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生：我的中学学涯（三）

宜善（仲平）

我的中学学涯（三）

【原创】作者：连生

　　转眼到了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声“很有必要”让整个社会精神上、物质上、动荡了整整10年，几千万知识青年为此度过了铭心刻骨的10年磋跎岁月，用自己的青春为“文革”之初的糊涂、冲动、荒唐“买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用“革命精神”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但是解释不了在“革命精神”下为什么丢弃了作为人本性的“真善美”。世事往往也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平衡，谁破坏它必遭报应。我不知道“老三届”在10年的煎熬中，除了留下“磋跎岁月”的风霜雪月让千家万户在情感上难割难舍，对当年的“糊涂、冲动、荒唐”是否在心灵深处也同时有深刻的反思？

　　我们上海的69届初中毕业生是出生于60年代的尾巴，但谈起“老三届”往往把我们这一届忘了。其实在毛主席的“12.22”指示后，真正全部“上山下乡”的却是我们69届。66、67届至少有半数人留在上海工作，68届至少还有一批参军的。我们69届可是“一片红”，没有参军，没有市工，统统扫地出门到外地插队落户。只是分配到后期才有到云南和黑龙江的军垦农场少数名额（还不是公开的）。按吃苦的“绝对值”来讲，“老三届”应该叫我们69届一声“阿哥”的，呵呵。

毛主席的“12.22指示”全文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多年来，在一些描写知青生活文章中，大多数会提到毛主席“12.22指示”的前部分，但是正是后面部分的“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让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在接下来的上山下乡宣传的大小会上讲话底气十足，他们以此推波助澜，学校和社会上下顷刻间被搅得倒海翻江似的沸腾起来！正在分配工作的“老三届”中的66、67届，批准参军的和拿到通知已经在工厂报到的可算是逃过一劫，68届中有部分刚被批准参军的也算幸运，但那些分配到工厂还未报到的66、67届毕业生，手里的通知书随着“最高指示”的发表，瞬间变成废纸一张，他们和68届还未分配工作的人一样，按“12.22指示”精神，被迁出户口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到军恳农场屯戌边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左右着每一个人的前途，可以让你一步登天，也可以让你立马下地狱！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热情”地送走了“老三届”，我们已经初中“毕业”的69届学生即刻成了他们的宣传、鼓动目标。已经没什么课好上的69届毕业生，每星期还得来学校“上课”——成天是听报告、学文件、写体会、谈心得。我们“红团”干部晚上还得来学校参加各种会议。“老三届”走了后，对校领导来讲，当时他们可能也不知道69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到底如何。只是谁也没料到，紧跟其后的69届初中毕业生将面临更大的灭顶之灾。在困惑、纠结、不安中1970年悄悄的来临了。不知为什么那年早春的天气特别寒冷，我们汽轮新村后面那时还是空旷的乡村，到处可见河浜，里面的冰结的硬绑绑的。寒假里，我们这些已经毕业却不知前途在何方的69届同学闲的无聊，常相约到河床上去溜滑冰。北风呼号着，打着旋风卷起地上的杂草、落叶向四处飞散。迎着吹来的寒风，我们是滑了一圈又一圈，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担心着不知什么命运在前面等着我们。

寒假总算熬过去了，返校第一天，我们闵行二中的69届“红团”干部突然接到上海市“红代会”指令：到徐汇中学办3天的“上山下乡”动员学习班”。开会碰面才知道，其他徐汇区（那时闵行率属徐汇区）学校的69届“红团”干部也都来了。

