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悲歌：抗战时期"北大骄子“岳增瑜被死冤案

潞邑

　太行悲歌：抗战时期"北大骄子“岳增瑜被死冤案

　　岳增瑜，字怀瑾(1905-1938)，山西省平顺县老申峧村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早期党员，20世纪30年代北平学运领袖，抗战初期上党抗日武装先驱，太行山上的传奇式人物。1938年9月19日被诬陷杀害，年仅33岁。1988年9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作出了为岳增瑜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沉冤终被昭雪。

岳增瑜 1 90 5年 1月 5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老申峧村。据说其祖上为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三子岳霖后裔。传说岳飞当年在风波亭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岳飞的后人被强行遣散辗转到四处。明洪武四年，岳飞第十一代孙子，也即岳霖的后裔岳孟冬被迁往山东，因途中患病行路难，走至古黎城县豆口里东庄村（今平顺县石城镇东庄村）时便留在该地养病，后来就在东庄村落户。东庄村至今有700多年，岳氏后人在此繁衍至漳河岸二十多个村庄，其中包括老申峧村的岳家。

岳增瑜的父亲名字叫岳树芳，母亲叫王秀梅，本村人。岳树芳因父亲早逝，由母亲带着年幼的六个儿女靠给人家缝补度日。岳树芳作为家里的长子，十多岁便给财主扛长工、打短活，为家分忧，维持生计。虽然当时家贫如洗，但是岳树芳的母亲很要强，仍坚持送岳树芳到东庄脑庙上读了三个冬天的私塾，使他初通文字。岳树芳后来遇到一个好心的私塾先生，该先生懂医学，看其脑子灵活，便在空闲时除教岳树芳学文、学医。岳树芳非常勤奋，刻苦好学，冬日昼短夜长，他白天上山打柴，晚上便常常学至半夜更深。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学习上大有长进。岳树芳在三十岁左右，便开始在豆峪村给人家当起私塾先生来。虽然名为教书先生，但最初人家给他的待遇也和长工差不多，只是不用给主家下地干活罢了。岳树芳成家后，由于生活窘迫，他常把小米装入一个小布袋内 ,煮饭时放在锅内煮一会儿 ,就取出来供下顿再煮。全家人喝这种米水就糠菜炒面生活 ，乡人便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坐月子先生”。 岳树芳后来他潜心钻研、又加深自学中医，成为名噪乡里、德高望重的好中医 。岳增瑜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贫穷但尚得温饱的乡村中医之家。

