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张氏家族元青花缔造者张弘略在景德镇奉旨开办浮梁御窑局：

觉正缘WSSZH

林梅村考古保定张柔故居发现大量元青花瓷器揭开元朝没有瓷器谬论误会，北岳顺天府张氏家族故居储藏元青花其历史文化地位类似考古商周青铜礼器，大元开国元勋张弘范家族珍藏元青花瓷器品质揭开元朝大帝国开辟元青花丝绸之路经济贸易达几百年重要历史隐秘真像！

2018-03-16

△保定张氏家族地窖珍藏 元青花釉里红镂雕花卉纹盖罐国宝！

1964年考古发现保定元青花揭秘元朝没有元青花瓷器谣传，揭开元青花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元青花瓷器不仅是中国元朝文明遗产，也是世界性艺术珍品，还是元朝初中后期的元青花瓷器重要礼器，其规格、形制、花纹均有严格法度大器，象征着元朝大帝国对整个欧亚大陆720民族的优秀文化文明融合及封建统治秩序。

但在几百多年被别有用心的文人故意淹盖迷章欺骗误会元朝没有元青花瓷器谬论所表征欺骗愚钝的伪造太多谣言污灭元朝大帝国开疆拓土开辟元朝丝绸之路经济贸易通道繁荣稳定世界经济贸易畅通史中，中原汉地顺天府张氏家族珍藏大量元青花瓷器却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落。

1964年考古学家林梅村等专家在保定张柔墓和故居古莲花池发现了大批极其精美的元青花瓷器，经过几十年近年来，保定发现元青花瓷器主北岳顺天府张氏家族才被考证为大元开国元勋张弘范独子张珪后代珍藏深埋地下。其张氏家族家谱记载：镇国上将军拔督张柔在1260年辅助忽必烈登基汗位，根据《易经》大哉乾元意理定国号为元朝，忽必烈加封张柔张弘略为安肃公、蔡国公、荣禄大夫元大都北京城工程司事总指挥，1268年张柔病世元大都，忽必烈皇帝诏旨张弘略继承父职继续建筑元大都北京城，1276年竣工。忽必烈皇帝加封张弘略为忠毅王、江西道宣慰使在景德镇开办浮梁元青花瓷器御窑局，特供皇帝赏赐海外使臣赠品，张弘略开办张氏宗亲民窑口通过丝绸之路经济贸易通道销售亚欧大陆，张氏家族珍藏元青花瓷器实际上就隐藏在这批青花瓷本身的形制和图案上……随着顺天府张氏家族制造元青花瓷器的兴衰，中原汉地张氏家族更加多缘化，引发了更深层的研究……

△保定张柔故居八方青花执壶与马木鲁克八方鎏银铜执壶的对比 见林梅村先生研究

◎保定张柔故居发现大量元青花瓷的意义相当于考古发现殷周青铜器还重要，张氏家族制造元青花瓷器形成于元朝中后期。保定张柔故居发现的最早青花瓷，器主即为张柔第九子张弘范之子孙后代珍藏。

根据考古专家林梅村先生研究，所谓“张氏家族奉旨制造元青花”最早出现在元世祖和元仁宗时期赏赐用品，由于张弘略在老家张氏定窑匠人到景德镇开办的浮梁磁局，张氏家族瓷窑匠人们研发元青花瓷器秘法成功制造出元青花瓷器，主要特征是钴元素的运用（钴蓝）。钴蓝作为青花瓷最典型的特征，其审美意趣源自于中亚的色目人文化（注重幽蓝）。

实际上那批张氏家族瓷窑工匠们研发元青花瓷器和配料秘法，张氏家族瓷窑工匠们也是由两个群体构成的，一是色目工匠蓝色，一是南宋瓷工白色。两个群体共同创造了世界性的元青花瓷器艺术。

△此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藏 元青花扁壶和葫芦瓶

由于元朝开放宽广自由的特殊政策，色目人蓝白色的文化和地位居于主要位置。因此作为皇家重器的青花瓷，其样式和图案最初是模仿回教世界的金器的，如著名的八方器。

八顺天府张氏家族奉旨在景德镇开办浮梁御窑局制造元青花瓷器。

考古学家在1964年保定张弘范故居发现的那批大量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即多为大形元青花瓷器将军罐和八方器。

