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的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虎虎

　　国庆节过去半个月了，一直没去天安门。老伴和我决定去广场看看国家博物馆，她说从没进去过。我记得在 66年串联时去看过，那时还是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 “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名字。2003年改为 “中国国家博物馆”后，一直也没去看过。

从家坐公交到四惠枢纽，已经 11:30，这是北京著名的 “大一路”公交车，2017年开始换型为格力旗下的广通银隆纯电动公交车。

　　到天安门东站下车，问保安，博物馆改从长安街路边的北门入馆了。凭老年卡身份证等证件都可领取免费参观卷，所谓 “预约”，实际上是根据当天观众流量进行控制而已。馆中有些特展是收费的。

照片左方是公安部的大楼。

　　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于 1月11日上午在北门广场举行 “孔子”塑像落成仪式。新落成的 “孔子”青铜塑像由吴为山创作，高 7.9米，石头基座高 1.6米，总高为 9.5米。

此事遭到众多非议，仅仅 100天后孔子的塑像被拆除。据说被移入国博的雕塑园里去了。

　　从北门进入后，一层是贯通南北的西大厅。西大厅内正中大门上方是一幅巨大的浮雕，能认出是徐悲鸿于 1940年在印度筹款时创作的油画《愚公移山》，这幅石质浮雕宽 36米，高 12米。

　　西大厅门内，靠墙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座宽敞的楼梯。大厅顶部天花是很多藻井，墙壁掛着很多馆藏的画作，地面陈列许多雕塑作品。

除了基本陈列外，还有很多主题展览，专题展览，分布在不同的展厅。

国博是 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的 “十大建筑”之一。2007年 1月闭馆进行改扩建工程，四年后竣工重新开放。改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由过去 6.5万平方米增加到 19.19万平方米，展厅 49个，馆藏藏品达 106万件。新馆有《古代中国》和 《复兴之路》两个基本陈列，同时还有很多主题展览，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在不同的展厅进行。还有藏品库房，学术研究，国内外文博交流，剧场，放映厅，文创产品，餐厅等很多附属设施。

　　拍了西大厅中部分感兴趣的雕塑作品。

上图是《鉴湖女侠 - 秋瑾》，张德蒂 1990年作品。

还有《大路歌》，钱绍武 1959年作品。《翻身农民》潘鹤1959年、《红军知彝族兄弟》许章衡1959年等作品。

　　马改户的 《方志敏》石膏半身像 134×98×60 cm 雕塑 20 世纪 50 至60 年代。

还有唐颂武 91年的《瞿秋白》，司徒杰 56年的《白求恩》，(以上为全身像)；

苏晖 59年的《左权》，刘开渠 84年的《马本斋》和 86年创作的《常德善烈士》(以上为胸像)。

　　《雷锋》，吴为山 2012。吴为山的雷锋像头部是写实的，其它部位的写意过渡也较协调。

还有王朝闻 51年创作的《刘胡兰》，易振瀛 79年的《董存瑞》。

还有《红军宣传员》、《翻身农民》、《红军和彝族兄弟》、《新四军》、《儿童团员》等许多不同雕塑家的作品。

1959年建馆前后，征集和收藏了很多美术家的精品。国博西大厅陈列的展品，也是根据需要不断选择轮换布展的。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常设)的展馆在地下一层，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

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50多年前曾看过这个叫《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主要展厅，今天进去直接找到它，也是试图温故知新。不料进去一看到展板上掛着那幅晚清时的《时局图》，才知道从出口进来了，还是按展出的顺序贴出来吧。

好在国博允许观众拍照，但不许使用闪光灯和三角架。拍了不少自以为有价值的照片，其实这远不是专家的眼光和评价。更何况时间有限看的不细，难免抓了芝麻丢了西爪。尤其陈列的展品远不是国博中所有的藏品，所以只是自己看个新鲜而已。

　　看完展览近 4小时后走出进口，坐在排椅上歇脚，看见大厅门内树着两根高大的黑柱子，不明白什么意思，我眼神不好，定晴仔细一看才看出是两件雕塑作品。

　　孔子像下的标签写着:

《问道》，青铜， 750×180×180cm x2， 2017年。

孔子(公元前 551 - 公元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名聃，一说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适周，曾问道于老子。老子新沐披发，与孔子语以深藏若虚、逢时而动的思想观念。孔子归，以告弟子: 今见老子，其犹如龙邪！

雕塑造型一刚一柔，若擎天立柱，矗于精神空间，生动传神地表现了老子，孔子的两位文化先圣的形像。

　　孔子对面的这位显然是老子了。

《问道》的作者也应是吴为山，百度了一下，男，汉族，1962年1月生，江苏东台人，全国政协常委，国际著名雕塑家，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 ，中国美术馆馆长，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等很长的一串职务名号。

我是在 2017年在苏州站广场看到范仲淹等八尊人物雕塑，当时挺震撼的，也才知道作者是雕塑家吴为山。

吴为山先生提出了 “写意雕塑”论，他提出要把中国的写意精神、写意文化融到雕塑里来。中国的写意雕塑重视主体对生活对象的感受，并把感受渗进作品。雕塑的写意，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形态的夸张意象，二是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三是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

不过普通观众对美术作品的价值并不懂行。喜欢的就多看两眼，不喜欢的就不当回事甚至骂两声罢了。如同毕加索和梵高的作品也是这样，好在哪里并不明白，只知道画廊和收藏家配合着真懂或假懂的评论家倒来倒去的发财，梵高 37岁的一生却穷途潦倒，精神错乱自杀而死，没地方说理。

吴为山的《问道》也被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收藏，也矗进了湛江的岭南师范学院，恐怕尺寸不同。吴为山还在 2017年为中央党校作了《问道》，孔子与老子的形象却相对传统写实一些的风格。

前面说过国博北门外站了一百天的《孔子》塑像也是吴为山创造的，类以的风格。作者同一风格的作品，再有冲击力，却又很多放在一起，我是感觉有点审美疲劳了。

　　古代中国展的第一部分是 “远古时期”(约 200万年前~约公元前 21世纪)。

远古时期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完成了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进化过程。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发明了农业和养畜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逐步分化，出现了权贵阶层及相应的礼仪制度，在聚落分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城堡，社会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距今约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照片是“山顶洞人生活场景”，1974年锡长禧、刘士铭、刘小芩创作。

山顶洞人大概生活在 3万年前，除采集和狩猎外，山顶洞人已学会了人工取火，懂得用磨光和钻孔技术制作装饰品，用骨针缝制衣服……。

这组雕塑表现了山顶洞人制作装饰品、缝制衣服和烧烤兽肉等多个生活场景。

当年在涿州工作时我也曾骑车去周口店看过那里。

据说使用燧石生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40万年前，但具体的证据只有在最近的 4万年前才出现。

洞前是北京人“狩猎归来”的雕像。作者：杨鹤汀，擅长雕塑，194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1946年在新生代研究室，师从裴文中从事考古美术工作。1950年承担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始社会陈列美术总体设计，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创作年代：1950年。

记得小时历史书上看过这个彩图页。

　　中间是纺锤状的 《小口尖底陶瓶》，新石器时代前期 距今约 6000年，仰韶文化。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高 46.2cm，口径 5.7cm。

小口尖底陶瓶的用途说法较多。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汲水器，利用重心转换原理来调节平衡，可以方便地从河流中取水。也有看法认为可能与原始宗教和礼仪有关，是仰韶文化时期神职人员使用的祭器等。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5000年至前 3000年，因 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

仰韶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此柜中左二是 《白陶鬶》，1957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

鬶，中国新石器时期陶制炊事用具，有三只空心的足，三足釜也。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 高 16.5厘米、口径 39.8厘米。

此盆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珍品。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于 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中。 鼎高 35.8厘米、口径 23.3厘米、最大腹径 32厘米。

采用了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于 2002年 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据说这个鹰形陶鼎是 1957年太平庄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时，意外发现了一件通体呈灰黑色的陶器，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挖到一件国宝，随手带回家，做了鸡食盆。

1958年秋，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队在发掘的同时，还在附近作调查工作。邻村太平庄的殷思义见到考古队热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了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交给考古队，并没有接受任何奖励。 真感叹那个时代普通农民崇高朴实的爱国情操!

