚上，我毫无目标的在街上溜达着，看看表，11点多了。有些倦了。看到前面有个汽车站，有一间值班的小屋，屋里暗着灯，是下班了。屋外有长长的一排凳子，上面有遮雨棚，是候车长廊。我在离值班小屋最远的长凳上侧身躺下了。

不知睡了多久，隐约听到了走近的脚步声，我不动声色地，偷偷的睁开一条眼缝，看到了站在凳旁的一双大腿，在我身边停留了一会儿，就朝值班室走去。这时，值班室的灯已亮着，是上班了。我估计他是去叫人了。因为他不知我是什么人，一对一，他没有这胆量。我看了看表，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我起身迅速离开，过了马路，在墙后面看着。果然，他叫了人，朝我睡的地方走去，一看，人没了。

在这种处境下睡觉，我敢躺下就做梦吗？当然是半睡半醒啦。

玩了天津，接着要去北京了。首都的车站肯定是出不去的。所以，我在北京的前站丰台下车了。我本想顺着木栅栏走出去，但又被多事的铁路巡查员送到了站台值班室。

这值班室是一间单独的小屋，里面有一位近60的值班员在做着什么，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做他的事，边做边问我，是哪里人啊，在哪里插队啊，那里冷不冷啊，习不习惯啊等一些关心的话，压根儿不提票不票的事。上了年纪的人啊，就是和蔼可亲。接着，他告诉我，到丰台汽车站的路，那里有丰台到北京市区的车。

这样，我顺利地进了北京城。从小受的爱国教育，一到首都北京，最先想到的是去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啦。我在去天安门的路上，看到排队买良乡栗子，我知道，正宗的天津良乡栗子是最好吃的。我排队买了一斤，4毛钱。然后，去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纪念碑旁的小花园，找了一张长凳坐下。

那天，风和日丽，我略感疲惫的身体沐浴着北京秋天温和的阳光。我一边剥着，吃着又糯又甜的栗子，一边看着不远处，几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在嬉戏。这是我一路上最惬意的时光。

北京好吃的东西很多，可我克制着自己的嘴，尽量节约花钱，因为我不知后面的路还有多艰辛。我常去一家饺子店，是机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吃的人很多，30多个饺子，四毛钱，味道也不错。有时，吃碗面，饱肚子就行。

虽然北京名胜古迹很多，但文革时期，许多地方也不开放，我也只能逛街兜店，去大前门看看，故宫墙外走一圈……。

晚上呢，去火车站宿夜。一天晚上10点多了，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感觉有点累，看到路边的坡上有个小花园，就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息一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起来，抬头一看，两名军人拿枪对着我，吓人吧，可我一点都不怕。他们看了看我包里，除了毛巾，雨衣，电筒外，也没什么。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找朋友，没找着。当他们知道我是知青后，口气温和了许多。对我说，晚上外面不安全，叫我去火车站候车室，并给我指了路。

对于当年不买车票回家的知青来说，夜宿火车站候车室已是不错了。一是，候车室是室内，较暖和。二是，有长凳可以躺着睡。三是，比较安全，没有行李，不用担惊受怕。

北京呆了几天后，准备沿京广线去武汉，然后去江西，看看在那里插队的妹妹。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隔几天就会给家里去信报平安，告诉他们我已到哪里了。信封的背面，我都要写上“不到长城非好汉”几个大字，激励自己。

在北京站搭上了往南的火车。不知经过了多少站。然后，查票，下车，被送进车站值班室。

这一天是下午，是邢台车站。邢台这地名并不陌生，66年曾发生过大地震。值班室里只有一个休息着的值班员，对我这个没票的不感兴趣，问了几句后说道：我们这里有民政局，有些没钱买票的，去那里干活可以有报酬的。

听话听音嘛，我知道他想把我这个“皮球”踢出去，可以继续休息。

我也不傻呀，立马顺着他话说：那我去看看，煞有介事的问了去民政局的路。我就这样配合默契的出了值班室。

既然到了邢台，也要去街上逛逛，邢台街上的马路是起伏不平，呈波浪形的。街上没有什么人，两旁除了民宅没有什么商店，很萧条。可能和曾经地震有关系吧。兜了一圈后，我又回到火车站。

约等了两个小时，我又上了火车。这次还好，我在车上休息了一个晚上，没有查票。第二天上午查票了，在一个小站被赶下了车。这是一个农村的小站，四面都是农田，没人管。我走进了一间小屋，里面有几条长凳，有一个售票窗口，这就算候车室了。我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火车时刻表，要到晚上才有车经过。我决定走路。

