镕基总理：别来愿无恙

煌佳风水

10月22日晚，媒体密集报道，91岁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再次给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写信。

朱镕基在信中抱憾，“因身体问题”不能赴会。于是，也大概可以理解，朱总理缘何缺席了国庆盛典。

朱镕基正是清华经管学院的老院长。他的内心，一直有个教书育人的园丁梦。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恳请各位顾问委员会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的建设，支持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为公的初心依然不改。

回顾朱镕基的生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这句话，对于曾抬棺反腐、力行改革的朱镕基来说，可谓最好的旁白。

信是18日写的，但在22日公开报道出来。

巧的是，10月23日，是朱镕基的91岁生日。

镕基总理，别来愿无恙。

2017年10月18日，朱镕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距离长沙向东三四十公里，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是朱镕基的故乡。

朱镕基是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其祖上岷庄王，是朱元璋的第十八个儿子，晚年迁至湖南武冈。

明末李自成等起义，朱氏家族逃散，其中一支就逃到长沙棠坡。一开始，只有几人，且穷困，就以教书为生。

此后数百年，朱家白手起家，成就一方首富。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乐善好施，被称为“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朱家因扶贫救弱，到今天仍被当地人称颂。新中国成立前，该村所有贫家子女，都可以免费在朱氏族学读书。

在这个大家族中，朱镕基一家却也可说命运多舛。朱镕基的父亲，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 “痨病”。

按早年乡俗，为了“冲喜”，朱镕基的母亲张氏匆匆嫁入朱家。朱镕基堂兄朱天池回忆，张氏个头较高，“长相很俊秀”。

然而“冲喜”未成，朱镕基还没出生，父亲就英年早逝。待到朱镕基出生，母亲张氏也感染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恰好朱天池妹妹朱荔裳也刚出生，朱镕基就被伯父带到家中，由伯母哺乳。

不幸的是，朱镕基9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朱镕基便被“满伯”朱学方抚养。

幼年起，朱镕基就是个很憨实的孩子，寡言少语，爱读书。其童年玩伴朱佩珍回忆，“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

据堂亲朱畅九回忆，朱镕基少年时，也不像同龄人那样爱嬉笑打闹，业余时间经常关注时局。当调皮的男生把洗脚水倒在楼下女生头上时，在男生们的一片哄笑中，只有朱镕基一脸严肃说：“不要开这种侮辱女同学的玩笑！”

进入学堂后，他的聪慧与专注，很快令他出人头地。2014年，朱镕基民国时期中学成绩单曝光，门门成绩都是第一。

1947年，19岁的朱镕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就读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并于1951年出任学生会主席。大学的锻炼，强化了他的组织能力，也成就了后来极具魅力的演讲功底。

大概正是幼年的孤苦经历，加上独立自强的求学经历，使朱镕基有着超越常人的坚毅不拔，也总是敏感于世间疾苦，锻出体恤百姓、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铁血侠肠。

回顾朱镕基的从政生涯，首要一个词，就是改革。

就改革来说，财经评论人吴晓波曾做过归纳，认为最大功绩之一，就是1994年和1998年的两大改革，后又通过艰难谈判，助中国加入WTO。

1994年的改革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个主题展开。主要包括：

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改造为分税制，提升中央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

推进国企改革，建立以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他，还有建立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结合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及金融-银行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

而从1998年起，为日后中国经济打造的“三驾马车”，更救中国经济于泥潭。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下，东亚各国的资本市场相继失守。风暴波及中国，到1997年中期，全国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3万亿，占到当年GDP的27%。当时，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总数达到创纪录的1275万人。进入1998年6月，长江流域又遭遇百年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

朱镕基的三大经济政策，正是在这种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推出，也形成了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框架。这三驾马车，也即：

启动城市化建设：从1998年到2001年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水利工程。同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

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活力。此时正逢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受重创。而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由此远征全球，催生了“中国制造”的黄金岁月。

第三是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在当时，房地产业的复苏，对于中国经济的强心，产生了巨大功用。但朱镕基的想法是，“即使以后，也不可能全部实行住房商品化。”在任期间，他着力稳控房价，离任前他担忧，“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退休后，更反思：“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

