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教育生涯的“风帆”从这里启航

铮

忆海片言九十三

一、我的初心                                          当下，整个社会的空气中到处飘荡的两个高频字，“初心”。我的初心是什么？考虑它，会自然地想起半个世纪前的插队时光，想到自己的教育生涯启航之路。下乡前，我只希望能找到逃离歧视、靠一双手吃饭的乡间“桃园”。下乡后，我才知道，终身务农，日夜操劳，低效率，差收入，连自己最简单的生计都无法保证。再后来，我渴望能够找一个既能养活自己、又能自己干好的工作。至少，不能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累赘，努力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再再后来，当上了代课教师，我爱上了教育教学工作。最终是在77年的下半年到79年的上半年两年间，我的命运发生突变，我以知青身份考上了师范学院。接踵而来是几个亲人的冤案得到昭雪，在全国“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热潮中，我在鲜红的旗帜下高举起右手。从能吃饭，到养活自己，再到做一个有用的人，做适合自己的事情，最后，将自己从事的和将会从事的工作和崇高的目标联系。这就是我初心形成的整个过程。也许，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人生。有哪位哲学家说过，人生就是一次次无法重复的选择，而我这些选择，都源于我在蹉跎年华里的若干个难忘瞬间。。。。。。

二、扫盲公开课                                      记忆中，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在公众面前单独讲话。第一次，在公社大礼堂，全公社知青大会，面对的是二三百个知青，我用普通话介绍自己养猪、搞农业科研的经历和体会，讲的都是真实的过程和实实在在的内心感受，所以，在演讲中没有任何的思想顾虑和表达障碍。这一次，“十大”以后，小队场上，马油灯下，公社的扫盲现场会，面对的是队里的乡亲学员和全公社的大小队干部。大姑娘上轿——第一遭。是公社的辅导员，也是我县中1960年前后高中毕业的校友，他把任务交给了我。前几天，他到队看过我们小队我给社员扫盲的现场，马上就和大队副书记，也是我队的老队长商量，定我们队做全公社扫盲工作的先进典型。现在想起来，真是太难了。晚上，就一个平方的活动地带，学员都是四五十岁男女的睁眼瞎。要上好现场会议公开课，不给大队小队抹黑，不容易！最忧心是我从没有正式上过课堂教学的讲台，更没有上过什么公开课。是老校友的信任鼓励了我。那天，我带领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教导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句话，教他们念法、写法，还让学员用自己朴素语言谈了他们的体会。我透过眼镜扫了周围，社场上坐满黑压压一片人。原来，各个生产大队都来了人。我不知道那来的胆量，用我老家的余西话，也是和队里社员相似的通东话，上了一堂完整的扫盲公开课。课后，大家一致称赞，讲我这样扫盲上的课很成功。就是这一个开端，自己也没有料到，以后，我会沿着这条道一直“滑”了下去，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