张氏家族还开办民窑口远销欧亚大陆各地，亚欧大陆多国经过多年发现的著名青花瓷器藏品，也是和保定张弘范家族珍藏元青花瓷器如此精美绝伦。

亚欧大陆色目蓝白色文化居于主要位置。汉地顺天府张氏家族在景德镇开办浮梁御窑局其品质艺术家要才开始创作在景德镇本土题材的作品，如张氏家族传承诸葛亮三顾茅庐、鬼谷子下山等图文作品。

张氏家族在景德镇最早开办浮梁御窑局制造的元青花瓷，是特供皇室的赐赉元青花瓷器，用于赏赐四大汗国使臣和元廷大臣。根据《元典章》和《元史·舆服/祭祀》，皇室对各类礼器及其元青花图案有着森严的封建法度，元青花瓷属于一类特殊的皇家重器，张氏家族元青花瓷器工匠是不得自由创作的。因此，甚至可以说：元朝张氏家族奉旨在浮梁御窑制造元青花类似殷周的青铜礼器，元青花瓷器象征着元朝封建权力等级，其背后隐藏着重要的历史真实。

△特殊的瓷器形制 蒙古包 俄罗斯馆藏

顺天府张柔娶四位夫人共育十二子十女、第九子张弘范家族在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加封为镇国上将军拔督，元初张弘范蒙古汉军督元帅南征平叛统一天下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终结从唐末以后三百多年长期分裂割距战乱局面，张弘范成为开国元勋劳苦功高，其独子张珪继承祖徳忠君报国不仅身居高位，还得到元仁宗等皇帝多次赏赐青花酒器。保定张柔墓张弘范故居发现的2套酒器共12件共几十件元青花瓷器，即为其中一部分。这批礼器不仅象征着张氏家族的显赫，张弘范故居元青花瓷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元朝大帝国中原汉地在世界帝国中的角色地位。

◎张氏家族家族在景德镇开办浮梁青花瓷远销到欧亚大陆开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兴盛的同时，是元朝中原汉军张氏家族崇儒尚武势力的彻底兴衰历史鉴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为何元朝官方张氏家族奉旨在景德镇开办浮梁御窑局制造青花瓷的样式、图案为开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畅通均以尊重色目人蓝白色为主，处机世界文化融合，后来甚至不用南宋传统形制图案。这里其实隐藏着世界性的历史线索。张柔辅助忽必烈蒙古宗王争夺汗位建立元朝大帝国之后，忽必烈皇帝诏旨张柔张弘略为蔡国公荣禄大夫建筑元大都北京城工程司事总指挥，元大都北京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大都会，忽必烈皇帝诏旨张弘范为蒙古汉军督元帅南征平叛定中原，终结从唐末以后三百多年长期分裂割距战乱局面，中国重归和平盛世，张氏家族元青花瓷器开辟元朝航海贸易和各大汗国之间的陆上贸易越加频繁，贸易相关的族群势力因此而大张。仁宗时期，这股力量已经成为主流，因此仁宗朝张氏家族传承研发出来的元青花瓷，甫一出生就具备了世界性格局。

△保定张弘范元青花 八方执壶

但这同时也反映出，忽必烈重用顺天府张氏家族实现大一统以来，劝说忽必烈皇帝传承汉化政策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元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四大汗国为色目文化开始出现融合。最直接的开疆拓土开辟元青花瓷器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就是显示元朝中原汉地张氏家族元青花瓷器远销世界各地体系中的地位。

元朝末期皇太子争夺皇位最大的受损者，自然就是蒙古汉军势力，而蒙古汉军督元帅势力又以张弘范家族为最典型。果然，张家在稍后的“天历之变皇太子争夺皇位被奸臣暗害”。

实际早在仁宗时期，皇太子争夺皇位矛盾就已经公开了。皇太后与仁宗对待张家的立场明显不一致，皇太后听信奸臣乜先捏似乎有意打压汉军世侯势力：在仁宗不知情的情况下，竟暴打了开国元勋张珪一顿，借口是张珪干预重大人事任免。张珪被廷杖之后，“创甚”，黯然离开大都。当仁宗回京问及缘由时，张珪之子张景元忠君报国竟然不敢答复，而仁宗也只是闷闷不乐而已。

△保定张弘范 钴蓝釉戗金酒盏

➤《元史·张珪传》：延祐二年，……皇太后以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兒为太师，万户别薛参知行省政事，张珪曰：「太师论道经邦，铁木迭兒非其人，别薛无功，不得为外执政。」车驾度居庸，失列门传皇太后旨，召张珪切责，杖之。张丶珪创甚，舆归京师，明日遂出国门。……帝惊曰：「乡别时，卿父无病。」张景元顿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怿，……。