经济之外，朱镕基力推政府层面的改革，即“精简政府机构”。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感叹，“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财政饭。……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遗憾的是，当他积极兑现承诺，才发现利益相关的反弹有多么强大。1997年底，朱镕基找几十个部长挨个谈话，结果，没一位部长愿意主动放权。

但朱镕基的干事风格，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在1998年全国人代会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2000年4月，朱镕基在辽宁就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进行调研。

1998年改革之后，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人员减少50%，200多名副部级官员被裁掉。

数据不会溢美主人翁。

在朱镕基主政下，中国创造了连续十二年未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达9%的经济奇迹。这是中国自1870年洋务运动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法国、英国、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至今，人们时时想起朱镕基，除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派形象，更因他赤诚为公、廉洁为民的一派清风。

主政上海时，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让建委同志汇报情况。那领导可能没有思想准备，一时语塞。

“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被训斥的干部以为他说气话，战战兢兢坐下。

结果朱镕基厉声呵斥，“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

挨批的干部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这个新市长非常在意实际情况，被提问就像受训。这让官员又敬又怕，每次开会，前几排都是空的。

当时群众对官员吃喝反应强烈，为管住官员的嘴，朱镕基又制定“四菜一汤”制，带头执行。

从地方到中央，朱镕基时常与官员分享明代郭允礼的箴言，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句话，朱镕基少时就烂熟于心。

他还有个更出名的“粗口版”：“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

1990年4月14日，朱镕基与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上海“爱国卫生月”活动。图为朱镕基与大家亲切交谈。左二为时任副市长谢丽娟。

他炽烈如火，曾痛斥“以竹筋替代钢筋的防洪工程为‘王八蛋工程’，是对人民犯罪！”

查出陈希同贪污腐败案后，他雷霆震怒：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2001年初，他在一个全国会议上，怒批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搞得后者下不来台。事后张维庆致信表示接受。朱镕基又自感言语不妥，回复道：“维庆同志，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得失，点滴自知。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歉疚在心。知我谅我，希勿挂怀。自当引以为戒。”

他鼓呼讲真话，反映问题。

1998年3月11日，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知道是事先排定，便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

的确有个农民代表，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说了。

朱镕基马上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意见……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当场发飙：“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

他脾气刚烈，却不对人存私怨。

在朱镕基还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手下一位处长，越级向国务院领导，错误报告了朱镕基工作失误。

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这位处长。不少人想，这人前途完了。

没想到，这位处长后来竟被朱镕基提拔，作了某局副局长。

有人问，朱镕基说，“这人工作负责，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任用”。

他还一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2003年，朱镕基履职最后一年，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时他说，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

他严以律己，自订“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的“五戒”。这样的严格，同样“波及”家人。和他最要好的堂兄，念想十几年，直到过九十大寿，才得到朱镕基一副贺联。这已经是朱镕基对亲友，最大的“照顾”了。儿子十几岁时，喜欢楼上的阳台。一天拿了张破油毡布，上面铺了土，准备种菜。朱镕基看见后大怒，问他从哪拿的，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我们再穷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儿子很委屈，说不是别人家拿的，是从计委门口垃圾堆捡来的。搞得朱镕基也不好意思，但碍于“坚持父亲的尊严”，说“即使垃圾堆里的，也不能捡。我打你不对，现在陪你送回去”。于是父子两就一直走到计委门口，规规矩矩把油毡布放进垃圾堆。后来，子女去留学，依靠刷盘子、打工度过了留学生活。无人知道他们的父亲，就是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中国的副总理。

金刚怒目的朱镕基，另一面却是细节中的人情味十足。

他喜欢京剧，也极具表演天赋。在大学时，在工作中，乃至退休后，一有机会，也不吝给大家“露上一手”。

一位晚辈回忆，“朱镕基比我大十多岁，和我父亲都曾在国家计委上班……一到晚上，他总是和夫人劳安说笑着在大院里散步。大院里的中古友谊小学开家长会时，他也经常和别的家长侃侃而谈，哈哈大笑。在计委机关联欢会上，他会字正腔圆地为大家清唱上一段京剧。”