那个时候的站台旁都竖有站牌和前后站的公里数。一般两站之间都在10公里左右，走路大概要一个小时。

这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我沿着铁轨行走。两旁的小树，随着没有尽头的铁轨延伸，远处是收割后的田野。我走着，心情特舒坦，感觉这世界变得很安静，只有天空，铁轨和我。

就这样不停的走，忽然发现有一片红薯地。这时才感觉到肚子有点空了。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只有红薯充饥了。拔了个红薯，用红薯的叶子擦一擦，用小刀削了皮，饿的时候，什么都觉得好吃。

太阳渐渐落了下去，金色的余辉泻满田野，已是黄昏时分。我总算到了一个大站，新乡站。我估算了一下，走了7，8个站，有一百多里。可能是这辈子走路最多的一天吧，

我在车站外面的街上溜达了一圈，找了个小吃店，满足了一下肚子的需要。然后进了候车室。新乡的候车室不大，售票窗口关着。看了看时刻表，晚上没有什么车经过，所以候车室也没有几个人。我看了一下站台里面，停车场很大，许多纷杂交错的铁轨上停着长长的货车和车皮。工作人员来回的调度着。马上，我脑海中，下一步的计划形成了。我不可能在这里等到明天。我靠在候车室的长凳上休息，养精蓄锐。

我在候车室休息到晚上10点多，从站台侧面进入了站台里面。天很黑，在停车场昏暗的灯光下，我来回搜寻着哪一列货车的车头是向南的。这时，有一列朝南的货车慢慢地驶了过来，停下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我选了当中的一节货箱，沿车皮外的攀手翻入了货箱内，货箱内也有上下的攀手架。货箱有近两米深，人在里面看不到外面，就像井底之蛙，只能看到头顶上黑乎乎的天。这货箱不是装煤的，还算干净。这时已经是12点多了。我就站在货箱内，等着车开，只要朝南开，到哪里，算哪里。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一会儿，车向前慢慢的动了。接着又停了。一会儿，车又向后移动了，就这样，前前后后移动了几次。我也很有耐心地等着。这晚，天不冷，风也不大。大概等了快3个小时了，车还没开，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爬上去看了看。这一看，几乎崩溃了，这铁轨上只剩下我这一节车皮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到，刚才货箱来回的移动是在调度车皮，最后把我这节车皮给扔下了。我就这样在黑不溜秋的货箱里傻站了两个多小时。

我沮丧的下了这节车皮，又继续寻找“希望之车”。这时已是凌晨四点了，天边已泛起了鱼肚白。

不敢多走动，只是向四面观察，总于发现了不远处有一列货车，有准备启动的迹象。我绕了过去，上了一节空货箱。过了不一会，货车向南驶去。这时，已经6点多了，天已渐渐地亮了。货车向南开了有二个多小时，忽然我感觉货车向右拐弯了，向西的方向驶去。我心里很明白，这一切本来就由不得我，所以也没什么可急的，只希望能早点停下来，不要把我带的太远。

大概九点多，货车慢了下来，只听到有高音喇叭在货车停车场的瞭望塔上，哇啦哇啦地叫着，也听不清叫什么。货车总于停了。我寻思，先观察一下车外的情况，没人就开溜。我慢慢地爬上去，刚露出脑袋，就看到5，6个拿枪的民兵包围了这节车皮，怎么会这样精准的守株待兔啊？他们看到我，厉声喝道：下来！我慢慢地爬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瞭望塔上的人早就发现了我，用高音喇叭调动了车站民兵抓坏人立功啊。我下来后，他们围住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知青。他们上下打量着我，怎么看也不像坏人。立功是无望了，于是，无精打采的散去了。我看了站牌，是焦作站。我进车站售票处看了看，3点多有去郑州的车，票价2元多。我折腾了一晚，没睡没吃，于是买了到郑州的车票，想在车上好好的休息一下。买好车票，我到街上买了些吃的，3点多，上了去郑州的车。

　　在郑州玩了哪些地方记不清了，反正逛逛热闹的大街和商店是少不了的。我能记得的是有一天，看到路旁有个7，8岁的孩子，手里捧着三个，看了都要掉口水的又大又红的柿子，可能是家里自己种的吧，他说：三个五分钱。好便宜啊。其实，我并不爱吃柿子，因为有点涩嘴。但我还是忍不住买了。这柿子甜得一塌糊涂，一点都不涩嘴。

在郑州火车站的候车室度过了一夜。打算沿京广线去武汉。还来不及付诸行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人有些发热。我去到一家医院，量了一下体温，39.8度。这么高的体温有些出乎意外，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时候听大人说过，髙热要烧坏脑子的。我心里非常清楚，继续南下，是不可能了，“长城”是到不了了，“好汉”也做不成了，只有打道回府。

晚上，我想了办法登上了往上海方向的列车。上海站是肯定混不出去的，再说，“犯事”也不能在家门口啊。我计划在南京下车，然后买南京到上海的船票回去。船票便宜，只要三元五毛。

