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书柜

零零星星

爸爸有一个书柜，六层高，每层可容纳二十多本书。有苏联的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古丽娅的道路》《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等。也有《牛氓》《基督山恩仇记》《简爱》《傲慢与偏见》等世界名著。还有鲁迅、萧红等作家的作品。最下层是“红旗”杂志自创刊以来的每一期。当然少不了那些共产党宣言之类的马列主义的书籍。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在爸爸的书柜里找书看，看不看得懂是另一回事。爸爸的书柜，上了一把小锁。大部分时间，书柜是锁起来的。爸爸似乎不太愿意让我们看书。他是个很严厉的父亲，三个子女看到他，大气都不敢出。但是书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我经常会乘爸爸不在家，且书柜没上锁的时候，搬个凳子，翘着脚尖，往书柜里找书。书柜在二楼，有时候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吓得我浑身发抖，一溜烟往下串，然后装做一副若无其事、乖乖的样子。

 

我们与邻居合住这个两层楼房。楼梯声其实大多是邻居的，不是爸爸。危险一旦消除，我立马又爬上凳子继续找书。这个场景一遍遍重复，经常被楼梯声惊得屁滚尿流。时间久了，形成了条件反射，一看到书柜就紧张，一紧张就要大便。有时候索性先上厕所再去书柜。这个恶习持续了很久，一直到读大学还会这样。便秘时，我就到学校图书馆看看书架，感觉来了赶紧上厕所。

那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日子。尽管是偷着看书，起码还有书看；尽管要冒着被爸爸发现的危险，但是看书的乐趣远远胜过偷书的紧张。我早期文化教育就从这里开始。苏联式的英雄人物，出生贫困的保尔柯察金几经磨难成为钢铁战士的故事；牛氓的经历；基督山伯爵含冤下狱，越狱后获得巨额财富，并对他的迫害者复仇的过程等等都使我激动、感动、过瘾。很多书都是反复看了几遍。加上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等书，我不分昼夜、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地看了很多书。

后来有一天，爸爸书柜上的书少了，许多名著没有了。那是我三年级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经常听到爸爸和妈妈在嘀咕什么。从箱子里面搬出一些东西，好像是要交给单位。那时能感受到家里的紧张气氛，但是我关心的是那些书去了哪里。家里没人的时候就到处找。在大箱子最底下里找到了几本，用旧报纸包着。外面风声越来越紧，爸爸的书柜上的书越来越少，我看书的机会也越来越小。一切都成了禁书，牛鬼蛇神的东西。直到有一天爸爸的书柜里只有红宝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

我呢，继续找爸爸的书。箱子里的书也不见了。我家的阁楼上堆满了杂物，积满灰尘。在一次探险中，我竟然在乱七八糟的东西底下找到不少书，仍然用旧报纸包着。看来爸爸还是舍不得扔掉或者交给单位他心爱的书。于是我又开始偷书看。那段时间主要看的是《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等名著。每一本都让我牵肠挂肚，爱不释手。对文革期间没有书看的人来说，这是多大的奢侈！

16岁进工厂后，我看书的范围不局限于爸爸的书柜了，与好朋友互相借书看。那时政策有所宽松，可看的书多了一些。 我开始接触了中国四大名著。特别是《红楼梦》，并不能感悟其深意，只看故事情节。书里描绘的林黛玉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故事，林妹妹的孤标傲世和郁郁寡欢性格，引起少男少女的共鸣。厂里的女孩子们背诵《红楼梦》的“好了歌”、“葬花词”等一度成了时尚。

爸爸的书柜还是如此空空如也。在家里读书还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一次向好朋友借了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工作后我就住在厂里，所以看书可以在宿舍里看。结果没看完，朋友催得紧，周末就带回家看了。本来藏在被子里，父母不会发现。万万没想到，那天天晴，妈妈想起来要晒被子。一般妈妈是不管这类事的，那天阴差阳错，怎么把我的被子拿去晒了。看到抖出来的书 ，妈妈大发脾气，要把书撕了。朋友好不容易借给我的书，怎么能撕了呢？在我的苦苦哀求下，妈妈同意不撕，但是必须立即还给朋友，并保证今后不能再借书看。总算躲过一劫。现在想来不是父母不愿意我们读书，而是文字狱给他们带来的沉重枷锁，令父母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不愿意子女再受伤害。

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家里每个人心里充满压抑。爸爸妈妈去了“五七干校”，一个集中机关人员接受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两个哥哥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黑龙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算是最幸运的，在当地的化肥厂当铲煤工人。1976年后，一切都变了。恢复高考，给这个家带来一缕曙光。父母开始鼓励我们读书，鼓励考大学。在文革中荒废了10年的我们相继考上了大学。我的数理化尽管都不满50分，凭借语文底子，挤进了大学的门槛。

爸爸的书柜给予我的，是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