三、崔老师请我代课                                这一次上课，是在大队校前排的老教室。那时，大队学校的新教室正在动工。比较起来，旧教室就显得非常简陋。但是，课堂必须分成两半，左边是三年级孩子的课桌，右边是五年级孩子的座位。第一次给学校的学生上课，就是农村小学常见复式班。我安排低年级孩子抄写生字后，就给高年级讲算术。下节课，给五年级学生布置算术题后，再给低年级孩子读课文。学生们习惯了这种交叉学习模式，学习上挺配合，挺自觉，也非常开心。那次，是崔老师邀我上的课。那一段时，他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一段时。说是休息，因为新教室在建，每天，小学校里总少不了他徘徊的影子。崔老师是全大队都认识的吃“皇粮”的公家人，老公办教师，大队校的负责人。他的家就按在大队校附近的九队。他为人和善，也许都是读书人的缘故，他和我们这些知青都非常友好，对大队里干部们更加客气。他是我小队的原队长，后来大队的副书记书记老方的至交。也许，这一切都和崔老师随和的豪爽性格有关，当然也有那个时代出身不好的“臭老九”身份对自己小心翼翼的保护的因素。而对于我，他绝对是引我走上教育之路的重要推手人物之一。他觉得，我适合做教师，以后只要有机会，就向上级推荐我到大队的小学乃至公社的戴帽子中学去上课。尤其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在他的支持下，大队校几个任课老师轮流请假休息，让我在大队校代了近一年的课。感谢他们，感谢崔老师、王老师、郁老师、还有两个知青插友老师，他们用这种形式默默的支持我。这期间，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农村孩子，在代课中我也学会如何因人、因时、因教学的难度做好尽可能完美的教学设计，努力争取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我认识到，要把知识“倒进”孩子的脑袋，绝对不是仅仅在课堂上读读、讲讲、写写就能办到的。举小学的数学教学中的应用题教学为例，照本宣读没有任何用处。必须理清思路，讨论方法，形成规范。关键是让学生遇到变形的题目，要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最棘手的是，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注意到人与人的差异。孩子们的接受程度以及对知识的发散程度很少在一个层次。这就需要教师处理好学生的认知差别，不仅考虑如何使后进生跟得上，还要使先进生有兴趣听，而且要使他们也能有长进、有成就。回忆这些，我马上想到，在此后大概十年后，我上大学回中学母校任教。我直接教高三物理，负责毕业班的把关教学。几乎每一个搭班的班主任都对我的教学能够使各个层次的学生满意感到诧异。他们不知道，我在十年前，在替大队校代小学课时，就已经从先崔老师他们那里学习领悟到做好教师的一些真蒂。以后我在高中所有的教育教学的成功都从这里起步。                             

四、毛遂自荐                                            在小学断断续续代课的一年就这样过去，转眼就到1973年的春节。崔老师把学校的部分凳子寄放到我的知青屋，顺便和我说，公社教育辅导组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对下学期的缺额代课教师有新安排。公社原来的片办小学都在办戴帽子初中和高中，中学教师奇缺。他极力向辅导校长们推荐过我，但他觉又得我自己也得努力争取。我知道，他叮嘱我，是要我自己和公社的辅导校长们见面，推介自己。在乡村。我找寻适合自己做的事情的道路已经走绝。务农，不胜其力；养猪，也有困难；搞农业科研，没有经济和人力条件。我也想过到外面养蜜蜂，在知青小屋养蘑菇，反复思考后，发现那些想法都不太现实。在小学代课大半年，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的料。在课堂，我能倾心投入，忘记现实不愉快的一切。这使我想起姐姐初中毕业想去做教师，受到母亲的苛责的事。做过教师的母亲就是觉得做“叫叫（教教）儿”没出息，丢面子，坚决不允许儿女走她的老路。想到母亲去世，自己转了许多弯路下乡，竟然把求做代课教师当做最大的心愿，不觉唏嘘不已。高中念书时想做科学家，想当工程师的理想之火早已熄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志愿的标准，一定需要按照人所在的社会境遇做不断地修改！

       好几天，想着崔老师的话，想到公社迅速发展起来的高中初中的教育，心里的理想之火希望之火一次一次地呼啦啦地燃烧起来。想清楚的当夜，我马上起草，向公社教育辅导组提出做高初中代课教师的要求，大意是自己在高中各学科的基础都可以，愿意毛遂自荐。想不到合适的词语，只好用了小学在邻居朋友家看到的连环画故事的标题做申请的中心词。申请书一刻钟的时间写成，但亲自递交给校长们，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难题。什么时间送，往哪儿里送，绞尽自己的脑汁。那几天，学校放假。春节前，队里也无可事事。插友们都回老家和父母家人团聚去了。我每天早中夜三次像做小偷一样，去学校校长们的宿舍周围鬼鬼祟祟地晃荡好几遍。发现没有人，我正好心安理地退场；发现有几个人在那里关门开会，只好悄悄对自己说，千万不能打扰他们，应该赶快自觉离开；遇到校长室里只有孤灯亮着，又黑灯瞎火只身闯校园，不要惊吓了校长们。就这样，好在家到学校的路只有四五里地，我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天。好不容易在下午的一天，校长室的门开着，两三位校领导都在。我依稀认识的姓周的和姓杨的校长，就鼓足勇气提上报告，自我介绍，说，我是东南大队的知青，我想上中学的课。刚说完，那位周老师马上用启海话告诉我：“哦，牛已过了河，新学期的代课人员名单已交给公社已讨论。。。。。。”“来迟！”我心里说。崔老师所传的话确实不假，长期代课的名单每年都要交公社辅导组讨论。后来才知道，所谓的讨论仅仅是各种关系的摆平。不过，当时的我对这些并不知晓。事后，我一点也不埋怨自己，甚至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欣慰。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我已经给校长们表达了心愿，使他们知道有我这样的人存在。申请报告中我用了"毛遂自荐"这个成语，严格讲，我还不是最最理解那个成语的真正涵义。我只希望校长们有朝一日能用上我这个“毛遂”。就这样，多少年过去了，“毛遂自荐”和“老牛过河”这两个成语就成了我从教之路的难忘的经典回忆。

