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手术经历

草叶

作者——草叶

十月二十八号早上不到五点，我就出门了。独自坐地铁赶往纽约大学LANGONE 医学中心的门诊外科手术楼，我将在那里接受肩关节的内窥镜手术。就是在肩膀周围打三个洞，在内窥镜下做手术。与国内的情况不同，在美国，基本上所有的内窥镜手术都是在门诊完成，无论是腹腔手术还是四肢手术，麻药醒过来后，当天回家。医生会和病人约好复诊的时间，手术后，医生办公室的人员会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

预约的时间是早上六点。一路上我没想别的，只希望地铁运行正常，能让我按时到地方。整一个小时后，六点差五分，我跨进了手术楼的大门。见大厅里只有两个人，应该是一个病人，一个陪伴的家属。见我进门，前台注册室一个高高胖胖的秘书和我打招呼。我走上前去自报姓名和医生的名字，他确认以后，让我在大厅的休息区等待。几分钟后，我被叫过去，在一个有间隔的桌子前坐下，对面是一个女的工作人员先是问了我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将要手术的位置，然后和气的对我说，“我需要你填一些表格”。我说“可以”。表格包括我的个人详细信息，既往病史，过敏史，家族史，目前用药情况，我的家庭医生信息以及我的医疗保险信息。这部分结束后，她又问了我几个问题，要我作出回答，“是”，或者“否”。其中包括是否知道手术的危险性，是否同意医院共享我的医疗信息，是否同意捐献器官，我的妈，有点像是签生死状。我想也没想，全同意，签了字。表格填好后，她递给了我一本医院的情况介绍以及手术的注意事项，就又让我去休息区等待。

这时，大厅里又有人进来，都是三三两两的，也就是说每个病人至少有一个陪同吧。我坐在沙发椅里，拿出手机看小说，看了一会儿，好像觉得没有看进去一个字。抬头看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有点渴，但不能喝水，因为是全麻手术，我从昨晚就开始禁食禁水了。百无聊赖之下，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从五月底肩膀肱骨头骨折到现在已经有五个月了。开始是非移位性的，吊带吊了四个星期后，未见明显改善，六个星期后发现变成移位性的骨折了，没办法，就让它继续长吧。开始做物理治疗。一做就是一两个月。虽然说肩膀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进展很慢。九月份回国一个月，基本没有管它。十月初去检查时，医生说要做肩关节和肩袖的修复手术。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此没有任何过度的反应，就像医生跟我说要吃药或者锻炼一样平常，该干啥还是干啥。我告诉我在国内工作的先生这事儿，他很紧张，也很担心，要请假回来。

我说“有这个必要吗?，没事的，一个小手术而已，我当时骨折了都没请假，这回也就是小菜一碟”。

不过我担心手术后怎么回家的问题，因为按规定，全麻手术后必须有人陪护回家的。为此，我们商量后，联系了一个年轻朋友来送我一趟。她是国内来这里学习的交换生，我们叫她小汪，比我女儿大一点。孩子很热心，要全程陪同，我婉拒了，不想太耽误孩子的时间。而且真的也没有必要。

当然，我也不是像木头人一样什么都不想。有一次，跟我先生打电话时，我无不担心的说“手术后，我肩膀上就有疤了，以后怎么穿露肩的衣服和裙子啊”。

我先生听了这话，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都什么时候了，不想想手术恢复的事情，不想想以后肩膀功能的问题，竟会去想露不露肩的事，以后不穿露肩的衣服了。”

也许我这个人是有点问题，不分主次，不抓重点吧。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赶紧睁开眼，站了起来，这时一个护士拿着一个夹子正向大厅走来。我应声走向她，她说“跟着我来”。我看了一下钟，7点10分。我跟着她进到一个门里面，穿过走廊，她让我进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上有一台电脑。她打开电脑，又开始问我一遍——姓名，出生日期，手术位置。核实后，她拿起椅子上的塑料包，边打开，边说“你先换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换掉啊，包括内衣内裤，鞋子袜子。”

她把所有的东西都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给我后，说“我一会儿进来”。

我换上了白色的一次性内裤，穿上淡紫色的倒背手术服，套上浅灰色的袜子，带上淡兰色的帽子，坐在椅子上等待。我仔细地看了看手术服，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可以打开的口子，只是黏贴起来而已，需要时在合适的地方打开即可，这样非常方便。

大概十分钟左右，她敲门进来，为我测了身高，体重，我知道这是为了计算体表面积，好掌握麻药的用量。她然后为我测了血压，心率，体温。她说，“你血压很正常啊”。

我回头看了一眼仪表盘，血压值114/76，心率是100，我说，“哎呀，我的心率很快”。

她笑着说“你一定很紧张吧，没关系的，别害怕”。

其实我的血压也升高了，我平时的收缩压没有超过100的，前段时间体检，血压可是95/58。

她然后说了声“医生马上过来”，就出去了。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其实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是害怕和紧张的。我这会儿觉得有点冷，有点发抖。门外有个护士问我要不要毯子，我说不要，强打起精神来。

