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进在改革的大路上

闲庭信步

贾光美口述 罗晓军整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根据胡乔木提议，中宣部牵头，按全国各省市、国务院各部委各行业领域的业务范围分卷,如地方卷当代中国上海，行业卷当代中国农业、石油工业等，国家历时17年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系统、全面、完整记录了新中国近代五十年的发展历史。此文1991年5月完稿于北京六铺炕，收录在《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之《中国石油工业艰难创业》第二集。为纪念江汉测井研究所40周年华诞，制作美篇分享于此，以此重温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今天的江汉测井研究所，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全国的专业测井研究所。它从1984年实行改革以来，取得了9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13项获部级以上奖励，4项被确定为国家级新产品，85％以上成果已在全国26个油田和单位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作为测井研究所所长和当年改革的参与者，我永远也忘不了改革初期那些艰难岁月。

        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1984年6月30日石油部科技进步会上那一幕:上午10时，在北京六铺炕石油部小礼堂，我登上会议讲合，面对来自全石油系统的200多名专家、学者、教投以及石油部领导，代表江汉油田测井研究所喊出了石油科研单位企业化经营改革第一声:“走株州电子研究所的道路，进行企业化经营改，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本所从现在起，不拿国家一分钱事业费!”话音刚落，小礼堂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李天相副部长高兴地站起来，用力握住我的手说:“你今天的发言很好，带了一个好头，祝你改革成功，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最后，李副部长又特意可嘱一句:“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我们江汉测井研究所的改革就是在上述会议之后开始的。
        我所的前身为江汉石油管理局电测站攻关中队。1979年10月18日正式组建为测井研究所，归属江汉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领导。当时全所231人中，有初、中级职称的共80多人，高级职称的40人，科研力量比较雄厚。但由于科研体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忽视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三个环节(即研究一一原理实验、扩大实验一一暴露矛盾、批量生产一一工艺提高完善等三个环节)中的后两个重要环节，科研人员只管完成项目研究，鉴定完毕便束之高阁。许多仪器花了不少钱，搞出来水平也高，鉴定不久却不声不响地天折了。

        70年代，我们搞了一个自然伽玛能谱找钾，成果很有水平，当时水电部、地质部看上了，要生产14套，都想用。可现在，我们自已连个仪器影子都没有了，更别说改进、推广、应用了。而前几年，国外都还在当宝贝要买。怎样才能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当作科研活动的继续和深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研成果是不是商品?应该不应该成为商品?商品化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都成为我们测井所领导共同思考的问题。1980年11月间，我曾向全所职工作了题为《关于科技成果商品化问题一一用经济办法管理科研的思考》的长篇报告，提出了科研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实行科研成果商品化和以经济办法管理科研的主要内容(科研单位实行经济核算制，科研任务普遍实行合同制，科研成果有偿使用)等问题，与大家一起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984年，我国改革的洪流已由农村转向城市。当时，江汉油田唯一能赚大钱的荆门炼厂划归石化总公司；油田开采进入中后期，稳产难度加大；油田的重要经济支柱——几个生产油田机械的工厂生产销售不景气;全油田1984年预计政策性亏损3000万元。江汉油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此时，我们测井所通过研制、试生产、推广新仪器，逐步形成了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经济收入也由1980年的13万元，一跃为1983年的93万元。但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财力有限，每年最多只能拨给事业费120万元，使很多能够上、需要上的科研项目，因没有钱而干着急、上不了。1984年4月，我们经过反复测算，认为，如此困着，不如杀出一条血路，走自我承包、自理经费、自我发展之路。于是，我们鼓起勇气向局党委请战:测井研究所1984年力争收入170万元，不拿国家一分钱事业费，并创纯利润50万元。条件是请上级机关相应下放科研管理自主权。