1993年 6月，正当北京首次申办奥运的重要时刻，萨马兰奇亲自挑选，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期望，承载着为北京申办奥运助威的重任，来到了瑞士洛桑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并展出，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除了这个陶鹰尊，还有巴蜀商代的 “青铜大面具”、战国时代的“错金银龙凤青铜方案”、汉代的“金缕玉衣”、秦代的“兵马俑”、唐代的“鎏金银盘”、明代的“凤冠”和清代的“皇帝龙袍”等。现在很多都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仰韶文化，1980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

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 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涡纹四系彩陶罐》，马家窑文化，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故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 5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四个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形式非常繁缛，多用黑色等粗的线条，采取平行、弯曲或交叉等组合方式绘制。此彩陶罐呈敛口鼓腹的瓮状。口沿外侧有四个钩状泥突形成四系，腹部两侧有对称的环状耳。器表饰黑彩，上腹部有旋涡纹绕器一周，在 2个大旋涡纹之间各再绘出 2个小旋涡纹，旋涡纹带以下有一周水波纹带和弦纹带加以承托。整个画面既像水面被雨滴击起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湍急的河水激流涌动而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 “彩陶之王”。

　　《蚌塑龙虎墓》，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

在 M45号墓中发现了蚌壳摆塑龙虎图 - 既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蚌塑的龙形，又是最早的 “四象”构图 - 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

此墓中部为一壮年男性，头朝南方，东西两侧分别用天然蚌壳堆塑中似龙、虎的动物形象。类似的蚌塑图形在遗址内共发现三组。对于探讨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神话史和原始蚌塑艺术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更有学者把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三组蚌壳摆塑的图案进行综合研究，探寻其内在联系，得出星图的结论，是仰韶时代的先民们精心绘制的四时天象图，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表示时令的专用于农业方面的知识，利用蚌壳这一与农业、天象具有玄妙关系的自然物质，在西水坡遗址上，选择了最突出的地段，利用宗教主(或者说远古执行天象观测的部族首领)安葬的大祭仪式，创成了含有天文学潜在意义的三组蚌图。反映的四时天象就是二分二至天象图。

　　《玉龙》，红山文化，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 “中华第一龙”的美誉。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2013年 8月 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 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6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红山文化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象牙梳》，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大汶口文化，梳妆用具，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出土。

长 16.2匣米，宽 6.1~8厘米。

这件象牙梳略呈长方形，上端钻 3个圆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雕出由 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 “T”形花纹。下端共有 17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此象牙梳是用象牙制成，背厚齿薄，共有 16个细密的梳齿，梳身采用镂雕技术，雕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 “8”字形图案，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与此同时，还发现了象牙筒，可能是装梳子的用具。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骨簪、玉簪、玉发箍等固定发式或美发的用品，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梳理头发，并流行梳髻。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龙山文化的源头。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 6500—4500年，陶器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出现了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石器磨制精美，中期以后更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此外，还发掘出了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和装饰品。

　　《玉琮》，49.7厘米，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这件玉琮由墨玉制成，内圆外方，上大下小，中有穿孔。共 19节，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阴刻有日月纹图案，器身局部残留有制作时的切割痕迹。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这件玉琮阴刻的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两个区域文化的象征性因素融为一体，最直观地体现了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距今 5300-4300年。良渚文化发现于 1936年，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命名，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第二部分是 “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 21世纪 - 公元前 771年)。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推行的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铜爵”， 二里头文化(夏)，饮酒器，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通长 14.5厘米、高 13.5厘米、重 0.75千克。

此器流、尾较长，无柱，束腰，平底，镂空鋬，三足呈细锥状。其合金成分为铜 92%、锡 7%，属锡青铜，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此爵器壁较薄，器表粗糙，无纹饰，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特征；但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工艺复杂，在中国古代铸造工艺史上是一次飞跃，为此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碳 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此外，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出现钺、鼎、斝、盉等等青铜礼器，经过商周礼制的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

　　《青铜鼎》(亦称《乳丁纹青铜方鼎》)，商前期，(前 1600~前 1300年)，炊器，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通高 100厘米、口长 62.5厘米、口宽 61厘米，重 86.4千克。

此鼎是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积最大。器立耳，口近正方形，折沿，腹部呈方斗形，壁微斜，平底，下承四柱足，中空。腹部四壁两侧缘与下缘饰乳丁纹，上腹部与四足上部饰带状饕餮纹。

此鼎亦称 “杜岭方鼎”，年代比著名的司母戊鼎要早得多，是研究商代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资料。1974年由一个名叫袁海军的环卫工在挖土过程中一镐挖出，共两件，另一件较小的现藏河南省博物馆。

　　《大型牛骨刻辞》，商 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传河南省安阳市出土。长 30.8厘米、宽19厘米。

这片大型甲骨阴刻文字并填朱，正面记述甲辰之夕，有大骤风等内容，背面记载北方有敌人入侵等内容。

甲骨文自 1899年被发现以后，至今已有百余年，殷墟共发现甲骨 15万片，发现单字 5000多个，其中可认识的约有 4000多个。卜辞一般较短，最长的也发现有上百字的。甲骨文的内容涉及到商代社会的许多方面，政治方面涉及阶级关系、军队、刑法；经济方面涉及农业、畜牧与田猎、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科学文化方面涉及天文、历法、医学；宗教方面涉及天帝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

　　右一是 《“亚启” 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此器内部铭文 “亚启”。“妇好”是商王武丁 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 “母辛”，生活于前 12世纪前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不少重器。

右二是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通高 43厘米，口长 35.5厘米，宽 33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侈口长方形，束颈折肩斜腹高圈足。口下饰兽面蕉叶纹，肩中部浮雕兽首，四角铸鸟。腹和圈足饰兽面纹，均以雷纹为地，底内部铭文二字。

右三右四是《青铜斝》、《青铜鼎》，约公元前 5 世纪，1974 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右五是《玉戈》，约公元前 5 世纪，1974 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以前称为 “司母戊大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鼎高 133厘米、口长 110厘米、口宽 79厘米，重 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腹内壁铸有 “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 “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 84.77%、锡 11.64%、铅 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2002年 1月 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商 “后母戊”鼎的由来有 2种说法：

一说为，“司”读 “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 “司”意为 “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商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商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 “后”的意思。2011年 3月底，国博将商 “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因甲骨文中 “司”与 “后"两字同源，据说至今专家们仍对它的名称有争议。

记得电视上看过这个鼎的身世经历，还说村民曾将其两只耳锯了下来。日本投降后，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见过蒋介石当时参观的照片，这只鼎是没有耳朵的。 特地拍了其两边耳部，但看不明白伤残修复的痕迹。

　　《“后母辛”青铜觥》，商后期(约公元前 14～前 11世纪)，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通高 36厘米、长 46.5厘米、宽 12.5厘米、重 8.5千克。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内底中部与器盖内均铸铭文 “后母辛”，“后母辛”是妇好的庙号。整器为扁长体，前窄后宽，为一站立状四足兽。首似马，上有一对卷角，“臣”字状目，前两足为兽类奇蹄，长于后足，后两足状如鸟爪，有四趾，尾部作兽首鋬。器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一龙，身尾较长。前胸两侧与腹前端两侧各饰一夔龙，夔首向下，身尾上竖。前足外侧饰夔龙纹，腹后端饰有并拢的双翅与下垂的短尾，后足饰羽翎纹，两者应为一整体，以示禽属。此器造型奇特，寓意神秘。

　　《“妇好”青铜鸮尊》，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 14～前 11世纪，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高 45.9厘米、口长径 16.4厘米、足高 13.2厘米、盖高 13.2厘米、重 16.7千克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口内壁铸铭文 “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 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 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中间是《“妇好”青铜偶方彝》，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盛酒器，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通高 60厘米、口长 88.2厘米、口宽 17.5厘米、重 71千克。

彝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形制通常为纵短横长，有屋顶形盖，方腹或曲壁鼓腹，腹下为圈足。该方彝器型特异，形似两件方彝的联体，故名。口、腹、足、盖截面皆呈长方形，方唇，折肩，鼓腹，腹壁近直，腹两侧有对称的附耳。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微外张，圈足四面中间各有一缺口。器体四面中部、四隅和圈足的相应部位均有突起的扉棱，长边两侧各有七个方形槽和七个尖形槽。口下两面正中各有一个突起的牺首，牺首两侧饰小鸟纹。两长边腹中部各饰一个大兽面纹，以扉棱为鼻，圆眼突出，小耳弯角，阔口。口两侧饰龙、鸟各一，两端又分饰头向上的卷尾夔纹。短边两面附耳上各铸一浮雕象头，象头两侧各有一鸱鸮纹。象头之下饰一大兽面纹。