这种事情预示了后来更悲惨的结局。仁宗与皇太后的裂痕，实际上是蒙古两个集团的深刻对抗。这场明争暗斗在英宗（仁宗之子）被刺之后，演变到内战级别，终于以欧亚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张珪病世的五个儿子和多名侄子在保定老家守孝期间，元上都和大都发生争夺皇位战争，奸臣乜先捏路过保定烧杀抢掠，张珪五子张景武带着张氏家族和民众进行自卫反击，奸臣乜先捏暗害张氏家族籍没家资，残存的旁支血脉自此一蹶不振。

△保定 八方海水四爪白龙纹青花梅瓶

➤《元史·文宗本纪》：冬十月己丑朔，奸臣乜先捏……紫荆关溃卒南走保定，因肆剽掠烧杀抢掠，张氏家族守孝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张珪五子张景武为武昌万户侯景武等率民众持木棍挺击奸臣蒙古兵死数百人。……壬辰，也先捏以军至保定，暗杀阿里沙等及张景武兄弟五人，并取其家赀。……以张珪女归也先捏。

随着蒙古内部争斗的尘埃落定，元文宗誅杀奸臣乜先捏，归还张氏家产，张氏家族在景武徳镇制造元青花瓷的礼器样式也固定化了。文宗时期，礼制严格的青花瓷开辟元青花瓷器在整个欧亚大陆都开始盛行，张氏家族制造元青花瓷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显赫艺术，直至1352年红巾军攻克景德镇（浮梁县）。

△蒙古帝国

◎“穷极江南、富称塞北”引发失衡，酿成江淮江南的大规模动乱

张氏家族是汉军势力最典型的代表，它的衰落与元青花瓷的兴盛几乎同时发生。其背后是忽必烈诏旨张弘略为江西道宣慰使在景德镇开办浮梁御窑局传统政策的兴衰，文宗开通经济贸易为代表的欧亚新势力的崛起。开辟元青花丝绸之路经济贸易而这个转折，是蒙古自身固有的世界性格局造就的。它提供的欧亚和海洋秩序，极大的促进了贸易繁荣，而贸易繁荣又促成了元朝色目势力的壮大，引发了力量对比的失衡，张柔张弘范辅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进行的汉化政策。

△元代壁画 礼拜寺

保定张氏兴衰后，这种转变带来的压力在原南宋统治区很快就发酵了，不仅平民庶人，还包括士大夫、土豪、官吏，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其中包括红巾起义的领导人刘福通。据近年的研究考证，刘福通家族属于安徽“界首刘氏”，刘氏家谱和《界首县志》都记载刘福通“家巨富、性豪爽”，是当地不折不扣的土豪家族。

△陈友谅 汉授天命主公之印

《界首县志》根据各种资料汇总，认为是色目人贾鲁敲诈刘家，才引发了红巾军起义。这种说法不见得准确，因为贾鲁虽然确实是色目人，但他也是地位显赫的水利工程专家，其家族富裕是不言而喻的，不见得会贪图界首刘氏的所谓珊瑚树或珍禽奇兽。但刘家的境遇与保定张氏显然是颇为相似的。

红巾起义的另一个主要角色杜遵道，则是典型的汉地士人，甚至在顺帝朝做过国子监生。其他各地起义反元的人物，其实并非一律是穷苦贫民。一大批儒生、士人都主动加入了反元大业。

元末明初文人叶子奇在笔记《草木子》中指出了深刻的原因：随着汉军势力在朝廷上的陨落，中原汉地更加边缘化了，他概括为“穷极江南、富称塞北”。英宗文宗时期，在整个蒙古人的欧亚大陆上，中原汉地的地位已经不值一提。英宗初年，元廷正式废除了宋金祭器的形制，其中自然也包括瓷器，成为明显的标志事件之一。

△元代太原壁画 富裕的生活场景

➤《草木子》：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元史·祭祀·祭器》：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上述的历史转折，是叶子奇”穷极江南、富称塞北”名言引发广泛共鸣的主要背景。元末群豪“托此说以动天下”，最终摧毁了元朝，青花瓷与世界史均由此进入另一个时代。（完）

