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沈从文的传奇经历

司马靖

　　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苗族，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917年小学未毕业，他两次随军，然后又从事过税收工作。1922年孤身来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他一生共出版了70多种作品集，被称之为多产作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1948年，沈从文因受到“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放弃了文学创作，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它史学领域的研究。与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从文在国外名声鹊起，他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1988年，他因心脏病复发离开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沈从文之所以成为现代多产作家，与他一生的传奇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那富于传奇色彩的少年时期的曲折生活经历，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这里被新西兰诗人路•艾黎誉为“中国两座最美丽小城之一”，翠峰如簇，一水绕城，既有众多的古迹名胜，又有悠久的传统文化积淀。民国三年，中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以及世界著名画家黄永玉就诞生在这座美丽的小城。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去上学，没想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严肃地叫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应该在同学们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少儿时的沈从文好事喜玩，终日和街坊邻里顽童打闹逃学，上山捉鸟，入水摸鱼，只觉得天下再没有比这种生活方式更有意思，几乎凡是顽童行为无不有份，哪怕是平时上课也并不安心，必想出种种办法胡闹，这样才觉得有快意。但对他的国文老师田名瑜(字个石，湖南凤凰人)先生有一种敬畏之情，因为这位田老师学识渊博又非常严厉，他早有所闻。他开始有些害怕，有些好奇，到后来又觉得这位田老师为人和蔼可亲，别具一种吸引力，因此印象极深，只要是田老师上课，便格外专心听讲，从不捣乱。在田先生的悉心教诲下，他专心学习，所学古文、诗赋都能流利背诵，作文、书法进步相当快。田先生称赞他：“才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可见在他人生征途的起点上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与田先生分不开。

　　1917年后，田名瑜步入政界，开始他蹒跚徘徊的仕途生涯。1920年，田名瑜任乾凤麻屯防军指挥部秘书时，因事去贵州，途经芷江，当时沈从文已在芷江从事税收工作，田名瑜特意挤出时间与沈从文会面。见到沈从文做事认真，为人踏实，又肯学习，田名瑜非常高兴。沈从文后来回忆这位老师时一往情深地说：“田先生是旧南社诗人，书学黑女志，诗学唐宋，均能去华存实，特别可敬爱处还是他的为人，素朴质实，敦厚有容，接近时使人充满泥土亲切感。”两人保持了70年的师生情谊。可见沈从文与田名瑜两人的师生友情何等之深!

　　尽管后来沈从文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大学者，但他对少儿时期被老师罚跪在楠木树下的情景总是记忆犹新，终身难以忘怀。1980年，沈从文再次回到故乡参观他就读的母校文昌阁小学时，看到那棵高大的楠木树，就对身边的人说起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孩童时代的奇特外号

　　沈从文的故居在凤凰县凤凰镇竿城内中营街，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此房屋建于1866年，是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辞官归家所建造，沈从文就诞生在沈宅二进右侧的正屋里。其实沈从文的祖居是在凤凰县林峰乡中寨村。中寨俗称“岩板塘”，这里背靠青山秀林，前面是一条长流不断的小溪，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去处。

　　正因为有中寨村这样一个好去处，就引出了沈从文幼童时期的奇特外号。沈从文四、五岁的时候，经常从城里到乡下的祖居宅，一去就是几个月。来到中寨与寨子里的小伙伴玩熟了，自然交上了朋友，天天到寨子中央的岩板坪上打“泥巴仗”、捉迷藏、办“家家”(孩童们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还与寨中的一些同龄小伙伴打上了“老庚”。

　　因为沈从文小时候个子小，长得很精瘦，人又非常机灵，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大人小孩捧腹大笑，寨中人都亲切地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沈从文在乡下居住一段时间后，便回到城里进了私塾。他再也见不到乡下那些青山绿水，见不到儿时的小伙伴了，整天只能吟诵那些“秩秩斯干，悠悠南山”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成为一代名人，并且还住在京城，中寨村的乡亲们都认为沈从文在京城做了大官。于是人们便产生一种神奇的想法，认为那个叫“沈蛇崽”的小孩在京城做了官，主要是因为中寨这块风水宝地的缘故。寨子里的人认为，有了这块风水宝地，注定了“沈蛇崽”长大一定做大官。村民们传来传去，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神话。

　　在中寨背面的山坡上有一口井，井边长着一株阔叶树，枝密叶茂，婷婷如盖。那树荫罩着水井，井水清凛甘甜，有水碗口那么大的一股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断。寨子的乡民传说，“沈蛇崽”就是靠那株大树的造化才能在北京做上大官的。