这件大型商代容酒器，是殷墟青铜礼器中的精品之作，庄严典重，盖合之后，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屋顶，排列规整的 7个方槽，宛如屋椽，应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

右侧是 《青铜斝(jiǎ)》，也是同地出土，也是饮酒器。商代常见的饮酒器有爵、角、觚、觯、斝等，相当于今天大家用的酒杯，当然也有用作礼器的。

　　《四羊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盛酒器，1938年湖南省宁乡市出土。

上口最大径 44.4厘米、高 58.6厘米、重 34.6千克。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青铜编铙》，商后期，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时出土一套 5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唯大小依次递减，可以演奏出不同音阶。最大的一件，通高 14.4厘米、重 0.6千克。最小的一件，通高 7.7厘米、重 0.15千克，口内壁铸有 “亚弜”铭文。商代晚期，在湖南、江苏、福建、浙江等越人的活动地区，还出现一种大铙，形体高大厚重，最大的高达 1米，重 200多千克，一般单独使用，敲击时声音宏亮。

古代乐器，知道架子上吊起的“编钟”和“编罄”，这种“编铙”，以前还真没太深印象了。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57年在安徽阜南县月儿河出土。

尊高 50.5厘米，口径 44.9厘米，足径 24厘米， 重 26.2千克。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圈足饰饕餮纹。

商龙虎纹青铜尊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夔龙形扁足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74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

高 30厘米，口径 20厘米。

器立耳，耳上各置一卷尾伏虎，虎口大张，牙齿毕露；腹部较浅，圜底，上下以连珠纹为界饰饕餮纹；三扁足，作夔龙状，口接器底，造型飘逸、轻灵，与造型相对简单、厚重的鼎腹形成强烈而优美的反差，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独到之处。

今江西地区，是当时越人的聚居之处。此青铜鼎形制及器上装饰的饕餮纹是典型的商文化元素，但鼎耳又凸显浓烈的地域性风格，反映了商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

　　《凸目铜面具》，商 蜀，祭器，1987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高 85.4厘米、宽 78厘米。

长方形脸，长刀形粗眉，“臣”字形目，眼珠呈椭圆柱形突出眼眶，鼻部卷曲，阔口微张，露舌。戈形耳向两侧展开。额正中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抬使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 “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为什么不是鱼凫或柏灌呢?)

　　《“子龙”青铜鼎》，制造时代为商末周初，据传系 19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 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通高 103厘米；耳高 22厘米；腹高 43厘米；足高 36.5厘米；口径 80厘米。

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 2类 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价值 4800万元人民币，是现已发现商代青铜圆鼎中形体最大的一件，它与著名的国宝 “司母戊”方鼎一方一圆，合称商代重器双璧。是所知的带有 “龙”字最早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精良，保存品相完美，是商周铜器中的极品。

　　右是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55年辽宁凌源出土。高 44.6厘米、口径 12.7厘米，长 41.9厘米，重 6.6千克。

这件青铜酒尊通体做成鸭形，尊口开于鸭背。鸭的双脚在前，后腹另出一足，与双脚共同支撑全体。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尊常常做成动物的样子，有象、犀、虎、牛、羊、凤、怪兽等形状。

中是 《青铜觥(gōng)》，西周康王(公元前1020年—前996年)，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它们都是盛酒器。

　　《“利”青铜簋》，西周 武王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盛食器。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这就是有 “西周第一青铜器”之誉的利簋。高 28厘米，口径 22厘米，方座长、宽 20.2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

器内底铸铭文记记述了甲子日清晨 “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戉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地，赏赐青铜给有司(官名)利，用来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这段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官员利因参与克商之役受赐而作此器，时间在克商后的第七天，故利簋是现存最早的一件西周青铜器。

　　《“虢季子白”青铜盘》，西周 周宣王时期，盛水器，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

长 137.2厘米，宽 86.5厘米， 高 39.5厘米，重 215.3千克。刘肃曾 捐赠。

器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器口缘下部周饰穷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

器内底铸铭文 8行 111字，记述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匈奴的先祖)作战，斩敌首 500，俘虏 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破常州后在“护王府”中所得，押运回合肥老家。刘铭传得到虢季子白盘，却给他一家四代带了极大的麻烦。军阀，日寇、国民党官吏纷纷索取。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逸。

直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才将盘挖出，献给国家。

　　《“盂”青铜鼎》，也称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金属炊器。清道光年间(1849)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

鼎高 101.9厘米，口径 77.8厘米，重 153.5千克。铭文 291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金文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这尊大盂鼎出土后的经历也极曲折，到左棠手中后遭谗言所伤，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左宗棠将此鼎相赠相赠，此后不断被各方官府惦记，日本侵华时也曾埋藏地下。直到解放石潘祖荫的后代才将其献给国家。

大盂鼎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颂”青铜壶》，西周，盛酒器，高 51厘米。

器口、颈、腹部均为圆角扁方形，颈部收敛，两侧置兽首衔环耳，腹部庞大而下垂，圈足高且厚。颈部饰波曲纹，腹部饰蛟龙纹。器颈内壁铸铭文 21行 152字，记述了周王 “册命”颂之事。

　　《“盠”青铜驹尊》，西周，盛酒器，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

高 32.4厘米、长 34厘米、重 5.68千克。

整器为一马驹，昂首站立，生动传神。器盖置于驹背，驹腹饰涡纹，周缘环饰穷曲纹。驹背、颈、胸部铸铭文 105字，记述甲申日周王 “执驹”，并赏赐两匹马驹。此驹尊正是为纪其事而作。

铭文所记 “执驹”之事，见于《周礼·夏官》 “校人”及 “廋人”职中，是周天子考牧简畜的一种制度，即为幼马断奶，离其母，正式编入马厩。

　　《禹青铜鼎》，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为厉王时禹所作。1942年在陕西省宝鸡岐山县任家村出土。通高 54.6 厘米，口径 46.7 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腹壁斜外张而下垂外鼓，底部曲率较小，近平，下承三蹄足。颈部饰穷曲纹，间饰扉棱，腹部饰波曲纹，足上部饰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器内壁铸铭文 20行 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古代中国》展中的第三部分是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年-公元前 221年)。

公元前 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战，促使地区间政治经济趋于平衡，统一的趋势日渐显现，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不同的出身和立场的人，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照片是诸子百家的著作，墙上是竹简的模型。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高 84.5厘米。

这件方壶由壶身和壶盖两部分组成。壶身侈口、高颈，颈两侧有衔环的兽首耳，四棱为兽形扉棱；腹明显外鼓，四棱上部也是兽形扉棱；圈足上有镂孔，下部垂直下折呈台状。壶盖上有外侈的镂孔捉手，下有子口以伸入壶身；盖四棱也有兽形扉棱，兽首在上，张口衔上缘。壶身和壶盖均有纹饰：壶身颈部纹饰可分两组，由上到下分别是一周波带纹和两周简化龙纹，腹部主题纹饰是交龙纹，龙纹下还有蛙纹和鸟纹等；盖缘则饰一周穷曲纹。

这件方壶体形较大，纹饰繁缛，气势不凡，为春秋晋国青铜器中的精品。这件器物所出的侯马上马墓地 13号墓，是晋都新田时期的一座重要的贵族墓葬。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 2号墓出土。 器身上的龙形怪兽饰物是中国最早的失蜡法实例之一，在长篇铭文中使用鸟篆体也十分罕见，因此被誉为楚式鼎之冠。高 67厘米、口径 66厘米、重 100.2千克。

王子午鼎原本是七件套，作器者为王子午，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件。铜鼎腹内及盖内有鸟篆书铭文，盖铭 4字，器铭 84字，主要内容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即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他为司马，颇有战功，在吴国入侵楚国时曾率楚军大败吴师。楚康王二年(公元前 558年)继任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 552年)病卒。楚国开始在今湖北西部建都，后迁都于郢。春秋时不断与晋国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高 44.8厘米、口径 76.5厘米、重 60千克。