        170万元收入，50万元纯利润，这对于一个只有300多名职工的研究所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样的目标能实现吗?不但许多人持怀疑态度，局领导成员中也有人对我们所取消“皇粮”捏着一把汗。他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三，其一，当时中央尚无正式文件下来(1985年才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二，国内关于技术市场、技术商品化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处于初级阶段。其三，全国各油田大都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状态，再加上国外先进的测井技术和测井仪器的陆续涌进，更给测井行业竞争增添了变化莫测的风险。

        取消“皇粮”，无异于把自已推上了测井技术市场这根危机四伏的“细钢丝”。测井所究竟能不能闯过去?管理局老顾问王瑞龙接连几个星期深入我所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鼓励我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有这么好的经济效益为什么不干?有什么困难，我帮你们解决，改革不担点风险哪行!”局党委书记文光辉对我们的改革方案给予了肯定:“改革难免要担风险的，何况测井研究所的改革，是直接为国家分担困难。我们都要为测井研究所撑腰!”局党委并决定将测井所从研究院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核算单位，试行所长负责制。

        在局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横下一条心，决心实行改革。这时，北京来电通知我，去参加石油部科技进步会。就在这次会上，江汉测井研究所被正式确定为石油系统第一家事业经费自理的科研改革试点单位。
       江汉测井研究所将从1984年6月30日起不拿国家一分钱事业费的消息，从北京迅速传回所里。我们这个每年靠国家拨事业费的研究所，一夜之间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皇粮”取消了，“保姆”没有了。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老贾简直疯了，弄不好要倾家荡产啊!”
    “ 吹牛皮，出风头。我们可要难受喽!”         1984年8、9月份，正值改革吃劲之际，所里突然传出了一个人吃惊的消息：“测井所成亏损单位了，奖金、工资都发不去了!”一时间，各种责难非议改革的流言蜚语纷纷扬扬。
        有人说:“改革改得连工资都没有了，这是啥改革?”
        还有人说:“贾光美出风头，让我们吃苦头。不在这儿干了!”
        此刻，恰逢海洋测井公司来油田商调技术干部。有些技术干部认为“小油田没搞头”，所里改革前途莫测，不如乘此机会调离测井所，调出油田。刹那间，平地刮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调动风。

        全所100多名科技人员，竟有43名写了请调报告。当时，我所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正急于出台，工作日程挤得满满的，所领导都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可是每天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都有调动者摆下的车轮战、磨菇战，弄得我们所领导整天头昏脑涨，耳朵嗡嗡作响，就连吃饭、睡觉也不安宁。对这些技术骨干要调走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当时测井所帐面流动资金确实出现了少有的赤字，上半年销售仪器收入的现金花光了，下半年生产的仪器刚刚发出去，资金一时收不回来。新技术推广室职工昼夜加班苦战，已接连三四个月没拿到一分钱奖金了。购买物资器材要钱，科研人员外出搞协作要钱，可现在，连职工工资奖金都发不出去了，别的单位又搞高薪聘请，一些有业务专长的人哪能不想走!

       当天晚上，我和党委书记徐开林一起召开了党群联席会，作出了改善职工待遇、稳定队伍的四条决定:
        1.以贾光美个人名义，到局财务处借款10万元，给全所职工发工资和奖金；
        2.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
       3.尽快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实行“科研成果利润提成奖”，提高全所经济效益；
       4.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科研课题承包，指标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合理划小核算单位，把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条，论功行赏，按过处罚。
       这几条决定无疑给职工吃了定心丸。要求调走的人悄悄撤回了请调根告，已经调走的人又请求回来。        人心刚稳定，改革又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课题承包迟迟落实不下去，不禁使我们当领导的心急如焚。年初我们测井所承包了部里10个科研项目，到6月底，只有3个开题。对外有偿合同已经签订，如果完不成，120万科研收入就要泡汤。怎么办?我们所领导很快统一了认知:改革的洪流中，勇者上，弱者下，谁敢承包，谁就当科室主任。改革，就是要大胆启用人才。于是，我们瞄准了第一个人才目标钟振千。
       

