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姓李我姓王(下篇) 王贵堂

王贵堂

　　我在《我爹姓李我姓王》(上篇)中介绍了父亲从出生到结婚成家以及由王改姓李的过程。父亲去世四年了，回顾他老人家的一生，他无愧是为党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干部，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建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在他身上始终闪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最基层干部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品格，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子女和后人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子女，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父亲为党为公为民的一生记录下来，将他高贵的品质、闪光的人格和宝贵的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翻开父亲的档案可以看到，1949年1月，党组织批准他为预备党员，1950年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岩村行政村(所辖14个自然村)治保主任，1952年任坛镇乡党支部书记，(兼槐树原村支部书记)，之后历任乡长、公社副社长、管理区书记、大队书记、公社(乡)五七厂厂长、经联社书记等职，直到64岁时从乡经联社退职，为党和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了42年。现列举几件事以表对父亲的纪念。

灵石县档案局保存的1953年灵石四区党员登记表

　　为巩固和保卫红色政权忠心耿耿，英勇顽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失败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不甘心失去的锦绣江山就这样归于共产党和劳苦大众，所以不断地制造恐怖事件，杀害我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灵石河西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力事件，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极度危险的挑战。当此关头，毛主席及时发布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命令，全国各地于1950年下半年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镇反运动期间，父亲负责四区地区的镇反工作。有一次，他领着县委两位青年干部在茹泊村搞调查，半夜时敌特分子翻墙入院，企图捕杀我父亲和两名干部。当时两干部被吓得爬在地下，父亲冷静观察院里的情况――明亮的月光照着农家小院，大门已被从里面打开，院墙上站着三人，五名全副武装的敌人在院内正准备对着他们的窑洞破门而入。在这危急关头，父亲临危不惧，手提一支仅有三发子弹的破枪和一枚训练时用的假手榴弹，冲出院内，高喊要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上好刺刀猛追敌人满院跑，赶跑了敌人。十分钟后敌人缓过神来返回院子找人时，父亲已拉上两人迅速转移到他熟悉的人家，保护了县委干部的安全。四区区委书记郭贵元代表县委在全区群众大会上表扬了他。

后来他和一起工作的杨德皋向区委提建议：变防御敌人为主动进攻，联络周边区县的民兵武装追捕敌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共捕捉了十二名敌特分子，按照管辖区域分别交给灵石县和汾西县政府处理。

1954年3月县政府给我父亲颁发的“乡长任命状”

　　人民乡长人民选，当了乡长为人民。

令父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在1954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坛镇乡的党组织只设党支部，父亲是乡党支部书记兼槐树原村支部书记。县区领导来坛镇乡举行公选乡长大会，候选人是国家正式干部吴XX，父亲是公选大会的主持人。县领导详细介绍了候选人“政治思想坚定，工作能力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人民乡长人民选，选出的乡长为人民……”可选举结果出乎县委和区委的预料，候选人得票寥寥无几，可父亲的票数占绝对多数。为此，父亲经过县领导同意，又对选民发表了发至内心的申明：本人年仅26岁，仅上过一年学，没有文化，农民出身，不是国家干部，更没有管理一个行政乡的能力，希望选民遵照县委的决定，选举老吴同志为我乡乡长……

按说第二次选举应该成功了吧!可第二次选举的结果是，父亲的得票比上次又多了几票。县领导宣布：选举到此结束，本次选举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后再定。没隔几天，县领导来坛镇乡宣布公选乡长决定，并给父亲颁发了任命书。

靈石縣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

兹任命 李根来 為壜鎮鄉人民政府鄉長

特此通知

縣 長 史 平

副縣長 梁子言

一九五四年三月卅日

从那时起，父亲便成了国家补贴制干部，进入了县管干部序列，以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进入了老百姓的视野，在他工作过的乡镇，经常徒步下乡，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的政绩为人民群众所肯定。

1962年成立坛镇公社，全体干部职工合影，后排右一是我父亲。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父亲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都能做到勇于担当，知难而上，遇到矛盾不绕，遇到困难不躲，解决问题不拖。在矛盾冲突、危机困难面前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这里仅举两例：