鉴为盛水器，可用于盛水照面或冰镇食物。体形巨大的鉴还多用作礼器或陈设器。此器敞口，方唇，折沿，束颈，深鼓腹，平底。颈部两侧有兽首衔双环耳，两耳间的口沿装饰有浮雕伏虎，虎弓身曲体攀在器口作探头状。器身装饰有三道繁密的蟠虺纹，最下饰三角纹，内饰蟠虺纹。

此鉴内壁有铭文 12字，为吴王夫差自作御鉴。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开始强盛。公元前 506年，吴王阖闾一度攻破楚国，其子吴王夫差又曾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 473年，反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尽。

　　上) 《青铜剑》，春秋·吴，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楚国贵族墓的青铜剑，即为举世闻名的 “越王勾践剑”。当年，考古工作者在墓主人身体的左手边，发现这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此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剑全长为 55.6厘米，其中剑身长 45.6厘米，剑格宽 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绳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 11道同心圆圈。

根据 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有关专家进行的科学测定，此剑的主要的成份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的技艺。

中) 《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吴，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全长 59.1厘米、剑身宽 5厘米。

吴王夫差剑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剑身铸有 “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字样。 吴王夫差剑已知存世量共有 9柄(截至2014年5月)。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山东平度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藏；台湾古越阁藏有吴王夫差剑一把；1976年湖北襄阳出土吴王夫差剑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下) 《吴王光》青铜剑，春秋·吴，1964年山西原平出土。剑长：50.7cm，刃宽：5cm，茎长：9cm。

此剑系春秋后期，剑茎短，长锷。剑首圆形，茎圆柱形，中间两条凸棱，脊断面菱形。剑格两面有兽面纹。剑身两侧饰火焰纹。近剑格处有铭文，自己剥蚀，大体可辨为两行八字：“攻吴王光自作用剑”。 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前496)，春秋时期吴国第 24任国王，又作阖庐，姓姬，名光，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 “公子光”。公元前 514至前 496年在位，著名军事家，为 “春秋五霸”之一。

　　《“蔡侯申”青铜方壶》，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高 79.8厘米，口长 18.5厘米、口宽 18.3厘米。

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此壶颈内有铭文 6字，为蔡侯申作器。蔡侯申即蔡昭侯。蔡是周初武王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随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改封其子蔡仲于此，建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西南)。春秋时期蔡常受楚的逼迫，多次迁移。平侯迁新蔡(今河南省新蔡)，昭侯时又迁州来(今安徽省凤台)，称下蔡。该墓出土青铜器 486件，其中有铭文的 60余件。蔡是小国，处于吴、楚之间，既要尊戴周王，还要讲好吴、楚，处境艰难。公元前 447年为楚国所灭。

这件青铜方壶是盛酒或盛水器，有盖，盖上为镂空的莲瓣状装饰。长颈，颈部有两个大兽耳；腹部作十字分栏装饰。颈部和腹部的上半部有细小的蟠螭纹，底有 4个动物形足。壶颈部内侧有铭文 6字：“蔡侯申之用壶”。

　　《“陈侯”青铜壶》，春秋·陈，容酒器，1963年山东肥城孙楼小王庄出土。此器是陈侯为其女儿妫橹所作的陪嫁器。

器通高 50.5厘米、口长 16.8厘米，宽 12.2厘米。扁方体，长颈，垂腹，圆角方圈足，盖为子口，盖顶有圆角长方形捉手。颈两侧附象首套环大耳，象鼻上扬。盖、颈、足饰弦纹，腹饰 “田”字纹。器盖对铭，各阴文 13字：“陈侯作妫橹媵壶，其万年永宝用。”

“陈”，先秦国名，妫姓，原在河南睢阳，后迁安徽亳县。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7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战国时的冰酒器。长 76厘米，宽 76厘米，高 63.2厘米，国家一级文物。

鉴身的四面和四棱上，共有八个拱曲的龙形耳钮，钮尾均有小龙缠绕，又有两朵五瓣小花立于尾上，外观新颖别致，奇特精美。双层的方形器皿，中有方壶，上有镂孔盖，鉴、壶之间可置冰，是我国最早的冰箱，当然也可在冬天加入热水温酒。四足兽、八龙耳，八接檐，蟠螭纹、勾连云纹，异常精美！上置长柄铜勺。铸造技艺精湛，失蜡、镶嵌、镂雕、浮雕俱全。

　　《青铜缶》，战国·曾，1977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 1号墓出土，高 124.5厘米、口径 48.4厘米。

此缶为曾侯乙自作用器， 重 327.5千克，盖上有 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 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缶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纹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 3匝蟠虺纹，颈部有 “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先秦酒器。

　　右) 《“齐侯子行”青铜匜(yí)》，春秋·齐，1977年山东临朐出土。是齐侯之子行所作。

古代贵族用盥器，质地青铜，通高 21.5厘米，流长 42厘米，重 4.7公斤，器身呈弧瓢形，前有长流，后有屈兽为鋬?，兽口衔器沿，尾卷起，兽身饰重环纹，器下有四兽足，兽头顶器底，卷尾触地。口沿外壁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匜底内铸铭文。三行 15字，重文二：齐侯子行乍(作)，其宝也(匜)子孙二，永宝用(享)。

左) 《针刻人物楼阁青铜匜》，战国， 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左) 《“鲍子”青铜镈》(青铜素命镈)，春秋·齐(公元前770－前476年)，传 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出土，通高 66、口长 44、口宽 34.8厘米。

鎛为古代青铜乐器，是钟类器中的 “巨人”。形似钟而口线平，器形巨大，有钮可悬挂，连撞击发出声音。按史籍记载，它声如大钟洪亮悠扬，是用来指挥乐队，控制整体节奏的乐器。 镈有铭文 l74字，铭文大意为鲍叔之孙素命铸造这件乐器，用来祈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同时，素命用此器享祀追思自己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以及自己的父母，祈求先祖保佑鲍氏子弟健康长寿，同时，他表示会严格约束鲍氏子弟的行为规范以求子孙永享富贵。素命还追述了自己的祖父鲍叔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叔封邑与人民，并以此勉励自己奋发努力。

中) 《兽耳青铜壶》，春秋 晋，1927年河南省洛阳市金村古墓出土。高 46.5厘米、口径 14.8厘米。

该青铜壶分壶盖和器身两部分。壶盖上有镂空的六莲瓣状捉手，下有子口以纳入壶身中。壶身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壶底有圈足，肩部两侧有相对的衔环耳。盖缘和壶身均饰散虺纹，其中壶身纹饰共 5周。铭文位于壶颈部，共 23行 50字，内容是令狐君的嗣子铸壶的颂辞。令狐在今山西省猗氏县西南。战国初晋封其大夫于令狐，称令狐君。

右) 《“楚高”青铜缶》，战国·楚，容酒器，1954年山东泰安采集。通高 37厘米、口径 24.5厘米、底径 24.1 厘米。

楚高青铜缶广肩，圆腹，直口，圈足。腹中部饰一突起环带，其上有 个凸圆形装饰，盖上有 个凸圆形装饰。器、盖口沿处均有 “楚高”字样。造型与装饰为战国楚国风格，被认为是楚国灭鲁之后在泰山举行祭祀活动时埋下的遗物。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盛酒器。造型与纹饰均仿青铜器，以陶土为材质极为少见。

此壶为泥质灰陶，陶胎呈深灰色，平盖，颈部四周有对称兽耳和兽面衔环铺首各一对，从颈到腹为上方下圆形式，器身贴格状宽带成四开光，朱绘云纹和变形蟠螭纹，造型优美，是战国陶器的珍品。燕国类似的彩绘仿铜陶器在燕上都(今北京市西南)、燕下都(今河北省易县)周围多有发现，这也正是燕国墓葬的一个特点。

后边一亇展柜中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刀币和布币。

　　《古代中国》展中的第四部分是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开驰道、直道，筑长城，巩固国家的统一。

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照片是陶马、陶俑， 秦，1974年陕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

　　《瑯琊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 219年)。

此残石为竖直的长方体，高 132.2厘米、宽 65.8~71.3厘米、厚 36.2厘米。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郡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颂扬统一海内的功德。公元前 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临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时，修琅琊台，勒石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照片中为所立刻石的后半部。书体为秦篆，相传为李斯所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刻辞全文。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凿下保存，已成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秦代统一事业的重要文献。

现残存 13行 87字，前 2行为公之前 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以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 11行为公元前 209年秦二行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浸漶。

