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回忆教科书

晓风轻舟

新式教科书出现在上世纪初，废科举，办学堂，近代教育的兴起为培育新型人才开辟了道路，过去单一的私塾教学方式为多学科的班级教学方式所替代。西学东渐，学校有了数学物理化学，增加了音乐体育美术，学生得以全面发展。在实施这种新的教育制度中，新式教科书功不可没，从引进教材到自编教材，教科书从无到有，不断改进，惠及了一代学子。新式教育培养出一代新型学者，文化名人，当他们回忆童年的学习生活时，都忘不掉当年的教科书……。

茅盾（1896-1981）。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他在自传中说道；当他五岁那年,父亲要母亲在家中教他读书“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来他进了鸟镇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教的课程已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他说，“图画课在当时一般的小学校里是不容易开的”，“植材小学总算找到了一个,是镇上一位专门替人画尊容的面画师”，“他教我们临摹《齐子园画谱》”。他又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共四节,现在我还记得第一节是‘黄河黄河出自昆仑，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这首歌曲调悲壮,我很喜欢＂。小学的学习生活给矛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文学、 电影、 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06年他入私塾，习读《三字经》、《论语》。1908年春，插班进入杭州正蒙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新式教科书，两年后退学在家自修。辛亥革命后

1912年，夏衍入德清县立高等小学，两年后高小毕业，考试名列第二。夏衍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自己的小学教育。他在回忆小学生活时说，“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二年级念的依旧是《论语)、《孟子》,只是加了新的功课,一门是算术,珠算、笔算同时教，一门是体操,另一门是修身。”

著名作家巴金（1904-2005）是四川成都人，他在成都家中接受的启蒙教育，他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谈到《字课图说》。《字课图说》是清代上海澄衷蒙学堂编写的蒙童课本，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语文教科书。因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而影响深远。巴金说，“(我家的教书先生)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个人。或者还有一二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这张给你，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做了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 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但这些画还不能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名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到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冰心(1900-1999)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 。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冰心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就接受了新式教育，对新式教科书记忆犹新， 1987年，已经步入老年的她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说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 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 《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习与知识。”

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人。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回忆童年学习生活时说:”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 他也要我们做。”他还教我们唱《学堂歌》，《学堂歌》是张之洞作的，当时大，中，小学堂都唱，歌词开头说；＂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

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他生于清朝末年，那时还是以旧学为主，到十多岁时才进了新式学堂，他回忆时说: 1906年，我回到常州，首次进入一所现代化学校、 各式各样的家庭子第在各科教师督导下一起念书，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学校为‘洋学堂’。在这所学校我除了学习国文和英文，还学习几何、代数，并且有了体育课。

著名画家叶浅予（1907-1995）浙江桐庐人。他是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教授。他在回忆他的读书生活时这样写道；“现代化的中小学教育，清末就开始了。我上学时，桐庐县城有三家小学。我进的是太平庙葆华小学”。“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学，先向孔夫子磕头，上学第一堂课是校长教我拿砚台磨墨，拿毛笔描红练写字，接着是国文课，当时用的课本是大字石印线装，记得第一课六个字“鸡犬豕，马牛羊”。想到我小名“阿羊”，对这“羊”字特别认真记，生活中从未见过马，只见过鸡。”插图上有匹马，才知道马是什么样子。狗为什么叫“犬”?猪为什么叫“豕”?老师只是说猪在文章要写成豕，狗在文章里要写成犬，至于为什么，老师说不清。几个月之后。课本内容愈来愈深，才明白说话归说话,文章归文章，是两回事。现代小学校的课本,就不像我们那时那么别扭了。＂叶浅予少年时代正是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变期，教材的编写还多为文言文。

萧乾（1910年—1999年），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在回忆小学读书生活时，写到，“那大约是五四运动前夕，新学就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妈妈决定把我送进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妈妈替我买了新式的教科书。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还有图画”。“我小心坎里只想知道这个“新式”学堂到底怎么个新法。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到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着嗓子“唱”。(新式学校有了，新教科书有了，但教学方法还没有改变。新教育在逐步完善中)

神经科学家张香（1907-2007）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城廿里铺乡小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他进入新式小学——廿里铺乡枕头镇小学读书，仅用两年的时间，他就读完了小学。在回忆重年学习生活时他说，“我出生在光緒33年。那时儿童语文课本的第二课是画着一个有辫子的小孩，对着墙上的一幅地图， 旁有文字:‘地图一幅，上画各国，我是大清人，我爱大清国”。这证明那时也有爱国主义教育的。而一个人从小接受的熏陶，是一辈子都很难改变的。”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县（今梅州梅江区）人。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在回忆文章中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小学学习生活，“不久，我就要上小学了，这个小学设在城内西南角的一 个公祠里面，我还记得我们的校长兼教师，他的名字叫李笃初。他管着一个大班和小班。 大班的学生大多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他们读'五经': 而我们小孩子的一 班叫做小班，人数比较多，读的好像是“天地日月”和《论语》。”

“后来，家里又决定让我去投考县立高等小学，当时的县立高等小学，是设在县城南门内的孔庙里。我们的教室，共有六七个。 最初两年，我们都读古文， 什么《滕王阁序》《进学解》《赤壁赋》等等。”

“除了国文算数以外，还有‘自然’。老师有时也带仪器来，在讲坛上当场“表演”给我们看。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到地球的公转 和自转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问:“地球为什么会绕着太阳转，而且还会自转?“给我一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转问找”为什么地球就不会转。他这么一问，我也瞠目结舌。现在想来，他这个反问显然是搪塞之词。假如他能因势利导，好好启发我一下，也许我后来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会大一些。”

“那时候，教育界的人士都主张军国民教育，所以很重视体操教练。因此我们高等小学既有‘连教练’，又有‘营教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木枪。 教练的方式也同军队一祥”

季美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在回忆他儿时的学习生活说:“我六岁那年，公历可能已经是一九一七年，叔父将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 ”“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有一段课文，叫作《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常有趣，简直爱不释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顾廷龙(1904-1998)，苏州人。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 长期致力于古典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的研究。他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谈到了童年读书时，对语文教科书的第一课还记忆犹新:“余童年开始读书，初读四书五经未毕，改读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国文教科书。犹记第一课为“ 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八字，图文并茂。旋进高等小学及中学，所读历史、地理等皆采商务所编印出版者。余对商务敬仰之心甚深。

作家徐懋庸（1911-1977）。浙江上虞下管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上小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时，这些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到:“1916年，就是我实际上刚满5岁那年的二月， 我父亲就把我送入方山小学(这是位干浙江上虎县下管镇的一个氏族办的小学)读书，在拜过孔子的画像以后，老师就开始教我学商多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课本的头几课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这些字，同时还有算术，唱歌，手工等课程。

(编者注，很有意思的是这几个字在今天汉字打字中，仍是排在第一或前三位的: 表明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字)，

　　教科书是近代学校教育的产物，新式学堂的出现，催生了近代教科书，我国的教科书从引进、翻译到自编，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民国以后，各种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自编教科书的体系。

教科书是时代的晴雨表，它的不断改版，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变革，不同时期的教科书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我们观察当时社会的窗口。

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它承担了教育学生、传播科学文化的重任，启蒙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萃学子。教科书是无言的老师，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们童年记忆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