一会儿，我的医生 Dr.Stein进来了，伸出手和我握手，“早上好”，他说。我也回复了一句。他也来核实了一下名字，出生日期，手术位置。我觉得好笑。他已经给我看了三个月的肩病了。但我也知道这是程序，是规定。他随即用记号笔在我的左肩上划出记号DS。接着，他跟我谈了手术后的注意事项。并告诉我，止痛药已经在我家附近的药店下好单了，回去后直接到取。最后，他说“我去换衣服，一会见啊”，又和我握了一下手，走出去了。

紧接着，又一个护士进来，又是老一套，问一遍姓名，出生日期，手术部位。她看了一下我肩上的标记，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什么，出去了。很快，进来一个年轻医生，他自报家门，姓YANG（应该是姓杨吧），是我的麻醉师，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住院医师。他们俩分别和我握了手。接着，麻醉师像其他人一样，上来还是问了一遍姓名，出生日期，手术部位。然后他看了一下肩上的标记。随后他拿过一个IPAD，打开页面，让我分别在普通麻药和局部长效麻药的地方签字。他告诉我，他会通过静脉给我注射全身麻醉剂，手术完成时，再在左肩和脖子交汇处打两针，一针是麻药，封闭肩丛神经，可以使整个左肩和左臂麻醉12个小时，还有一针是注射一种针剂，可以保持整个胳膊的温度。他解释完后，在我脖子下靠肩的位置又作了个记号。在和前面这个护士进一步核实了我的信息后，他让我在一个本上再次签字。

他出去了一下，回来时，手里拿着针筒和静脉注射针。我赶紧说，“我先去一下洗手间”。他说，“我还是先给你打上镇静药，你再去，我会把针管拿掉的。”

我只好让他先打上针，然后，他把针头留在血管里，用胶带贴好。

当我从洗手间出来时，护士已经等着我了，“跟我来”，她说。我乖乖的跟着她走。一边走，她一边问我“正在服用什么药物”? 我说“没有”。她又问“平时吃什么药?” 我还是说“没有”。她转脸看着我说“你什么药都没有吃吗？” “噢，什么药都不吃，” 我又补充了一句“有时候吃感冒药或者是咳嗽药吧，这个算吗？” 她笑了，说这个不算，然后说“你身体好棒啊”。我嗯哼了一下算是回答吧。

在手术室门口，我看到我的医生和他的助手正站着说话，他看见我们，说了声“一会见”。我就跟着护士走进了手术室，一进去，吓我一跳，里面站了七八个人，包括麻醉师，影像师，以及前面见过的护士。这时带我来的护士招呼我说“你向大家问好，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我照办了，他们一一和我握了手，我回头跟那护士说，“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我想差不多也就三四个吧”。她笑着大声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今天，我们一起为你工作，所以，你不要担心”。

她和另一个护士一起安排我躺到手术床上，给我盖上加热的毯子，给我腿上也绑上加热的收缩套，主要是防止麻醉期间，出现血液流动不畅导致血栓形成。

心电，脉搏，血压，一切监控很快就连上了，麻醉师给我接上输液瓶。恍惚中有人给我罩上氧气面罩，我突然觉得有点憋气，但只呼吸了三口，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像熟睡了一觉，这一觉连梦都没有做，我睁开眼睛，一时半会说不清在哪里，抬头正好看见一个挂钟，指向10点15分。又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看向四周时，明白了怎么回事。我现在已经在手术后的恢复室了。我突然有些后怕的想，在过去的几个小时，我完完全全是没有知觉的，什么都不知道，似乎连灵魂都不在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手术后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任何意外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在各种表格上签字画押，即说明我承担了一切事后可能发生事故的责任。而我能连眼都不眨一下就签下生死状，这背后的支撑源于两个字——信任!

可能听见了我的动静，一个护士过来叫我的名字。“你好吗？感觉怎样?”她问。“我挺好的”我说。 她查看了一下我的各项指标，说“都正常的。” 我向她点了一下头。好像又睡着了。等我再醒过来，就真的好多了。我的挎包和装有我换下的所有衣服的塑料袋在我床头的椅子上。她过来问我想不想喝点什么，她说了几种饮料，我说姜汁吧。她把我的床头摇起来，然后到冰箱里给我拿来了一罐姜汁和一包饼干，她帮我撕开饼干的包装袋，把饼干倒到小盘子里，又打开饮料罐，插了一根吸管，放在床上的食物架上。饼干太硬，我只吃了一小块，喝了些姜汁，我确实太渴了。快11点了，看我有点坐不住的样子，她问我是不是想起来了，有没有人过来陪，我说有的。我请她帮我把包递过来，拿出来手机。打开一看，小汪早已在大厅等我了，她说她八点多就到了。我赶紧告诉护士，请小汪进来。在小汪进来之前，护士把心电监控器拔掉，血压套取下。在此之前，好像是每十分钟量一次血压。等小汪进来后，护士再次问了一下我的情况，证实我可以走路了以后，她帮我把输液管拔掉。拿出冷敷带，绷带等让我带着。她拉上帘子，我换好自己的衣服。

