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话之谜 ——从江南垟的移民看蛮话的演变

芦苇

　　（一）

在鳌江以南原金乡、钱库、宜山三区俗称“江南垟”，此地人口约60万，面积300平方公里。居民操四种方言：瓯语，浙南闽语，蛮话，金乡话。其中瓯语属吴语，浙南闽语属闽南语系，金乡话系外地军民带来的语言与本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独特方言，仅局限于金乡城内。以上三种方言来源清楚，唯有蛮话尚存诸多难解之谜。

著名的语言学家傅佐之、郑张尚芳、温端政、潘悟云，以及杨勇先生都有专文考证蛮话。他们大多从分析蛮话的声母、韵母、声调入手，将蛮话与闽南语和瓯语发音进行比较，寻找蛮话的归属，其中颜逸明认为蛮话是吴语的一支。傅佐之认为蛮话和瓯语“比较接近，可以把它归入吴方言系统”。而郑张尚芳比较声母、韵母、词义后，认为蛮话“闽语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潘悟云在《苍南蛮话》一文中认为，蛮话属于一种跟现代闽东话很接近的方言，后来在平阳瓯语的长期包围、影响下逐渐向吴语的方向变化。蛮话的文读系统接近瓯语，白读系统是比较接近闽语的。日本人秋谷裕幸足迹走遍闽浙，从民间人士的发音、词汇中寻找蛛丝马迹，提出了蛮话和蛮讲同属闽东话“蛮话片”。近年来，金乡镇杨勇先生最近出版了《蛮话方言史》一书，他认为，蛮话是古瓯族的语言，后融入部分闽东语词汇，吸收了部分金乡卫语词汇，加上平阳长期以来是蛮话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蛮话也烙上吴语（金乡话、平阳话均属吴语）的一系列特征。以上语言学家对蛮话的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立足于把蛮话语音结构，并与瓯语和闽南语比较来决定它的归属。

语言作为“活化石”，它隐藏着族群的迁徙历史、族群归属等诸多信息，反过来，分析一种语言，不应局限于分析语音结构，还要从居民的来源，种族的历史，分析战争，饥荒，以及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通过综合各方面的要素，才能真正揭示语言的奥秘。对于蛮话语音结构系统的分析，许多语言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对蛮话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却还远远不够。原因在于，一方面在温州地区，瓯语和闽南语的人数占主导地位，讲蛮话的人仅仅是小部分群体。蛮话处在瓯语和闽南语三面包围，人口数量微不足道，不具备代表性。另一方面，分析研究蛮话需要涉及到语言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知识，需要研究者广博的学科知识和专业的语言功底。此外有关蛮话的史料极其稀少，研究人员的素质（基本是外地人研究）等等，也制约了蛮话进一步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江南垟蛮话群在历史上的三次移民历史，以江南垟大姓的家谱记载为线索，从而猜测蛮话的成因。

（二）

江南垟处于东海之滨，依山傍海，它以钱库为中心，东临大海，北有鳌江，西、南面均为山区。在钱库镇洞桥等地发现不少商周时期的石棚墓，说明较早时期，这里尚是海滨，地势较高的地方有瓯越先民活动。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江南垟历史却并不长久，目前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在现在的宜山鲸头发现了西晋朱蔓妻子的“地莂”，结合平阳是孙吴政权“横屿船屯”之地，说明早期的江南垟是作为军事基地。按照现有的资料，我们仅能推测当时的江南垟正陆地初成，且远离中原之外，是军士的谪戌之地，也有可能少数的瓯越土著在山区活动。

一般而言，引发人口迁移的因素较多，综合来看不外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战争动乱；一是自然灾害；三是人口膨胀。此外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发生变化，也会引发人口迁移（如江州义门）。