徐汇中学创办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叫徐汇公学，是法国天主教在中国创办最早的教会学校。历年主持校务的，大多为法意两国的神父，开始专收男生。1931年,教会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办理立案，易名徐汇中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实行学校教育和宗教分离的政策， 1953年6月改为市立，并开始招收女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我们来到这里感到很神圣，尽管它也受到“文革”的冲击，但一砖一瓦还是显露着它当年曾有的光辉，但还没等我们欣赏完它整个历史风貌，这样的神圣感，很快就被打破了。我们是自带铺盖来办学习班的，就安排我们在教室住宿，直接把课桌当床放铺盖，这下可好，铺盖是五花八门的，整洁的教室不一会儿就乱七八糟的了。抬头再向庄严的教室四周环视了一下，有种亵渎神灵的感觉油然而升。学习班3天还挺严肃，早上吹号起床、出操，除正常的饮食外，还要吃“忆苦饭”。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不会知道“忆苦饭”为何物。这其实也是那个年代“左”的产物，除了嘴上要天天讲政治，还要在行动上表示出来，“忆苦饭”就应用而生了。把米糠、菜叶、和少量的山芋粉混在一起做成菜团子就是所谓的“忆苦饭”。那东西确实不好吃，比我后来插队落户到淮北农村吃的杂粮馒头还难吃。如果让现在吃惯了“肯德基”、“麦当劳”的新一代去品尝，不吐出来才怪呢！而我们那时是没有选择的，不吃就是“革命态度”问题，谁敢不吃？再说了，那种环境下，你也没什么可吃啊！我们那时办学习班膳食费自理，也没有什么补贴，连“忆苦饭”也要5分钱、一两粮票买一只。

让人烦心的就是天天饭后听报告，一个接着一个，听好后还要学习、讨论还要写小结，几天下来每个人都写了厚厚的一摞。我们已经渐渐地从报告的弦音内容里感觉到有什么不妙事要发生了，果不其燃，第三天上午，那个主持开会的市“红代会”的头头宣布：这次学习班的目的只有一个：这次你们69届初中毕业生上海一个不留，全部到外地上山下乡，你们“红团”干部要带头响应毛主席的“12.22指示”，去最艰苦的地方 “插队落户”！会场一瞬间是鸦雀无声，紧接着嗡的一声会场里象炸窝一般沸腾起来！全部到外地上山下乡？！这在中国上山下乡历史上是绝无仅有啊！

这下好了，上不了高中了！更没什么大学了等你去读了！“上山下乡”的命运要降到自己头上并且还要在同学面前做出表率，感情的天平顷刻间歪斜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就是要你去农村，还要户口全迁到外地彻底的当农民！但这些再明白不过的事理却被政治宣传的巨大洪流所掩盖。三天的“学习班”把我们脑子个个洗的不知东西南北，革命的理想主义教育把我们弄的是热血沸腾，好象我们将要去得地方不是什么艰苦、落后的农村，而是什么幸福的天堂伊甸园。我们这些“红团”干部中的一些人就象后来曾经有人中了“法论功”的邪那样，从开始的感情动摇到学习班结束后，差不多都成了“上山下乡“的狂热分子。这不得不感叹那年月的政治说教所产生的效果是多么厉害啊！我们“红团”干部学习班结束回来，学校立马宣布了这“爆炸”性的消息，学校里69届毕业生学生的情绪是一片混乱！

当时闵行二中的工宣队里有一个绰号叫“刀疤脸“的，40来岁，中等个子，批着件军大衣戴着顶黄军帽，能说会道，整天在军宣队和校革会里进进出出。我们“红团”干部从徐汇中学办学习班回来，在接下来的大会小会上就数他起劲。他就象一个曾经有过光荣革命历史般的英雄人物，今天找这个谈心，明天找那个亿苦思甜，在你面前不停地打着手势左右晃动着他的身体，军大衣两边的袖子在你的脸前不时佛过，让你心生厌烦却又无可奈何。那些被刚结合进校革会的校老领导和刚“解放、脱帽”不久的老师，诚惶诚恐地簇拥在他两旁，那么大的人却象些傻子那样似笑非笑地与他附和着，就象电影里的皮影戏人物让人摆布着感情。我好几次背转身去硬把差点要笑出来的声音给憋回去，过后还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哈哈大笑了好一会儿才收敛。好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应该是“臭老九们”文革劫后余生的恐慌和生怕没紧跟形势再受批判。但是让我当时隐隐约约感到有点异样的是，在他们走型的笑容后面确实流露出某种兴奋，那是什么呢？！多少年了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迷，也是在多年之后我才有些明白： “文革”对老师心灵的伤害太厉害了，尤其是66年到67年的一年里，以前成绩不错、被老师看好的“老三届”对他们劈头盖脸的无情伤害，在老师们的潜意识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灵魂工程师”自己也没逃脱人本性的弱点。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知青文学”中有多少文章是老师写的？在知青十年“上山下乡”蹉跎岁月里，有多少老师给曾经是自己的学生一点情感上的安慰？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在“上山下乡”这新一轮灾难降临到曾经给自己造成心灵伤害的“老三届”身上时，他们在高呼“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上山下乡不动摇、插队落户干革命！”高亢的声音后面其实是冷漠和无情！在感情相互冲撞的舞台上，老师和学生打了个平手。所不同的是，历史永远记住了“老三届”曾经的无情，没谁会记住老师们有意无意的冷漠。学校里开锅似的沸腾起来！好一个“来一个动员”！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真是“尽心尽责”啊，成天的两个人、三个人找学生谈话做“思想工作”。不少女同学在“围谈”下经常发出哭声，和“老三届”相比，69届在精神上、理论上、语言上明显差了个档次。我们这些被学习班“理论”的头脑已经发热的“红团”干部好像成了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手里的王牌，不时被他们拿出来做“榜样”。好多年过去后回想起来，真有种被别人卖了还在帮别人数钱的感觉！

