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档案

零零星星

还清楚地记得我中学班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的情景。那是1972年的初冬，中学毕业前夕，我们已经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哪里工作。我将到上海市松江县化肥厂当工人。老师们正忙着给学生写评语。

张老师瘦瘦高高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黑色边框。我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他开始不疾不徐地说：“我正在写你的评语”。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他肯定会写我的诸多不是，因为我曾经多次和班主任有冲突。接着他单刀直入，“我多次批评你有骄娇两气，但是你从来不肯承认，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写进你的档案”。班主任的评语是要进档案的。我知道这事的严重性。他接着说：“我想这样，如果你今天向我承认自己有骄娇两气，我就不把它写入你的档案；如果你不承认，我会写进你的档案“。

我并没有为承认不承认而困扰。太简单了，当然是满口承认，心里怎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不写进档案就行。如果档案里有了这么一笔，今后到哪里，都会留下污点。在中国每个人有个档案，装在牛皮纸口袋里。它记录了你的荣辱功过，跟随你的足迹去每一个地方，你却不知道里边是些什么，而你每挪一个窝，档案的内容就增加一点。班主任看我爽快承认，有点诧异，因为这不是我的风格。离开班主任办公室之后，想想不对！张老师是不是诱我承认，然后名正言顺地把我承认的写入档案呢？为此我纠结了好久。

中学的最后一堂课的铃声敲响，看着同学们从狭窄教室门口蜂拥而出，我呆呆地站在我的座位旁，手里拿着铅笔盒，上面贴着课程表，很失落。我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一个重大转折点，校门从此别过。记得最后一节课是毛立老师的英文课。她教的英语没隔多久都还给她了。78年高考时英语考试没敢参加，所幸那年英语成绩不算总分。

1972年12月30号，进化肥厂第一天，同届从松江二中毕业的几个16-17岁的小姑娘结伴而行。大家唱着蹦着，走在去工厂的小路上，对未来充满憧憬向往。拿到新发的工作服，我们三个好友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去照相馆拍照，留下这一骄傲的时刻。在那个年代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这是多么大的荣耀！进工厂给我一个新的开端，不管我承认与否，不管班主任有没有把骄娇两气写进我的档案，我都要努力工作，克服不足。

在分配工种之前，我们有三个月的实习期。我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因表现突出而被分配到厂里的原料车间当了铲煤工人。煤是化肥的原料，所以叫原料车间。厂党委书记说了，肯吃苦、表现好的同志就应该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看着一起进厂的人分配到机修车间，仪表间，或者是看看仪表，抄抄数据，很是羡慕。从此我每天一脸煤灰满身汗，容不得我耍半点骄娇两气。

一同进厂的大多是女孩，分配到原料车间女孩子也多，为了发挥女孩子们的作用，厂里决定成立女子班，我呢，成了女子班班长。三班倒，每三个星期一个轮回。一个个女孩子，顶着披风帽，踏着老K皮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我们挥动铁铲，向高大的煤堆进军，把装满煤，重约300 - 400斤的煤车，沿着高低不平的泥泞路，送进锅炉房。飒爽英姿，女子班给化肥厂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我们每个人上班是白姑娘进，下班是黑姑娘出，还不无幽默地戏称：洗澡时清鼻子里的煤灰是在捅烟囱。休息时，当大家缩卷在一起在锅炉边取暖的时候，想起我的班主任，你现在不会拿骄娇两气来说事了吧！

在化肥厂，尽管工作很辛苦，但是和伙伴们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给了我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结识了终生挚友，留下了无数的记忆。在防空洞里办扫盲班、给不识字的工人们扫盲中收获乐趣；在排练表演文艺节目中认识到自己是既不能唱歌也不会跳舞，为了做榜样，只好来个三句半；在出墙报，给车间书记写报告中发现自己可以写自然流畅的文字；在年轻人的活动中，发现自己有那么一点的组织领导能力；在与人相处中觉得自己即有平等待人，而又让人敬而远之的特质，也许后者是骄的源头。令我沮丧的是发现自己除了看书，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化肥厂的岁月是一个自我发现，并认识周围世界的过程。它历练着我们的青春，磨练着我们的心志。

1978年结束了6年的工厂生活。我的档案里有什么已经不重要了。6年来我重新认识自己，我慢慢体会了这个紧箍咒的意义。理解到谦卑与骄傲，阳刚与娇揉，善与恶，好与坏，崇高与渺小都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地位的高低，生活的贫富，学识的深浅，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贵贱。对人性的理解使我有了更多的包容性，不会为周围人的行为而奇怪，厌恶，或者歧视。对生活中美妙的人和物心存敬畏。来美国多年后，去探望我中学班主任，我对他深深鞠了一个躬，一切均在不言中。

如今已经到了离开松江二中、进化肥厂时四倍的年龄。我依然记得学校的城墙门、一排排教室、小花园的桃花。仿佛可以闻到化肥厂周边农村稻田里的芳香，看到烟囱林立的厂房。我感激一路上与我同行的人们，感激老师，更感激挚友们的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