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生：我的中学学涯（二）

宜善（仲平）

我的中学学涯（二）

【原创】作者：连生

原有的教学秩序被“文革”打乱了，每天上课第一件事是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声祝“领袖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接下来是必修课“天天读”，学习“老三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文章）。可以这样说，那时的学生真正有用的知识没学到多少，但这三篇文章由于天天读，同学们可以说是背的滚瓜烂熟。可真到要上课了，以往使用的“数理化”书籍已经被冠以“封、资、修”的帽子被禁止使用，进了中学的我们面临没书可发，每天上课前都是发临时印好的讲义。

闵行二中校园旧景

摄于：1990年前后

我们闵行二中69届初中有13个班级，由于人多来不及印讲义，常常课上了一半刚印好的讲义才送来，纸面上的油墨还没干透，一课下来弄的我们满手的油墨。一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头上长刺”的调皮捣蛋的学生乘机扰乱课堂秩序，不但骂骂咧咧的，甚至把这种油印的讲义摔在老师的脸上。一度师生关系既别扭又紧张。现在想想，这关老师什么事，他们也不想这样给同学们上课，在那个年月能有讲义给我们上课已经很不错啦！

入学闵行二中的我

摄于：1967年

          这样差不多有半年左右，“文革”中第一批初中教课书总算发下来了。但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语文书被冠名为“毛泽东思想育英雄”，数理化书被冠名为“工农业基础知识”，我们拿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翻开一看，无论是文是理，开头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字里行间充满了当时“文革”用语的味道，我们面面相觑，弄的是云里雾里，这是教课书吗？

          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文革”场面，使“读书无用论”在学校里四处漫延。发下的“书”更让我们感到学习前景渺茫。班里的学生出勤率天天只有三分之二左右，上课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同学间却在聊天，一些沾染了流氓习气的学生不时还在破坏刚开始好转的教学秩序，我们班上还曾经有人莫名其妙地拿砖头砸在黑板上写字的老师，幸好没砸到人，但一块好好的玻璃黑板被打的粉碎。

          我们这些69届初中生，讲穿了在当年懂什么？6年完整的正规小学教育，只要不是“淘浆糊”混过来的，让我们当时看书写文章并不感到吃力。但社会阅历和政治意识的分辨率，那可是象一个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是跌跌冲冲的。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团”干部大多数是在小学里成绩不差、进入中学还“妄想”继续好好读书的“好孩子”，是些把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当作不灭真理、当作前进动力的人。

被“老三届”在上一年里批判、批斗的还有些惊魂未定的老师们有的刚被“解放”，有的还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我的班主任曾经就被剪成瘌痢头、戴上破痰盂、光脚让她在涂满浆糊的地上行走。这种在“文革”初期司空见惯的人身侮辱是对人性无端的践踏，在老师的心灵深处留下刻骨铭心的烙印。所以他们内心深处不想在我们69届手里重韬覆辙。他们多年社会经验炼出的厉眼，很快就发现了不久成为“红团”干部的我们身上的长处：基本听话、不和老师作对。把我们推上“红团”干部的位置，不但对刚开始恢复的教学秩序管理有利，对他们自己的人身和精神上也多了一份安全感。老师把成分好的、上课遵守纪律的同学逐渐发展成为“红卫兵”，在班里树立我们这些“红卫兵”干部的威信，开班会往往都由我们来掌控，对那些有流飞习气的同学，让我们“红团”干部先出面进行帮教，老师再跟其后进行教育。入世不深的我们这些69届“红团”干部在同学面前自我感觉好象还有点优越感，平常在同学面前还人模狗样地象那么回事。其实，我们脑子里不过是小学6年来形成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想在支配自己，哪有那么高大，有去管别人的本事。但那时就这样被人“赶鸭子上架”成了班里、年级的“小领导”出场了。

那时人的头脑被“文革”洗刷的发昏，学校的教育改革曾经出现由学生来充当老师给同班同学上课的事情。我记得是在1968年春天，一天，班主任和驻校工宣队的一个领导来找我，说过几天有一堂语文课由我和另一位男同学来上，你们要准备一下。这件事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我还记得课文的名称叫《革命小将陆荣根》。别看平时协助老师做些班里的管理我还是挺认真的，但要我来上台来当老师给同学讲课我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了！什么？让我来当中学语文老师讲课，开什么玩笑啊，一个才小学毕业的人有什么资格、什么道衡来给人来上课？！但在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非颠倒的年代，什么事都会发生。那个工宣队的领导一脸严肃的说，“我们现在敢把“皇帝”拉下马，如今还怕上不好一堂小小的语文课吗”？他说的很轻松，说的多自在，教育艺术在他的眼里简直是一文不值！但对我来说那时这简直是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可不是到黑板上去写几个字，这是教书育人，是给人传授知识！我的那位男同学平常乐观豁达，无论碰到什么事都是笑呵呵的从不见他发愁。此时却和我面面相觑，脸也分明紧张地变了型。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全然不顾我们俩的紧张，继续加压地对我俩说，“这可是光荣的政治任务，学校的领导和工宣队的领导都会来旁听，你们要按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只许做好，不能失败”！ 一旁的班主任毕竟是过来之人，再说平时班里学习秩序的管理上我曾经协作助她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她不想让我俩难堪。等那个工宣队的领导走了后，她对还没有缓过神的我俩说：“不好办，是吧？赶鸭子上架，不掉下来就行”。我俩按她的指点，做了详细的课前准备，但一到同学面前，那么多的眼睛看着你，还有旁听的老师提一些怪问题，整堂课讲的还是磕磕绊绊，但我俩终于把讲课拖到了下课铃响。我和同伴有些激动，习惯性的握了下手，但分明感到湿漉漉的汗水布满了我俩的手心，抬眼一看，他和我一样眼睛里滚动着几乎就要掉下来的泪水，不知是喜还是悲凉。多少年过去了但这一幕却怎么也忘不了。但以我们当年那时的年纪，我们是不会明白的，我们的忐忑和紧张只不过是为那年月的政治需要所做的牺牲。

现在的学生可能不会知道学工、学农是怎么回事。但在1976年“文革”结束前的每一年，在校中学生都要浩浩荡荡地出发到工厂和农村去劳动。这在当年叫做“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俗称“学工、学农”，没有谁敢违背这个“最高指示”。1968和1969年我分别到上海电机厂和电动工具厂去学工，实习过钳工、电工。在学校里反正也学不到什么真正系统、正规的文化知识了，到工厂去让我只感到挺新鲜、挺好玩。那时工厂里完全没有现在“安全生产”教育的强烈意识，什么劳动防护用品一概不发，我们穿的就是平时的衣裤和布鞋。把学生分到车间后，再分到各工段集中，随便哪个工人师傅都可以支配你干这干那，这就是学工。学农可就比学工要真实、吃苦的多了，我在当年的上海县和奉贤县学农时和当地农民干的是同样的活，锄地、松地、割稻、割麦都干过。你们可能不相信，我还推过粪车，用手抓猪榭（猪粪和草的调和物）撒田，人工给庄稼施肥。不消说，我们心里没有谁愿意去做这些事，但又不得不不去做，尤其是我们这些“红团”干部，总觉得还不能丢了那点“觉悟”，你不干，给那些原本就不想干的同学正好当了“挡箭牌”。

与“私”与“公”用现在的人的话，我们这些“红团”干部都不想丢这个“份儿”。我们没想到，这种锻炼却为以后的上山下乡到来要面临更艰苦的磨练客观上进行了一次“演习”，真有些“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让我后来感叹不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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