第二天上午到了南京。没能混出站，照例被带进了车站值班室。去这种地方，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知这次能不能遇上好心人。

值班室里只有一男一女两位值班员，都40出头，面对面的坐在拼着的两张办公桌前。

看到我这个没买票的，男值班员可来劲了，先是询问了一通，接着问我为什么不买票？我说插队落户没钱。然后把我随身带的包兜底翻了个遍，又把我的口袋从上到下摸了个遍，只有几个零钱。最后，他使出了“杀手锏”，叫我松了裤带，用手顺着我球裤腰带摸了起来。我一路上省吃俭用，仅有的一张十元钱给他搜出来了。唉！自认为最隐蔽的地方，其实是最不安全的，教训啊！

男值班员很得意地对着女值班员说：“看，还说没钱”。女值班员没有搭理他。我发觉这位女值班员一直没说话，眼睛既不看我也不看他，就盯着眼前的桌面。

男值班员搜出了钱就更来劲了，说我不老实啊。

废话，老实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一会儿又问我父亲的单位啊，电话啊，说要和我父亲联系。

嘿，想都不要想，有胆不买车票的人，怎么会去连累自己的家人！

一会儿又叫我拍个电报，叫家里寄钱来补票。

尽管我发着高烧，脑子可没被烧坏啊，寄钱补票？那我一路的苦不都白吃啦！

我一声不吭的站着。这男值班员也太闲了，好像“折磨”我很开心。看我不说话，他又说：我们这里抓着不买票的知青都关起来的，家里什么时候寄钱来补了票才放。还问我，是不是也想关几天啊。

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沉默了许久的女值班员似乎忍无可忍了，用不满的眼光瞟了他的男同事一眼，蹦出了一句：“你还没完没了了”！

因为有碍同事的面子，她只说了这一句。可这短短的一句话却有着许多内涵啊。我想，这句话的内涵应该是：一个大城市的学生，去到边远的农村插队，容易吗；何必要这样去为难一个还不满20岁的孩子呢；你家没孩子呀……！

都说，女人的心柔情似水。我想，做了母亲的女人更富有同情心，这是母亲的胸怀，母爱的延伸啊。

男值班员愣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过份了。于是对我说道：这样吧，这10元钱，给你留下4元，其余的去补票。就这样，我去补了6元钱的票，把补票单给了男值班员。出门时，我回头，用感激的眼光看了一下女值班员。

出了南京站，我才感觉到已精疲力尽。这时，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穿起带着的雨衣，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了公交站，乘上了到南京码头的车。到了码头，这时，离开船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了，我买了一张船票，上了船。到了吃晚饭时，我口袋里的钱也只能吃粥和馒头了。

10月24日，也是乘船的第二天上午11点，船进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从离开生产队到上海经历了15天的时间。回到家的兴奋让我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下了船，我到了64路公交站，这是到我家门口的车，车费一毛，可我口袋里只剩五分钱了，只够乘到我祖母家。想到父母还在上班，家里也没人，就先到了祖母家。

祖母看到我回来了，乐的不得了。马上给我炒了一大碗蛋炒饭，这时的肚子，就是两大碗我也吃得进啊。吃完了蛋炒饭，大伯陪我去了仁济医院。先量体温，39.9度，护士马上叫我挂急诊。医生又马上叫我验血。当我把验血报告给医生看时，医生好像有点懵了，验血结果都正常，再看我的精神很好，也不像体温有这么高，医生叫我再去量一下体温，结果还是39.9度。当我告诉了医生，我是从吉林回来的，医生明白了，说我的病是累出来的，没什么问题，开了些退烧药。

在祖母家吃了晚饭，我回到了家。父母看到我平安的到家了，好开心啊。父亲告诉我：“这些天，你妈在梦里老叫着你呢。”唉！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第一年，我们集体户基本都回家了。临近年末，对知青回家管得更严了。

听说，集体户劳新华，张德基，孙毅等人在安图站就被车站民兵抓住，关了起来。然后逃出来又爬装煤的车，弄的身上，脸上黑不溜秋的。一路上，有人把藏钱的小盒子丟了。有人从刚启动的货车上摔下来。没钱了，孙毅把头上的狗皮帽卖了……。就这样历经千辛的回到了上海。

集体户的女生小杨和小范借了老乡的衣服，打扮成农村妇女，但还是没逃过列车员的火眼金睛。好在列车员动了恻隐之心，她俩才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上海。

上海回吉林，我们常采取的是：先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安图。省钱且舒适。

　　插队的知青真的是很自由。知青的身份，农民的“编制”。原本都是学生的知青是人生第一次远离家乡，奔赴艰苦的农村，所以特别想家。这也是许多知青在插队的第一年就回家的原因吧。