1958年党中央发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那是个火红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潮。王禹乡与坛镇乡合并为大乡，杨贵堂任党委书记，父亲任分管农业和社会治安的副乡长。在这个吏治清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万民同乐的美好时期，父亲和杨贵堂书记都不到三十岁，恰值风华正茂之时，他们制定并实施了“王禹乡五年发展规划”。一年期间，村村通了电话，加快了农田建设速度，村村粮食大幅增产增收，大力发展了养猪养羊畜牧业，增加了农家肥，荒山荒坡栽种果树和木材林，扫除文盲，建设文明乡村等几项亲民为民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在全县引起极大震动，县委组织18个乡镇的领导在王禹乡召开了现场会，大力推广王禹乡的先进经验。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反右倾、鼓干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局面却使全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形势进入了混乱状态。当时的县领导为了迎合上面的意图，在全县掀起“报高产扛红旗，右倾保守扛黑旗”的运动，要求各乡镇把产量指标往高报，而且越高越好。同时要求停止整修农田，转向高原顶上打旱井，每天要打100眼，每道沟里修水库，10天要建成五个高标准的水库……

这是当年亩产10261斤和7521斤玉米的《号外》简报

“大跃进”时墙上的壁画：“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当年农村墙上的漫画：“农家肥猪千斤重，驮上两人不费劲。”

　　面对突然刮来的“浮夸风”，谁都知道是瞎胡闹，但谁也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去当右倾扛黑旗。当时灵石县境内一亩旱地在风调水顺的年景顶多打120至130斤粮食，可其他乡镇报到500斤还不行，还嫌“右倾”，重压之下，干脆报成亩产千斤。报高产当时成为最时尚的政治风气，有的省市报成亩产万斤粮。

分管农业的父亲和乡里一把手的杨贵堂书记面对全国这样大的政治气候，他们不看风向，只尊重事实，其遭遇可想而知。几十年后我问过他们：“当年你们也往高报产量有何不可？谁还去每个村队的仓库称粮食哩？能有什么后果？”父亲说：“生产队打下粮食后，按照当年产量，交够国家的，留下社员的口粮、牲畜饲料和种籽，就没有剩余的粮食了。如果按你虚报的产量，国家按比例征收粮食后，社员就无粮可吃了，要是全乡全县社员都没粮吃，社会必将大乱，这是当干部必须认识到的国计民生的大事。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两年自然灾害，造成了人民饥饿浮肿，饿死人的现象很多，这都是当年‘浮夸风’造成的恶果。”

当年灵石县这场运动令我父亲和杨书记以及许多老干部终生难忘：县委反右倾会议开了三天三夜加一个下午，王禹乡被作为右倾典型，杨书记遭到批判和斗争。当时曾有好心的县委副书记许大华等不少干部私下做杨书记和我父亲的工作：“随大流算了，别死拧着，这样会吃大亏的。”杨书记和我父亲想到一万多人民群众的衣食利益和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始终没说假话，没报高产量。杨书记的一句“我绝不会说假话，说假话交待不了群众”的回答，令人们终生难忘，肃然起敬! 最后县委领导宣布：给上报高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各奖励一面大红旗，并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向这些单位和个人学习。给拒绝接受党的教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禹乡党委书记杨贵堂发黑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和降二级工资的组织处分。给分管农业的副乡长、公社党委委员李根来党内警告、补贴制干部不予转正的处分。当县领导宣布让杨贵堂上台扛黑旗时，我父亲毫不畏惧，像被激怒了的一头雄狮，满腔怒火，一跃跳上领奖台，接过并举起一条三米长的黑旗，绕场一周，当众展示，那意思是我们根本没错，不服气这一决定。父亲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台上的领导和全体与会者异常惊讶!

当年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杨贵堂书记。搭班子四年，便是一生。

2014春天，杨贵堂的子女们去槐树原村探望时年87岁的我父亲，并与之交谈。

　　带着感情走近群众，带着本事领导群众。

1977至1981年我在县委工作期间，几次下乡搞中心工作，跑了几个乡镇，二十多个村庄。之前我请教过父亲：下农村工作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或您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经验是什么？他说：牢牢记住当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和群众接触要有感情，领导群众要有本事，只有这样群众才能听你的，你的工作才好开展。这句话就是父亲念了一辈子的真经，几十年的工作法宝。

