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四）

昕

　　文革后期，父亲又开始继续向各地党组织寄信申诉，要求对他的历史问题重新审理。

　　但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各地政府组织和职能功能都还没完全恢复。父亲将申诉材料寄到湖南和广西的各级党组织后，一直等到75年2月，才接到广西高级法院的回复，说已将他的申诉信转给了梧州地区中级法院，叫他以后可直接与该院联系。

　　又等到了1976年1月，梧州地区中院也给他回复了，说已将他的申诉信转到了钟山县（原来的富钟县已拆分为富川和钟山两个县）法院，叫他以后可与钟山县法院联系。

　　1976年8月，又得到韶山区党委的回复，也建议他的问题应向原经手处理的单位申诉。

由于父亲在当时还是处于被管制时期，是不能随意走动的。只有寄信是他唯一能使用的申诉方式，信寄出后就只能在家无尽的苦苦等待，祈祷早日有一位青天大老爷看到他的申诉。

而经过文化大革命对公检法部门的冲击，以及后来辖区和法院的变动，他原来的档案材料基本都已遗失，而且处理此类陈案的政治气候还没到来，钟山县法院一直未能给予答复，这事就又拖了下来。

　　1978年十二月，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当时的政治气氛逐渐转暖。1979年初，有的行动得快些的省市，已开始对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逐步进行了平反。这时，母亲和父亲联系后与我们商量，由于她还不方便去韶山，就先由我们两兄妹在春节前去韶山探亲。

1979年1月24日，我们兄妹第一次去韶山。由于我们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分离了，这时见面互相都已不认识。按照父母的事先约定，我们提着用桂林三花酒的包装盒包装的礼品，刚走下火车，就被父亲看到，他手上拿着母亲发的电报赶紧跑过来，急切地问我们，是远平远清吧？这样我们终于相认了，我也才很难的开口叫了记事以后的第一声“爸”。这时妹妹看到满脸沧桑已显苍老的父亲，还不敢相信他就是我们的父亲。

当时包括爷爷奶奶和两个姑姑全家，老老小小有10多人进站台来接的我们，表弟和表妹们围着我们跑过来跑过去，大家都兴高采烈，场景充满了浓烈的亲情，非常的感人。

　　由于当时父亲还没被解除管制，和爷爷奶奶仍住在沙洲坝一块菜地中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父亲他们带我们到家后，看到土墙上挂着的镜框里已发黄的父母结婚照，以及一些我们兄妹小时的照片，我们才确定了是回到了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家。

晚上睡觉时，我是和父亲睡一铺床，一个人睡一头。半夜我醒来，感觉到父亲一直在轻轻的抚摸我的脚。望着透光的竹篱笆房门和四面透风的土墙及屋顶上铺盖的茅草，看到屋里破旧简陋的陈设，想着他们承受的政治重压和艰难的生活环境，我不禁黯然泪下。他们是那么的孤立无助，所有的灾难都由他们承受了，而我却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不能为他们减轻任何苦痛。由于怕被父亲察觉到我醒了，一直都不敢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又睡着了……。

第二天，父亲特意借了两部单车，领着我们走东家过西家，把周围远近亲戚家都走了一遍，让大家看到，他的儿女终于回来了。也难怪父亲那么高兴，终于见到了分离20多年已长大成人的儿女。我们这次回去，尽管父亲还没得到平反，但也相当于向家乡的亲友们宣示:我们骨肉分离的苦难日子将要结束了。

　　经过父亲的不懈催促，1979年3月，钟山县法院终于也给他回复了，他的案件重新调查已在进行，叫他安心等待。

　　1979年5月，钟山县法院理解父亲急切的心情，又回复父亲，他的问题县委已研究上报，还要等地委审批后既通知他。

　　父亲在1979年9月17日终于获得了平反。

对于他的案件，钟山县法院复审认定：1955年审干时，仅凭1949年初那个晚上，他被叫到了车间事务员家就认定他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况且那个反动组织并没有成立。他不但没有做过任何有损革命的事，还主动带领了部分工人，并携带了一些工具去参加游击队（这实际上是韶山地下党交给父亲的任务。由于没找到曹同学作证明，因此法院也还不承认父亲当时已加入了党组织，只能算他的自觉行动）。后来由于他为自己所遭受的冤屈进行正当的申诉，1958年又被判定为反革命罪，这也是错误的，向党组织申诉本来就是党员的正当权利。他公开向报社反映问题也是正常的，也不应该因此定罪。而且，即便他原来当人事科长期间安排过有历史问题的人，那也只是工作中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能作为判定反革命的依据。因此，钟山县法院撤销了1958年9月富钟县法院对父亲的判决，宣告了父亲无罪。