　　说到岳树芳这个名字，这里讲个小插曲。大概在几年前，当时的长治古玩市场还在东街的城隍庙院内，我在该古玩市场的旧书摊上淘到几本旧书籍。其中有雕版石印的《大学千字文》、《山西杂字》、《十字百家姓》，有民国时期的《新学制常识教授书》、《北京同仁堂丸散膏丹药目》，其中《小儿喃夫子》属于手写本。并且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标有岳兴茂的名字，有的上面还盖有红印章。当时该书摊上标有岳兴茂的名字的书籍有好多，我下手晚了，剩下几本标有岳兴茂的名字的书我全要了。摊主说若全要了便宜，每本按10元算。我也算捡了个小漏，几本老书籍不算，仅《北京同仁堂丸散膏丹药目》这一本，现在也得好几百元。淘到书后，我就想这岳兴茂是长治地区的何许人呢？家中能拥有这么多的书籍，应该也不是普通人家吧？随后，我便拿着淘到的这些书找到长治《红色太行》报主编杨宏伟老师处请教，杨老师当时在城隍庙院内租的房子开古玩店。看到标有岳兴茂名字的这些书，杨老师说他前些日子也淘到本标有岳兴茂名字和印章的医书，并且还淘到有平顺县岳增瑜在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校的毕业证，证上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校长为程如壁。另有山西省立第四中校的奖章和岳增瑜的名片。岳增瑜的名片上印有：北平东城银闸十六号，是岳增瑜在北大任教授时所住家址。于是，我们就联想，这岳兴茂是否与岳增瑜有关联呢？推测依据有三：其一、根据名字推测。旧时的人分姓名及字称。如：岳增瑜，名增瑜，字怀瑾。岳增瑜的父亲岳树芳，是否为名树芳，字兴茂呢？因一般起的名和字两者词义是相近的。如：树芳、兴茂词义相近。其二，就是标有岳兴茂名字的一些医书。岳树芳当年行医悬壶济世，案头也必然备置有各种医书。其三，岳树芳当过私塾先生多年，家中自然也曾会保留下一些旧书籍。如：《千字文》、《百家姓》及民国时期的老课本等。这三种情况，如果将其单独分开来看，或许尚还不足。但是如果将其三位一体联系在一起，认为其不会就仅仅是偶然的巧遇了。所以我们推测岳兴茂与岳树芳应该就是一个人。当然了，具体是否为岳树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另外，在杨宏伟老师处还得知，岳增瑜的儿子岳冲霄就在晋城，并且就在几个星期前还来长治城隍庙这处领过稿费。杨老师说：“好像那次你也来领稿费，应该也碰见过吧？”这使我也想了起来，当时我是去领《红色太行》报的稿费，进门看到一个大概有七十多岁老者，正在与杨老师交谈。记的那老者为高个子瘦长脸，气质不错。因为人家两人正谈着话，我与那老者也不熟悉，不便打扰人家，所以我领上稿费就走了。杨老师还给我说：“下次岳冲霄若再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从城隍庙回到家后，我急忙找出《红色太行》报查阅，果然在其第三期上找到岳冲霄写他母亲的一篇文章，即《红色的记忆 历史的见证——太南根据地才女原廷兰所获荣誉》。杨老师讲，他与岳冲霄接触过多次，听岳冲霄讲过许多有关其父亲岳增瑜与其家庭的情况。