在瑯琊刻石中，秦始皇热情歌颂了自己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强调了颁定统一的法律制度作为办事的准则，重申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秦二世在补颁的诏书中强调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绩，并表示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

　　《龙纹空心砖》，秦，建筑构件，长 100厘米、宽 38厘米、厚 16.5厘米。1974~1975陝西咸阳秦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此砖呈长方形，一面模印首尾相衔、相互交织的两条巨龙，一龙身饰鳞纹，另一龙身饰三角纹，双龙环抱三个璧形图案，图案内饰圆圈纹，龙身上下对称装饰着卷云纹和圆圈纹。该砖用来铺设踏步。

中国古代有 “五德终始说”，认为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商取代夏是金胜木，周取代商是火胜金。秦始皇根据秦文公狩猎时曾获一条黑龙的传说，作为秦得水德的象征；秦灭六国，就是秦朝代替周朝，也就是水胜火。此砖上的龙纹装饰正是秦朝尚水德的表现。

空心砖始见于战国时期，主要用来建筑宫殿、官署和墓葬，西汉是空心砖使用的极盛时期。

　　所谓 “秦砖汉瓦”是说明这一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汉代瓦当是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西汉时形成了以 “秦砖汉瓦”和木结构的完整的建筑结构体系，史称之为 “土木之功”。

　　《汉并天下》瓦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直径 17.5厘米。

《单于天降》瓦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

此瓦当为圆形，后有筒，筒中有瓦钉孔，正面宽沿，被十字格线分为四区，每区内一阳文篆字，计 “单于天降” 4字。该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 “四夷□服” “单于和亲” “千秋万岁”等瓦当，据此判断，“单于天降”瓦当应该是当时对汉军击退匈奴贵族侵扰的一种颂扬。

据研究，召湾是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觐见汉宣帝时的必经之地，带有 “单于天降”瓦当的建筑就是在此时兴建的，汉成帝、哀帝时期，匈奴南下逐渐改走云中、定襄一带，这类建筑逐渐被废弃。“单于天降”瓦当这类建筑上的装饰则更多地出现在墓葬中了。

　　《彩绘陶兵马俑》，汉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省咸阳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步兵俑高 48~50厘米，骑兵俑高 54~68厘米。

该陪葬墓共出土彩绘兵马陶俑 2500余件，包括步兵俑 1800多件、骑兵俑 580多件和战车模型，它模拟当时军阵的真实情况。

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这批兵马俑形象地表现了汉初的军阵。尤其是陶骑兵俑集中排列，自成方阵，已经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整批陶兵马俑生动反映了当时军队正处于从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变化的关键时期，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 4号墓和 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金缕玉柙》，汉 西汉，殓服，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 40号汉墓出土。长 182厘米。

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玉衣被禁用。

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 1203片，金丝 2567克，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 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玉衣二十余件。1968年河北满城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的。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 2498片，金丝重 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 2160片，金丝重 700克。

1994～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玉片总数为 4248片，是目前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美的玉衣。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汉 西汉，酒器，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高 34.1厘米、长 58.1厘米。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肌肉发达，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 “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

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在北方迅速减少，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

　　《彩绘雁鱼青铜釭灯》，汉 西汉，照明用具，1985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高 53厘米。

汉代青铜灯具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巧实用，造型多取祥瑞题材，如雁足灯、朱雀灯、牛灯、羊灯等。这件彩绘铜雁鱼灯采用传统的禽鸟衔鱼的艺术造型。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釭是指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灯盘一般带有灯罩，灯罩由两片弧形屏板构成，每片屏板的宽度为半个圆周或超过半个圆周，合拢成圆形。其作用除配合导烟管控制灯烟的污染外，还可以根据风向和使用者的要求，随意调节屏板的开合方向和开启程度，从而达到挡风和调节光亮度以及光照方向的目的。灯具的各部分构件均能拆卸，便于清除灯内烟垢。釭灯是汉代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构思设计巧妙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世界灯具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南北朝时，这种灯具仍为人们熟知，经常在诗文中被提到。到了唐代，人们可能还使用釭灯，或者至少还了解这种类型的灯。唐代以后，这种灯型则湮没不存。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的 “长信宫灯”，也有这样的环保功能。

　　《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残高 40厘米。

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 4环耳，器身下部铸 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 4人，少者 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 “椎髻”的滇人和 “编发”的昆明人，还可以在同为 “椎髻”的滇人中发现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 “身毒之民”和 “僄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通高 43.5厘米，盖径 16.8厘米，底径 21.8厘米。

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牛作为财富的象征，具有重要地位。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通高 51厘米，盖径 32厘米，底径 29.7厘米。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 300余枚，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 3只兽爪足。盖上铸 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 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 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至迟在战国后期，从今四川、云南经缅甸至印度等地的商路，即历史上的蜀 ~ 身毒道已经开通。滇人正是通过商路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由于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用贝历史，滇人在与它们买卖商品时均使用产自南亚和东南亚海域的海贝。海贝成了滇国的外汇，被滇国贵族贮存起来，专用于对外贸易。

　　《绿釉陶楼》，汉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通高 98厘米。

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拥有自己的庄园，驱使依附农民从事生产劳动，又把其中的一些农民武装起来，称为部曲，或家兵，作为私家武装，一旦局势动荡，就用这些家兵保卫庄园。

　　《陶马车》，东汉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这种带卷蓬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陶马车制作难度之高，工艺水平之精，无不堪称一流，是汉陶中极为难得的文物精品。

　　《观伎画像砖》，东汉(公元 25年~220年)，高 40厘米，宽 46厘米，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

此画描述了汉代宴宾陈伎的习俗，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在鼓、排箫的伴奏声中，欣赏伎人跳丸、跳瓶、巾舞的表演。

公元前 108年的春天，汉武帝在长安城举办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百戏汇演，周围 300里的百姓都赶赴观看，一时万人空巷，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盛事。

百戏是现代杂技的前身。在汉武帝的倡导下，由宫廷乐府主持的百戏汇演，每年举办一次，相沿成习，直至东汉仍然持续不断。后来，百戏又成为朝廷接待外国宾客的重要表演项目。宫廷百戏汇演的形式，很快影响到贵族阶层，官僚贵族和豪强巨富亦往往拥有私家的乐舞人员，他们在庄园内举办演乐聚会，百戏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

这块画像砖上反映的就是家宴上的百戏表演：左上角宾主席地而坐，右上角一个艺人做跳丸表演，一个艺人做舞剑和跳瓶表演；左下角两个乐人吹排箫，右下角一彪形大汉和一细腰女子做巾舞表演。画面中央还陈设着酒樽。

秦汉时期人们喜歌好舞，来自民间的百戏艺术，受舞蹈的影响很大，演出的动作从单纯显示惊险奇特的技巧，发展到讲究节奏感和优美感，并用音乐和舞蹈陪衬。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方的杂技艺术也对汉代百戏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铢钱纹青铜鼓》，汉，195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县出土。 通高 57.2厘米，面径 90厘米，底径 87.5厘米。汉代西南少数民族青铜器。

　　此鼓由鼓面、胸、腰、足 4部分组成。鼓面大于鼓腰，有面檐伸出鼓胸之外，腰部收束，以一道突棱与足部分界，足部略向外扩张。胸、腰间铸有鼓耳，可系绳悬吊。鼓面边缘环铸 6只蹲着的青蛙，中心有 12角光芒体。鼓面和周身间饰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

　　青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的美好愿望，说明当时西南各族和汉族在经济交往、文化融合上的密切关系。

　　《击鼓说唱俑》，汉 东汉，明器，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高 56厘米。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武帝 “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丞相田蚡 “爱倡优巧匠之属”。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国博这个玻璃柜中的说唱俑，不知为何右手的鼓捶扔到了地下。出土时的鼓捶不知是木制还是陶制一体的? 不过相信这些展品中可能大多都是复制品，出土的原来文物，怕都在保存条件更好的库房中，几千年前的文物太脆弱了！

　　《嘉平石经残石》，汉 东汉，高 45厘米。

此残石原应作长方形，上刻隶书经文，每面约 35行，每行约 75字。“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用标准的八分隶书体写成，故又被称为 “一体石经”。它集汉隶之大成，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刻，原立于东汉雒阳城南郊大学(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