　　传得更神奇的是，在中寨的公路边，一方临水一方靠山，傲立着一株参天的百年枫树，每逢深秋，片片枫叶红得如火似血，整株枫树活像一条燃烧着的腾空火龙。古枫树干上缠绕着4条血藤，盘桓交错极像4条长龙绕树而立。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那一年，有个村民本想劈它用来做柴火，连砍数刀，只见枫树伤口处渗出汩汩“鲜血”(砍树时流出的汁)，砍树之人见此拔腿就跑。树汁流了几天几夜，砍树者也从此一病不起。后来有人说那株古枫是中寨的风水树，“沈蛇崽”做大官就是因为有这株树神的保护。这样那样的传说，传得活灵活现，于是那株枫树从此再没有人去动它。一些思想守旧的村民患上疾病，首先就在古枫树下烧香祈福，求树神保佑消灾避难，保佑一家人平安多福。方圆几公里的村民赶集或路过这株古枫树下，也要停步情不自禁多看上几眼，心中默默祈祷古枫树赐福，同时也表达了对“在京城中做了大官”的沈从文先生的祝福之情!

　　清朝末年的凤凰县城虽地处偏远，却是湘西军事和政治中心，小小的县城驻军人数达四、五千。当地村民耳濡目染，便产生了以当兵吃皇粮为荣的功利思想，加之当时的凤凰当局在县城开办了多处军事学校，培养初级军事人才，于是这座小城的有志青年都积极踊跃从戎。沈从文正处少年时期，思想活跃，报国心切，不甘落后于他人，又因为当时的家境也非常贫困，家里没有经济条件送他上学读书。他征得母亲的同意后，于1917年随地方上的杨明臣半土匪部队过起了军营生活，这年他刚满15岁，高小还没有毕业。

沈从文随杨明臣的部队第一次出门后，不久即随军驻扎在怀化的一个小山村，当时军营的肖选志任军法处长，不到半年时间就屠杀1000人左右。有时深更半夜，离部队驻扎处三四里的附近村寨发生焚火抢杀之事，即便是鸣锣打鼓，喊杀连天，驻军却置之不理。沈从文看到了军队的残酷和社会底层人民对命运的抗争，他原来寄希望于从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寄希望于驻军能够为当地的人民群众解决一些痛苦，然而，这些残酷现实生活画面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痛苦极深的印象。

　　后来，湘西凤凰人陈渠珍当上了“湘西巡防军”统领，接管了这支湘西地方部队，移住保靖。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数是凤凰本土人，沈从文决定去保靖投靠陈渠珍部队寻求出路。几经辗转来到保靖后，就寄住在统领部任书记的表弟处，希望通过表弟的关系能找到一个当勤务兵的工作。终因表弟所认识的人职位都很低，无力推荐，于是闲住了半年之久。沈从文为了消遣寂寞，打发时光，只好帮助同室的缮写人员抄写一些公文。由于沈从文写得一手清秀的毛笔字，书写认真细心，字迹又端正，得到统领部参谋处负责人的赏识，就把他留在此处任缮写之职，抄抄写写，每月仅4块大洋的薪金。沈从文也从不计较薪金的多少，只是勤奋努力地工作，只求把缮写质量提高，赢得别人对他的好感。他节衣缩食，把积蓄得来的—点钱买了字帖、书籍，更加勤奋学习，于是书法日渐进步，工作更加出色。

　　虽然在军营中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那么的单调和贫乏，但沈从文对生活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不气馁、不抱怨，对前途满怀希望，充满着信心。他在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后，偶尔在星期日的时候，就约几个同乡好友去凭吊“天开文运”壁题或去河中游泳，体验和观赏诱人的大自然风光。祖国的大好河山、优美的大自然景色赐给他无穷的乐趣，正如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所写道：“各种生活营养着我这个灵魂，使他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8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的、想到的事情写出而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这份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作书记的命运。”保靖迁陵的秀丽山水和纯朴民风陶冶了沈从文，使他真正感受到山水精灵与民生疾苦形成的强烈反差，于是沈从文深有感慨地说：“保靖是我走向人生的第一站。”