　　岳增瑜小时候最初是跟着父亲岳树芳学读书识字的，岳树芳望子成龙心切，在管教孩子学习上非常苛刻、严厉。岳增瑜十来岁的孩子，白天下地干了一天的活，已经累的筋疲力尽了，夜晚还要念书念到半夜深更，劳顿难支。可只要稍一打盹，或念错背错一个字，父亲的小棍就噼噼啪啪打在头上，打的头上的包，经常是旧包没消又添新包。岳增瑜跟着父亲念书，吃了不少苦头。豆峪村的刘可裕先生在平顺县东藏寺学校任教，见岳增瑜聪敏好学，就推荐他考东藏寺学校。东藏寺学校是1912年民国初平顺县建立起的第一所高级小学，当时属于全县的最高学府。平顺那时有句顺口溜：“识字不识字，念过东藏寺”。意思也即凡在东藏寺念过书的人，都应该是不简单的文化人。岳增瑜在东藏寺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在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中学。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校即现长治二中所有在地。该校创建于1904年，其前身是潞安府贡院旧址上成立的潞安中学堂，是清王朝在长治设立的第一个新学堂。1907年改为潞安中学校；1912年为山西省立四中；1935年为长治初级中学；1949年曾为山西省立第二工业技术学校；1952年改为现名长治二中。岳增瑜在校期间受五四思潮影响追求真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选学生会主席。岳增瑜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心理教育学。在北大期间，他经常到北大图书馆研读马克思、列宁等进步著作，从而结识了北大著名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下，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在北大期间岳增瑜与平顺同乡赵作霖等创办了《新平》期刊，寄给家乡的亲朋和母校四中的校友等，宣传革命进步思想。所谓“新平”即新的平顺之意，寄寓着对平顺未来变革创新之强烈期盼。《新平》是一综合性的刊物，小说散文，奇闻杂谈，兼容并蓄，熔于一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既有宣传革命，揭露时政腐败之章，也有剖析社会黑暗现象，传播真理之论，因此在长治、平顺很受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中学生们的喜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大学生组织南下示威团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1931年12月1日上午，岳增瑜等在北大理学院礼堂，召开南下示威动员大会，大会选举岳增瑜、王俊奎、千家驹、赵作霖、刘松年、刘子威、张勃川、杜毓坛等十九人为委员，岳增瑜被推举为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总指挥，王俊奎为副总指挥。据刘子威后来回忆文章《山西文史资料》“北大南下示威团反蒋斗争纪实”中记载：“由于岳增瑜大胆勇敢，很有胆略，能力过人，又善于团结广大学生，遂被推举为示威团总指挥。”刘子威，1906年出生，山西省右石县人。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曾选为北大南下示威团委员，担任过《北京平报》总编、天津《民生导报》总编。建国后为山西大学教授，民盟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1989年5月逝世。1931年12月5日，岳增瑜与王俊奎等带领北大学生300余人到南京示威。南下示威团队伍在南京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举横书白布大旗，“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 大队由总指挥岳增瑜率领，岳增瑜举着指挥旗带领队伍高喊口号：“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抓捕学生，岳增瑜高喊：“由我总指挥负责，把同学全放了。”军警将180余名学生监禁在孝陵卫后，岳增瑜又组织学生开展绝食斗争。岳增瑜的妻子原庭兰，山西长治大北街人，1911年出生，1928年长治女子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后来和岳增瑜相识，两人于1929年结婚。岳增瑜与原庭兰结婚后住在北平东城银闸十六号，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岳增瑜名片上的地址。原庭兰后来因怀孕生孩子而辍学，遂改为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当时的北京大学相当开放，兼容各类旁听生，主要是你愿意学就行。1931年5月，岳增瑜夫妻添了个女孩，取名岳原英。夫妻俩因为学业，把女孩寄养在北海夹道胡同育婴堂。原庭兰受丈夫岳增瑜的影响，也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1年12月，原庭兰随同参加北大南下示威团，到车站后因身怀有孕不舒服，又中途返回。岳增瑜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由于他的学术论文“儿童心理学初探”获得好评，遂被出版为专著。他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儿童心理学专家。毕业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留校，同时兼任中国大学讲师。原庭兰与岳增瑜后来又先后生下三个孩子。长子岳凌宵，1932年4月出生；次子岳冲霄，1933年12月出生；小女儿岳云霄，1936年5月出生。几个孩子都是在北平协和医院出生的。1935年12月，岳增瑜参与组织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并于次年1月参与、发起和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工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北平已岌岌可危。岳增瑜便先将妻子原庭兰和三个孩子送出北平，返回山西长治。在慌乱中，未及领回寄养在育婴堂的长女岳原英。可惜，这个女孩在“七·七” 事变后失落在北平，再没有找到。现在我们看到遗留下岳增瑜写给原庭兰的这封信，是岳增瑜在“七·七” 事变后写给妻子的，岳增瑜在信中还提到因北平沦陷，他可能会先到太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岳增瑜与妻子原庭兰一九二九年於北平合影

岳增瑜、原庭兰及长子岳凌霄、次子岳冲霄一九三四年於北平留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9月下旬，岳增瑜乔装逃出北平，辗转回到了家乡平顺。当时，长治地区许多在平津、太原等外地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家乡，有的创办学校，倡导“教育救国”，有的参加抗日组织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岳增瑜主动和牺盟会取得联系，积极协助牺盟会宣传、组织抗日武装，组建起漳河游击队。当时，张慕陶（原名张金刃，曾担任过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因支持罗章龙分裂活动，曾被开除出党，后改名为张慕陶，被称之为托派分子。）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到长治组建队伍，听说岳增瑜的名气，便想找岳增瑜拉队伍，被岳增瑜严词拒绝，不欢而散。由于岳增瑜在家乡一带威望很高，很多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加漳河游击队，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队伍便发展有一百多人。岳增瑜为大队长，并命名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漳河游击队”。在岳增瑜的率领下，漳河游击队机动灵活的不断向平顺边沿的敌占区潞城、黎城一带活动。还经常深入河南省林县县城、任村，河北省涉县等地袭击骚扰日军，抢夺敌人枪支弹药及各种物质，使漳河游击队成为一支名扬上党的抗日武装。

