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育才小学校长申国藩讲述

彭兆琪

<h3>图片 文字资料提供 申再望</h3> <h3>申国藩个人照片,拍摄于五十年代初。</h3> <h3>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庆祝川西育才小学建校七十周年,庆祝成都解放七十周年,原川西育才小学校友70人于10月16日在成都望江楼公园聚会。校友聚会由罗金戈(育才原第一届校友会会长,育才四届同学)和郭晓黎(四川省山西商会顾问,省招商引资局原局长,《南下四川》主编,育才六届同学)共同担任主席、主持人。罗金戈介绍了川西育才小学的历史沿革,1950年学校师生在申国藩校长的带领下从山西临汾南下四川的历程。</h3> <h3>申再望介绍了养母申国藩2012年以101岁高龄去世后,她的骨灰在陕西省榆林市烈士陵园的红军墓地安放,每年都有各地群众前来表达敬仰和怀念的有关情况。</h3><h3><br></h3> <h3>申国藩与申再望1950年的合影</h3> <h3>值得我们再聆听的是申校长的一段叙述----难忘的岁月(育才师生根据申国藩校长回忆整理)。<br></h3> <p class="ql-block">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我随部队进了临汾,当时留在临汾地区的贺龙、李井泉等部奉令待命,准备进军西南,解放四川。 </p><p class="ql-block">八月份,军区组织部长龚逢春同志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来办个“南下干部子弟小学”,我当校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叫我留下来我没意见,可我连小学都没念完,怎么当这个校长?龚部长笑着说:“没关系,当政治校长嘛,部队待命不知什么时候说走就走了,”上面又要从咱们原一二0师留在老解放区的干部中抽调一万五千名干部随部队南下建立新政权。机关南下,部队打仗,老婆娃娃就不能带着走,组织上决定把家属和娃娃留下来,成立一个托儿所,一所小学。托儿所已经在筹备,小学就由你来筹办,你看行不行?我说:“有什么不行”?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指挥。就这样,在军区首长的关怀下,我四处奔波,着手筹办当时定名的“南下干部子弟小学”。不久,组织上又派了李化之同志任副校长兼支部书记,田永中同志任教导主任。小学筹办时,军区规定,凡是随军南下的团级以上干部(包括军队干部)的子女均可入学。学校筹办才一个多月,就进来了九十多个娃娃,可热闹啦!</p><p class="ql-block">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没过几天,临汾的好几万部队即奉命南下,临汾成立了南下干部留守处,我们小学搬进了煤炭巷晋绥军区政治部大院。大部队南下后,我们归留守处管,留守处的主任是刘忠同志,政委是乔钟灵。留守处除了我们学校,还要管军队上的一个学校,地方上的两个学校,一所托儿所和一个较大的医院。南下干部子弟小学开办不久,原贺龙中学附属干部子弟小学的十多名学生,和几名教职员、保育员在校长王欣带领下,从兴县大武镇来到临汾,并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王欣同志被任命为子弟小学副校长兼保育主任。由大武来的事务长和一名新调的会计组成了总务班子。紧接着又调来一批教员,刘惠民、李文龙、常廷调就是这时来的,这时学生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多名,年龄又小,照顾起来很困难。于是留守处又从一批随军家属中调来十几个保育员,平均十个娃娃就有一个保育员。按照当时军区首长南下时的要求,只要叫娃娃们 穿暖,不冻着、饿着、不出事,能让南下的娃娃的父母放心,我这个政治校长的任务就算完成了。</p><p class="ql-block">1949年12月,大西南解放了,四川解放了,我们设在临汾的留守处及所辖四校,一个医院,一个托儿所奉命南下四川。当时子弟校教职员工已有四十多人,学生已有一百三十多人,总共近一百八十人。临走前留守处主任刘忠同志问我敢不敢带着这些娃娃南下?我说有什么不敢,这些娃娃都是革命的后代,虽然没有我自己的娃娃,可我是共产党员,党既然把他们交给我,我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全校师生员工由留守处乔钟灵政委带队,从临汾出发,坐火车过风陵渡、潼关,路经西安也没停车,一直坐到宝鸡,在宝鸡休整了三天,然后分坐三辆大车,还有一辆医护用的急救车,开始了进川的艰苦行程。我们必须在五月底前赶到四川,听说一过五月,四川就要进入雨季,我们那时也不懂什么叫雨季,反正组织上叫咱五月底赶到四川,赶到成都,咱就争取按要求做到。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经广元、梓潼、剑阁、绵阳,到了成都。完成了上级党委交给我们带领干部子弟小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安全南下四川的任务。路上出过一个事故,过秦岭双石的时候,翻了一辆车,伤了几个孩子,但没死亡,乔政委和我都捏了一把汗。</p><p class="ql-block">我到成都后,当时的川西区党委根据四川刚刚解放,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土改暴乱时有发生,剿匪任务很艰巨,许多孩子的父母都忙于清匪反霸和建立区县新政权的工作,顾不上孩子们的培养教育,所以当时的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政委李井泉决定把学校办下去。部长罗志敏找我谈话,希望由我继续办,我同意了。校名改为"川西育才小学",即为革命培育人才之意,也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学用过的名字。育才小学最初的校址在原“协进中学”(现28中),因不太安全,后迁江汉路,军区大门口对面的原“荫堂中学”,那里的办学条件要好些。上级组织随即给育才小学组织班子。当时田永中、王欣已调走,李化之同志留在临汾。由林若任党支部书记兼保育主任,林若走后,由白洁继任保育主任。还配了两名保育班长,以后不久又调刘中玉同志当副校长,来没多久就调威远县工作去了,时间很短,所以很多同学老师都不记得了。没多久,总务科,医务室都配齐了人员。老保育员调走了几个又从社会上经严格审查,选了一些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保育员。