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宣传画狙击历史

蝙蝠

这是一幅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知青题材的宣传画，于1973年悬挂在广州交易会大楼东北侧起义路与大新路交接处。

1974年元旦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彩色版中刊发了这幅名为《广阔天地新苗壮》的创新之作，给“文革”沉闷的画坛带来了一缕清新，各种刊物争相发表，成了风行全国的招贴画，后被列入《新中国美术图史》封底。

安徽省红色文化博物馆（省级文博馆）知青板块展示了阮厚新先生（常务副馆长、全国红藏会副主任）收藏的这幅宣传画。

小编在文博交流中心（安徽红藏会会长阮厚新）摄

《广阔天地新苗壮》是广州美术组成员张绍城于1973年创作的，原作共画了二稿，分别提供给广交会放大、广东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使用。现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张绍城 (1944.7—) 广西合浦人。 擅长中国画、油画。 1963年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 历任广州轻工美术公司设计，广州市委宣传部美术组及广州美 术工作室创作组创作干部，广州画院画家。 作品有《特区女经理》、《巨大的蕴藏》、 《广阔天地新苗壮》等。1993年-2004年任广州画院院长。1995年-2005年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广州画院艺术指导、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学术委员。

《七二一大学展蓝图》

张绍城有较高的绘画天赋，且十分勤奋好学。早在读美院附中时，他的专业成绩就特别好,连高年级同学都不敢小看。那时，校园内外、街上、市场和车站码头，都可以见到这位不修边幅、用破画夹写生的“附中仔”；无论课余、节假日，画室里总会出现他勤奋作画的身影。这种信徒式的艺术修炼，加天生的绘画细胞，使他比一般人成名都早。1963年，19岁的张绍城和同学王维宝的毕业作——木刻《擒鲨》在《人民日报》发表。20岁那年，他与同学陈衍宁、伍启中、招炽挺共同创作了轰动一时的连环画《南海长城》。

“文革”中，张绍城抓住从事装潢美术设计和宣传画创作等机会，全面提升自己的绘画能力。1968年，他应邀参加安源井冈山纪念馆的创作活动，期间结识了当时我国一流的画家，交往中悟到了努力的方向。1970年，他给春季“广交会”绘制了题为《抗日战歌》的油画，第二年此画发表在首期《解放军画报》中心页。1973年，他大胆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红、光、亮”画法，标新立异，用冷色调描绘三个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独立创作了《广阔天地新苗壮》，令人眼前一亮。

美术组成员与工人在大画前留影

现在，你走在街上，到处可见的是广告。公共大巴、地铁、天桥，乃至整座整座的大楼，是喷涂广告，视觉逼人，让你感受着经济的热度。而文革时期，却是另一番景象，广州街上只有标语、红旗、宣传画，一个广告都没有。

1970年春交会前夕在东校场门口观看悬挂巨幅宣传画的人群

　

那时中共九大开后，进入70年代，“文革”虽还在进行，社会已趋稳定，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从未中断。偌大个中国只广州一个出口，只广州能见到外国人。每逢“广交会”开幕，海珠广场、交易会门前便人山人海，挤满围观的人群。

宣传画成了广州一大景观，巨幅宣传画的安装，引起了广州人很大兴趣，有很多人驻足观看，烈士陵园、东较场门口的画，因为画幅大有气魄，视野开阔，围观的人最多，有五六百人，不看到最后一块拼接完人们不走。东较场这幅画成为每届交易会宣传画的重点。

广交会期间，广州的工厂、农村、学校、饭店都设开放点，接待外宾，而市区为最大的开放点。既然开放，便要对外宣传，除了唱歌跳舞便是宣传画了。所以，交易会大楼内，每一层都根据形势创作大幅壁画，以增加政治气氛。外宾来了，可能会到处走走，可能会拍照，可能会挑我们的毛病，而我们的街道破烂房子又太多，所以要搞些语录牌、标语、宣传画挡一挡。宣传画色彩鲜艳，美化了环境，又能把党中央的指令及时传达到群众，不失为一种好形式。