忆海片言九十四

五、我能教高中

      1973年的上半年，我又在大队校断断续续混了一个多学期。转眼，到了秋收季节。一天，我在靠海门县交界的河岸地里漫不经心地摘棉花。突然，从田边传来队里在公社校上高中孩子中一个小名叫林忠的喊声。他高声和我说，他的数学老师犯了胃病，校长要我马上去学校接他的课。明白之后，我又喜又怕。喜的仍自己自荐信终于见效；怕的是我好多年不碰高中数学书了。到学校打听，那时的高中数学其实很好对付，就是一些简单的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和一些关于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的三角计算。至于要我兼上农知课，翻开课本，原来就是高中的化学简化版。卤素单元，讲盐酸，进而谈食盐生产。氮单元，讲氮的化合物以及氮肥的生产和使用。虽然后来做了高中物理教师，高中学习时实际对数学和化学感兴趣。从此，我一边复习回顾高中的数理化知识，一边学习怎样组织设计中学理科的课堂教学。由于有在大队教小学生的底子，同时也由于当年的教学要求委实太低。我只要讲课本上要求的合并上自己在高中平生所学设法倒部分给学生，课堂教学中就绰绰有余。严格说，这次代课也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端，它提高了我的自信，觉得自己不仅能做教师，而且更适合做一个理科教师。更重要的是，是在那次代课的四年后，历史性的七七年高考来临时，我几乎没有复习，就能轻松在那场改变命运的测试中取得高分。

六、两进公益校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过后，我原以为还会留在公社校上课。不想，开学我被分至离生产队靠十里地的公益校代课。公益校是一所片上的戴帽子学校。所谓“片”，是公社几个大队自然形成的区域。比如，我大队在公社附近四个大队形成的东余片，公益校在公社最西北三个大队形成的三平片。戴帽子学校是小学加上直升在本校的初中班。当年初中只需要上两年。两年后，要看每个孩子的造化，成分好的有门路的上三余区的正式高中或公社的戴帽子高中。家庭属于中农以上成分的只能直接回生产队，一步到位参加到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中去。我不知道自己去那里代课的内幕，只知道从东余校抽去和我同去的有一位是原来公社辅导组的领导。后来知道他遇到了倒霉事。他的麻烦出在我们这种想代课的知青身上。不过，坏他事的是一位女知青。我见过，她原来也在东余校代课，就插队在我临近的生产大队。六四年高中毕业下乡 ，在公社校上语文课好几年。从同事老师背地里碎碎叨叨嘴里的传言中整理出来的事实是：那年过年前后，女知青带了些礼物去领导家拜访送一点薄礼，以表示她对领导关照的感谢。不言中的意思，是希望继续能被领导关照。不巧，那位校领导的爱人是个有醋意的妇女，而且是一位强势的生产队长。“礼多人不怪”，在她那里行不通。女知青的礼物被那夫人当众甩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简单的情节被好事人放大、渲染，在全公社形成了轩然大波。风波平静，查清并没有那种花边男女的关系。那知青继续在公社中学上课，而那位辅导校领导自然被贬，成了片办校的负责人。不过，那位领导却非常看重我。可能，这也是他带我一起去公益校的原因。