江南垟真正接纳大规模的移民的历史，是开始于唐末发生了黄巢之乱。黄巢流动大军从浙北、浙东、绕过浙西从仙霞古道进入福建。其中一路大军经宁德攻占福州，黄巢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闽东宁德地区住民纷纷逃亡，长溪赤岸扼浙闽水路要冲，许多居民携眷从此处开始迁徙，首选之地便是临近相对稳定的温州。据目前资料显示，江南垟地区最早有移民记载的是，除了陈瑄家族从客居平阳凤凰山迁到柘园地方外，还有一支是夏口始迁祖吴万，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因黄巢率部长驱入闽，吴万为避乱而举家从原籍闽之长溪赤岸迁徙到平阳县东门外居住。五年后，将居地献给仙坛寺，又迁岭门居八年。到唐昭宗乾宁二年（895），迁江南金舟乡咸通里（今钱库夏口）定居。

自唐末以来，一旦闽地发展了战争、或自然灾害等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移民。892年来自北方的王潮、王审知统一福建，建立了王氏政权。907年，钱镠消灭了在越州称帝的董昌，夺取了温州、处州，统一了两浙。两地采取了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他们互相戒备。钱氏在闽浙交界的分水关等处建关设卡，并在沿海地区设烟墩等军事设施，钱元瓘还在温州建造“钱氏子城”。而王审知也在闽东设置军队，但是王氏政权与闽东原住民之间发生土客矛盾，战火不熄，结果引起了原住民大量迁移。王审知死后，福建又经历了王延翰、王延钧、王继鹏三个国主统治，13年（926-939）时间内王氏政权更迭，百姓苦不堪言。后晋天福五年（940）正月，福州的王延羲（许多温州大族的家谱中记“王曦”）与建州刺史王延政又发生了兄弟自相残杀。兵变迭起、内乱不断，闽东居民纷纷迁移到社会相对稳定的温州。温州许多大姓的族谱中都明确记载，祖上迁移是因“避王曦乱”。正如刘绍宽在《平阳县志》卷十九《风土志一·民族》中指出：“五季朱褒、卢约迭据永嘉，朝夕反覆，卒归钱氏。平阳又与闽接壤，闽越交争，属当战地，锋镝所及，流移必多。故吾平民间族谱多言唐季避王曦乱，自赤岸来徙。赤岸者，古长溪地，今福鼎县也。”

据钱库的章岳棠先生统计，五代时期，为避难自长溪赤岸徙迁横阳县（现平阳和苍南两县）江南垟钱库的有：后晋天福六年（941），项桥的始迁祖项昭举族徙迁金舟乡咸通里，即现今钱库项家桥。第二年，李家堡始迁祖李雅正，迁金舟乡西山箭岙（今钱库桐桥）。居200余年，后人口增多，又转徙邻近东河两岸，并名其地为李三岸，后改称李家堡。同时将箭岙旧宅赠于灵鹫寺，成为该寺的檀越。天福十二年（947），金处的始迁祖金开臣，也随之徙迁金舟乡（今钱库）之麻秋垟（据查此地在龙江里，原北桥头附近）。传十余世，又向南移至现在的金处继续发展。此外，金家垟的始迁祖金大德也于此时徙迁钱库定居。当时还有一些长溪赤岸的居民，为避难先徙迁泰顺等地，然后再迁到钱库。闽地还发生过王敬、王佐、王基、王秀四学士之祸。与其同宗的王盛烈、王绍烈怕牵连，先后于宋皇祐间（1049-1053）和元祐间（1086-1093），自长溪赤岸徙迁今钱库之垟头和张家庄。盛烈为垟头王氏的始迁祖，绍烈为张家庄的王氏始迁祖。以上闽东世家大族入迁江南垟，成为江南垟中心钱库早期的居民。

除了战争，自然灾害同样也引发移民迁移。江南垟地处山海之间，台风频频登陆，山洪暴发、海水倒灌，此地成为一片泽国。房屋、人畜被洪水席卷而走，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谚语：“乾道水满炎亭岙，江南垟只剩十八家”。描述南宋乾道年间，百年难遇的台风侵袭温州，江南垟是重灾区，居民死伤无数的惨烈一面。为了填充江南垟居民，闽东又移民迁来。此外还有周边的山区也移民到江南垟，如东门垟杨氏先祖就是从平阳山区凤巢下迁到南监，其后繁衍成大族，而杨氏先祖更早也是从长溪赤岸而来。