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在家过了年，到了3，4月份，大地回春的时候，陆续地回到了生产队。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回吉林基本选择了坐船，上海坐船到大连，再由大连坐火车到安图。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坐船比火车舒适自在。

插队的知青，从第二年开始有了许多变化。就我们集体户来说，大家玩的少了，出勤干活多了。和老乡的感情深了，“偷鸡摸狗”的事也就不再有了。想家的心思没有第一年那么迫切了，所以，第二年基本上都留在吉林过冬了。

苦不怕 就怕病

农村的艰苦，苦不倒我们知青，但农村缺医少药，真的病不起啊。

第二年的9月中旬，我感觉身体不适，体温38度多，也没太在意。吃了自己带去的退烧药，过了一天，烧没退。白天，集体户的人都去干活了，我渴得厉害，集体户热水瓶的水喝完了，拿了一只大搪瓷碗去到老乡家要开水，出了老乡门，还没回到集体户，水就喝完了，还是渴啊，又去另一家要水，就这样去了几家老乡家要水喝。

下午，躺在炕上。队长临时找人干活，活很轻松，就是把我们屋后的一堆沙土配合装上牛车，再由赶车老乡送往后村，牛车来回一次要半个多小时，这段时间可以休息。队长找不到干活的人，问我能不能干？我想，就在我们屋后，干10分钟，可以休息半个多小时，也就答应了。我拿着铁锹到屋后，虽然浑身无力，也坚持装了一车。等车走后，头有点晕，腿也发软，我用手撑着铁锹把，想歇一会。忽然，我眼中的天开始旋转了起来，人和地也倒转了起来。以前，从书本上看到过天旋地转的形容，总觉得太夸张。这次，我是真真切切地尝到了什么是天旋地转了。我脑子很清楚，我支撑不住了，否则就要转倒在这沙土堆上了。我只能和队长说明了情况，回屋躺在了炕上。

第二天，热度上升到了39度半。我们集体户的孙毅在上海培训过赤脚医生，也从上海带了一些药和针剂。他一直很关心我的病，给我打了两针青霉素，但热度不减。我意识到，青霉素不能退去热度，我的病不是一般的病了。又过了一天，我的腹部开始疼痛，躺着还可以，一站起来就疼痛加剧，我不能老躺着啊，我只能弯着腰走路，以减缓疼痛。正巧公社医院有一名医生来生产队检查工作，我请他帮我诊断一下，他按了几下我的腹部，没有告诉我什么病，只在一张纸上写了几种药:维生素C，维生素B，B12针剂，叫我去生产大队的卫生站去问问有没有药。大队卫生站的老乡告诉我，维生素C和B没有，B12针剂有，因为是营养药，开一支要大队部讨论。（B12一盒是10支）我无语。

为了知道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我只能拿出“农村卫生手册”。（上山下乡知青每人都有一本）根据医生开的药倒查，看得的是什么病，最后查到的结果是“急性肝炎”。

又过了一天，他们说我眼白有点泛黄了。恰逢这天，有老乡家杀猪，集体户买了些猪肉，烧了红烧肉，每人一碗。那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猪肉是多美的事啊，可我看到了肉，感到恶心想吐，这些都是得了黄疸型肝炎的临床症状。

我从卫生手册上了解到，急性肝炎是传染性的疾病，没有什么特殊的药。肝肿大，会压迫胃而产生疼痛。必须卧床休息，增加营养。我知道，我必须回上海了。

又过一天，我到大队革委会开了一张去公社医院的介绍信，想去医院验血和开回上海治疗的证明。到公社医院来回十几里路，我只能忍着腹部的疼痛去。到了医院，医生说:没有验血的设备，叫我去安图县医院，这一天白跑了。

第二天，我去公社汽车站，买了张万宝镇到安图的客车票，这次真倒霉透了，客车坏了，来了一辆卡车代替。别的乘客都退了票。我想，我不能再来回折腾了，狠了狠心，只能做一回“拼命三郎”了。我一人上了卡车，车上放着两张长凳。这车是一路行驶，一路颠簸，我是坐也不能，站也不能，车颠一下，我肿大的肝就撞一下我的胃，那个疼啊！这车箱的前挡板比我高，我只能用双手拉着挡板的上面，使自己的双脚虚离车箱，以减轻腹部的疼痛。就这样，我承受了这辈子最受罪的三小时，到了安图镇。

在安图镇，我去找了在安图钢铁厂工作的上海邻居，他也是69年去安图的知青，70年6月就招工到了安图钢铁厂。我住在他的宿舍里。第二天去安图县医院，化验结果确诊为“急性黄胆型肝炎”。医生开了回上海治疗的证明。这天，我腹部的疼痛已减轻了许多，也开始有了食欲。这是急性肝炎进入了自行恢复的初期。