至此，在父亲从1955年9月被贺县公安局关押算起，经过了24年后，沉冤才得以昭雪。人的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和能正常工作的时间有多少年？父亲最终总算在经历了多次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们一家艰难屈辱地熬过了20多年不堪回首的日子后，终于能够伸直了腰杆，并终于盼来了全家的团聚。

　　父亲原来的案件被宣布为错案后，1979年11月，平桂矿务局既下文，恢复父亲的党龄和工龄，并收回重新安排工作。

　　由于当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公检法的冲击和辖区区域的变动，父亲原来的档案材料大多都已遗失了，重新找证人整理材料重新建档时间会拖得长。而且当时也没有原来和他单线联系的那个曹同学的音讯，他的入党时间和在11厂那段时间的地下工作经历无法证明。自己更怕的是夜长梦多，万一政策又有变化，再次跌入苦难的深渊。所以父亲就还是请了那两位1938年前入党的原来韶山地下党组织的老领导毛亮生和毛特夫（原来就是他们要求父亲发展人员和携带枪支到游击队），按照他到了游击队的时间为他重新做了入党证明，并重新建立了档案。尽管入党时间被推迟为1949年4月了，但平反重新建档工作就较顺利了。

　　当年韶山的老领导毛亮生还来信劝父亲不要再纠结入党时间了，这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且他们也老了，工作还忙，身体也不大好，尽快把平反的事办好才是大事。

局里在重新安排工作时征询他的意见，愿意到区冶金局还是到平桂矿务局驻桂林办事处工作？由于家庭分离了那么多年，父亲总感觉对子女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愧对家人。为了多和家人在一起，尽量弥补遗憾，他就选择了到桂林办事处工作，担任了付主任（未安排主任）。

　　父亲得到平反后，母亲当年因为父亲问题被处分的依据也就更不成立了。平桂矿务局党委在80年4月份又下文，认为既然父亲当年的案件是错案，那么当年对她因为同情丈夫而被处分也就是不当的了。而且她原来在丈夫被关押后为丈夫送衣物，也是人之常情，当年由此对她的处分是错误的，因此也撤销了原来对母亲的处分。

　　父亲获得平反后，意外地又获得了那个引导他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学曹伟如的信息了。原来，当年有个很同情父亲的叫陈传然的同学（注），经过自己多方联系，终于在1974年联系上了曹伟如，并把父亲的遭遇告诉了他，希望他能为父亲以前的经历作证明。

　　原来曹伟如临解放前为逃避国民党的抓捕，又辗转到了东北一个核工业基地 ，那是一个保密单位，所以当年被审查时，父亲一直找不到他。

曹伟如接到陈传然的信后，回信给陈传然，叫他如果有可能，代向父亲问好（因父亲当时还被管制，一般人也不敢与他联系）。并说他还记得以前的事，可以作证明。但原则上，这种事情应该通过组织进行。

这封信最终转到父亲这里时，父亲的平反工作业已完成，新建的档案材料也早已归档，因此父亲也不想就为了把入党的时间再提前一年多而重新又去折腾了。

　　父亲平反回来后，马上又和母亲重新办理了结婚证，我们终于又成为了名正言顺的一家人。父亲对我们兄妹文革时期改名字的事也理解，也不要求我们改回原来的名字了。他说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代号，现在的名字已用了那么久了，同事朋友们都已认这个名字了 ，再改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没改回原名“毛远平”了，但我的儿子出生后，还是给他归宗姓“毛”。

　　父亲恢复工作后，和母亲还想去找原来帮照顾我们的那个老阿姨的。但经多方打听，那个阿姨文革时期因为成分不好，被驱赶回了广东老家，不久就已去世。因此父亲就只能给了一笔钱给她家人，以表示对阿姨和她家人的感谢。

注：陈传然是父亲在11厂技校的同学和工友，也是那天晚上被车间事务员叫到家里的另外两个同学之一。当年国民党要抓父亲和曹伟如时，他也曾向父亲通风报信。他是在湖南临解放前跑到游击队，找到了父亲，被留在了枪械修理所工作。解放后调到了陕西一家国防工厂。

我猜测，49年初那晚上的事，是否是他在肃反时无意中提及的。结果是虽然他没有被打为反革命，但也影响了以后的工作 。后来他知道父亲为此遭受的惨状后，可能心里内疚，就一直在找曹伟如，想叫他帮证明父亲在兵工厂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联系上曹伟如后，因当时还是文革期间，而且父亲当时还被管制，他又不敢与我父亲联系，那封信就只能一直收着了。到后来听到父亲获得平反后，才又把那封信转寄给了父亲，但已用不上了。

由于当事人都已离世，这些只能是我的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