江南垟处于海滨，许多闽东的移民便在此上岸，有的定居与此，也有的继续向平阳、泰顺、瑞安、永嘉、乐清等地迁移。可以推测，平阳以南到福州以东一带的江南垟、南港、北港、泰顺、福鼎一带基本是连片的闽东语板块，与北面的温州、丽水等鳌江、飞云江、瓯江流域的吴语板块对峙、并存，并互相影响。同样，闽东话也受瓯语影响，发音系统也发生了异变，因此，处于闽东话与瓯语区域的交界处的江南垟蛮话、泰顺“蛮讲”、庆元“蛮话”中皆有瓯语成分。

明清时期，温州地区掀起第三次移民高潮，主要原因依然是战乱和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的因素（如迁界）。明朝倭寇频频骚扰沿海居民，闽东南地区百姓流连失所，温州有三卫（“金乡卫”、“温州卫”、“磐石卫”），有力地抵御了倭寇的进犯，社会相对稳定，吸引部分闽南居民入迁。顺治三年（1646）7月，清军占领平阳，陈仓起义军转入抗清斗争，活动在南北港和江南一带，曾攻打平阳城，并一度占领了金乡卫，后遭到清军镇压而失败，江南垟和南北港成为主战场，人民流离失所。1655年到1658年，郑成功率领水师北伐，得到平阳沿海居民的拥护，纷纷支援粮草。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联系，朝廷下令沿海居民一律“迁界”。“迁界”给浙闽沿海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凡迁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拦，不准沿海居民出海。迁界之民丢弃祖辈经营的土地房产，离乡背井，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据史记载：迁界引起“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初迁时，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意离开土地的往往被杀，入界后因生活无依靠，饥死、病死不知其数。1670年（康熙九年）部分复界时（蒲门迟至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收复后才复界），迁民回家的只有525丁。可见平阳经济的破坏是十分惨重的。1674年（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一耿精忠发生了叛乱，耿部将曾养性领兵经平阳北伐。兵败后，又由平阳退回福建，并曾在平阳打过仗……

清初持续三十余年的人民抗清和统治者的残酷的镇压，使得平阳“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大量田园无人耕种。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一带移民（“棚户”）迁来，填充这一区域的空白地带。这些强势的闽南居民嵌入浙闽三县福鼎、平阳（含苍南）、泰顺县，他们在无主之地开垦，修养生息，朝廷也鼓励移民在无主地上开垦。随着闽南移民陆续增加，闽南语的范围越来越大。如今福鼎县、苍南县南港、平阳北港等全部讲闽南语。郑维国先生编著《苍南百家姓》（第一卷）中记载，灵溪、桥墩、矾山、马站一带大姓家族大多是于明清时期从闽南迁来，闽南语占据绝对的优势。

（三）

闽南移民对浙南方言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将原来的闽东方言区域分割为两块，一块在江南垟，一块在泰顺山区。经过不断的融合和演变，前者称为“蛮话”，而后者演变为“蛮讲”。从清朝至今，大致形成了现今的方言格局。南港、北港一带与邻县的福鼎，操闽南语。靠近鳌江流域的宜山区一带讲瓯语。钱库区以及金乡城外的舥艚等地（江南垟的大部分）讲原闽东话的变种——“蛮话”。泰顺山区同样操闽东的变种——“蛮讲”。

通过观察浙南的移民史，可以为揭示蛮话的奥秘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蛮话并非古瓯越语的遗留，前身是闽东语。刘绍宽在《平阳县志》中指出：“唯土语（蛮话）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反盖化为瓯语也。”因此，一直以来许多人认为蛮话是古瓯越族方言遗留，相对于中原，古瓯族是蛮人，其方言当然称“蛮话”。其实并不然，瓯越族在西汉时期已举族迁往江淮，也许有小部分残留，但是这些瓯越先民的人数很少，他们早就被后来的移民或征服、或同化。如今蛮话中有小部分的发音无法归类到闽语或瓯语中，或许就是古瓯族方言遗留的雪泥鸿爪。