安图镇呆了两天，第三天回到了集体户。然后，准备行李回上海。

接下来的问题是坐火车回家治病，买不买车票？

我想：当时，学生有留城和上山下乡两种出路。留城工作的人，有工资，有劳保和探亲假。上山下乡的人什么也没有。同是城市青年，同是为国家建设效力，只不过，一是在城市，一是在农村，为什么待遇不一样，这不公平啊！既然国家照顾不到我们，我自己照顾自己还不行吗？！我这人，认死理，一根筋。我选择了不买票。这票款，由国家买单。我认为，我的选择既合情，又合理的。合不合法呢？那年代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所以，无法可言。

十年后，知青返城，国家把知青上山下乡的年限都计入了工龄。这迟到的待遇说明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乘上了回上海的火车，一路上肯定也碰上过查票，可能是列车员没有为难我这个回沪治病的知青吧，所以也没有遇到什么复杂的情况，也就记不清什么细节了。

虽然一路还是比较顺利，但途中也碰到一件至今仍记忆深刻的事。记得当时坐在我旁边和对面是几个人高马大的东北汉子。不知哪里又过来一个东北人趁我上厕所时占了我的座位。我回来时，看他们在聊天，也就旁边站了一会儿，可那人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于是，我对他说：这位子是我坐的。那人不但不让，还凶巴巴的叫我去别的车厢找位子。他们这帮人看我只有一个人，就耍霸道。我继续和他们理论，其中的一位东北人竟然对我叫道：“你再不滚，把你扔下去。”他话刚落音，登时，车厢前后站起7，8个青年，一个青年对东北人吼道：“妈了个B，你叫谁滚啊，你给我滚一个看看。”另一边戴眼镜的青年用手指着东北人叫道：“操你个M，你扔个试试。”我很震惊，怎么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的上海老乡，他们也是知青。这几个刚才还霸气十足的东北人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大眼瞪小眼的对视着，一句话也不敢回。这时，有两个知青走过来，指着“霸坐男”喝道：“再不滚，信不信把你扔下窗去。”这些东北人肯定听说过，当年的知青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说不准还真能把他给扔下去。这霸坐男站起来，灰溜溜地离开了。过了几站，这些东北人都下了车。

我很感激这些不曾相识，拔刀相助的上海老乡，他们大长了知青的威风，超级正能量啊！

火车到了江苏常州，我下了车，想买一张常州到上海的票，这样才能出得了上海站的大门。我拿着旅行袋也没混出常州站，还是被送进了车站值班室。

值班室里有两女值班员，看上去也就30多。我说：我是在吉林插队的上海知青，回家治病，也来不及等家里寄路费。我拿出医院的证明给她们看。其实，她们也没看，随便的问了几句。然后叫我把旅行袋放在值班室，让我先去外面吃些东西再回来，她们帮我去买车票，坐下午常州到上海的火车。我庆幸自己又碰到了好人，我到外面吃了饭，回到了值班室，坐了一会儿，她们告诉我，有一列常州到上海的始发车，最后面有一节不上客的卧铺车厢。于是，她们把我提前送上了卧铺车厢休息。我在车上，隔着车窗玻璃，心存感激的望着两位姐姐离去的背影。

回想起我的“逃票”经历，也就是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在“敢作敢为”的那个年纪有过几次。碰到了许多有同情心的好人。为什么？

我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出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和对知青的同情，当职责和良知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了良知高于职责。

我感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永远记得他们。

这次回上海治病，我没有提前告诉家里，怕他们担心。所以母亲感到很突然。第二天，母亲陪我去了医院。经过化验检查，医生说：不用住院隔离了，在家里修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在母亲的细心的照料下，半个月后，我就完全恢复了。

公社医院设备简陋，只能开证明去县医院。

我和蔡国明合影

后排左起：劳新华，孙毅，姜志麟。

前排左起：范莉莉，孙美娜，杨秀君。

左起：康仪，范莉莉，杨秀君。

左起：孙美娜，康仪，黄玲囡。

她们脸上灿烂的笑，足以融化冰雪。

站在冰天雪地中，却春意满面的范莉莉。

1975年夏天，我回到了集体户。劳新华从部队文工团回来看我们，大家简单的弄了几个菜，围着炕桌盘腿而坐。

这里没有城市饭店的灯火辉煌，没有满桌丰盛的菜肴，却有着城市饭店没有的那种温馨和乐趣。

左起：姜志麟，毛慰德，孙毅，劳新华，沈国杰，范莉莉，孙美娜，康仪，杨秀君。

插队生涯后几年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来年的春天。完全康复的我又回到了吉林集体户的那个家。这是我们插队第三个年头了。集体户的变化很大。插队落户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民“编制”的知青可以有许多出路。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集体户的丁永芳和宋正民以病退的方式先后迁回了上海。劳新华以一技之长在第二年的秋天被招进了县文工团，