宣传画创作审查通过后，需进行放大悬挂。此事工作量甚大，基层无力承担。市委政工组宣传办决定组织队伍，自己创作自己放大。调来了1968年的美院毕业生，又借来了一群美院同学，纠集了工商局广告所、街道服务站的人力，在市区竖起二十几个大铁架，开始制作宣传画。完成了两届交易会的工作后，借调人员已陆续离去。总结这段时期工作，宣传办决定成立市委美术组。美术组直属宣传办，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即市府大楼后东北角。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

宣传画创作好，由领导审查通过，这仅是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放大。那时没喷涂机械，全部人工手绘。工人把铁皮钉在木方上，成2×3米的一块块，留出接口，再按铁架大小拼接，最大的一幅是在东校门口30×10米，摆足一个篮球场。工作量很大，每逢大忙，要在基层借十来个业余作者帮忙。1972年，广州美工室有三十多人来，放大宣传画很辛苦，四年内共计有一百多位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铁皮在地上铺好后，他们踏在上面，打格子，起稿，再涂油彩。放大时大量使用油漆、松节油、天那水，气味很浓，画不多久，人就会喘气。天气好，太阳晒，人踩着铁皮像蒸笼一样，满身大汗，碰到雨天，为了赶时间也要冒雨开工。放大完成后，挂在大棚上，他们再爬上高梯加工，然后请宣传办领导来过目，按意见修改完，宣传画便可以上街。到时，他们还得带上工具颜料跟着去，运输过程难免碰损坏画面，画幅拆散了，工人分不清哪块接哪块，所以要跟眼，直到全画挂好。

1969年“秋交会“广州宾馆悬挂的巨幅领袖宣传画一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969年“秋交会”广州宾馆这一幅受到批评，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像流血。此时大画已挂在墙上，有五六层楼高，美术组从公安局调来最新进口的消防车，由2名创作人员爬上云梯，用油漆修改，但事情总难以预料。每逢刮台风，便很担心。宣传画铁皮掉下来，砸伤人的事是可能的，他们三更半夜也要巡查，督促工人上去加固。平日里，他们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手套，满身油漆，没一处是干净的，和挂画的工人没什么区别，工作很辛苦，只因是在市委，觉得光荣，饭堂伙食好，大家都没有意见。

小编2018年9月在关山月傅抱石1961年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作前合影

1971年刚“解放”不久的关山月和杨之光，余本、袁浩、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

1971年画纪念巴黎公社那幅画，美术组创造了一个星期完成放大30×10米宣传画的纪录，惊动了省文艺办，军代表觉得手下的老画家动作太慢，三个月才画成几条铅笔线，于是在8月30日带上关山月、杨之光，余本、袁浩、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那天正是太阳西斜，他们在树阴底下看戴着草帽，弯着腰在铁皮上涂油彩，老画家感动得很，关山月和美术组创作人员一个个握手：“向小将学习，向小将学习，年轻人前途不可估量。” 关老刚“解放”不久，对他们讲的是鼓励的话。宣传画与国画、油画不同，后者不能用速度来衡量。但关山月等老画家的到来，给美术组带来荣耀。军代表在宣传办表扬美术组：“关山月也来了，美术组不简单。”宣传办开讲用会，你们的事打动了全体干部，他们呼口号：“向美术组学习！”一致推荐代表在市革委政工组大会上讲用。美术组开始有了名气。

1971年宣传办同意我们的计划，创作题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将革命进行到底》。

纪念巴黎公社以中国工人为主要形象，让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着火炬，背景是巴黎街壘，起义者架起大炮，举着火炬，前面是中国人民游行队伍、红旗、彩车，象征世界革命的地球与火炬。这个画面，火炬是主要形象语言，考虑到美国的自由女神也是举着火炬，他们在主角举的火炬上写上“巴黎公社1871-1971”以加以区别。此画与其它画稿都运到市委，摆放在常委会议室门口，由常委会中途休息时过来看画，并顺利通过审查。” 市革委主任黄荣海提议，巴黎公社那口炮要抬高一些，不然，炮就要打到游行对伍中去。也难怪，他还是省军区司令员，带兵打仗，对炮的高矮很敏感。政工组长原东江纵队政委邓秀芳对这张画的构思很满意，说：“三把火好，把画面连起来了，有深远的意思。”按首长的意见，创作人员把巴黎街壘的炮和人物都作了修改。画完成后，由省出版社出版发行，反映很不错，宣传办领导很满意。8月份，宣传办领导又要求创作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应有所准备，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是革命。”也是30米，希望再画一张巴黎公社那样的画来。但这一次搞砸了。要表现战争危险、备战、世界革命三个很大的内容，一张画，怎么也讲不清楚。审稿时，几级领导都不满意，最后题目政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才过了关。