　　1917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曾参与同乡组织的铁血团，准备谋刺妄图登皇位的袁世凯，被暗探发现，同乡被捕，沈宗嗣得到口信，匆匆离家出走。沈宗嗣的出走，给沈家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沈母黄氏拉扯着几个子女，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1919年，沈从文的母亲得知沈宗嗣还活着并流落在外的消息，果断地将沈家在县城中营街的老屋卖给田友兰名下，所得银两一并交给长子沈云麓，让其千里寻父，然后举家搬迁来到芷江，投奔沈从文时任芷江县警察局长的五舅。这时正在从军的沈从文也随母来到了芷江。因五舅的关系，沈从文就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差事，他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警察局在旧县衙门，隔墙便是典狱所(看守所)。每天傍晚，他与一巡官到典狱所清点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犯，上镣或套枷，甚至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税的工作，沈从文便从事起“税官”这项工作。

　　那时芷江是沅水上游一个极为重要的大码头，上下船只颇多，真可谓百舸争流。加之芷江自古以来又是官道，每天要宰杀数十头猪、牛，当时每头猪征税640文，牛征税2000文。沈从文每天填写税单，另一人负责检查。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沈从文常常跑遍全县城的每一个屠宰摊点，要跑遍县城的城东城西。城东城西由一条宽敞的舞水河相隔，沈从文从事屠宰税的征收，那就得来回往返于湘西著名的侗乡风雨桥——“龙津桥”。由于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于是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是那些屠户。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当时的职业，倒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后人厮混。如喜欢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以蹲下去，受他们欢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做疱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景时，忽然看到几个在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上走过。她们是芷江县大小地主的女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是极其不切现实的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关于女学生的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参加了一份。不想10年后，这些读书不多但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却大都很单纯地接受了一个信念，勇敢地投身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

　　沈从文是一个既会工作，又会潇洒的人，他在从事“税官”工作之余，常常与他的好友登上芷江县城最著名的八景之一 ——大雁塔(又叫大佛寺)观景、吟诗作对，畅抒胸臆。塔内藏有无数卷经书，沈从文在此阅读了许多。在沈从文的脑海里，这座大塔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沈从文在他的文章中清楚地记载道：“民国九年佛殿起坍后，各界商议，决定打倒大佛。当时南区的警察所长是一个大胖子，凤凰人，人大心细，身圆性方，性情恰恰如唐吉诃德先生的仆人，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就亲自用锹头去掘佛头，并督警士参加这种工作。事后向熟人说：‘今天真作了一件平生顶痛快的事情(不说顶蠢的事情)，打倒一尊五百年的偶像。人说大佛像是金肝银胆朱砂心，得到它岂不是可以发一笔洋财？哪知道打倒了它，什么也得不到。肚子里一堆古里古怪的玩意儿，手写的经书，泥做的小佛，绸子上画花——鬼知道有什么用，五百年宝贝，一钱不值。狗日的，一把火烧完了，痛快。’总而言之，除了一个大殿，当时能放火烧的都被这位‘开明’警察所长烧了。保存得上好的500卷手抄本经卷和五彩壁画的板子，若干漆胎佛像全烧光了。大佛泥土堆积成一座小山。”