河南偃师佃庄，在今天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在东汉时期则是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公元 183年，这一带更是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注目的地方， 46通刻着经文的石碑，吸引着当时的读书人纷纷前往瞻读摹写，每日车来人往，填街塞陌，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太学生读的经书都是互相间反复抄写。鉴于经书辗转抄写，错误很多，公元 175年，汉灵帝命令蔡邕等人以隶书写定《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公元 183年，写定的经书被刻到了石碑上，立在太学，以便读经人校对是正，这就是有名的 “熹平石经”。

　　《石辟邪》，东汉，河南洛阳西郊出土。高 122厘米、长 165厘米、宽 37厘米，重 1000公斤。

此石辟邪颈背阴刻 “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辟邪”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天禄配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220~589年)，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强。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瓷器制造成就显著，青瓷制作技术精湛。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家具、服装等出现新形式。社会的变革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使思想文化呈现全新面貌。

《陶院落》，三国 吴，明器，1967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长 54厘米、宽 48厘米。

这件陶院落前有厅堂，后有正房，两侧有厢房；围墙有前后门，前门正上方筑有门楼，门楼上有 “孙将军门楼也” 6个划刻文字；围墙四角各有 1座角屋，门楼和角屋是用来守护院落的。陶院落虽是随葬冥器，但应是摹仿当时的建筑形式制作的。

这座墓的主人可能是三国时期东吴武昌都督、平荆州事孙述。这种形式的院落模型多出土于孙吴的宗室墓中，因此有专家认为这种院落模型是孙吴宗室特有的随葬物。

武昌城依长江自然地形修建而成，它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武昌城的遗址在今湖北鄂州，吴王孙权曾在此定都，东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迁都建业后，这里成为陪都。

　　《陶俑》(骑马陶俑)，晋 西晋，明器，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高 22~24厘米。

这些陶俑同出土于一座墓葬中，墓葬主人是西晋的一个县令。该墓一共出土 29件陶俑，其中 23件为仪仗俑。

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无马镫，骑乘者上马费力，骑乘时要双腿夹紧马腹，都很不便。在这座西晋墓出土的 7件骑马俑中，有的马匹一侧有一个三角形马镫，虽然只能供上马时用，却是中国使用马镫的最早实物证据。至公元 4世纪前期，单侧马镫逐渐发展为双侧马镫。马镫成为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便利上下，而且使骑乘者不再过多地消耗体力，确保身体平衡，可以在较为放松的身体状况下控制马匹。马镫的出现，为骑乘技术的发展和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基础。

　　《黑釉鸡首瓷壶》，晋 东晋，酒器，1969年江苏镇江出土，高 15.6厘米，盘径 7.1厘米，底径 10.3厘米。

这件鸡首壶是盛酒器，盘形注入口，细颈，扁圆腹，肩部前端有一鸡首形流，后端有把手，肩两侧各有一个桥形钮。瓷胎灰色，质地坚硬、细密，器壁上薄下厚。瓷胎外面大部分部位施有深褐色的釉，只是靠近底部的部位不施釉。釉层较厚，釉色均匀。

黑色釉和深褐色釉的瓷器同属于黑瓷器类。成熟工艺的黑瓷器在东汉中晚期开始出现，是在青瓷器制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瓷器与黑瓷器都是在瓷胎上施石灰釉，石灰釉中的铁元素是主要的呈色剂，青瓷器的釉料中铁元素的含量是 2%左右，而黑瓷器的釉料中铁元素的含量是 3%-8%，铁元素含量越高，烧成后釉色就越黑。

据考古资料，浙江上虞发现的东汉时期的瓷器窑址就有一些黑瓷器碎片，经过 100多年的发展，东晋时期已经有了颜色很不错的黑瓷器。东晋制造黑瓷器的瓷窑在今天浙江德清一带，后人称为德清窑。德清窑的产品色黑纯正，经检测釉中的铁元素含量为8%，说明釉色的配方逐渐变得合理，并稳定下来，成为成熟的工艺。这件黑瓷鸡首壶就是德清窑的代表作品。南朝初年，德清窑停烧，而越窑仍生产一部分黑瓷器。

　　中) 《双龙纹画像砖》，南北朝 南朝，1957年河南省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长 38.7厘米，宽 18.9厘米。

砖呈长方形，周边起凸棱。画面浮雕双龙图案。龙头上有长独角，毛发后披，鬃毛上竖，张口吐舌，舌分叉状如花叶，龙身拉长，有飘带状翼，蛇形尾，肢足分明，肢体变细，足三趾，飞扬的身躯充满活力，别致的龙翼，调节了龙身的单调，清俊超逸，一身傲骨，颇具南北朝造型风格。

下) 《万岁千秋画像砖》，南北朝 南朝，1957年河南省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

边框饰忍冬图案，中部有盛开的莲花。两边各有一只红绿颜色涂绘的振翅翘尾的怪鸟。右边兽首，引领高歌，旁题 “万岁”；左边人首，发辫与两只大耳直立，旁题 “千秋”。这一形象应为羽人，羽人主要是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寓意着吉祥。

这些画像砖中浮雕图案的刻化非常清晰，几乎没有任何风化。我有点怀疑是专供展出的复制品。

　　右下) 《吹笙引凤画像砖》，南北朝 南朝，1957年河南省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

此砖从墓门中揭出。画面以嘴含灵芝仙草的凤鸟为中心，右边站着披发持麈尾的浮丘公，左边是捧吹长笙的王子乔，画面讲述的是周灵王的太子晋(字子乔)吹笙引凤，后游于伊、洛之间，被道士浮丘公引往嵩山修炼，后在缑氏山驾鹤升仙的故事。

　　《陶牛车》，南北朝 北朝 北齐，明器，1955年山西省太原市圹坡张肃俗墓出土，车高 31.2厘米，牛高 23.2厘米。

车辆有圆拱篷，车厢短宽，前面有栅栏，车厢入口在后部，无门。

矫健有力的牛昂首待发，全封闭的卷篷长檐车厢舒适美观，这驾装饰精美的牛车将我们带到以牛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让我们去遐想当时人们驾着牛车四处出行的场景。

牛车在汉代主要是贫穷的人乘坐或用来运载货物，有身份地位的人一般乘马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官员马车、牛车并用，牛车较多地成为出行车辆。不仅史书中有不少当时人用牛车的记载，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陶牛车模型、绘画资料更为多见。这些都显示了牛车是盛行一时的交通工具。

　　《古代中国》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隋唐前期的鼎盛局面，还是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

“昭陵六骏”石刻是原置于昭陵北麓祭坛两侧的 6块浮雕石刻。六骏原是李世民生前最心爱的坐骑，立下了赫赫战功，李世民为了纪念它们，就下令为它们刻石立碑，据说，先是由画家阎立本绘成 “六骏图”，然后以此图为蓝本雕刻而成。当时唐太宗还亲自赋诗 6首，颂其风采，并命书法家欧阳询抄录，刻在六骏的石碑上，这就是马赞。六骏其名分别为 “拳毛騧(音同‘瓜’)”、“飒露紫”、“什伐赤”、“青骓”、“白蹄乌”、“特勒骠”。其中 “拳毛騧”和 “飒露紫”两块石刻于 1914年被美国人毕世博勾结军阀盗运到美国，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 4块现陈列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这是国博复制的其中三匹。

右是 “拳毛騧”，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中是 “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为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唐太宗给它的赞诗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左是 “飒露紫”，色如紫燕，前胸中一箭，为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牵着战马正在拔箭的人叫丘行恭，六骏中惟这件作品附刻人物，还有其事迹。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公元 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 “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拨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才特别将他的英雄形像雕刻在昭陵上。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拨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太宗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骑驼乐舞三彩俑”，唐，明器，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骆驼头高 58.4厘米、首尾长 43.4厘米。舞俑高 25.1厘米。

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 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 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载乐骆驼陶俑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唐玄宗曾 “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骆驼载乐节目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有两个看点。其一，双峰骆驼身高一般2米左右，负载力可以达到 250公斤，驮载 5个成年男子需训练有素。其二，5位艺人在驼背没有围栏的平台上载歌载舞所展现的高难度技艺。

唐时，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工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唐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唐诗流传至今的将近五万首，许多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图中从左至右分别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是最著名的诗人。这三幅画像是根据故宫南薰殿藏品摹绘，应更接近真实。

下方左边是 《全唐诗》清 康熙释本(部分)