那时，每星期都要到宣传办参加学习，除了读马列，学哲学，常能听到内部文件。毛主席在1971年讲要“降温”，批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反对树立他的雕像。又如周总理反复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周总理指示在接待尼克松的时候，交响乐团在晚宴时要演奏的曲目是《草堆上的火鸡》，他们听到这方面的指示，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从那时候起，他们再没有在交易会的宣传画里画毛主席的形象、像章和语录本。只是群众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有次东较场三十米大画已经挂好了，有人批评画上的中国人没有戴主席章。虽然他们没画像章是正确的，为了稳妥，还是请示领导，让人抬着长梯，从市府抬到东校场，架到十几米高的大画上，冒险上去加了像章。那时画中的世界人民要不要拿着枪，让宣传部领导左右为难，拿枪吧，人家说：说你好战，不拿枪人家又说你光举手，喊口号，不干实事。宣传画直接画外国人，一个人便代表一个国家，谁亲谁疏，前后左右怎么排，会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态度，成了敏感的外交问题。所以，尼克松访华后，对这一类题材，便把构思放在热情欢迎的形象上，枪炮、斗争、革命的形象便从宣传画里，慢慢淡出了。

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 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 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1972年9月，“ 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改名为“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该馆陈列内容也作了适当的调整。鉴于序厅中的《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出现霉点，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该馆便将这幅油画撤下。

1991年3月，纪念馆为迎接安源大罢工胜利70周年，在北京召开基本陈列内容修改方案座谈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史学专家在会上提出《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可以陈列。油画作者刘春华现在是北京画院院长。该画是专为安源而作的，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肆宣传过就不敢陈列。根据专家意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于1992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70周年前夕，在基本陈列中恢复了《 毛主席去 安源》油画。

这幅油画的原作虽然已于1995年秋以550万元在北京拍卖，但另一幅由作者亲手临摹的《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至今仍保存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艺术上要提高，要解决艺术风格、形式感的问题，必须找到可借鉴的资料。经过1966年的破四旧，很多画册都被当成“封”“资”“修”销毁，已经不容易找到。那时新华书店归宣传办管，外文书店可能还有外国画册，店面上不能卖。仓库应该有存货，要是市委宣传办要，就不同了，于是开了证明，找到新华书店总店，见了领导，说明了理由，去到外文书店仓库，果然有，看了一天，仍未挑完。第二去又去看了古旧书店仓库，终于找到了一批外国画册和国内解放以来的画报。

另一个可能有的地方，是图书馆。打听到市府就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只是已封五年了，谁也不敢把书借给你。他们便以电工查线路为名，开好一扇窗，晚上一起爬进去，偷来了大捆苏联画报《星火》杂志。要说宣传画最好的参考，当数苏联波兰电影宣传画，“文革”前有很深的印象的是《保尔·柯察金》画得多好啊，《黑桃皇后》画得多好啊。在南关电影院，借来了几乎全部外国电影宣传画，记忆中的全都有。大家明白，创新需要参照，没有参照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市委比下面宽松，市府生产组弄来很多国外最新的工业，科技电影，隔三差五地放，放映厅里，人头涌涌。搞一点“资”的“修”的看一看，已不是什么问题。