我们认为，与刘绍宽的观点正好相反，江南垟的蛮话并非是“海滨土著”的方言，而是闽东话。“蛮话”实际上“闽话”，在闽东语中，“闽”的文读音是Min，而白话音是Man，“蛮”的本字应是“闽”。江南垟真正的本土语是“瓯语”（至今操蛮话人还称呼“瓯语”为“本地话”），蛮话才是“后生语”。

二、历史上蛮话的演变。江南垟住民操闽东语历史已久，虽然历史上曾遭受山寇、海盗、或倭寇侵略，也受到战争的破坏，但江南垟世居大姓自觉地抱团自卫，基本没有遭到毁灭性的动乱和破坏，闽东语（蛮话）依然是江南垟的主流。明清之后，随着闽南语的契入，并向北向东扩张和推进，必然在江南垟地方遭遇阻挡。因此在金乡的大渔、钱库的括山、新安等地，蛮话和闽南话形成相持状态。比如括山小陈家堡是讲蛮话的陈家堡分迁，而南洋的董姓是闽南迁来，讲闽南话，两村仅隔一条河，但讲不同的方言，泾渭分明，类似的地方很多。江南垟的西边宜山和北边是瓯语地带，因为闽东语（蛮话）与瓯语相持已久，两者的缓冲地带（如白沙、海城、孙店、朱家岛一带村落）经过历代融合，产生了蛮话的变形语种 ——“北向腔”，这种方言所带的瓯语色彩更浓，而江南垟中心一带的原蛮话语种称为“南向腔”。

近百年来，江南垟蛮话处于强大的闽南语与瓯语的夹缝中生存，随着与不同语种的居民之间交往、通婚，蛮话必然受到影响。蛮话的前身闽东语与瓯语相持已久，而且瓯语一直以来是平阳县的主导语言。蛮话人工作，就业，大多与瓯语的人群来往，由此蛮话中的文读音与瓯语相近。我们认为，傅佐之和颜逸明先生所持的“吴语说”是不确切的。郑张尚芳先生认为蛮话属闽东语系，已经触及了蛮话的本质。潘悟云先生更进一步提出了蛮话文读近瓯语，白读近闽东语，实际上已经接近蛮话的真相。日本人秋谷裕幸走遍了泰顺、丽水、柘荣、和苍南，他从语音、词汇、句法三方面全面、细致地记录和比较了泰顺蛮讲与苍南蛮话，并提出“蛮话片”的概念，肯定它们为浙江境内的闽东方言，最具有说服力，一个日本人能够研究蛮话到这种广度和深度，日本学者做学术的态度如此严谨不得不令人佩服。

三、蛮话区域与闽东、泰顺等地有共同的地方神祭拜传统。在江南垟不少讲蛮话的村落（比如江南垟的仙居、陈家堡、柘园等地方）总在祠堂旁边立庙，祭祀陈十四娘娘或三港大帝。据传，陈十四娘娘是闽国时代的人，在福州闽东称为陈靖姑，又称临水夫人。而三港大帝原姓陈，字子良，是后唐时代的人，原籍泰顺洪口。这些外地的地方神为何会受到江南垟村民祭拜？我们是否这样认为：泰顺和江南垟原本是连片的，都是闽东移民，通行闽东语。尽管被闽南语割断，但是共同的地方神敬拜传统却遗留下来。

综上所述，蛮话其实并不神秘，无论是语言学家对蛮话语音系统的考证，还是对江南蛮话人群移民的考察，都可以证明蛮话的前身就是闽东话，只是经过岁月的淘洗，蛮话与周边的瓯语、闽南语、金乡语等方言不断的融合，才演变为现代的蛮话，只是这种蛮话已经与原来意义的闽东话，甚至有血亲的语言“蛮讲”比较，也已经面目全非了。