教师的选择更严格,川西党委组织部、宣传部都直接过问。先后从女师的毕业生中调来了李先琼,曾洵淳,何锦琼,又从树德中学的毕业生中抽调了刘若冰,从教师训练班调来了教体育的李映明,教美术的宋迅锐,后又从调来了王德光,肖青等,加上原有的刘惠民,韩初莲,赵淑等。教师队伍也配齐了。 总务部门除了随部队南下的炊事班王班长,李美仁外,又从部队复员战士中调来了宋人仰同志,这人是老革命,原来是王震那个三五九旅的。</p><p class="ql-block">这个时期,育才小学有保育员二十六人,教职员三十多人,初步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时学生已有一百三十多名,加上教职员共两百多人,房子不够住。在张祖谅司令员、李井泉政委、宣传部长杜心源以及龚逢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从公安厅要过来了苹果(即南院),接着又花了一千多元买下了西园,随后又花了一千多元买下北院做医务室,医务室地方较宽,还安了隔离病床。以后有在附近买了一座四合院,做了高年级的教室,大家就把这里叫做高级院,把原来的教学区叫做中级院,房子虽然有了这么多,但学生增加的更快,原荫堂中学那幢四层楼房又成了危房,里面住人又多很不安全。也请张司令员来,他叫我去找市委书记宋应同志。我去找宋应同志时,恰好阎秀锋、马识途同志也在,那时马识途同志是管建设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要钱给娃娃们修房子,他们对学校情况很了解,当场就批准建房费五十万元。宋应书记说:“老申修房子你是外行,你别管,就让阎秀峰、马识途他们去办。”后来果真由他们直接负责修了座两层楼房。以后把危房改成平房做总务科办公室,又修了水塔,师生吃自来水的问题从此解决了。</p><p class="ql-block">一九五二年学校基本稳定了。校领导对一些办的较好的学校进行了调查后,对本校的级班次做了大的调整,废除了一册一个班的春秋两季招生和毕业制,改成和成都市统一的秋季招生与毕业的六年制学制。教科书也采成都市教育局统一教材。这样我们的学生毕业就可以参加成都市中学的入学考试了。</p><p class="ql-block">我们的许多子弟,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缘故,该读书时没有读书,入育才小学学习时,有的已十六七岁。这部分学生要是按部就班读六年小学,毕业时就二十多岁了,怎么能行?为了解决这批孩子读书,升学和工作的问题,学校下决心办了两届速成班,抽调了最好的教师给他们上课,两年读完六年的课程。这批娃娃学习很用功,毕业后基本都上了中学,这些措施受到了省委领导和家长们的称赞。一九五三年,西南党校成立了文化班,省委行政处主任张文池同志建议我去文化班进修学习,我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征得许梦侠、肖里和李大章同志的同意,辞去了育才小学校长的职务。在西南党校文化班学习期间,四川原来两个行署撤销,合并成四川省,原来川北、川南等地的干部子弟随父母调工作来成都的不少,育才小学学生随之激增,达到二百余人。为适应这种需要,又从师范学院调了一批青年教师,如谢凤桂,曾洵淳,李长淑,李成慧等等。李成慧年龄最小,来时,我还记得不到入团的年龄。不少学生比他大。这批教师的素质很好,他们在学生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没有育才小学教职员工像园丁一样辛苦的昨天,也就没有同学们的今天。这并非夸大其词,现在已有许多学生成了各个方面的专家,为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正是我和育才小学工作过的所有教职员工希望看到的,如果大家能时时想到在育才小学的那段生活,想到辛勤耕耘的老师们,从而想到党对我们的关怀,兢兢业业做好所担负的工作,所谓“尊师道”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p> <h3>育才小学师生合影。</h3><h3>图中一排右二是申国籓妈妈(育才学校校长),右三是林若阿姨(育才学校保育主任)。</h3> <h3>上图是申妈妈和白洁阿姨2001年的合影。她们都是陕北人,都参加了红军,又都是晋绥战友,还曾在川西育才小学共事,一位是校长,一位是保育主任。两位红军战友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h3> <h3>大家都说育才小学办得好,办的成功,我也这样看。但是怎样办得好,那是很难回答的。我的体会是,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决不能辜负党的嘱托,我从接受任务,到辞掉校长职务去学文化,甚至在辞去职务以后,心头考虑的唯一大事,就是如何把这些孩子照顾好,把他们培养成人。我和所有的保教人员都非常爱这些孩子。我们学校围绕这一点做了很多规定,如规定学生不准打架,不吵嘴,互相帮助,听老师的话,尊敬老师,规定教师不准骂学生,保育员不能不给孩子吃饭等等。每逢星期一,全校师生员工集合在一起检查规定执行情况。</h3><h3>我们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记得有段时间,一到节假日,来学校接小孩的小轿车,从江汉路一直排到宁夏街。我就不赞成这种做法,直接找到了张祖谅司令员和李井泉政委,反映这种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由他们给干部打招呼,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不仅有利于党群关系,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好处。</h3><h3>一九五三年省委组织部准备把育才小学交省教育厅主管,因经费原因教育厅没接收。不久成都军区成立了八一小学,从育才小学一次就转过去八十多名学生。育才小学办到一九五七年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后易名江汉路小学,又继续办了几年,这是后事了。</h3> <h3>  申国藩校长与育才师生合影。</h3><h3>背后墙上的书法作品"育才"是著名书法家李半黎所书。</h3> <h3>育才小学建校70年了。作为养子申再望,深深怀念母亲申国藩的养育之情,十分珍惜与育才校友数十年的兄弟姐弟情谊。育才师生南下走过的革命征程将载入史册,红色基因将代代传承。</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