继而又进了大连部队文工团。同去的邻居俞毓龙去了西安。黄玲萍和蔡国明分别去了图们造纸厂和长春汽车厂。

其实，从上山下乡的第二年开始，许多工矿企业就对知青进行招工了。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又经过了农村的磨练，这可是招工首选的好苗苗啊。当然，这也要感谢毛主席啊，他老人家只说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说“扎根农村”，哪个企业单位还敢到广阔天地来拔苗？！

从插队的第二年开始，集体户陆陆续续招工走了许多人。留下的继续接受再教育，继续努力。劳动表现也是招工推荐的依据。所以，大家干活的出勤率也很高。

说句实话，像我这种瘦高个体型，又不喜欢出汗的人，在农村吃老亏了。老乡有种偏见，在他们眼里，我的身板没有别人壮实，不是干活的料。其实，我干体力活，一点都不含糊，我不是那种“出工不出力”的人，可我“出力不出汗”呀。老乡检验干活卖力的标准是看有没有流汗。我和集体户小宋两人抬砖坯，几个来回，他汗流浃背，我没出什么汗，老乡的大拇指都翘向他，没我的份，憋屈啊！

经过了三年的再教育，我们变化最大的就是，不想着玩了，就想着干活挣工分了。这年，我是在年底回上海的。到了11月，吉林的山区已是冰天雪地了。冬天是打猎的好时机，雪地里会留下野兽的脚印。曾给集体户烧饭的吴大爷带着五条猎犬，两天打到了两只大黑熊，这可是大山里的奇迹啊。八只熊掌全让我们上海知青给买下了，2元一只。我拿了两只熊掌。这可是山珍啊，带回上海太有面子了。

12月中旬，我带着两只熊掌回家，先到大连，然后坐船回上海。到了上海，我拿着行李和熊掌走在路上，引来了众多路人的眼光，当然，不是看我这个穿着大棉裤刚从东北回来的知青，是稀奇我手中网袋里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我故意地放慢了归心似箭的脚步，让听说过而没见过熊掌的城里人长长见识，看看去长白山插队知青的收获，也顺便听听路人的惊叹声。

一路风光后，回到家，大家瞅着这稀罕物也高兴不起来啊。上海天热，这熊掌搁不起啊。看着掌背上又粗又长的毛，掌心上又厚又硬的松油，根本就没法处理，更别说烹调了。还好，我叔是饮食行业的，他联系了某大饭店的大厨师帮我们烹调，酬劳是送他一只熊掌。

猪蹄不能和熊掌同日而语，是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熊掌得以“山珍”美誉。真的美味吗？

两天后，我叔拿来了烹调好的酱熊掌，就像酱牛肉一样，一片片切好的。说真的，难吃极了。一是肉质硬，二是有一股很难闻的松香味。（熊喜欢爬松树，掌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松油，时间长了，松油味浸入到了掌里）再难吃，我们也要吃下去，这样我们也算吃过山珍了。结论是：熊掌没有猪蹄美味。

年复一年，插队落户也好几个年头了。知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没有接受文化教育那么复杂，那么漫长。两到三年的时间足矣，我们应该毕业了吧。我不能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农村劳动中去啊。既然招工无期，我心灵手巧，可以自己找门路去学工啊，不是说，“学会车、钳、刨，走遍天下都不怕”吗。于是，经朋友牵线，我去了浙江的鱼米之乡余姚，学习模具技术。

在余姚学了两年模具技术后，我想起了应该回集体户看看了，毕竟那是我插队落户的家呀，如果不在东北过一个冬，过一个年，那插队落户的生涯不算完整。于是，75年6月，我又回到了集体户，这时集体户已剩下不到十人。

既然回到了生产队，那就要干活。记得，那一年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学大寨挖梯田，把荒坡变良田。大寨精神是什么？就是大干，快干，起早摸黑的干，敢叫日月换新天。

我们那里是山区，少不了挖梯田的政治任务，还必须学大寨的精神。于是，起早摸黑地到山坡上垦荒，磊石，造梯田。政治任务就是，这梯田能否长好庄稼不重要，只要远望是层层梯田就是功绩。

我们也参加了挖梯田的任务。每天三点多起床，山区凌晨很冷，我们穿着棉衣，揣着干粮，扛着铁锹，拿着手电，披星戴月，踩着露水去到几里外的山坡。到那里，天刚蒙蒙亮就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晌午，拿出带去的窝窝头，火上烤一烤，就是午饭了。这活一直持续到初冬，大地结冻。