注释：

1、乾隆《宁德县志·黄岳传》记载：“时黄巢过闽，避地者无所衣食。”

2、宋通直郎林甄《修筑赤岸营田陂记》记载：“赤岸居民垦辟斥卤地得田千余亩，时闽王据七闽地，与吴越用兵，横取以为赡军营田。

3、据郑维国编着的《苍南历史千年纪事》记载：乾道二年（1166）丙戌八月十七日，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合、漂盐场。潮退，浮尸蔽川，田禾无收。九月，遣官按视上月水灾，赈贫民，决系囚。干道五年（1169）己丑夏至秋，凡三次大风水。漂民宅，损田禾，人畜多溺死。县官不具报，受降官、落职、放罢等处分。乾道六年（1170）庚寅五月，大水，夏旱。乾道七年（1171）辛卯连岁大饥，米斗值五六百钱。

4、史书记载，元大德元年（1279年）7月14日，该地遭遇台风暴雨，又遇海浸，当地居民淹死数千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5月，飓风暴雨三日夜，江南山崩屋坏，平地水满五六尺，田禾无收，淹死许多人；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飓风暴雨，江南洪水暴涨，漂庐舍，溺人畜，水逾月不下，田禾尽淹，人食腐米；明万历三十五年（1619年）6月28日起，连续五天大雨不止，水暴溢，江南淹死许多人。可见这个传说并非全无依据。

5、清诗人项元生亲历这一场浩劫，借《十禽言并序》，记录了迁居时的悲惨情景。在序言中，他写道：“吾蒲（门）于顺治十八年辛丑闰七月一日奉迁，大兵翌日抵蒲，尽驱男妇出城。三百年之生聚一旦俱倾，十万户庐经焚而尽。况时大火流金，狂霖漂石，僵饿载道，襁负塞途。或旅处深山喂虎之口，或颠连古渡葬鱼之腹，甚至卖妻卖子，委壑填沟，万种惨伤，一言难尽”。

6、如按照清朝《户部则例》中的规定，“各直省实在可垦荒地，无论土著流离，俱准报垦”；又规定，“凡报垦者必开具界址土名，听官查勘，出示晓喻后五个月，如无原业呈报，地方官即取结给照，限年升科……垦户不请印照，以私垦论”。入垦移民得到官府颁发的垦照后，成为合法垦户，即成为业主。

7、这次移民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对浙南大姓（如陈、杨、王等）的族谱分析，凡唐末和五代时期从长溪入迁浙南的，往往是世家士族，正如温州学者叶适撰《长溪修学记》所言，“邑（长溪）宦游满天下”，尤其是“赤岸尤盛”。而明清之后，入迁浙南的是，大多是闽南（主要是龙溪、海澄、漳浦、安溪、惠安、同安等地））一带的农民（“棚户”）。

8、最有代表性的是，元代的江南垟芦浦人杨建宇（杨十元帅）抗倭寇，为保全家园，壮烈牺牲。元至正十五年，郭暯率江南民团随知州周嗣德进攻李师金，翁瑞的抗元队伍于黄浦江。

9、三港大地真名陈崇福，字子良，原是泰顺洪口人，于后唐明宗年间（903－906）出生，武科进士。一生乐于奉献，济危扶贫。深受民众爱戴，宋太宗嘉其行封惠民侯，宋宣和二年（1120）加封护国君，南宋乾道二年（1166）获封惠民福善圣王。元烈主加封庄济圣王。明洪武间“圣王显灵”化作商人购来木材造船，歼灭倭寇，得皇上再次加封为“护国佑民三港大圣”立庙奉祀（陈家堡亦有三港庙）。其联曰：存心慕敬神如在，意秉虔诚圣有灵。

10、秋谷裕幸，《浙南的闽东区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82页。

11、林亦修：《温州唐末五代移民的社会背景述略》载《温州大学学报》，2007年5月，第20卷第三期。

12、傅佐之，郑张尚芳：《平阳蛮话的性质》载《方言》，1984年第2期。

13、潘悟云：《苍南蛮话》，载《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