       钟振千，196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专业人才。他参加研制的仪器曾多次获石油部科技成果奖。1983年，国外一家跨国石油测井的王牌公司来我国承包测井业务，首先推出一种80年代先进技术——岩性密度测井。对其技术关键——岩性光电吸收因子函数原理，外国资本家神秘地只字不提。正是这个钟振千，带领课题组奋战半年，从210条谱线、10万个数据和大量公式推导中，掲开了岩性密度测井技术的秘密。

       我们认为，钟振千所在的三室是全所的科研主力室，又是我所的王牌测井系列——放射性孔隙度测井系列攻关室。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岩性密度测井仪和自然伽玛能谱测井仪的研制，就是由三室承担的。起用钟振千这样的内行担任放射性室主任，以三室为突破口搞科研承包，可以收到“搞活一个点，带动一大片”的典型示范效果。于是，我径直来到钟振千家，向他开诚布公地谈了我们所领导的想法。钟振千很受感动，说:“只要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向大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天后，钟振千精确地测算出了指标数字，拿出了放射性室的承包方案。经所务会讨论修改后立即付诸实施。三室迅速实行了科研聘用制，在科研课题承包中，首先招标选聘项目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项目人员自由组合，项目组长可以自主选择成员，科研人员可以自由选择课题，可以跨科、室同时参加二、三个项目。课题组长和组员之间相互签订承包合同。一个多星期，课题承包就顺利落实下去了。
       我们不失时机地在全所推广了三室的经验，使11个项目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全部完成了开题报告。

        终于，我们所的改革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一步，也同时把我们置身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在无情的竞争中，我们很快换索出了适应所情、国情的套路和招式:完善全面经济核算，加速企业化管理，由科研管理型向科研经营型转变；按科技推广的三个层次部署科研工作，形成“推广一代，研制一代，开发ー代”的格局，以先进的技术优势和较强的应变能力，用快速推出的新技术、新仪器开拓技术市场。

       面向生产建设，扩大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确立新技术推广长期合作关系，形成推广、服务网点；与西安石油仪器总厂、六机部长林机械厂、重庆石油仪器厂、武汉计算机厂、中原机械厂、船舶总公司612厂横向联合，及时研制和批量生产新仪器；与大庆、新疆、南阳、吉林、江苏等油田的测井实验室开展横向技术交流;在所内命名“技术专业带头人”，成立“新技术推广室”，颁发“献身科技工作者”有奖证书，并改善科研条件，更新试验设备；在国际测井领域，寻求国外合作伙伴。

        夏去秋来，经过5个月时间，改革终于结出了硕果。1984年12月15日，我们召开了全所职工代表大会。会上，我兴奋地宣布:我们测井研究所改革初战获得全胜!全年共取得科研成果17项，是上年成果总数的2.6倍。试生产各种新仪器23套，比改革前预计数增长34.6%。这些仪器已分别运送大庆、中原、玉门、南阳、新疆等兄弟油田，为发展石油工业做出了贡献。科研和新技术推广，给测井所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全年累计收入339万元，比改革前预计的170万元增长了整一倍，比上年总收入了近两番。至此，我们测井研究所有史以来第一次花钱不用向国家伸手要“皇粮”了。我们测井所职工用自已的双手和汗水，实现了诺言——成为石油系统第一家事业经费自理的研究所。

        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走改革的路，已连续7年没拿国家一分钱事业费，并逐年向国家上缴利润。我所的科研成果推广率，从1984至1988年的83.7%,增长为1989年至1990年的91%，再次跃上新台阶，跨进了全国先进行列。

（贾光美  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正教授级高工，江汉测井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84年率先在石油系统进行科研体制改革，为发展我国测井行业科技进步作出了贡献。1988年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能源部劳动模范，同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先后两次受到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