真要站起来走路，我还是觉得有点晕，我们在大厅又休息了一下，这时，我的医生过来跟我打招呼，又强调了让我24小时后要开始做一些运动了，否则容易出现黏连，伤口也不容易长好。另外每天都要坚持做冷敷3-4次。这点和国内不同，国内提倡热敷，而这里是要求手术后做冷敷。

差不多1点，我们回到家，刚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在响，等我走近时，已经断了。小汪扶我坐下，帮我把东西收拾好。孩子还为我买了鲜花。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来，听出是药店打来的电话，告知药已经准备好，可以去取了。

我不方便活动，就让小汪在我家自己煮点吃的，她执意不肯，要出去吃。我觉得自己呆着应该没问题，所以赶紧让小汪回去。她离开前，帮我把外衣脱了，换上睡衣。说实在的，我心里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耽误孩子这么长时间。

小汪走后，我先是躺在沙发上休息。由于麻药的作用，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觉得头晕，不时犯点迷糊，但又睡不着。这时候的整个左臂没有一点知觉，没有一点神经，肌肉的支配力，完全不受我的控制。一切都要用右手去帮忙，只要右手一疏忽，左胳膊就不知道上哪去了。拉着这只胳膊，我好像捏着一条正准备用来揪剂子的面棍儿，或者是一条没有骨头的肉棍。任我如何努力，它都纹丝不动，或者就是按自由落体运动而下垂。盯着这只手，我突然想到了许多中风病人，许多由于各种各样的神经疾病导致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丧失了功能的病人，其原理和我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正是这时，我觉得我一下子从更深层面上理解了他们的痛，他们的难。我的难只有十二个小时，很快就会过去，而他们的恢复时间是未知的，甚至是没有时间的。我现在是切身的体会到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康复有多么难，多么痛苦。对那些永不放弃努力的人来说，是真的需要有特殊的意志和精神，是真正值得敬佩的。

晚上睡觉不能平躺，我靠在两个枕头上，胳膊下还垫着枕头，整个人就在被子和枕头的包围之中。都说“高枕无忧”，其实高枕哪里可以无忧，根本睡不好。第二天早上，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左肩已经有知觉了，也受我控制了。正是这个长效的麻药，让我免去了很多手术后的痛苦。

手术后的伤口除了有消毒纱布覆盖，整个左肩的手术区域最外面还用透明胶布封闭，这样手术当天就可以洗澡。按医生的嘱咐，三天后我要自己把封闭的绷带解掉，然后用创可贴了，因为伤口不能捂的时间太长。其实从第二天开始，我就觉得塑料薄膜粘着皮肤的地方有点痒，我知道是过敏了。周四晚上洗过澡以后，我小心翼翼地揭开透明胶布，又小心翼翼地把纱布拿下，再小心翼翼地把粘在伤口上的最后一层敷料揭下。整个过程我是异常小心，聚精会神，全然不顾其它一切。说实在的，自己去清理自己的手术伤口，从心理上讲真是件具有挑战性的事，紧张是免不了的。待我把三处伤口清理完，准备贴上最后一张邦迪时，我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两腿发软。咬牙把邦迪贴上后，我扶着厨子，摸到床边，便一头栽到床上。躺了一会儿，似乎好一点，但还是浑身发软。我闭着眼睛想，“是不是给朋友丽娟打个电话，或者给十红联系一下，让他们明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如果没有人回，就呼911。”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过来，觉得还可以，只是有点累，反正不去上班了，再休息一天。过后，我告诉我朋友这事儿，她们都说，“你怎么不叫我们，胆子太大了，万一出危险呢，怎么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 幸好，没事。

定在两周后拆线。那天上午，我去见医生 Dr. Stein，他先看了一下伤口，又让我做一下抬臂的动作。然后，他拿着那种尖头的手术刀和镊子进来给我拆线。我问“你不用剪刀拆线吗?” 他说“我喜欢用刀子，对我来说，刀子更容易使。” 我没敢看他是怎么拆的线，只是咬着牙，两手交叉紧握。我猜他一定是用刀子挑断线，再用镊子把线揪出来。“一，二，三”，他嘴里喊着。三处刀口的线拆完后，他说“OK，四个星期后我们再见， 每天都要锻炼哦。”

新一轮的康复治疗在手术后一周就开始了。希望这次是个新的开始，让受伤的肩完全恢复正常功能。

草叶

更新于11/24/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