1938年2月，平顺县组建了抗日游击司令部，县长王宝山任司令，牺盟特派员霍励民任副司令，岳增瑜任总队长。这时游击队已经发展有1000多人。2月18日，国民党平顺县政府官员携款逃往平顺县赵城村，发生了旧县长甄冥廷因克扣警察薪饷，被警察开枪杀死的“赵城事件”。其时岳增瑜正在老家老申峧村，牺盟会派人带来霍励民的信说发生了赵城事件，请他去处理。老申峧距赵城村近100公里之遥，未及前往，密峪村又发生了八路军游击支队前去白佩家（白佩时任平顺县财政局长）借枪，商指导员被杀事件。县政府请岳去侦破缉拿凶犯，岳刚到就被扣押，送至长治五专署。长治五专署全名为山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殊形式面貌出现的地方行政机构，名誉上属于阎锡山旧政权管辖，实际上由是中共地下党掌握，当时长治五专署专员由中共地下党员戎伍胜担任。

岳增瑜被囚之后，其妻原庭兰便赶到长治，找五专署专员戎伍胜替夫伸冤，申辩说：“赵城事变时，岳增瑜在离赵城二百里之遥的老家，率领游击队去黎城、潞城打游击，袭击日寇。赵城事变发生后三四天，他从前线回来，才得知此事，才前去县里。这事家乡父老与他出去打游击的人员都可以作证，请调查落实。赵城事件与岳增瑜无关，要求释放。”原庭兰多次找戎伍胜申说无用，后来，她便跑到襄垣、武乡找到当时中共北方局书记朱瑞，请求替她做主，替岳增瑜伸冤，拯救岳增瑜出狱。朱瑞对原庭兰说：“岳增瑜很快就会释放，组织需要他出来工作。”他当即写了一信，让原庭兰直接交给五专员戎伍胜，并再三交待说：“岳增瑜出来后，不要再回平顺，叫他速来八路军总部工作。”

原庭兰满怀希望地把朱瑞写的信亲手交给戎伍胜后，巴望着岳增瑜很快会获释。然而，就在她交出信的第三天上午，她在长治北大街家里为岳增瑜整洗衣服，好为他出狱后去八路军总部工作穿用。突然， 原庭兰女师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哭着疯也似的跑进门说：“庭兰姐啊，大事不好了，我姐夫岳增瑜，刚才被五专署枪杀了。”原庭兰一听此消息，“啊——”的一声，跌到在地，不省人事。岳增瑜是于1938年9月19日上午，被诬为“煽动警察抢钱，杀害县长”罪名，被押到长治西关里城与外城之间的城门池里被枪杀的，时年33岁。