　　沈从文除常去大雁塔外，还经常来到县城河西——中国内陆最大的妈祖庙天后宫休闲，观赏那堪称江南一绝的天后宫石坊。他观赏了石坊精美绝妙的雕刻艺术后，总是赞不绝口，那每一幅精湛绝妙的石雕图画，“真可谓江南一绝啊!”沈从文在芷江从事“税官”工作虽然时间短暂，但他毕竟通过从事这项工作熟悉了各阶层人物，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尤其他与那些屠户们常常在屠桌上饮酒、谈笑、取乐，过着非常开心的日子，这在他人生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沈从文每天收税回来，常常见到那做警察局长的五舅与他一位大人物亲戚(即熊希龄)吟诗作对，于是沈从文就一边看他们作诗，一边替他们抄录诗文。沈从文也非常期盼所抄写的诗文字迹能得到长辈的表扬赞许，因此练习小楷字帖也就特别认真用功。加之当时警察局里有一位名叫邓其鉴的师爷，非常擅长书法，在芷江县城颇有名气，沈从文就拜邓其鉴为师学习书法。由于沈从文非常虚心、诚恳且勤奋，经常向邓师爷请教，师爷也就极为热心赐教，常给沈从文讲授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和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帮助沈从文分析这些书法名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同时，邓其鉴师爷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指出沈从文书法的优点和不足，教导沈从文学习书法要在神韵、情趣、笔意上狠下一番苦功。沈从文时常牢记邓其鉴的教诲，受益颇深，书法长进特别快。于是，沈从文很快成为芷江城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民国十年(1921年)，尽管芷江前任警备队长段治贤已殉难两年之久(1919年正月，段治贤率队清剿顽匪，被百余穷凶恶极的土匪围困，激战数小时，子弹打尽，终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而殉难)，但敢于伸张正义的品格和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在乡民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民因经常遭土匪的袭击、掳抢烧杀，苦不堪言，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位英勇善战并有正义感的警备队长，于是经常有数百以上的乡民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地方名流志士集结在县府，强烈要求县府给清匪殉难的段治贤树碑立传，以褒其美德、颂其业绩。在乡民百姓和一些地方名流的再三要求之下，县府决定给段治贤刻碑立传，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警察局。警察局长(沈从文五舅)把给警备队长段治贤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邓其鉴师爷。邓其鉴把碑文稿写好后，便向警察局长推荐沈从文为其“书丹”，沈从文欣然受命。此时此刻，沈从文心潮翻滚，认真阅读了碑文所记载的段治贤那短暂一生的悲壮事迹后，脑海里闪现着随部队易防在沅水流域时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江流的涛声和船夫的号子，如黛的青山和龟裂的庄稼地……“有时半夜，三四里附近发生焚火抢劫事，鸣锣打鼓，喊声连天……不到半年即屠杀约1000人”的残酷现实，唤起了他一颗正直的良心和民族忧患意识。加之，平时警察局的人也经常谈论段治贤的英勇事迹，沈从文对他早已产生敬佩之情。想到自己要亲手为这位警备队长书丹立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面对眼前摆在东紫阁凉亭里这块高大且颇有重量的石碑，在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既为被人器重而高兴，更为能被佳人倾慕而自豪，他起了一个架式，定了一会神，挥笔疾书，一气书成，写得非常顺手。写完之后，赢得观赏者的阵阵掌声，沈从文顿时觉得心情无比舒畅。年青的沈从文当时未曾料到，他竟在沅州城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墨宝。

　虽然沈从文早年为警备队长书丹，在芷江这个古老小镇留下珍贵的墨宝鲜为人知，但芷江人民一直以此为自豪和骄傲。由于新闻媒体的传播，中国著名画家、美协副主席黄永玉获知在湖南省芷江县文物档案馆内还保存有沈从文先生墨宝真迹的消息后，于1987年10月12日，特意从北京专程来到芷江，拓印沈从文碑文手迹。1988年春天，沈从文的一位亲戚来到芷江文物馆参观，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赏了沈从文亲手书写的碑文，对沈从文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当讲解员向他介绍此碑是沈从文青年时期的书丹时，沈从文的这位亲戚感到格外高兴，便小心翼翼地将碑文拓片带到北京，亲手把碑文拓片交给正在病床上的沈从文先生观看。沈老先生见此碑文拓片，激动得热泪流淌，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拓片，无比兴奋地说：“是啊!沅州城还有我的字啊……”

　　因沈从文与熊希龄有着亲上加亲的关系(沈从文母亲的胞妹嫁熊希龄三弟为妻，而沈从文的胞姐又嫁给熊希龄的外甥)，于是沈从文在芷江当“税官”时，大部分时间住在熊公馆。

　　他饱读了熊公馆的藏书，因为熊希龄先生是芷江县城一所与省城著名书院“湘水校经堂”相提并论的府学书院“沅水校经堂”的高材生，后来他又官至民国内阁总理，所以熊公馆内的藏书颇多。也许是沈从文两次从军所见所闻触及了他的灵魂之原故，他变得更加勤奋读书学习了，觉得读书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尽管他从事税收工作非常辛苦，但总把读书装在脑海里，只要有空就钻进熊公馆的藏书楼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恨不得把熊公馆内的所有藏书都读完，他几乎成了书迷，忘却了与人交往。当时的熊公馆真可谓热闹非凡，一天到晚来来往往的人客不断，沈从文总是一个人静静坐在院中花台边，津津有味地饱读诗书。有时一些同龄的男女青年想邀请沈从文到街上散步，谈论人生，沈从文总是婉言谢绝。

　沈从文为什么如此嗜书如命呢?因为熊公馆内的书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他，给他知识和无穷的乐趣。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从书楼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馀生记》等等，都是在那个寂静大院中花架边的台阶上看完的。这些小说对我仿佛是良师兼益友，给了我充分教育也给了我许多鼓励，因为这些故事上半部所叙人事一切艰难挣扎，和我自己生活情况就极相似，至于下半部是否如书中顺利发展，就看我自己如何了。公馆书籍中还有10来本白棉纸印谱，引诱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