△元末倪瓒绘画 寂寥高冷

揭密元代景德镇御窑民窑张氏家族历史国鼎汉传文化奠基人

元代景德镇官窑御窑瓷器新发现铭文记录张柔氏家族遗训表现在：一是带有忽必烈“赏赐”张柔后代子孙瓷器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张柔氏家族遗训，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大元帝国成吉思汗后代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其它颜色釉结合，产生了单色釉加青花品种了。这同时还说明，高温单色釉这个品种也是在元仁宗时代出现并成熟的。

在这次的赏赐品中，还有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是一件极具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弯月兽耳把瓶。以上两种形制至今都不见第二件。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第一次赏赐器物里就已经有了青花釉里红品种，但釉里红发色还较为暗淡.但到了第二次，釉里红单独出现的时候，其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器型还是酒具类的玉壶春瓶，我曾经在雅昌博客里发过其图片。

第三件是一把釉里红执壶。除了这类大型器物还有小型的青花高足杯、匜等共十余件，和第一次赏赐一样，也有一件珍贵的枢府釉印花玉壶春瓶。这也是家族唯一的一件此类器物，弥足珍贵。但唯独不见青花釉里红器物。家史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烧制难度太大，青花釉里红品种在元仁宗时代一直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说不定还停烧了呢！于是釉里红就顺势发展起来。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至于第一批被窖藏后未能被家族寻获，可能与后来发生在家祖张珪后人身上的那场恶意仇杀有关！知道具体窖藏地点的人死于非命才使得家藏遗失。这种惨痛之事在张柔氏家族的传承史上远不止这一次，后面还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家藏虽然从家族散失了，但能够在几百年后完好无损重见天日，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最重要的是，能够与家史传说相吻合，并成为家史传说的历史证据。尤其是能够在今天为我书写家史作证，就已经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了，兴许这也是张柔家族历代祖宗承传汉传释道儒文化，佛菩萨保佑天意吧！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在位最长的不过五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到八个月。御窑发展一直处于元仁宗时代的规模，青花类仍属亮点之作受到追捧，但品种却再无多少创新。并且还时烧时停，总体停滞不前、基本乏善可陈。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柔氏家族毕竟是个国鼎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五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其烧造时间也就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平均每年最多烧制5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1300来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2600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也只在800件左右。即国外300余件，国内馆藏、民间珍藏以及还没被发现的窖藏墓葬共约500件，包括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60余件在内。这个统计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至于有人说什么，民间元青花有几千上万，肯定是别有用心，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池鹳鸟纹玉壶春瓶

自公元1334年到至正十一年底、至正十二年春，共18年间，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主导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张氏兄弟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首先，在家族的民窑口为张家列祖列宗建立了祠堂，堂名仍然沿用燕赵故地张说老祖宗的祠堂名称——博陵第，以表张氏家族自唐以来一脉相承。还在御窑口专为张柔到张珪三代祖先设立了祭奠庙堂，堂名用的是张柔创建的并由张家世袭的保定“顺天府”，以求列祖列宗护佑张家窑火兴旺，十窑九成！

第二件事就是，把张柔氏家族的窑口进行重新组合，关停一些规模较小的窑口，集中力量办好两处规模较大的大型窑口，一是位于珠山的御窑，二是位于张家祖屋附近某地的“某某某”窑。两个窑口全部使用御土，烧造各类高档瓷器，在满足朝廷所需贡器之后，全部用于国内外贸易，朝廷因此抽取很高的税赋。

此后，御窑主烧纯青花类和朝廷所需的青白瓷类，较小规模的“某某某”窑主烧颜色釉，尤其是釉里红、宝石红青花等色釉青花类。到了青料短缺的晚期，窑变釉是其主要产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为什么我用“某某某”窑，不是我不知道具体窑名，而是迫不得已。早在2007年我去北京办展览期间，因为对世道人心不了解，与人交流中，说了一些家族在元代的制瓷情况。其中就有提到这个窑口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后来在新仿元青花瓷器中，有人居然在没搞清是什么字的情况下，仅凭发音就把这个窑名当作款识写在了器物的底部！虽然其中有错别字，但也让我吃惊不小——造假者真是无孔不入！对于仿我展品中的大唐柴窑器型以及清三代器型的，我都没有这么在意过。从此我就在这些个细节上注意留个心眼。以后在合适的时机，我会把家藏中打有这个窑口款识的器物予以公示的。其写法很细致很复杂也很特别，绝对不是现在仿造者能想到的。