     有了大队和公社校代课的基础，在公益校的上课倒是顺风顺水。最主要的收获是我对自己能做一个好教师有又了充分的信心。信心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公益校的老负责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位负责人看到我新来，就悄悄问我，你是哪位介绍而来？意下是希望知道我的后台是谁。我回答他，我自己打的申请，没有人。此后，他除了不时在临近空教室偷偷听我的课外，还借外地学校老师来观摩，专门听完我的随堂课。应该说，一位老中师生，又是长期担任小学的负责人，算是位实实在在的小学和中等教育的内行。他后来悄悄和我说称，我应该算是教师队伍中的高水平中的一个。信心的第二个来源，是学生的无声评价。开学的两个月后，请病假的老师上班，我必须回生产队。学生提前知道消息，在没有任何老师提示下，班上同学自发集体给我这个代课教师开了感人的欢送会。班集体和学生个体给我送了纪念本，写信给我送上许多悄悄话的赞颂语句。班上有一个学校闻名的不听话的“刺头”学生，破天荒表示对我挽留。虽然，后来从教，接收到学生的感谢祝福无数，但那是我做从教做代课教师后的第一次。那幅图景在我记忆中就显得格外珍贵。我深受触动，原来，为人师，竟能收割如此的美好的感情。班上学生都是土生土长非常清纯非常聪明的农村孩子，可惜的是受时代环境的限制，他们都没有走出棉区绿土地太远。许多年后，我在重回通州湾的汽车上，见到已经是四五十岁带头写信的孩子。那时，他还只是乡政府下属部门的普通工作人。他告诉我，他好几个兄弟，只有我后来教过的小弟，才乘上高考的列车，跳出农门，考上国内名牌大学，出过国，在大企业找到自己称心的工作。

       也是对我教学工作的认可，和在大队小学代课时一样，在那位原辅导校领导和公益校的老师们的庇护下，公益校的老师们也相继休息，空出岗位让我代课。我在那里代数学、带语文、教唱歌、做班主任。一直“赖”到第二年的暑假。回想那一段经历，我蛮有收获。我坚定了自己做一个乡村教师的愿望，进一步体会到农村学生迫切需要好教育的要求。虽然，全公社初中教育已经普及，带帽子小学到处都是，但中学的师资令人担忧。一般的高中生或小学教师上初中，语文老师可以混混，数理化教师知识奇缺。工农兵学员的老师刚刚出炉，但相当多是实质上的小学毕业生，培养两年，知识水平也只有初中水平。他们教小学马马虎虎，教初中、上高中勉为其难。许多极其简单的知识错误还是需要我这种老高中纠正。我自己也利用时间补上自己的缺门。像语文知识，我上高中时，选择理工一类的高考不考。我读了当年一些用以给普通教师进修的语文知识参考书，使我自己长进充实不少。那时我的目标不是考大学，而是想通过自学成材之路学做中学的全功能代课教师。多少年后，看了王宝强主演的《士兵突击》电视剧，思想上特别有共鸣。自己想，原来在代课那时，我也是不抛弃，不放弃，像那个新兵蛋子一样，只想着做“有意义”的事。

