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出版记

阿诺阿布

<h3><b><font color="#ed2308">《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出版记</font></b></h3><h3><b><font color="#ed2308"><br></font></b></h3><h3> 有一段时间,我邪恶地想,印刷术也许是人类最为痛苦的发明之一了。它的出世,天下多少人为之力尽精疲,忧忧患患,终日恐惶。在写小说时,每当写得手软,我就曾经幻想过孔丘、苏格拉底诸先生述而不著。觉得这两人的存在,实在是高山仰止。知识和个体的生命一样,应该是瞬态的,可是聪明的人类却将之固化,形成具有无限指导、借鉴意义的精神财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作为文明的公共部分日益强大,成江河之势,竟然吞噬、抛弃了其创造者,自成体系,独自奔流。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是个体的创造者被吞噬和抛弃的历史。</h3><h3> 自从我学写新诗以来,迄今为止,结集出版的,不过《水一直在岸上》、《被背叛的昨夜》、《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长短各异,凡三百来首。第一集是在作家出版社挂的号,第二集是在中国文联点的卯。近日出版的第三集,是上海文汇开的放行条。天朝的书号管理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举,与我所到过的任何国家,大相径庭。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到过俄罗斯,但是没有到过前苏联。</h3><h3> 今天,单说第三本诗集《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h3><h3> 时下中国诗人出书,我稍微梳理一下,不外乎有以下四种。一是自己编辑成册,什么书号CPU数据及一审二审终审一概省掉。找一家印刷厂,印上几百千把册,或馈赠同道,或于街边坐卖,虽说印制粗糙,没有专业编辑把关,伴有别字跳行什么的,但是自娱自乐,却也自由自在。有秦之前,我猜,书在世间的存在,这是主要的现象。二是作者自我感觉良好,交银子若干,向出版机构购买由一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所谓书号,经过机构层层把关,层层剔除,直到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价值标准、审美标准,该诗集得以面世。出版社封存二三十本,以作它日查证之用和业绩之用,其余的印数交给作者自行处理。神通广大的,请书商走二渠道发往全国各地的一些文青书店,一年半载,能卖掉三本五本,差不多是极其体面的事了。大多数的,还是作为一种投名状,自己付了邮资,送给亲朋好友及他所认识的大官小吏,以换取一个叫做诗人的称号和虚名。三是某个诗人因特有的原因成功蹿成社会热点,被操盘手看中,大肆包装,使之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严格意义上,这与诗人或诗集已经无多大关联。它仅仅是一种披着诗歌外衣的商品。最后一种是运用权利,迎合权利,调动国家机器强行推出,这类诗集,无一例外,他们必须紧跟政治,如影随形,甚至化身为政治的一部分,充当权利的马前卒和传声筒,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是不是诗歌,或者值不值得诗学意义上的出版,已经无关紧要。尽管这类诗集可以铺天盖地,名噪一时,但是从诗歌本身的标准来看,共结局大多是沦为纸上垃圾,成为时代的耻辱,历史的笑话。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枚不胜举。</h3><h3> 我的第一、二本诗集,均属于第二种出版情况。但是第三本诗集《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例外,也就是说,它不在上述四种情形之中。</h3><h3> 对于新生事物,我向来是比较迟钝的。众筹这种商业模式在大江南北风生水起的时候,跟眼下牛皮闪闪的区块链一样,我对它依然是一知半解。有一次跟成功众筹了一家民宿的朋友聊天,他一句话打消了我的全部顾虑。他说,肯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你诗歌的人,他无疑是你的真实读者。说实话,我看到了太多兄弟姐妹们写出来的书正经八百的署了名送人,那些书根本没有被阅读就流落到废品公司,(我自己就不止一次从旧书摊上买走熟识的朋友写的书,在淘宝网上买回我早年送人的小说。)他这一说,我就动心了。出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有效的被阅读吗?在北京一家沙发软软的餐厅,我将诗集的众筹诸事,通通委托给办了几十年诗歌刊物的中岛先生。</h3><h3> 他和众筹网合作,选的是上海文汇出版社。</h3><h3> 他的美编设计好样书的封面,我写一段文字,大意是山河岁月都可以众筹,诗集为什么不可以众筹之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推发了一次。</h3><h3> 这一次,也是我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主动公开叫卖自己的诗集。</h3><h3> 先是五万的目标,后来他们调整为三万,按照众筹的玩法,完成了。</h3><h3> 大半年后收到样书,我简略的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因为我所提交的诗稿,那些我认为最良心最有时代价值的诗篇,都被和谐了。而且出版社态度霸道,我的权利仅仅限于查看有无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是否准确。哀怨之中,我甚而向中岛兄提出了中止出版的要求。今天的气候,实在不适合一本诗集的出生和传播。好在儒雅善良的中岛兄左右斡旋,诗集得以以我所坚持的书名出版。</h3><h3> 没有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祖国,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这是我的底气,也是我的底线。</h3><h3> 十月中旬,我从印度归来,收到诗集及中岛兄转发过来的众筹名录,宽斋独对,又喜又忧。喜的是,竟然有那么多陌生人征订了诗集,忧的是一些好友,已经越过了征订的层面直接是赞助了。想起那些旧书摊,我又无端的为每一册诗集的命运担忧起来,竟然也发出了类似于李嘉城先生“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之类的哀叹。不说九死一生,这些书,也是脱了几层皮,才来到这个世上。</h3><h3> 放下诗集,打开电脑,我找出被上海和谐掉的诗篇,反复阅读。自信对中国文字有着准确的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我,最终还是找不出它们被和谐的原因。</h3><h3> 所谓生不逢时,大抵如此。</h3><h3> 是夜,宽斋安安静静,我在暗夜里漫步,天空依旧高高在在,没有风,也没有月光。对那些无以得见天日的诗篇,竞慢慢生长出了一种宽慰。让它们远远落后于时代,让多年以后的人们再阅读它,未尝也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正如凉山的阿苏越尔先生给我留言说,在这个时代,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一点都不被和谐,那样的诗歌,多半是可疑的。</h3><h3> 话虽这样说,潜意识里,我还是希望它们早日能够摆脱被和谐的命运,因为我早就重新为它们统一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现实以下》。</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