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晚年生活、真令国人泪奔！

爱心飞扬

吳连登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活管理员， 1942年生于江苏盐城，种过田，务过工，解放后才有机会上学读书。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吴连登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他也总比别人快。他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他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1959年被江苏省选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餐厅做服务员端盘子。

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挑中，去中南海做服务员，在公务活动场所为首长们端茶倒水。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人民大会堂）接科长和连登，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他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1961年，在颐年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由于紧张，吴连登端的茶竟洒掉了一半，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主席问吴连登：‘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吴连登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名字是谁起的，吴连登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吴连登是哪里人，吴连登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吴连登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吴连登就没那么紧张了。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吴连登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他帮忙。吴连登激动地说‘好！’，就这样吴连登进了毛主席的家成为了管家。

前几年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管理毛泽东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采购、为毛泽东制定食谱等工作。吴连登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使命，尽心尽力地做。毛泽东家里的人，都喜欢这个年龄不大的“小管家”。毛泽东心情好的时候，有时开起玩笑来就没准了。吴连登的家乡是盐城，毛泽东就喊他“咸城人”，因为“盐是咸的嘛”！吴连登的“登”和电灯的“灯”是谐音，毛泽东就说他“是自己身边一盏不灭的灯”。虽然吴连登的年龄比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讷还小，但按毛主席立下的“家规”，她们还得叫吴连登“叔叔”呢！

这样，吳连登跟随毛主席一直到他老人家逝世共12年。

毛主席逝世后，吴连登无比的悲痛。站在毛主席遗体边，久久不愿离开。

1990年10月，碧瓦红墙的中南海内一片忙碌，中共中央警卫局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之间，清理交接毛泽东生前遗物的工作正在进行，就在数千件遗物基本清理完毕，纪念馆方面的接受人员，准备打道回府之际，有人突然想起了什么。

在地下室的一个角上，有一大堆纸张摆放在那里。翻开这堆尘封的纸张，所有人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居然是毛主席一家的生活开支账目。

回到韶山，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才腾出手开始整理着这批从地下室“抢救”出来的账目，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明白自己，是何等的幸运，被抢救出来的东西，又具有怎样的价值。

账本非常齐全，从生活费的收支报表，到日用费开支，写的非常细。时间跨度也很长，从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1977年元月。

主席的生活账本包括几个部分呢？

第一、外面购买的日常用品，包括茶叶、牙具、卫生纸、火柴盒、香烟等。

第二、毛主席他外出的时候，餐饮到地方交粮票、喝茶。

第三、毛主席家庭的杂物的记载，比如说修热水瓶，修理家具等。

韶山纪念馆现保存毛泽东生活费收支表11份，日常杂费开支账本4本，粮食账本2本，物品分类账2本。

主席的经济支出还包括每月交给党组织的党费。

换句话说，这堆账本足以体现当年中国第一家庭的几乎整个财务与生活状况，红墙高耸的中南海里，曾经为亿万普通人仰望的开国领袖，在这一笔笔账目中，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一家之主的身份，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酱醋茶。

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挣钱，花钱的呢？

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负责记账的人，这个人叫吴连登。

吴连登说：“前后一共12年时间，从1964年到1976年，毛主席家的帐说好管也好管，说难管也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

毛泽东还会钱不够用，难道是他的收入不够高吗？

吴连登说：“毛主席的工资是404块8毛，江青的工资是243块钱，当年来讲，工资应该来说是高工资了，但是毛主席400多块钱要负担一大家子的开支。”

吴连登说：“毛主席的开支还有一项，就是吃饭，这是个大头，吃饭一般都在100块钱左右。包括请他的私人朋友、老师啊、故友吃饭。

只要主席说：‘我今天要请客。’这个费用就是从主席的工资里出。

毛主席每天晚上开会，如果开会开到12点，也要给开会的人做顿夜餐，夜餐费用也得从主席账房里出钱。另外一项开支就是喝茶，毛主席喝茶喝得比较多，一个月两斤左右。

还有一个就是抽烟，毛主席抽烟抽得比较多，一般一天三包左右。”