七、重回东余校

    是一位姓沈的女知青和我在武汉的姐姐说过的。她说，在学校，只有你弟靠真本事取得代课资格的，其他人靠的基本是“关系”。沈知青从武汉投亲靠友插队来东余，两年前被公社推荐上了师范，和我是同事。我在另一所片办戴帽子学校代了一个月课后，又被调到公社上高中的数学课。 终于，我不再去代这个教师那位教师生病有事请假的课，算是公社少了编制的缺额代课教师。相比，它的位置远比一般的临时代课教师稳固了许多。毕竟有过在公益校上过各种科目课的历练，在公社校教学中已经轻车熟路。再加我担任我擅长的理科教学，那时的内容浅，要求低，但我还是尽心尽职教好每一个农村的孩子。每学期，我都要在开学初花几天时间备好一学期的课。其实那种“备”就是现在提倡的“备教材、备计划、备框架”。至于“备学生、备课堂”则是上每节课的头一两天前的事。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相当长一段时期。就是上了大学，做了正式的教师，我觉得它也是搞好教学的一个宝贵经验。在公社校，我获得比较多的进修机会。我可以和正式教师一样，去县教师进修学校短期学习，学习当年教材中的应景改革的内容。像制图，像“正交试验”，以及在科学试验上用得上的“0.618法”等等。不管这种应景改革是不是符合中学生的实际，但还是使我扩充了的眼界，使我遇到像县进修校周学祁老师，像扬州师院请来的制图老师这样的一些上课方法很有特色的老师。在那个年代，能有他们这种创新的教学元素填补我教学艺术的空缺，是我的运气。它使我真正认识到，教学不仅是一项任务，它更是一种艺术，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为什么？同样的数学课一天轮流摆龙门阵，有些老师上课像白开水，有些老师教书却像香浓的咖啡，回味无穷。为什么？一个老师连续讲几天的制图课，听下来，一点都不枯燥，也一点不觉得疲倦，还能对制图中的学问兴趣盎然？遗憾的是，我忘记了那位教授的名字。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努力做一个学生欢迎的名教师。

八、命运大转折

      国家和自己命运最后转折是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两年。七六年，几位开国领袖先后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十月初，平地一声雷，华主席带领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心跳目眩的变化是，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开始。学校的教学气氛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力批判“读书做官论”变成一致鞭挞“读书无用论”。全社会重视学习，重视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全公社破天荒搞了几次数学统考。三余区统一出题，我两个教学班成绩公社第一。知道这些，我挺高兴。虽然，我的教学学生欢迎，但质量如何，没有真正的把握。七七年，随着高考将要恢复，我教学的高二年级就成为高中的毕业应试年级。我着手学习准备中学数学高考应试教学，学校也根据形势变化将学生分成快慢班教学。我作为一个代课教师，替代公办教师担任快班的数学教学。我知道，校领导把我当作公社的教学骨干培养，我对自己的教学生涯充满了希望。

    那时，也有自己不太满意的事。本来，教师的地位不高，而代课教师的位置更是低贱。工资，待遇和别人扫过来的眼光都不一样。每次全公社的教师会议，公办教师做坐一摊，民办教师坐一摊，而我们少数几个代课的，必须自觉另起行。大风暴过后，我自己的命运也随之悄悄变化。七七年十一月，我报名参加高考。不过，我对最后能不能参加高考，能不能正式录取都抱微微期待的的悲观态度。尽管后来高考顺利，参加了体检，我仍坚持对关心我亲友说自己不抱希望，或者索性说自己已经被淘汰。我知道，人和人的待遇可不都是一样的。尤其是过去见到过的高考推荐录取，“后门”、“条子”、“电话”、不需要开口的"默契"，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随意主宰着许多年轻人的前途。它可以使少数人“呼风唤雨”，也会让更多优秀的学子“梦断神伤”。我所以抱微微期待的悲观态度，因为我知道，学习成绩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摆在我面前有好几道关卡。一是身体关：一九六四年高考，我因体检肝功能不全禁考。以后，肺结核并发，肝病迁延数年。二是政审关：在当时看，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档案上漆黑一团。通知上说是只看个人表现。但是，实际执行，究竟有几分可信度？关键我算不上老三届，年龄不超标，能不能"混"过去，还真不好说。最后，所有的障碍都没有挡住好命运对我的光顾。在前几天我高中毕业五十五年的聚会上，同学们看到我，都称我要好好谢谢邓公。他们说，我是他们中唯一幸运上满四年大学本科的人。老同学中虽然不少人考上大学，六六年停课，实际只上了两年大学。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感谢他主导的七七年高考。一九七八年二月底的一天，我终于拿到了录取师范学院的通知书。如果在高中阶段，师范肯定不是我想去的。我的理想是清华或交大。经过人生的许多磨难，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坚定地选定了教师这个职业。从此，我在做教师的不归路上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