经过重组，两大大窑口便按照分工开始运作。从大唐御窑之后便一直厚积薄发的中华御窑家族的子孙们，便开始了走上中华民族御瓷制造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中兴之路！

推陈出新

张氏家族的两兄弟带领族人，在大元御窑的基础上，短短十来年，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现根据家族传承至今的元代藏品的整理情况，介绍如下——

1、继承御窑首创的卵白釉品种，发展了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这也是上贡宫廷的品种之一。

2、继承御窑宝蓝釉戗金品种，发展了宝石蓝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进一步创新工艺——宝蓝留白，烧造了宝蓝留白龙、凤，宝蓝留白花卉等最新品种，也是贡品之一。

3、在中华御瓷历史上首创了高温单色玻璃釉宝石红新品种。这种颜色鲜红凝重的高温红釉瓷器，因为原材料难得、烧造难度极大，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此基础上，翠青釉、酱釉、加入了金粉的紫金釉、乌金釉等名贵品种也因应而生。这些金石釉后来被康熙郎窑的仿烧成功，但发色却相隔甚远。只有明永宣朝有所超越。

4、在家族自主创新的宝石红釉上，又创烧了宝石红留白龙、凤，留白花等新品种。

5、把宝石红釉与青花结合，创烧了宝红釉青花、青釉青花、酱釉青花等品种。其中，青釉青花属于继承御窑早期品种，但也从单纯的小开光青花过渡到色釉青花相间的品种。

6、创烧了青花五彩、釉下三彩新品种，发展了停烧多年的青花釉里红品种，还创烧了浮雕刻瓷新工艺。

7、接受西亚客户来样订货烧制了一批青花大盘，还有一批釉里红大盘。其中，直径最大者达到50余公分。同时烧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超大件器物。如大罐大瓶等，其中琢器最高达50余公分。

8、继承家族金代时期的窑变釉工艺，创烧了窑变彩加红绿彩新品种。

9、充分利用家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弘扬家族列祖列宗的历史功绩，创造性地把历史典故画片引入到青花及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及单色釉青花等品种的主体纹饰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纹饰搭配之规范，为后世的鉴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与家族特征。

10、世世代代能文善武、诗书画艺无不精湛的张柔氏家族子孙们，还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实现了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器型，由御窑的酒具为主，向大型陈设器的转变，实现了瓷器由实用器、礼器、供器向艺术陈设品的历史性跨越！可是说这绝对是张氏家族对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鱼纹曲流带盖执壶

上述一些创新品种的烧造，占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三、五年的时间，因为西亚青料短缺严重，即便是家祖通过朝廷渠道，也难以为继。于是，张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创新——为了彰显家族瓷业的高贵品质，决定不追求数量，改搞家族品牌化小型化生产模式。这个时期，不需要青料的窑变釉品种开始出现大香炉等超大型器物，当然这也跟张氏兄弟的奉释信道，自建庙宇有关。大型供器基本都是为自家佛堂道观而烧的，最后才被保存下来。

可以说，张氏家族始自隋唐时代的“张家造”品牌，以及始自北宋金代的“博陵第”品牌，到了元末张氏兄弟时代，才真正成熟壮大起来。为了节省青料，在继续少量烧造精品青花类高档精品器物的基础上，两大窑口重点打造了青花五彩和窑变釉两个新品种，并在这两大类器物上打上了“博陵第”和“某某某”等款识。

在这个创烧家族品牌的时期，元代的对外贸易已经陷入瘫痪状态，除了少量的维持海上贸易外，陆上外贸已经停止。所以，这类烧造量很少的珍贵名瓷，基本上没有流入海外。除了有收藏嗜好的张氏家族，本着延续窑火为后世留下样品的家族传统，每个式样都必留一件外，其余为数不多、顶多几十件都被国内的官家富豪所购藏。2007年，我在北京还看到了一些窖藏真品面世，和家藏特征完全一样，感觉特别亲切。倍觉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实力让这些张氏家族的游子回家团聚。当然了，只要有真品现身，马上就有仿品面世，如今这类的新仿品太多了！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但是还留下了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该年春节大团圆之后不久，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与张家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依依惜别，但同时又深情相约——待到下一个政清人和的时代，御窑家族的优秀子孙将再次相聚景德镇！