毛泽东在抽烟方面很大方。那是1961年，他越来越大的烟瘾，让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打听到国外有种烟嘴，可装过滤药物，减少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吸入，工作人员委托外交部，通过我驻日内瓦使馆，一次购买了两打这种烟嘴，所花的165.6法郎，折合人民币94.23元，很快，毛泽东就付清了这笔款项。

账目来看，毛泽东的开支的确很大，这首先因为他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里除了主席，江青以外，李讷是长期待在这儿，李敏结婚以后才搬出了中南海，还有李云露，江青的一个姐姐，她还有一个孩子，实际上毛远新一直在主席家里长大。主席负担这么些人口，家庭开支确实是比较大的。”

两个女儿、姨姐、侄子，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费，资助亲戚、朋友的一笔笔款项，种种负担，账目上历历在目。

甚至，许多时候，连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毛泽东都自掏腰包。

还有一个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得到毛主席的资助。

比如194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之间，短短四个月里，毛泽东就用自己的钱，支付了身边工作人员医药费72.8元，出差补助280.35元，平均每月将近90元。

毛泽东承担的另一笔固定生活开支更加出乎所有人意料。

吴连登说：“固定的开支：房租、水费、电费、租用的家具费。包括桌子、椅子、床铺，挂衣服的架子，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交费，每个月都要交84块左右！冬天，还要交相应的取暖费，一共加起来120多块钱。”

美国总统住白宫，不必交房租，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却是要出房租的，甚至水电、煤气、取暖、家具样样要交钱，总额占到工资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也许出乎一般人的想象。

哪怕在公务活动中喝杯茶，毛泽东也得私人付钱。

吴连登说：“喝茶是肯定要交茶钱的，到外地，都是我们自己带茶。而在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我们就忘了带茶，如果用人家的一杯茶，我一般不定期的或者定期，最长不超过一个月，我就要到这些地方去结一次账。”

1965年5月22日，离开35年的毛泽东重返井冈山，毛主席是1965年5月22日下午5点左右到的，28日上午9点多离开。前后7天。这位连喝茶都要交钱的领袖，再这短短7天内，一样的公私分明

收藏在韶山纪念馆的这两张发票，足以证明毛泽东那几近严苛的公私分明，这是1965年他重游井冈山后，由井冈山交际处开具的发票。上面的是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另一张是首长交粮票23斤。

吴连登说：“因为毛主席说：‘如果说我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作为党的主席，为了全党的廉政建设，他必须以身作则，也因此，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订了个“约法三章”。

凡是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于是，有着高额工资收入的毛泽东，在承担了各种经济负担，甚至付清了自己在公务活动中喝的每一杯茶钱后，经济上也常常不免捉襟见肘。

1968年1月的这张开支表上，支出部分就有这么一项，送王急范、章士钊4400元，巨大的数目与毛泽东的收入和其他支出相比，顿时显得格外醒目，这又是为什么呢？

洪晁说：“20年代的时候，主席找我外公说，他想筹一笔款，送一批进步学生去欧洲勤工俭学，其实那个钱的话，是我外公自己拿出来一部分然后又筹了一部分朋友的钱，应该有两万块银元吧。”

毛泽东通过章士钊筹到的这笔巨款，本是用于革命运动的费用，完全可以“公债公还”。

洪晁说：“我妈妈写的自传上说，她教主席英语的时候，有一次主席主动问她，我欠你爸爸钱，这事你爸爸有没有跟你说过？然后呢还说他要还钱，说这两万块钱，他是要分十年还清，两千块钱一年。”

因此章含之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个人偿还这笔“借款呢？

洪晁说：“毛主席是一个心特别细，特别敏感的人，他能意识到，像我外公这样一个老文人，补助一下的话，在面子上他肯定不会接受的，所以呢，主席就想出一个招来给他钱。”

几天后，毛泽东果真派秘书登门，给章士钊送上了第一个两千元。从此每年的大年初二，章士钊都会收到他派人送来的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累计送满两万元。