山区老乡有个习惯，就是收工后，顺便扛一棵树干回家当柴火烧。我们也学着这样。那年的生产队长是个高个，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有一次收工后，队长扛了一根有碗口粗，三米多长的树干回村里，我也扛了一根和他差不多的树干跟在他后面走。回村有好几里路，一路上，他看我不休息，不换肩，不喘气，就对我说：“你力也不小啊，平时看你干活也不赖”。哇，伯乐的眼光啊！我问队长，我虽然瘦高个，但体力并不比别人差啊！他说，这就是“个大力不亏”。我茅塞顿开，可不是吗，我身上的肉没别人多，可我这身骨头架子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呀！“个大力不亏”这句话，至今我都铭记在心，瘦高个的“护身符”啊。

吉林的冬天很冷，有零下三十度。滴水成冰。但它是干冷，不是南方那种湿冷，而且屋里暖和。如果在屋外，我们也只是冻手冻脚，不感觉身上冷，所以也就不容易感冒。

举几个例子看看冬天有多冷吧。如果到屋外上茅房方便，只能提着裤子回屋，冻僵的手指是无法系上裤腰带的。记得我年底回上海的那一年冬天，我睡得那个屋就剩下我一人了。晚上挑回两桶水放在屋里，用一把火烧了一点热水，炕有点微热，我睡在炕上，一个晚上身体没觉得冷，但眉毛上却有薄薄的霜。早上起来，两桶水已是两桶冰了，只能拿到小卖部的火炉上去化冰了。我在屋里用热水洗碗，洗好的五只大碗叠在一起，然后拿起最下面的碗倒过来，上面的四只碗掉不下来，牢牢的冰住了。屋里的温度少说也有零下二十度吧，

东北的冬天，冷不怕，就怕风。寒风凛冽，像刀割。集体户的小朱从公社回来，那天，北风呼啸，他的脸冻得麻木了，一进门，用手撸了一下鼻子，鼻尖上的一层皮没了，冻伤的皮肤不容易好，这样，他红鼻子持续了个把月。

吉林的冬天，也让人喜欢。蓝天下，洁白的雪覆盖着整个山林，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就像一幅画。踩着这厚厚的，软软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别有一番情趣。

记得，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毛慰德，杨秀君三人拿着大锯，手锯，斧子踏雪进山整柴火，后面还跟着老乡家的一条狗。冬天的山林很美，柔和的阳光透过树枝零零碎碎的洒在雪地上，远处的鸟啼声在安静的林中格外的悦耳。

我们挑了一棵大树，从离地一尺左右的地方锯了起来。当锯到大树快要倒下前，我们判断了树倒的方向，选择了躲避的位子。这很重要，树倒下时，哪怕一根树枝砸到也会要了命。我们按当地的习惯对着林子大呼“顺山倒”，以求平安。大树缓缓地倒下，压断了旁边的树枝，轰的一声倒地了，可出乎意料的是，盆口大的树干碰到了什么，突然朝我站的方向后滑了一米多，吓得我一身冷汗，如果树干再往后滑一点或者我站了前一点，那么，这世界就没有我什么事了。想起这事，还是心有余悸。

转眼，来到了76年的春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集体户过年。大年夜，我们按东北人的习惯吃饺子。用新黄豆做了一大盆老豆腐，切成块，放油里煎，超级香的虎皮豆腐，外酥里嫩。屋外天寒地冻，屋里暖和如春。吃完年夜饭，大家边磕着瓜子边聊天，其乐融融。后几天，大家各自到关系好的老乡家吃年饭。

在东北过了冬，在集体户过了年。春天来了，我又离开了集体户回到了南方。凭我还不成熟的手艺，被江苏溧阳的一家社办厂聘去当“师傅”。在这同时，我也策划着搞病退。文革结束后，好像搞病退比以前容易了，只要搞到符合病退的医院证明就行。

那年冬天，我和毛慰德，杨秀君三人上山整柴火。

我在锯树，乐着呢！

冬天大山里的乐趣，只有我们知青有。

毛慰德锯树

毛慰德在砍树枝

我和杨秀君在锯树干。后面堆放着我们整的柴火。这种生活是苦还是乐？你说呢？

知青“返城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已持续了多年，全国几千万知青奔赴农村，边疆，用我们青春年华缓解了文革运动给国家造成的困境，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知青的命运却被遗忘了。

这时，接受着再教育的知青没有忘记自己还在边疆，在艰苦的农村挣扎着，期盼着。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凭我们的这点文化知识改变不了落后的农村，再继续呆在农村，不但无所作为，我们的青春将被埋没，我们的前途将被断送。只有回城，继续学习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于是，云南知青点燃了“知青返城运动”的第一把火。全国知青积极响应。