尼克松访华是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的事件。

尼克松访华后，枪炮、斗争、革命的形象便从宣传画里，慢慢淡出了…

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往往会因题目太大，政治概念无法转为生活形象。

1972年，美术组开始缩小内容的试验。6月份，张绍城与同学闲谈，无意讲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同学建议用这首歌做题目，并鼓吹要搞些新意，搞些轻松的画面。让小孩穿上小数民族服装，加上一个拉手风琴的女解放军，背景是天安门，小组里觉得有意思，提出解放军改为阿姨，天安门用剪纸画成，这样气氛更活泼些。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才一两天，便完成了素描稿，大家都认可了，便轮番着色，完成得很顺利。这幅画获得一致通过，人们久违了活泼可爱的形象，因而人见人爱，1973年成了广州春节最畅销的年画。这幅画的创作说明“9·13”前后，社会在变化，人的感情在变化，而无意中与整个社会产生了共呜。

1972年8月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还寄去了300元，这件事感动了全中国。知青问题变成为社会焦点，如何从正面对外宣传，需要把事情形象化。

李庆霖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他知道，直接寄给毛泽东，多半石沉大海，于是多了一个心眼，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他又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

两信一并寄出，王海蓉收到后，亲手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很感动，考虑了三天，在1973年4月25日回了一封有名的短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是毛泽东号召。1968年以后，这个运动变成一种强制性安排。中学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除了少数参军、招工，其余一律到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实施数年，问题越来越多。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信虽然不足三十字，口气也很谦虚，但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总理领导人却不能不倍加重视，很快发出“21号文件”，提出改进知青工作的一系列对策。

知青问题变成为社会焦点，如何从正面对外宣传，需要把事情形象化。

这次创新，張绍城不准备画工人、农民怎样教育知青，而把目标定在海南知青上。他们割橡胶的帽子、灯具、刀具都很有美感，又没有人表现过，橡胶灯很美，不但要表现它，还要强调它，他重复了两盏灯。灯是侧面好看，便定下人物都是侧面的，两男一女，三个人物，用挑胶桶的担挑和砍刀，两条斜线，把人物串起来，前面放上一棵胶苗，整个构图上带有某些平面设计构成的因素，三个人并列，两个橡胶灯并列，当时也不懂这叫平面构成，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节奏感、形式感，画面人物比较平面一点，不搞像油画那样的宣传画，有点像苏联电影宣传画和波兰电影宣传画。把写实的色调洗掉，把蓝色、绿色、紫色、黄色用到极点，再用黑色把它镇住。这样反反复复，改了好几次，终于在修改中碰出来了使人眼前一亮的效果。画完成后，审查时得到了一致称赞。

一幅画当然要讲究造型、色彩、形式等艺术因素，它还应当含有时代的需求。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片美的沙漠。当美的面容，更不用说“性感”，成为一种希冀，它就是一种社会的潜意识。这幅画能在多种刊物上发表，那是时代造就了它。

　　

1974年市委美术组合并到广州市美术工作室，搬离市府大院，如今它们已被新建的办公楼覆盖，大竹棚和堆积如山的颜色皮、油漆桶早已不知去向，岁月已翻过了很多页......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底，美术小组的创作有了起色。“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主题，演绎为民族歌舞的形式。画出了《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和《农业的要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广阔天地新苗壮》，这批作品，采用大色块，每幅都有不同的色调，画面强烈，因而明显地不同于七十年代初的画法，把政治内容落实到具体的范围。审查顺利通过。还得到来访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的赞扬，将这四幅作品以全开纸的版式出版，在全国发行。市委美术组的宣传画由于邵宇的推荐，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张绍城对绘画艺术又有了新的认知。他觉得虽经多年历练，但自己还是没有从前辈的影子中“走出来”。他认为，超越前辈必须反复追寻自己的个性语言，形成特例的绘画风格。1985年深圳美术展,他与吴冠中等画坛老前辈和周思聪、贾又福、刘国辉等中年画家，交流绘画的心得，交换对美术思潮的看法。这次机缘，令他大彻大悟。一年后，历经20年探索的张绍城绘画风格成型。这是一种以明矾为主的两面着色画法，用明矾水画在宣纸上，双面着色、反白为黑，既像水印木刻、又是国画，层次丰富、又富有现代平面化美感。1987年，张绍城使用这一创新画法，创作了一组反映珠江三角洲水乡的画在“星河画展”展出，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誉为是新型国画、是国画变革的“现代版”。

谢谢欣赏！

蝙蝠

2019.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