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南巡时命曹寅领衔在扬州开馆编修《全唐诗》，由彭定求、沈三曾等十名在籍翰林负责编修，仅用一年多时间，这部多达 900卷的大书就编修完成了。共收唐、五代诗 49400余首，作者2576人，按时代前后排列，并右小传。

右侧长卷是明 文徵明书《白居易《琵琶行》行书卷》(复制品)。

当然唐代的文法，绘画也是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古代中国》展的第七部分：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916年~1368年)。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从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走向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重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宋元海外贸易繁盛，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从公元 10世纪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格局。汉族建立的宋统治了从黄河中下游流域直至南海的地区，后被迫退缩到江淮以南，但始终在经济、文化方面居于核心地位。

“鎏金银鞍桥”，宋 辽，马具，1954年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出土。最大者高 35厘米，宽 22厘米，厚 0.1厘米。

“鎏金银鞍桥饰”是马鞍外包镶的饰件，一组 6件,计有鞍桥前、后部饰件各 1件，压印双凤戏珠纹，间以流云纹，花纹和周边均为鎏金；刀形、半月形饰各 2件，左右对称，压印花草纹和流云纹。这组鎏金银鞍桥饰制作精细、美观，工艺水平很高。

契丹族是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原来是鲜卑族的一支，主要活动在辽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唐朝末年，契丹族日益强大，公元 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历史上称为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政权。 契丹民族骑马、爱马，… 在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马具，如马鞍、马镫、车马铃等，现存的辽代绘画和辽墓壁画中也有大量表现他们与马共同生活的场景。

　　“绿釉鸱吻”，宋 西夏(公元1038~1227年)，建筑构件，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皇陵西碑亭遗址出土。高 152厘米、宽 92厘米、厚 32厘米。

此物为建筑构件，形体高大，呈龙首鱼身状，龙首与鱼身系分别烧制成型，通体饰鳞纹，施绿釉，釉面光亮，威猛生动。

现在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方圆约 50多平方公里，内有帝陵 9座、陪葬墓 250余座、陵邑 1处。

西夏陵出土的鸱吻有琉璃和灰陶两种，造型均呈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状。汉代以前的宫殿正脊两端高高翘起，其形状似凤鸟展翅，后来演变成鱼身状，名 “鸱尾”。在南北朝至隋唐的石窟壁画中，受印度“摩羯”鱼形象的影响，鸱尾造型作月牙形。到了唐代，鸱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因此多叫做 “鸱吻”。在宋代，鸱吻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的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土的鸱吻与同一时期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鸱吻、山西大同华严寺金代薄伽教藏殿鸱吻均属同一类型，与宋代鸱吻造型相同。

除鸱吻外，西夏陵出土的脊饰构件还有摩羯、吼狮、四足兽、立鸽、套兽、迦陵频伽等造型，这些构件无论是灰陶，还是琉璃制品，都是先泥塑模制后再用手工细雕花饰成形，放入窑内焙烧而成。这种用模具和手工雕制结合生产出来的建筑构件，虽造型基本相同，但每件成品又有所差异。

　　“山西佛宫寺释迦塔”模型，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山西省应县城佛宫寺内。

佛宫寺释迦塔，俗称 “应县木塔”，距今已有超过 950年历史。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木结构楼阁式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县木塔的平面为正八边形，外观有五层六檐，而该五层中有四个暗层，一共九层。塔高为 67.31米(一说 65.85米)，底层直径 30米。塔建在 4米高的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木塔使用的斗拱有54种，结构精密，体量宏伟，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杰出成就。

　　“针灸铜人体模型”，宋， 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仿宋铸制，通高 213厘米。

北宋不断发现针灸新穴位，多由不同医生发现，难以交流验证。为防止混乱，医官王惟一于大圣四年(公元1026年)铸造了两个空心铜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 559个穴位，其中 107个是一名二穴，故全身共有 666个针灸点。铜人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与考试的工具。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穿上衣服，体内灌水；学生根据命题以针刺穴，针入水出，方为合格。两具铜人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金灭北宋，相国寺的铜人毁于战火，仅剩医官院内的铜人。元灭金后，将此铜人运至大都(今北京)。因长期使用磨损，不堪再用。于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奉命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明灭元后，这个铜人仍然继续使用。但到明英宗时，又因磨损而无法再用，于是再仿铸一个，此即现存者。此仿铸铜人忠实于宋代原物，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

铜人背后是 “水运仪象台模型”，北宋(公元 996~1127年)。据《新仪象法要》复制。

水运仪象台是把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天文仪器，是苏颂、韩公廉等人在开封设计制造的。宋元祐元年(公元 1086年)开始设计，到元祐七年全部完成。它是中国古代的卓越创造。其中的擒纵器是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认为水运仪象台 “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整座仪器高约 12米，宽约 7米，上狭下广、呈正方台形，相当于一幢四层楼的建筑物。其中浑仪等为铜制。

全台共分三隔：最上层的板屋内放置着 1台浑仪，屋的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平时关闭屋顶，以防雨淋，这已经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型了；中层放置着一架浑象；下层又可分成五小层木阁，每小层木阁内均安排了若干个木人，5层共有 162个木人，它们各司其职：每到一定的时刻，就会有木人自行出来打钟、击鼓或敲打乐器、报告时刻、指示时辰等。在木阁的后面放置着精度很高的两级漏刻和一套机械传动装置，可以说这里是整个水运仪象台的 “心脏”部分，用漏壶的水冲动机轮，驱动传动装置，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便会按部就班地动作起来。这台仪器集观测、记录、报时为一体，制造水平堪称一绝，遥遥领先于世界，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富于创造的精神。

北京建国门处的 “古观象台”展厅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模型。

　　“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宋 南宋，酒器，1983年江苏省镇江市登云山南宋墓出土。注子高 23.2厘米、温碗高 20.9厘米、壶口径 4.1厘米。

此为一组盛酒、温酒的用具。注子直口，带盖，弓形柄，细长流，圆肩，鼓腹，腹部刻莲瓣纹，器身似含苞待放莲花。温碗敞口，高圈足，腹部刻莲瓣纹，似盛开的莲花。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为景德镇青白釉瓷器。

青白瓷又叫影青瓷，宋代影青窑的主要产地是今江西省景德镇，江西其他地区及安徽、福建、广东等地也烧制影青瓷。当时，景德镇的产品主要是各类民间日常生活用具，其中食具、酒具较常见。

五代时已盛行注子、温碗，因为注子、温碗是配套使用，所以要求两者器形谐调一致，如瓜棱形注子必配以瓜棱形温碗，莲瓣纹注子必配以莲瓣纹温碗。

　　“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元(公元1206年-1368年)，高 29.8厘米、口径 8.4厘米，底径 9.9厘米。

此瓶口部外敞平展，束颈，垂腹重心较低，颈、腹间过渡圆滑流畅，低圈足略向外撇，器型稳重。釉色莹润透明，饰青花云龙图案，笔法简洁奔放。玉壶春瓶的器形前代就有，元代继续流行，但颈部缩短，腹部突出，圈足亦变矮以致近似于平底，增加了稳重感。

元代瓷器制造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釉下彩技术的广泛应用。所谓釉下彩技术，是在瓷胎上先画出纹饰图案，再施上一层无色透明釉，然后经高温烧制。其优点一是由于可以直接在瓷器上进行绘画，利于创作者的艺术发挥；二是绘上去的图案永不褪色。这种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宋代也有使用，但是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没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元代在技术和原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于是创造了以 “青花”和 “釉里红”为代表的新品种。

所谓 “青花”，就是在绘画时使用加入氧化钴成分的颜料，烧成后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由于使用钴料，所以具有着色力强、色彩鲜艳的特征，而且在烧制过程中，窑内的气氛变化对其影响较小，烧成可能性较大，并且呈色稳定。

青花瓷得以在元朝兴盛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本土出产的蓝料色泽灰暗，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发达的中外交通为中国带来了产自中东的 “苏麻里青”，也为青花瓷带来了明快艳丽的色彩。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文明对于蓝色的由衷热爱，给了青花瓷广大的市场。蒙古族所崇信的原始宗教中，蓝色象征天，白色象征善，而且这两色也正是蒙古族起源图腾 “苍狼白鹿”的颜色，所以得到主要统治者的喜好。这些都促成了青花技术在元代迅速发展。