　　沈从文不仅读书非常认真，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对已经阅读过书籍中的故事情节总是记忆犹新。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所写：“曾翻阅过《史记》、《汉书》和一些其它杂书。记得还有一套印刷得极讲究的《大陆月报》，用白道林纸印，封面印了个灰色云龙，里面有某先生译的天方夜谭连载。渔人入洞钓鱼，见化石王子坐在那里垂泪的故事；把鱼钓回，鱼在锅中说故事的故事，至今犹清清楚楚。但是事实上说来，我这个小文，所涉及的地方人事、风俗习惯，从较年轻一辈看来，也快要成为天方夜谭了。”

　　由于沈从文经常在熊公馆挑灯夜读，此时此刻的他真可以说是跳进了书的海洋，读遍了熊公馆内的绝大部分藏书。加之沈从文从事“税官”工作，熟悉不同阶层的各式人物，这为他以后进行文学创作获取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正如沈从文所说：“我用熊府中的林译小说作桥梁，走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传人烈士的功名、乡村儿女的恩怨，都将从我笔下重现，得到更新生命。”

　　1922年，沈从文在芷江最可投靠的这位警察局长因患肺病去世，随之沈从文也失去了依靠，他的生活和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也许是“五四”运动的余波推到了湘西，沈从文在新书报的影响下，抱着对新观念、新文化的强烈追求，怀着美好憧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熊公馆，离开了芷江，告别了梦萦魂牵的沅水，孤帆远影，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洞庭，只身闯入陌生的北京，开始寻求真正的人生。

　　沈从文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后，起初寄住在湖南湘西人在京开设的“酉西会馆”，该会馆是清朝时期湖南省辰州、沅州、永顺、靖州等四府在京人士为了方便湘西赴京应试或求职人员而设置的接待处(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同乡住宿虽然可以免收房租费，但他毕竟整天无事可做，说穿了叫做一日两餐朝不保夕，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在无聊中想起了湘西那秀丽山川风物，想起了沅水两岸的人和事，尤其想起在芷江当“税官”时接触到各个阶层的各式人物，想起自己少年两次从军所目睹的一切，迫不及待想用文字清晰地记录下来，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笔耕生涯。他每天都关起房门潜心写作，写完一篇文章又反复修改，改好就向北京的各报刊投稿，希望得到稿酬来解决生活费。可是旧时代北京报刊的编辑们只重名气，而不看重作品内容，对像沈从文这样的乡下无名小卒更是不屑一顾。于是他每次投出的文稿都是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发表的机会。

　　也许是福人自有吉相，说来也真巧，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先生常常去“酉西会馆”看望他的一位知心朋友，每次都从沈从文的住房前经过，总是看到一位乡下青年小伙子在埋头写作，感到很新奇。有一次，胡适先生去会馆探望朋友未遇，就顺便退到沈从文的住所来等待，正在写作的沈从文见胡适进到屋子里急忙让坐招呼。胡适作了自我介绍后，沈从文感到非常惊讶，做梦也想不到这位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名望的胡适先生来到了自己眼前。胡适先生询问了沈从文的一些情况，又看了沈从文写的一些稿件，一下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非常器重这位从乡下来的年青人，便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嘱咐他把推荐信和作品带去找北京《晨报》副刊的某某编辑。沈从文照此办了，不久沈从文的作品果真发表出来了。此时此刻，沈从文激动得一跳三尺高，喜悦的热泪夺眶而出。他更加增添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一件件作品相继在北京的多家报刊发表。于是，这些充满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章冲破了北京文坛的沉闷空气。从此，这个从乡下孤身来京的年青作者引起了一些知名人物的关注。

　　在一个雪花纷飞、寒风刺骨的冬日，一位身穿灰色外套、系着一条毛围巾的人叩开了沈从文的房门，这人便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北京大学教授、大作家郁达夫，他特意来看望沈从文，沈从文当时真的被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郁达夫看到沈从文房间内，一张破床和一把藤椅，旧桌子上堆满了手稿。他看见沈从文穿着单薄而浑身冷得发抖，便把自己颈上的围巾取下来给沈从文系上。随后，郁达夫还把沈从文带到附近一家羊肉馆美滋滋地吃了一顿，然后又把沈从文送回房间，临走时还把沈从文的稿件带了几篇推荐到报刊发表。沈从文看到这位一见如故的老师如此热情亲切，再一次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出门前，沈从文把系在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来还给郁达夫时，郁达夫笑着说：“天气很冷，你留着用吧，算作个纪念。”

　　此后，沈从文在同乡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以前那名不见经传的沈从文的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了，他终于从小天地走向了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