　　岳增瑜蒙难后，岳增瑜的妻子原庭兰后来到平顺县东藏寺八路军干部学校任教。当时她的三个孩子还都小，生活艰难。原庭兰的同学张焕莲去看望她，见状说：“我去三区当区长，不如你回村当村长，这样既能工作也照顾了孩子。”于是，原庭兰便回老申峧村当了村长。当时老申峧村管辖的范围有：大坪、闯峪、下石壕、东梯、南楼、水上、刘峪、老灰圪道等十几个自然村。由于原庭兰任村长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绩显著，该村被县政府命名抗日模范村。1942年，该村一次就动员有15名青年参加八路军队伍。为此，时任平北县（当时平顺县分平南、平北两县）县长何高民亲书《捍卫祖国》金字大匾，授予该村。1944年冬一架国际援华的美国飞机在平顺失事坠落，机人7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申峧村后山上。原庭兰组织村民积极营救。原庭兰懂些外语，帮做翻译，安排7名美国飞行员吃住生活，最后将他们安全送往根据地。抗战胜利长治解放后，1946年春，原庭兰带领子女回到长治大北街娘家住（现长治城隍庙古玩市场西侧）。突然一天，大北街公所，以1938年山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判决岳增瑜之“汉奸”罪名为由，诬原庭兰为“汉奸”老婆，强行没收原庭兰所住房产，硬把她们母子赶出家门。原庭兰为此据理争辩，遭到被围斗毒打，被打的遍体鳞伤。更悲惨的是，在1947年土改时，岳增瑜的父母，也因为岳增瑜之“汉奸”罪，被株连打死。岳增瑜被杀害后，其妻子原庭兰却申冤无门，因不久长治又被日寇占领。建国后原庭兰多次找有关部门陈情申诉，要求为岳增瑜之冤案平反，但几十年过去了，一次次申诉却石沉大海毫无结果。当初判决岳增瑜为“煽动警察杀害县长”，“汉奸罪”，但时隔十二年，这时又将岳增瑜说成是“托派”。建国初时，平顺县县长师丕珍，书记李先唐去省里开会，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曾与两人亲口说：“岳增瑜是我党的老党员，好同志，抗日英雄，冤屈死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岳增瑜的家属原庭兰同志问好。”可时隔不久，建国后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一位领导，从北京到平顺县，给县领导交代说，岳增瑜是托派，一定要县里把岳增瑜托派一事写到县志、党史里，搞的县领导也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刚解放初，1952年原庭兰还曾被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为平顺县人民政府委员，上面盖有省政府大印，及省主席裴丽生，副主席王世英的签字。可后来因为受岳增瑜之案未能平反的影响，原庭兰的平顺县人民政府委员也被免了。原庭兰本想解放后，岳增瑜的冤案会得到平反昭雪，没成想不但没有平反，反而升级为“托派”。岳增瑜的长子岳凌霄曾为山西长治县中学校长，因为父亲岳增瑜之历史问题，在阶级斗争年代“四清”“文革”中，被揭发批斗，受到罢免校长之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给十六元生活费，监督改造的处分。可怕的株连，残酷的迫害，岳凌霄被折磨致残，下肢瘫痪，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才恢复校长职务。岳凌霄一直为父亲岳增瑜的冤案，始终不放弃，四处申诉，但直到其死后五年父亲岳增瑜冤案才得到平反。岳增瑜的次子岳冲霄，也和其兄岳凌霄一样，从小就背上家庭历史沉重的十字架。岳冲霄1957年太原重机学院毕业后分配的福建省三明钢铁厂工作，为三明厂设计建造第一座炼钢电炉，表现突出，成绩显著，曾被该厂党委研究决定培养为入党积极分子，但是因为其父亲岳增瑜的问题，在政审中没有通过。后岳冲霄调三明特殊钢厂负责建设工程，被推荐为生产技术副厂长人选，但又是因政审没有通过。直到改革开放后，岳冲霄才先后担任为我该厂厂长、总工程师，并且岳冲霄刻苦钻研，获得有发明专利成果，有技术专著等。

1983年7月初，岳增瑜长子岳凌霄病重，弥留之际对远方归来看他的弟弟岳冲霄和妹妹岳云霄悲怆地说：“我最大的遗恨，是为父亲惨遭诬杀一事申诉了一生，未有结果。前几天，我绝望之极，愤然把几十年搜集的父亲事迹的资料，全烧了······”说到此，兄妹三人泣不成声。