我们这些“红团”干部嘴上再“革命”、脑子再发热也不会没一点私心。潜意识里也明白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反正也是个走，那就痛快点。那时表面上的到外地插队落户的方案已经向学生公布，就是江西、安徽、黑龙江。其实在大多数69届走后，还有到云南、黑龙江军垦和国营农场的名额。后来我才知道，校领导开始秘而不宣，是为了把最难啃的骨头先抛出去，把大多数人“分配”出去后，再做那思想保守、不去插队的学生工作时作为某种交换筹码。那年月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说白了也是件涉及到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个人政治前途的大事，就象现在高三的老师对学生的升学率完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自己今后的职称评定和利益分成同等重要。这是他们公心下的私心。其实这种做法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存在的，否则我们党为什么老是强调，决不让老实人吃亏呢，因为老实人就是吃亏嘛！最先被抛出去的就是我们“红团”干部。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看起来个个是彻底的革命者，但以他们的生活履历不会不知道，插队落户将让学生们面临什么，而在那时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越快、越早把学生送走是他们那时想的头等大事。把我们“红团”干部抛出去带动大批学生一起行动，是他们最大的期盼。工宣队那个“刀疤脸”不遗余力地在大会、小会上鼓动我们这些“红团”干部，我们也热昏了头似的抢着发言、表决心。我们不知不觉地，还以为自己正在干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班上，作为“红团”干部我是最早带头报名去江西的。

到了1970年2月下旬，报名到江西、黑龙江插队落户的学生开始增多，而此时报名到安徽淮北的却寥寥无几。“刀疤脸”有些沉不住气了，急的团团转。一天晚上，他又召开“红团”干部会议，要求大家带头去淮北插队落户。淮北吃杂粮、淮河发大水，又苦又穷我们早有耳闻。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所以报名去江西的人相对最多，到北方情愿到黑龙江也不愿到淮北去，这是当时的大趋势。只是以后大家才知道到江西也许才是最苦的，米好吃，活可不好干，水田插秧被蚂蟥咬，肩挑爬山累弯腰。淮北吃的是苦，但干活却相对是较轻松的，吃的五谷杂粮、大葱、大蒜按现在的说法还是绿色食品，很少有人生病。这都是后话，当时谁知道啊！这可真难为了我们这些“红团”干部，别看我们在同学面前我们强装“英雄”，其实在家里都有和父母闹翻天后，报名才得到家里同意。这现在又要我们改去向，一时会议气氛就僵住了。好个“刀疤脸”，真是块做政工的料，三寸不烂之舌不断地鼓燥，把我们这些入世不深的“娃娃干部”逐渐又给说动了。到现在也忘不了参加会议的班主任也在推波助澜，她脸上笑眯眯的却不断地向我打眼神。我们哪经受过这种场面，互相间开始讨论起来，“红团”干部里终于有人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去淮北”！顷刻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声在会场里响起，掌声是一浪高过一狼！那时的“红团”干部很好面子，但这面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会让你失去理智。在老师不断撩拨的眼神下，我和坐在身边的一位“红团”常委简单地商量了一会儿，也立马站起来高喊：“我代表胡乐龙（化名）表态，一起到艰苦的淮北去插队落户”！哗……！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声是经久不衰，在会议室里不断回荡！这一声表态不要紧，我上海人的户口被注销了，一个曾经的上海灵魂在外几经周折，整整游荡了16年才重新回到上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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