因此，可以说当时的青花瓷是用来自波斯湾的颜料，经过伊斯兰艺术家和中国画师的设计，利用景德镇附近出产的陶土，由技术高超的中国匠人制作，然后再销往今天的伊朗和土耳其，成为王室豪门间供不应求的奢侈品，整个过程完全是国际化的市场运作。

　　《古代中国》第八部分：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1911年)。

公元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公元 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制订新律例，改革政治、军事和监察制度，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和监察大权于一身，使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其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超越前代的繁荣。但中国这一农业文明古国，正与后起的工业文明大国悄然拉大差距，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郑和铸铜钟”，明 宣德 6年(公元 1431年)，1981年福建南平采集。通高 83厘米、口径 49厘米、厚 2厘米、重 77千克

此钟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中部以云水波浪纹为母题，还铸有铭文、八卦、云雷等字纹；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中第二、四组各铸有 “国泰民安”和 “风调雨顺”铭文。铜钟下部的铭文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奉命远航 “西洋”，三月抵达福建长乐等候冬季季风，五月沿闽江而上抵达南平镇，铸此铜钟布施寺庙，祈求出海航行平安。同年十一月离长乐出海远航。原来放在福建南平市茂地依朝村外约 5里的三宝殿，殿毁后移入依朝村华光庙。

　　“孝靖皇后凤冠”，明 万历，1958年北京昌平定陵出土。

明孝靖皇后嵌珠宝凤冠，以漆竹丝作胎，通体嵌以各色宝石为中心的珠花和点翠的云纹。前面近顶处饰九条金龙，口衔以数个杂色宝石缀成的珠滴，下为点翠的九凤，全冠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 100余粒，珍珠 5000余颗，晶莹剔透，显赫奢华，反映了当时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

凤冠的主人孝靖太后王氏原是万历后宫的宫人，万历皇帝私幸怀孕，被封为恭妃，生皇长子朱常洛。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后，恭妃并没有得到进封。直到皇长孙朱由校出生后，才被进封为皇贵妃。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皇贵妃先于万历皇帝病薨，葬东井的平冈地。万历皇帝驾崩后，皇贵妃之孙天启皇帝追封她为 “孝靖皇太后”，并将她迁葬到定陵，与万历、孝端皇后合葬一处。

195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定陵，出土了孝端、孝靖凤冠各 2件，分别为 3龙 2凤、12龙 9风、9龙9凤和 6龙3凤。随葬时装在八角形的朱漆匣内，然后分别装入 4个随葬的器物箱中。根据洪武、永乐定制，皇后凤冠为 9龙 4凤，而从出土实物与定制均不符，可知万历时冠服制度已有所变化。

　　“南京皇城校尉铜牌”，明 洪武(公元1368-1398年)，江苏省南京市明故宫遗址出土。

南京皇城是朱元璋兴建的，皇城内多为政府机构和皇家御园。洪武二年(公元 1369年)，设立亲军都尉府，统领中、左、右、前、后五卫，专事对皇城的保卫。洪武六年(公元 1373年)造守卫金牌，或镀金铜牌，牌上有篆文 “守卫”、“随驾”字样，存尚宝司，军士值班领取佩带，下值时交回。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年)建锦衣卫，设南北镇抚十四司，其编制将军、力士、校尉，专门为皇帝护驾，并有巡查缉捕任务，是御林军。校尉是御林军的低级军官，负责皇城安全，检验出入皇城人员的证件，若有失查，从重治罪。此铜牌为值夜班的军士佩带。

“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铜版

图中为大明通行宝钞壹贯钞之铜版。《明史·食货志》记曰：“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版面上首横书钞名 “大明通行宝钞”，钞名下为龙纹花栏，花栏内上部正中 “壹贯”二字，面额下为十串贯钱图，仿金元钞面的实物示意。贯钱两旁有篆书，右 “大明宝钞”，左 “天下通行”；下部文字 “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伯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等字，明确规定了宝钞的通行和禁止伪造。

明代开国之前便已部分行用朱元璋创立的铜钱 “大中通宝”。建元之后又有 “洪武通宝”通行。然而由于铜源紧张，以至搜罗民间铜器仍不敷使用。鉴于此，朱元璋决定铜钱陋弊应用纸钞弥补。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发行 “大明通行宝钞”。这种纸钞仿照元钞形制，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与一百文六种，与铜钱混用，后又造十文至五十文小钞，严禁金银、实物货币在民间流通。明钞还有一特点，即历代宝钞都沿用祖制洪武年号，并且最大面额始终为一贯。大明通行宝钞的稳定保持了大约二十年。其后宝钞逐渐贬值，民间开始抵制用钞。正统以后，明钞已不能通行。政府也放弃用银的禁令。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钞一贯只值铜钱一文。到弘治年间，钞法最终废弃。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觚”，明 宣德(公元1426~1435年)，清宫旧藏。

觚铜胎鎏金云螭纹四出戟，阔口，体圆形，上大下小。通体以掐丝珐琅浅蓝釉为地，用单线勾勒缠枝莲纹枝干，串联多朵彩釉大花。颈部宝蓝地彩绘蕉叶纹内饰缠枝莲纹，器底无釉，足内刻双勾楷书 “宣德年制”单行四字款。此出戟觚造型端正，釉色沉稳纯净，鎏金极厚，为宣德时期掐丝珐琅的典型器物。

　　“五世达赖金印”，清，印面每边宽 11.3厘米、印高 9.9厘米。

达赖是西藏佛教(黄教)中同班禅并列的两大宗教领袖之一。清世祖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 “达赖喇嘛”，承认了他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这件金印是由清政府颁发给五世达赖的。

五世达赖名阿旺罗桑嘉措(公元1617~1682年)，出生于前藏山南琼结地方。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应顺治帝的邀请率侍从 3000人到达北京，与顺治帝在南苑相会，并居住在专为他修建的黄寺。次年二月，他离京返藏，五月，行至岱噶时，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将颁给他的金册、金印送到，正式封他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回藏后，他以顺治帝所赐金银，在前后藏新建了 13座格鲁派寺院。

“班禅额尔德尼金印”

五世班禅名罗桑益喜贝桑布。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廷封以 “额尔德尼”称号，并颁金册金为印。 至此，清朝中央政府予以确认，分管后藏部分地区政教事务的大权，大大分散了达赖在后藏政教方面的权力，常驻扎什伦布寺。教徒尊无量光佛化身。 1737年7月5日五世班禅在札什伦布寺圆寂，享年 74岁。他的遗体亦建塔保存，从此成为惯例。

自此，班禅作为西藏的另一宗教首领的地位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正是确认。此后历届班禅均经中央政府册封，颁赐金印予以正式承认成为定制。

　　左) “大政殿宝”玉印，清。

大政殿是沈阳故宫建筑之一，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地方。按照清制，皇帝之印被称为 “宝”。

右) “各旗佐领图印”，清，印高 9.2~9.4厘米，印面边长5.2~5.7厘米。

清代满族的军事、社会组织的印信，皆为铜质，文体和尺寸则根据品级大小而不同。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年)，努尔哈赤设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这是满洲八旗。另有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清军入关后，因多尔衮获罪，正白旗收归皇帝自领，以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余为下五旗，以此辨别户籍、官制、兵制等差异，实行佐领、参领、旗三级管理体制。满洲、蒙古、汉军、包衣等级井然，不得冒级。入关后，八旗的社会、生产职能逐渐缩小，军事为其重要职能。这些印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最基层组织佐领的图记。佐领为管理 300人的正四品官，有世袭与非世袭两种。

这种源自部族制的佐领封建统属关系，自建国初期一直沿袭到入关以后。而作为皇帝——都统——参领——佐领——旗人这样的官僚统治组织的八旗制度的成立，却是雍正朝佐领制度改革的结果。

　　“时局图”

1894年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这是清末志士创作的揭露列强瓜分中国情况的《时局图》。

它把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及时地、深刻地、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起到了警示钟的作用。图中熊代表俄罗斯，犬代表英国，蛤蟆代表法国，鹰(即鶧)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香肠代表德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帝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现实。

谢缵泰这幅漫画最早曾刊于 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后托好友带到日本、印成彩图，然后交给上海别发洋行发行。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从而正式宣告了清朝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最终完结。

《清帝退位诏书》（复制品）

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在国博看了四小时，《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这个常设展馆也没看过瘾。美篇只限 100幅，我所拍的照片也无法全部贴出。希望有时间再去，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太悠久博大了!

国博参观的出口正对太安门广场，再贴一张它正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