那年我在南关公社阁老窊村搞“户户通广播”时，吃派饭到一王姓人家。我一进院子，就听到广播盒子里的声音低，音质沙哑，我把地线重接了一下，浇了一马勺水，声音大了很多；又用专用扁嘴钳把盒内的“舌头拉杆”调整了一下，顿时声音宏亮而清晰，大门外也能听到。当听说我是槐树原李根来家儿时，两口子马上把已经端上来的榆皮面掺玉茭面擦家家端下去，硬要重新和面做好面(白面)掐圪瘩。我知道当时白面是何等奇缺，着意不让重做，硬夺过这碗玉茭面擦家家来，女主人乘我和男主人说话时，给我碗里放进一筷子熟猪油，这在那个年代算是高待了。两口子的话匣子打开了：1962年你父亲在富家滩镇当副镇长时，经常来桃钮、阁老窊下乡，当时每个村分下两袋硝胺化肥，村里派了个社员赶着牲口去公社往回驮。一路爬坡20多里很费劲，当走到半路上，就要到四合岭村时，赶牲口的就把两袋硬梆梆的化肥扔到路边，空着回到村里，因为全村人都没听过和见过那东西，队长也说：上到地里还不是哄鬼哩？可隔了五六天你爹来村里下乡，路过四合岭村时看到路边扔的两袋化肥，村里人告诉他说是阁老窊赶牲口的扔下的，人们都说这东西驮到村里也没用。你父亲借了一条扁担和两根绳子，就把160斤重的两袋化肥(每袋80斤)担到我们村。叫了两个人在大队院里把化肥敲碎，在我们队的几块地里做试验，每株玉茭根上放了红枣大的一小块，说这叫“追肥”。说来也怪，第二天下了一天雨，没过六七天，追过硝胺的玉茭不但长了一大截，而且黑绿黑绿的，非常粗壮。秋天收玉茭时，没追肥的和追过的差远了。他还给我家自留地里的玉茭追了肥，后来全村人眼红的不行。你父亲做甚像甚，玉米套种、回茬庄稼都能增产，社员们心服口服。女主人又说：那年我的叔叔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被人们抬到富家滩矿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手术，需压现金30元，可四五个人仅凑下十几元，正好你父亲路过医院门口，是他给医院担保后才做了手术。可惜这些年你父亲这样的干部少得多了。

我在秋泉村下乡时，一位曹姓社员(十年后才知道他是曹玉萍的父亲，成了我的邻居)告诉我：当年生产队连续发生偷盗案件，派出所来了两次都没结果。人家李乡长只用了半天时间就破了案，因为人民群众都拥护他，最后把那个盗犯捉了回来。前坛镇村的老人告诉我说：你父亲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太熟悉了，当年国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他能把党的政策和农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开会一个小时就能把人们的思想统一了，这就叫本事。

1961年富家滩公社在后河底村安装了变压器，结束了无电历史，机关干部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为我父亲。

　　顶水进村，造福村民。

槐树原村人畜饮水自古以来就是用扁担从沟底挑，路远不说，且坡陡路窄，青壮年一早上也挑不了五六回，很费劳力。因而村民用水很节省，洗了脸再洗脚，洗完脚澄清再喂猪，很多老年人一辈子也没洗过澡，房前屋后的菜地也没浇过水。1964年父亲辞公职回村任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方玉保带领社员将村中的旧建筑拆除后，把砖和石碑搬运到井沟底和村顶上，分别修建了蓄水池和水库。由于当时没有公路，运输条件差，工程所用的水泥、水砂等材料全部用牲畜从富家滩和霍县等地驮运回来。父亲又利用在富家滩公社和煤矿建立的关系，低价买回了燃煤蒸汽锅驼机和三联泵，用此解决顶水动力。顶水上山进村的工程在灵石西山地区是第一家，周围几十里的村民都前来观看什么叫洋灰(水泥)，欣赏从富家滩矿请来的邢师傅是如何使用砼泥土的，看锅驼机如何把水顶上村庄的。水是万物之源，有了水，村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村民建设家园的步伐加快了，种植业和养植业也发展了。直到1973年村里通了农用电以后，电机和水泵代替了既烧煤又费工又笨重的锅驼机。现在村顶上的水库还是55年前修的水库，可见其工程质量是很好的。

当年农村食堂吃饭的真实图片(来自网络)

　　冒着坐牢的危险向党中央反映大跃进带来的灾难。

1960年自然灾害闹饥荒时，当时父亲任富家滩公社副主任，眼看着全县人民饥饿浮肿，村集体食堂化搞的不让老百姓在自己家里生火做饭，烟囱不准冒烟，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加。而自上而下的“大跃进”浮夸风愈演愈烈，仓库里有粮不让发。父亲找了位有文化的姓郝的知己，他口述让其以匿名信的方式上书中央，反映了当地的真实情况和国家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指标。没过几天，省公安厅根据邮戳地址来富家滩查找写匿名信的人，省里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没有找到人。一个多月后中央办公厅派了三个人住到富家滩，又是要查找写信人，并分别与公社机关人员谈话。父亲冒着当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的风险，主动引领调查人员下农村，到粮站，翻看生产队粮食帐本。当刚走进焉则村口时，路上躺着两个人，干活的工具在一旁扔着，村民说是饿得昏倒了，起不来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叫润管。父亲领着中央干部在粮站调查时，每个仓库的粮食都快变质了，满得没法翻晒。问说为何有粮不给农民发? 回答是：上级有令，储备粮是给北京毛主席和解放台湾的解放军上交的，部分是给非农供应户发的。又问说：那交公粮的农民把打下的粮食都上交了，现在饿得要死，怎么办？回答说：自古以来农民只有交粮纳税的义务，没有再分国库粮食的权利。大概是粮站职工不知来人的身份，所以实话实说了。调查人员到了道美村，发现所有榆树的主干都是光溜溜的，社员们说是他们剥了树皮磨成面吃了。又在村加工厂见到人们把拨了玉茭后中间的空棒棒粉碎成粉，给村民食用。问说：那东西能吃吗？答曰：掺搅上野菜吃，但吃进去难以屙出来。问说：那怎么办？答曰：一家人用筷子和火柱互相往出掏呗! 又问说：有得了浮肿病的吗？答曰：有，我家就有两个。问说：领我们去看看……

