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欣载懽，既寿且康--吾师刘用聚

江宝章

江宝章

得知用聚老师今年已经92岁了，同学们内心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老师福人高寿，忧的是耄耋之年，不知老师是否依然康健。

自从2005年用聚老师参加我们毕业30年的同学聚会后，因为旧房拆迁，用聚老师就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今年国庆节同学再度聚首，都说一定要找到老师。几经打听，终于得到了用聚老师的新家地址和电话。几天后，几个同学相约去看望老师。在一片新住宅区中，终于见到了暌违14年的用聚老师。老师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用拐杖，思维清晰，每天下午还能自行下楼与邻居打打麻将或纸牌，怡情悦性。同学们见状大感欣慰。

岁月仿佛是一堵斑驳的老墙，而那些经年不灭的记忆就是老墙上迷离闪烁的光影。

1973年2月，开学第一天，福州第十一中学高中二班同学迎来了新班主任：一米八左右的高大身材，黑黑的皮肤，外表与文质彬彬，气质儒雅之类的形容词似乎也不沾边，反而更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没过多久，大家就打听到，这个班主任原来还曾是志愿军炮兵，经历过战火与硝烟的洗礼，内心多少有点英雄情节的少男少女们隐隐生出些许敬意。

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外表朴拙健硕的用聚老师，性格却极其温和，说话不疾不徐，处事沉稳不躁；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颊上浮起两朵若隐若现的笑涡，给人非常戆厚亲切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从不曾见过用聚老师高声大气地训斥过学生，有时即使生气他也是一派和风细雨的模样。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政治运动如暴风骤雨使社会方方面面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学校一会儿停课，一会儿复课；学制也发生了变动，好象要把中小学的学制从各6年分别改为4年和5年。在新旧学制的衔接过渡中，我们那一届，小学实际念了6年半（1964.9--1971.1），中学念了4年半（1971.2--1975.6），其中高中2年半（从1973年春到1975年夏天）。学习期间加入了大量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实践活动，长则一个月，短则半个月。有时到山区分校劳动，一去半年。也因此，用聚老师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比往届学生都要长，都要密切。每当离开学校参与社会实践，老师既要操心我们的学习，也要操心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老师既是师长，也是半个父母。

那是一个知识贬值，也无人关注学业的年代。学校对教师的教学没有考核，学生的学习也完全放任自流，凭各自的兴趣或自觉。在那样的背景下，用聚老师不可能特立独行，逆潮流而动，只能凭着师者的良心，尽心尽责地教好书，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用聚老师教的是语文。那时，我是班长，对语文较感兴趣，作文也不时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张贴，自然受到用聚老师更多的关注。

记不得具体是什么时间了，有一天，用聚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宝章，你知道什么是吟诗吗？”吟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诗不就是念诗吗？“不对，我吟给你听。”用聚老师说。然后，他一边轻轻地摇头晃脑，一边用一种又像歌唱又像朗诵的腔调吟诵了一首唐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古人所谓的吟诗的样式，感觉音调有点怪。

一次课间休息，用聚老师走过来对我说：“宝章，我来考考你，知道《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之’是什么意思吗？”我一时愣住了。文革期间，教学本来就不正常，古文教学更是少之又少。对古文“之”的含义，我只知道作为结构助词的“的”和作为代词的“这、此”“他、它”，却不知道还有作为动词的“去、到……去”的含义。那是我从用聚老师那里学到的，也深感自己知识的肤浅。

某次到军营学军，我发现部队的文化干事有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今天我们知道这本书有明显的缺陷），翻阅之后我被里面引用的大量诗词吸引住了。要知道那年代，要找一本古诗词并不是太容易。我向那位干事借阅，他却坚拒不肯。我知道他是担心书一旦借出去了有可能一去不返。素昧平生，他怎能轻易相信我呢？他也是一个爱书的人。求书急切的我如五爪挠心，无奈之下找到用聚老师，请他出面向那位干事求借，保证一周后归还。老师面子终究不好驳，干事松手了，我如愿以偿。为了能拥有这本书，我用了几天时间硬是把整本书抄了下来。这本手抄本一直伴随到我大学毕业，遗憾的是后来搬家时觉得不再有价值给扔掉了，否则，它不是可以见证我那段如饥似渴的求学时光吗？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知，就是这样在用聚老师的引导帮助下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

文革期间政治事件多。每逢重要节日或发生某个重大政治事件，学校都要出墙报或举办联欢会配合形势。因为还能写点文字，用聚老师基本上就把为墙报写文章和为联欢会节目编写脚本的任务交给我和其他几个同学。

1974年国庆节前，用聚老师对我说，国庆节快到了，你给墙报写点东西吧。那段时间，我初窥唐诗堂奥，完全沉醉在它美丽的光芒中。心慕手追，神魂颠倒，某夜，竟于梦中得五言绝句二首，活脱脱现代版的香菱学诗。（偷笑。）李白的奔放，杜甫的沉郁，乐府、古风的随性自在，最契我心。于是，我便仿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用古风写了一首《闽江秋月》（今天看来，一些地方连韵脚都未必正确），内容则虚构了一位渔民的忆苦思甜。那个年代的经典题材！（偷笑。）

不久，全国性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活动也波及到了学校。年段要出一期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墙报，用聚老师又把任务交给我。写什么呢？那时，魏国大夫西门豹是被划入法家的，他的治邺故事备受推崇，那就写西门豹吧。原来打算写个一千来字就行了，没有想到下笔后，故事的构思越来越大，想收笔却欲罢不能。每天晚上，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疾书，连修改都顾不上，第二天上午将2000余字的草稿交给老师。如此连续十余天，最后竟写到3万余字。这显然与墙报无关了，但用聚老师却不阻止，任由我信马由缰地写下去，他或许是有意识地让它作为我的一次宝贵的练笔吧。

       用聚老师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但并非对现实没有感觉。或许感到目前的教育状况在误人子弟，有一次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宝章，你应该到图书馆去看看书。”我明白他的意思：光靠课堂的那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找个周末，我跑到福建省图书馆。我记得我借出的第一本书是《三国志》。打开书，没看几行我就傻了。我像是咬到了一枚坚硬的果核，那些文言文硌得我牙齿生疼。我才知道，陈寿不是罗贯中，《三国志》也不是《三国演义》，正规史志与话本小说相去甚远。那以后，图书馆就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以及其他大量此前未见的书籍，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学史有了最初步的系统认识。几十年后回想，当年用聚老师的建议何其用心良苦！何其宝贵！
       1975年高中毕业后，老师同学风流云散。谁也想不到，一年后，中国的政治局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过一年，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众多学子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改变了命运。国家逐渐恢复了秩序与生机。
       风起云涌，波荡不已；白云苍狗，浮光若梦。四十多年光阴倏忽而过，当年懵懂的少年如今大都已青丝飘雪。人生际遇不同，境况各异，但社会总体上进步了。欣喜的是老师依然健旺，那是一份多么深厚的缘分！
       黄昏时分，与老师依依惜别。回望小区，惊讶地发现老师仍然站在高台上，沐浴着一身温暖的余晖，一直在目送我们离去。那一刻，时光仿佛突然回到了四十多年前，这双眼睛也曾无数次像这样默默地、深情地注视着我们。我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请为先生祷（让我为老师祝福）：载欣载懽，既寿且康！幸甚至哉！


（2019年11月1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