一九四二年，平顺县抗日政府县长何高民书写的《捍卫祖国》金字大匾

一九五二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原庭兰为平顺县人民政府委员的证书

　　岳凌霄去世后，其弟弟岳冲霄和妹妹岳云霄继承兄志，又踏上为父亲岳增瑜伸冤的漫漫上访申诉之路。为此，岳冲霄、岳云霄兄妹俩还都从外地调回本地工作。他们先后拜访了当年“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成员千家驹、王毓铨、刘子威、张勃川等。拜访了抗战初期在五专署工作过的老同志王中青、史纪言，杨献珍、王兴让等。虽然有各方的证明，但是需要有当事人的出具证明至关重要。为此，岳冲霄费尽周折找到当年长治五专署专员戎伍胜的家。戎伍胜谈到当时是奉北方局书记朱瑞之命，说岳增瑜是托派而被处决的。岳冲霄问：“既然说岳增瑜是托派，那为什么以汉奸罪处死？”戎伍胜说：“以汉奸罪名是假借，不对的，他不是汉奸，为的是让阎锡山政府批准执行。”岳冲霄问：“可有证明岳增瑜是托派的依据吗？”戎伍胜说：“现在看来，托派问题是难以有准确证据的，是不应该处死的。”戎伍胜刚开始并不知道岳冲霄是岳增瑜的儿子。当岳冲霄提出让戎伍胜给写个证明，并告知他是岳增瑜的二儿子时，让戎伍胜吃了一惊。但尽管岳冲霄费尽口舌，可不知戎伍胜当时有啥难言之处，不肯给出具有关岳增瑜被错杀的证明。

1986年，岳增瑜的小女儿岳云霄又进北京上访，有幸拜会了王兴让老前辈。

王兴让，回族。1913年生，辽宁丹东市人，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抗战初期在长治五专署工作，先后为太行第四专署专员，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等。建国后曾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等职。1938年岳增瑜遇难时，王兴让适在长治五专署工作。

王兴让是位富有正义感，性格开朗的人。他听了岳云霄的诉说，看了申诉材料后，欣然带领岳云霄来到戎伍胜家。

王兴让进门一见戎伍胜便说：“子和（戎伍胜又名），平顺岳增瑜之事，五十年了，也该给人家澄清落实了吧！”

于是，王兴让与戎伍胜商量之后，由他口授，旁人笔录，写下如下证明：

"关于岳增瑜历史问题平反意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岳增瑜的女儿岳云霄同志来到我王兴让家谈到他父亲岳增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被山西第五行政区专员戎伍胜同志错误的执行了死刑，请求我王兴让为弄清情况，落实政策提供帮助。当日，王兴让就找到戎子和同志进行研究，我们俩的共同意见如下：一九三八年六月阎锡山派戎伍胜到长治第五行政区当专员，戎是秘密党员。到长治后，奉中共中央北方局朱瑞同志之命，要把岳增瑜（已被押在长治监狱）处死，理由是托派。戎说当时如以托派理由报阎锡山不会同意执行，为了贯彻朱瑞同志的指示，我（戎伍胜）就报成汉奸，实际上岳增瑜当时就不是汉奸。至于是不是托派，戎伍胜没有直接对托派问题进行侦审，只能回忆起来，当时长治县一位区长（名字不记）反映张慕陶曾到岳增瑜家去过。今天看来，关于托派问题难以有准确证据的，是不应该处死的。我们建议山西省委对这一案件给予复查，如提不出确切证据，就请平反昭雪。山西第五行政区一九三八年秋，就建立起中共党团（党组），书记戎伍胜，学习组长王兴让，成员杨献珍，董天知（已牺牲），黄镇（八路军民运部部长驻长治），岳的案件党团没有讨论过，是由朱瑞同志和戎子和同志直接布置的。

王兴让 戎子和1986年12月2日于北京"

有了王兴让、戎子和俩位写的“关于岳增瑜历史问题平反意见”之后，岳冲霄、岳云霄兄妹俩便立即复印出来，将其与有关为岳增瑜平反的申诉材料一并报送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山西省委组织部。心想这下理应很快得到平反，但是左等右盼，依然是渺无音讯。于是，岳冲霄、岳云霄兄妹俩又先后给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及中央组织部写信。有薄一波和中央组织部长宋平批示后，终于在1988年9月21日，也即岳增瑜蒙难五十周年之际，岳增瑜之死冤案才彻底给予澄清事实，平反昭雪。

（图片资料提供：李潞玉、杨宏伟）

二0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写於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