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50年代初全家摄于兰州</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看了解放日报朝花专栏的文章《姆妈一个梦,惊动了我大半辈子》 (作者顾建华,以下简称顾文)联想到我家的故事。似乎也可一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那是1948年春,父亲所服务的银行人事调动,父亲从开封分行奉调到兰州分行,正逢中原战事,陆路的交通已经阻断,只能从空中走,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和二个姐姐从开封坐火车前往南京,等待飞往兰州的飞机,当时中国的民航事业并不发达,飞机班次很少,通航的城市也少,所以等个十天半个月并不稀奇,究竟等了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记得妈妈说起南京,话题还不少,住在新街口,还游玩了夫子庙,秦淮河等处,可见时间宽裕。有一天父亲回来说有飞兰州的飞机了,只是飞机上还载有一个棺材。那年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一个正在南京开会的甘肃籍国大代表去世,飞机上载有一棺木,妈妈听了害怕地直摇头,说这不行!这不行!为此我们又转道去上海等待飞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十里洋场,是东方的巴黎,与内地城市有着天壤之别。父母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从北方到南方,从内地城市到大上海,但奇怪的是,在以后回忆这次到上海的经历,什么南京路,大上海,摩登城市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话题。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母亲到上海就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火车到上海北站,他们就近住进了北站附近的旅馆,拖家带口,舟车劳顿,妈妈病了,高烧不退。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们人生地不熟,又无亲无故,可谓陷入困境。爸爸在附近找了家私人医院,医生看后说是急性肺炎,要住院治疗。母亲生病,还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实在无奈,只得都住进了医院。爸爸在医院开了房间,全家从旅馆搬进医院。医治肺炎的特效药是盘尼西林,就是现在的青霉素,当年盘尼西林全靠进口,贵如黄金,我们家不会有那么多钱,在上海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商借。那么,哪里来的钱呢?听妈妈说,病愈出院结账时,她看到那个天文数字,觉得我们要倾家荡产了,是一笔爸爸工作一辈子也还不清银行的债。看来钱是从单位(银行)借的,当时爸爸服务的银行总行就在上海外滩附近的江西中路上。想到顾文中她父亲生肺病后,因在私人企业,‘没有劳保,就医全部自费,有病等同旷工,百分之百全额扣薪’,最后是花费‘一根大条子,两只大玉镯所剩无几’才得以治愈。庆幸父亲当时就职于银行。旧中国银行有金饭碗之说,有优渥的福利,使我们家度过难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病好了,飞兰州的飞机也有了。记得有一年我和爸爸逛外滩,爸爸指着外滩17号楼说,当年我就是到这幢里拿的飞机票。外滩17号,友邦大楼,1946年成立的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就在这栋楼7楼,看来我们是搭乘陈将军的军用运输机飞兰州的。爸爸回忆,一大早天没亮就赶到机场(应该是虹桥机场)。这时候,跑道灯还没有点亮,当时跑道灯还是人工点燃。搭乘飞机的除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外,还有两个美国人,别无他人,爸爸会用简单的英语和他们交谈。飞机是载货的,妈妈说中间还停放着一辆汽车。飞机起飞后在云层里穿行,那时都是螺旋桨飞机,飞行高度不会很高的,一路飞行也很平稳,不一会儿就到了汉口。在汉口加油。休息后,飞机再次起飞,这一路就不太平了,飞机上下起伏颠簸不定,大人小孩都呕吐不止,那大概是过秦岭吧。天没黑就到兰州了,一路忐忑不定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乘坐飞行远没有现在这么安全,妈妈说,她看着三个孩子一直默默念叨,有那么可爱的孩子是不会出事的。当时哥哥三岁多,二个姐姐,一个二岁,一个才一岁。上天保佑!果然顺利到达了目的地。至于那长长的账单,妈妈说因为通货膨胀,这笔钱款到兰州报销时就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数目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网络照片,当时民航客机的内景)1949年赴台人员家属在飞机上。</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上海外滩友邦保险公司大楼</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48年哥哥姐姐摄于郑州</span></p> <p class="ql-block">(参考一)民国35年10月25日,陈纳德与魏劳尔终于和“行总”签约订立合同,成立了行总空运队,英文名称为CNRRA Air Transport,缩写为CAT。董事会由中美双方各3人组成:美方为陈纳德、魏劳尔和泰勒(泰勒抗战时曾在国民政府西南公路局任顾问,他是个“中国通”,有各方面的关系);中方为王维新、王文山和徐国懋。徐国懋是上海金城银行经理,王文山是南京金城银行经理,王维新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抗战时发了财。王维新出资最多,当选为董事长。董事会聘请陈纳德为总经理,魏劳尔和陈广沅(陈为“行总”运输处长,有分配物资实权)为副总经理。该队成立时办事处设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二路9号42室,至民国36年8月3日,因为感到办公地方不够应用,又迁移到中山东一路17号7楼。该队修理总基地设在广州天河机场,航行总基地为上海虹桥机场。</p> <p class="ql-block">(参考二)至民国37年5月28日,行总空运队经改组为民航局直辖空运队后,其定期航线有以下4条:上海——南京——汉口——西安——兰州——肃州;上海——南京——郑州——太原——宁夏;天津——北平——太原——西安;汉口——长沙——衡阳——广州。并要求在开始时,民航局直辖空运队每周至少应往返飞行1次;倘这些航线上的运输量达到70%时,该队则应将飞行次数增加到每周至少2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