此后，毛泽东又以“还利息”的名义继续资助章士钊，直到1973年7月章士钊去世。除了章士钊曾得到毛泽东资助，名单我们还能开列出常常的一串。

毛泽东自己也不过几百元月薪，按我们的计算，开支庞大的他，已经要省吃俭用了，又哪来这么多钱资助他人呢？

吴连登说：“钱肯定不够，不够怎么办呢？就从毛主席的稿费里出。”

毛泽东的稿费，这无疑是令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自从毛泽东去世以来，有关他巨额稿费的各种传言，就喧嚣不断，在许多未经核实的书籍，甚至流传甚至的网络小道消息中，常有人言之凿凿，说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拥有百万稿费，说中国取消作家稿费制度期间，全国唯有他一人，还保留版税式的稿费标准，通过他发行量巨大的选集，诗词作品发了大财。

传言中，甚至不乏“亿元稿费”之类的天文数字。把毛泽东传说成了亿万富翁。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吴连登说：“社会上有人造谣！说毛主席的稿费有1亿三千1百万。我从好几个杂志上面看到过，我当时看到后心里很不舒服，我就找当年管毛主席稿费的郑长秋，又找汪东兴、又找张耀祠、又找张玉凤、找吴旭君等，找了很多人。我说，人家造谣，我们有必要出来澄清。如果我们这些人再不讲，那白的都让他都说成黑的了！”

这一点毛泽东的账目足以证实，他的稿费清单即明确记载，1959年底结存款248689.3元，所谓五十年代即达百万稿费之说，显然不实。

毛泽东的稿费总额究竟有多少？他又是怎么对待这些稿费的呢？

毛主席临终的时候，稿费是124万多一点，用在家庭的也只是几万块钱，有些送民主人士，主席的稿费没有做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而是把这些钱归党，归人民了。

毛新宇说：“从爷爷去世以后，他老人家的全部遗产，包括生前用过的遗物，一律都由中央办公厅保管，不仅我的父母，李敏、李讷姑姑都没从爷爷那儿分到遗产，但是我们永远继承爷爷的这种伟大的精神遗产。”

被传说得沸沸扬扬的毛泽东巨额稿费之谜，至此应该划上句号了，而毛泽东这个本可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在他去世后，所遗留的全部现金财产，只有工作人员找到的这7张建国初期发行的人民币，五张旧版，两张新版，合计不到今天的十块钱。

吴连登说：“临终的时候家里只有几百块钱，这是毛主席的全部财产，最后这个钱也交了公，另外毛主席的银行户头里没有一分钱存款。”

这堆发黄的一分一毫公私分明的账本，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为韶山毛泽东纪念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同时，吳连登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2年，被称之为“毛主席的大管家”。

在2008年7月1日建党节里，吳连登用书法发出自已的心声，给社会上任意诋诽毛主席的妖魔鬼怪，公知内奸迎头一击！

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有多少秘密还未公开？让我们听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女性之一——机要秘书张玉凤披露晚年毛泽东的生活真相。

我是黑龙江牡丹市人，1944年1月27日出生。1960年代任牡丹江铁路局的歺车服务员，广播员，1962一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列车上工作，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64年毛泽东与张玉凤合影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

文革前张玉凤陪伴在毛泽东接见群众

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

毛泽东晚年会见外宾

前听昆曲缓解紧张

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

晚年毛泽东

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

张玉凤陪伴在毛泽东身边

毛主席和陪护的“家人”

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张玉凤与晚年毛泽东

全身是病 睡眠不好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

毛泽东会见老挝访华代表团

晚年喜欢在床上用放大镜看书

图为毛泽东做了眼手术复明后，特别高兴，他与医生唐由之、孟锦云、吴旭君、张玉凤、唐闻生、张耀祠等合影。　　

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

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晚年毛泽东仍无法拒绝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之手

毛主席的晚年令人心酸！过着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处处为人民着想，事事为干部榜样。在两眼白内障手术后，还忙看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国朋友，读书看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全国人民也把吳连登和张玉凤两人扶持主席的事迹记在心中。

晚年中的毛主席让我们看得心痛，他的形象，他的精神如泰山永固，似东海永存！

家 国 情 怀

紫鹊景区水车中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