他以言语幽默闻名。一开口妙语频出，立刻就抓住了听者神经。

1988年4月30晚，上海电视台播出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后第一次讲话。朱镕基风趣说，解决上海的问题，“会白头发很多”。

一位中学生写信说，“新当选的上海市长，你说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要是我是代表，我也会选你一票……”

他的幽默，也令国际友人啧啧赞叹。

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赞叹，“朱镕基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

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

2000年10月14日，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朱镕基自我介绍：

不久前，日本执政三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向我提出忠告：“届时你无论如何要保持满脸笑容，越是对你提尖锐的问题，你越是要笑。”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平常讲话的时候，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今天我要努力去做，尽量保持笑容。希望朋友们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勉强，更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可怕。请多多关照。

他和夫人关系很好。

一次访问日本。活动中，主持人问朱镕基：“听说朱总理什么都不怕，但是对于劳安夫人是除外的。您觉得您的夫人有什么地方令您感到可怕？”

朱镕基笑着说：“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

主持人又问:“假如您夫人不在这里，您也是一样的回答吗？”

朱镕基说:“当然，表里如一嘛。”

据说北京还流传着关于朱镕基名字的故事。

当时，朱镕基的“镕”字，在中国目前电脑字库中没有，用电脑写稿时，打到“镕”时，都要写成“容加金字旁”，很麻烦。

有和朱镕基相熟的记者和他开玩笑，叫他改名，把金字旁改成水字旁，给大家行个方便。朱镕基对此建议大不以为然，他称自己名中的“镕”字，是铸就之意，而“镕基”就是铸就基业，他要为中国的富强铸就基业。如果改成“溶”字，不就把基业给“溶”掉了？绝对不行。

做总理期间日理万机，朱镕基仍每晚必看《焦点访谈》。有一次在广西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突然，他面色如铁，停下筷子。原来当时《焦点访谈》正播放山西运城地区水利渗灌工程弄虚做假案。看完节目，朱镕基沉默不语，夫人劳安劝他多吃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不吃了”。

看完《焦点访谈》朱镕基还有个特点，就是要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

把时间往前推20年。1998年3月17日，正是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时间。

2000多位代表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响起一阵掌声。

之前，有人认为他到处得罪人，得票不会太高。

比如有人认为他的经济思想，难笼统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定义，更曾遭遇来自两个派别的“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他看到商鞅被车裂而死，潸然泪下。面对改革之艰，即便刚强如朱镕基，想必也藏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辛酸与无奈。

当天的结果令人惊讶：朱镕基得到2890张选票（只有29张反对票和31张弃权），伴随着的，是连续三次经久不息的鼓掌。

新华社记者文章回忆：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

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这似乎证实了：无论何时，务实干事的人，总能得到人们最深切的崇敬。

镕，《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

当这个力度十足的汉字，开始“挑战”当时仍不健全的电脑字库，朱镕基也开始了他极富个人色彩的发言。他不用写好的讲稿，掷地有声，讲出了那句后来闻名遐迩的豪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特地解释了这个说法，“请大家不要误会，死而后已，不是说我要老呆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这么做的。

2014年10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因为一条新闻，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4胡润慈善榜》，在100名上榜的中国慈善家中，只有3人不是企业家，其中朱镕基退休后，“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在榜单上排名第六十位。

胡润研究院称，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版税，悉数捐给实事助学基金会。

11月初，媒体就此事向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求证。

黄书元纠正说：“朱总理实际捐款数额不止2398万元，而是四千多万元，在胡润慈善榜上的准确排名应在前40名。”黄书元向记者进一步说明，朱镕基在人民出版社出了3套6本书，即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和一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版税标准是销售码洋的10%，至今共计四千多万元。这些钱，朱总理出书之前已做出安排，他本人不经手，由出版社转交给他创办的实事助学基金会。

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丹麦的一位记者曾向他抛出一个问题：希望中国人民在他离任之后，最记得他的哪个方面？ 

朱镕基这样回答：“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想，时间已经回答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