后来父亲主动向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申明了匿名信是自己写的，并说服和感动了调查人员。不久中央对农村的政策作了调整，停止和纠正了“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中央农村工作部还给中共灵石县委发函，表扬了父亲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事后，县委书记卢炳生对父亲说：好你个李根来，你为民伸冤却差点当了现行反革命呀！

当年食堂化的宣传画

　　带领民工大战静乐水库。

六十年代初，山西省遵照毛主席大兴水利的号召，抽调全省民工同时修建“静乐水库”和“文峪河水库”，灵石县各公社抽调数千民工参加奋战。当时由于没有先进的工具和机械以及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工程进度完不成，县委便指派我父亲去静乐水库负责南关等公社带队施工。刚到工地的第一天，他便摸清了施工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个是三分之一的民工生病不能出工问题。原因是民工食堂的米面腐烂变质，导致民工生病。他把视察工地的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拉进食堂，亲自查看民工吃的是发灰色生了蛆的小米，玉茭面和高粱面是结成垛有霉味变了质的食物，难怪民工不想吃，吃了就拉肚子生病。省领导的一句话，第三天工地上就送来了较好的米和面，最基本的生活情况得到改善，民工出勤率大幅提高。

第二个问题是民工的整体素质需要调整。当时各村为了应付上级，派去的民工有智障肢残的，有年龄老的以及未成年人的比例占一半多，由此造成的伤亡事故也多。父亲为了工地任务和民工的安全，对身体素质太差的要求村队进行更换，对还能坚持施工的肢残人员从工地一线换到后勤岗位，从而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

民工修水库图片

热火朝天的修水库工地

　　父亲一生扶危济困，慈悲为怀，救人于苦难之中。

1958年，有山东的两位转业军人张殿武和冯学文，携家眷共八口人逃荒到槐树原，父亲极为同情和关怀，立即为他们办理了落户手续，使他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两家人在槐树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962年，受灾严重的河南人四处流浪，村里一下来了杨秀峰、彭才章和李富三几家共计20多口人，另有铁匠4人，二十几口人要吃要喝，这在饥荒年代是个巨大的压力，父亲硬是从大队公积粮中抽出部分，让他们落户村中度过灾荒。他们都是河南省长垣县方里公社人。

1965年春，河北发生灾荒，以老党员裴常玉为首，带了安炳怀等几家共十五口人来槐树原避难，父亲二话不说，全部接纳，安排住处、口粮，成了村里的正式村民。他们全是平山县木厂公社人。

同时对于贫困家庭予以特殊照顾，先后安排张忠义、苏计成、霍贵保等青年外出当矿工，缓解家庭困难。

父亲晚年照

　　父亲在晚年对党和国家的前景充满无限希望。

2012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2013年底，入党64年的老父亲参加了最后一次党员会议，他说：我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了理想的发展前景，我该放心了。

2015年2月1日，父亲告我说：“我可能过不了这个年了，在我死后的灵位上、家族神帜上、墓碑上以及你们写的祭文上，全把我的姓名改过来，知道我在王家的名字叫甚吗？”我说：“知道，王殿鳌。”他又说：“那你写一下我看像不像？”我父亲从小没念成书，我也没见他写过字，我工工整整地写了“王殿鳌”三个字递给他看，他说：“还许就是这个字，是的，就是这三个字。”

2015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四，父亲安然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9岁。

父亲生前没有给我们留下富裕的物质财富。但他那勤劳，朴实，善良，那种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的这种精神像灯塔照亮、指引我前行的路。鼓舞着我，鞭策着我奋勇向前。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王贵堂，1952年生，山西省灵石县人，初中文化。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兵，从过政，收过税。退休后闲暇之余喜欢品茗赏景，读书爬格，自得其乐。2018年开始学习写作，收集整理对百姓和社会有贡献、有影响、有正能量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