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的这根尾巴不能留。

1978年10月，中央终于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

一场知青挽救自己命运的“返城运动”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就业。

事实证明，知青回城后，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在农村的付出。几十年后再看看，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从落后的农村涌向城市，移民城市。可想而知，当年知青的返城运动是多么的及时，明智和正确啊！

在这之前，我也已成功地搞定了病退。十年后，我的户口又落回了上海。看到母亲开心的样子，我心里甜滋滋的。以后，我可以天天陪在妈妈身边了。

知青回城，乐坏了许多企业，他们可以从中招到有一技之长，“召之即来，来之能用”的知青。我有幸通过了“应知应会”的技术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一家很好的国营单位。我庆幸自己当时学工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啊。

上山下乡整整十年啊，终于结束了知青的生涯，开始了每天按部就班，两点一线的城市生活。

摘自网络

摘自网络

面对中央派来的工作组，知青集体下跪。

让我们回家吧！

这一张纸很薄，但份量很重。它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把我送回了上海。

重返“知青的故乡”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但知青们没有忘记曾经生活过的第二故乡。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青春岁月的足迹；有我们挥洒的汗水；有我们怀念的老乡；有我们生活的坎坷和欢乐。

集体户的劳新华，张德基，孙毅，沈国杰，俞毓龙，谈建国，杨雨农和我，先后回到了那片久违的土地，重拾记忆中的那段岁月。

这就是我们四十多年前插队落户的村庄。

陪伴我们度过那段岁月的古洞河，依然是那么的美。大山后面曾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2017年6月，集体户沈国杰去了太平村。

沈国杰和老乡刘国栋的合影

我在2017年8月去了太平村。和我曾经的老乡朋友刘国栋的合影。何曾想到，我是他最后见着的知青了，年底，他去世了。冥冥之中，他好像等着他人生的最后的这张合影，因为四十多年前，我是他唯一和知青合影的人。感叹岁月无情，感叹人生苦短啊！

我珍藏着四十多年前，与老乡刘国栋的合影照片。

2018年8月，集体户俞毓龙携夫人，谈建国，杨雨农去了太平村。

俞毓龙和老乡回顾往事。

谈建国探望老乡

后序

　　上山下乡的那段历史，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探讨从没停歇过。

每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因地处农村的生活环境不同，上山下乡的模式不同，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就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我写了自己在吉林插队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最后，结合社会上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评价，谈谈自己的想法。

常看到有关知青的“青春无奈”和“青春无悔”的讨论。我认为，“悔”是个人对自己做出的选择和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心态评价。当时，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被上山下乡的，何来悔否？

“青春无奈”的提法，我觉得过于悲观。

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出于无奈，但并不必然就导致我们的“青春无奈”。路在自己的脚下，不能因“无奈”而消沉，悲观，颓废。要正视现实，要奋斗，努力，向前看，这样才能产生正能量。事实也证明了，有数以千计的知青都成了国家建设的人才，乃至国家的领导人。

在很多人眼里，上山下乡的知青是很苦的。我返城后，从没对人说过这个苦字。我对“苦”的理解是：说得出的苦不是苦，说不出得苦才是苦。

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城市要艰苦很多，但我们知青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们年轻，吃得起这个苦，我们的心不苦，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比起那些革命的老前辈，开国元勋，他们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打江山，建立了新中国。他们何曾想到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了自己的命，被红卫兵以莫须有的罪名一个个地揪出来，往死里斗，往死里整。这才是苦，心苦，说不出的苦啊。我们何苦而言？

有人说，知青的青春年华被荒废了。其实不然，世上诸事有失必有得，当我们失去了城市的一切的同时，我们得到了城市没有的一切。十年的知青生涯，我们接触了贫困的农村和朴实的农民；我们在广阔天地接触了社会，见了世面；我们在劳动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战天斗地，磨练了自己；我们正当风华正茂时，潇洒闯荡了一回“外面的世界”。

人生没有故事不精彩。知青岁月谱写了我们自己的故事；知青岁月就像一杯人生的鸡尾酒，五味杂陈，充满了酸甜苦辣；知青岁月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2017年秋天，集体户插友大聚会。

前排左起：蔡国明，丁明明，黄玲萍，黄玲囡，孙美娜，杨秀君，范莉莉，俞毓龙，康仪。

后排左起：谈建国，杨雨农，劳新华，张德基，姜志麟，孙坚，毛慰德，宋正民，沈国杰，孙毅。

岁月无情人有情，当年的知青都已老去，岁月逝去，记忆犹存，友情永在。老知青们不时聚集一堂，欢声笑语，回顾往事，不亦乐乎。

祝所有知青健康！快乐！越活越年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