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博物院里的文物

游丽

　　一直仰慕史书上记载的中原文化，近日得以在“河南博物院”参观，来近距离的观看，用历史的脉络来疏理人类的文明与发展。

在文明曙光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猿进化演变，破石成器、薪火承递，走出了蒙昧的旧石器时代。在展厅里看到距今8700至6800年的石磨盘、石磨棒时，我惊叹:那么远久的时代，老祖宗就把两端的手柄捏处与石磨棒体做得过渡合理、自成方圆。椭圆的磨盘平滑端正，一磨一盘当是数字“1”的起点。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仰韶文化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在观看距今4800至4000年的展品“灰陶澄滤器”时，一个陶制的过滤沙土的器皿，自碗底到碗口处，由小到大刻画了一条条v字型的凹槽，得以清滤水中的沙土，碗口有一侧向外凸出的滤口。让人不由暗叹古人的智慧，至今我们倒水的水瓶口、水壶口仍是延续此样。

在看展品“黑陶鬶”、白陶缶、灰陶盉等酒器时，觉得它们像一个个人体形状。粗壮的三条腿立在地上，上身类似人的胸膛部位，一支臂膀是壶嘴，另一条臂膀自然地耷拉下来，连接了器皿的上下二体。虽粗劣但实用，巧妙的把数字2和3串在一起。想来三足鼎立的腿架便于柴火燃烧，“三角形最稳固”的公式早已被古人牢牢掌握。喝酒当是古人取暖御寒的重要手段，《三国演义》第五回中“关羽温酒斩华雄”、一举成名震诸侯的桥段当是真实可鉴，看来中国人的酒文化最是绵延久远。

　　随着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一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商代“妇好”方尊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是1976年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处文物。通身一体四面，最下面是向上的椎体形状，中层是向下的锥体状，上层呈弧线型变大的正方鼎。

它的周体遍布各种兽头、象体、龟背、祥云花样的图案，每个面都是对称图样，是数字2的表达；每面的三棱是3的书写；一体四面是4和5的组合；每面三层、每层两图，那是6的特写；加上底面又是7的推演；每层三条棱的相加是8的结果；每个面棱的叠加是9的渐变。

这一个方鼎就是1至9数字的巧妙结合，其对称、突出、色样性无一不是巧夺天工、无衣无缝，令人赞叹古人的惊人智慧。其幽幽的绿身铜锈就是千年文化的无言述说，沿用至今的形体图案就是千年文明的表达。

　　古人生存最大的天敌当是野兽豺狼、天灾地祸，因而各式祭祀器皿样具最为繁多，形状也由最初的仿生体，到鸡鸭鹅鹤等动物的演变，防身的武器也出现了各式兽面凤纹的戈、钺。不管是兵器和祭礼，古人仍讲究实用和美感，从样式的设计到图案的雕刻，无一不是细致入微、丝丝入扣。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花样众多的三角形、菱形、圆形、方形的各式腰带也应运而生，各种器皿的雕刻花纹和形状增添了许多圆形物品。三足鼎立的支架形状也变得越精致细小，四平八稳的地角支柱也变得粗壮美妙。到春秋时期盛水的缶就由圆底、圆锥体、圆盖混搭一体、精妙组合，两旁繁杂多变的兽头把柄敦实大气，配着顺势而下的圆环耳串，更增添了这个“镶红铜龙纹铜浴缶”的动感，拼接复原后的图案也是美轮美奂、浑然自成。

　　沿着历史的路线，由春秋时期乐器的编钟、笛子，到隋唐时期各式瓷俑、唐三彩、青釉刻花工艺也越来越精湛，到了明清时期的各式雕像更是生龙活虎、活灵活现。

推开博物馆里历史的这扇厚重的大门，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青幽铜锈、斑驳裂缝里蕴含的深意。那时没有现代工艺和技术，老祖宗凭着年经日久的摸索与探求，由无到有、由简到精、由寡到众，把粗糙、缺憾、简陋发展为精密、细腻、完备，其每一件日趋完美的作品都是时光机器的精心打磨，少着几年，多则几十年，至几百年，几千年。

　　想起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富春山居图》的元代画家黄公望，50岁后才开始学习山水画，30年来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来随时随地描绘山水。当他创作《富春山居图》时，年纪已近80，历时三四年的光景，把此山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的变化都烂熟于胸，才终于完成了这幅传世之作。可见绵远流长的文化瑰宝均是精心耐力的沉淀、历久弥新后的集结，我这一刻才懂得工匠精神的真正含义。

在内心强大的震撼与体验中，我只粗略地观看了博物院的部分展品。循着时间的线索而行，我强烈的感受到文明进步的真实演变。远古时的老祖宗通过历代的辛勤劳动，创造出博大而厚重、久远而深沉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化遗产，也因此构建了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化主流。我想我们也应当有所传承、发展与创新，画出更多更好更新的壮丽诗篇，以至于在几百几千年后，在历史长河的画卷上有所记载，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