随后张家大队人马，除了决定留居景德镇两大窑口的和留守御窑的外，其余分别返回抚州、南昌、南京、杭州、泉州等老根据地。其中张文进、张武进兄弟及家人回到抚州张弘略将军府故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躲避战乱，又在山里面修建了多座道观庙宇，全家改名换姓，以释道身份隐居山中。他们不仅安然躲过了元末之乱，还帮助安置了很多逃难的人们。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在庙堂开办义学。

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也在景德镇开办御窑，张氏两兄弟的后人是首批御窑骨干。其中的故事以后在明代篇详细讲述。

揭秘元代镇国将军都元帅张柔、张弘略父子奉旨负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大四喜.大明成化年制

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大元御窑建立

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背景

如同现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元朝是蒙古人主政，因为他们喜爱用金属器、不喜欢用瓷器，所以元代没有御窑。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与臆想，与对大唐时代重金银器之说如出一辙！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所暴露的并不是对历史简单的无知，而是对整个中华瓷器制造历史以及瓷器在中华古代文明中的“人造天成”的神性涵义缺乏最起码的认知！而这两朝瓷器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不仅空前的发展，而且都达到了各自的历史新高度，都在自己的特色领域里，创造了中华瓷器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想想都觉得悲哀，现实中建立在某种错误意识上的历史分析与判断，竟然与真实的历史原貌会南辕北撤，这太不应该了！不仅仅是误导那么简单的事实，充分说明国人长期来的历史观是有很大问题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多好。可是，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太难了！导致本来就属于宫廷秘史文化范围的中华御瓷史上的谬论何其多也！

亦凡收藏的元代“古相博陵第”款至正八年青花张氏谨记瓷牌

长45.3 cm x 宽 31cm

早在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公元1279年完全消灭南宋的前一年，1278年底，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鸿略的建议，决定开办浮梁磁局，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亦凡收藏的元代“古相博陵第”款至正八年青花五彩张氏谨记瓷牌

长39 cm x 宽 31.4 cm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在景德镇等地经常杀人越货。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窑工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廿九年这14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报复，祖宗张珪去世后全家多人被无辜株杀，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这是后话，下篇详述。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张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自家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元代御窑发展概况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建立、至元十六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至元十七年正式烧造到至元三十年为止的整个忽必烈时代14年间，加上随后元成宗十四年，即公元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重要品种。即便有，也是启蒙阶段。但是民窑青花瓷肯定早已经出现，因为早在唐朝，民窑就已经出现青花了，到了大元，应该是早于御窑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大元御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探古思幽辑录的各种博陵第品牌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元统二年到1352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景德镇的张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据我们家族回忆，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我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通过家史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曾力收藏的元代釉上红绿彩岁寒三友纹玉壶春瓶

因此，如果说，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至大型”要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甚至有可能更早而不可能更晚。

因为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如果把张氏家族的御窑文化史推上前台，很多历史的悬案，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重要原因。至于有没有人相信，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信奉这样一句神性真理——我说了，我拯救了我自己！

历史往往很多时候绝对出人预料，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就是这样。按照家族史，从元仁宗时期开始，青花瓷器的发展超乎想象！也许是沉寂得太久了吧，一旦有机会，就来了个彻底的大爆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

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其它颜色釉结合，产生了单色釉加青花品种了。这同时还说明，高温单色釉这个品种也是在元仁宗时代出现并成熟的。

因为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如果把张氏家族的御窑文化史推上前台，很多历史的悬案，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重要原因。至于有没有人相信，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信奉这样一句神性真理——我说了，我拯救了我自己！

历史往往很多时候绝对出人预料，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就是这样。按照家族史，从元仁宗时期开始，青花瓷器的发展超乎想象！也许是沉寂得太久了吧，一旦有机会，就来了个彻底的大爆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

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其它颜色釉结合，产生了单色釉加青花品种了。这同时还说明，高温单色釉这个品种也是在元仁宗时代出现并成熟的。

在这次的赏赐品中，还有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是一件极具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弯月兽耳把瓶。以上两种形制至今都不见第二件。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第一次赏赐器物里就已经有了青花釉里红品种，但釉里红发色还较为暗淡.但到了第二次，釉里红单独出现的时候，其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器型还是酒具类的玉壶春瓶，我曾经在雅昌博客里发过其图片。

第三件是一把釉里红执壶。除了这类大型器物还有小型的青花高足杯、匜等共十余件，和第一次赏赐一样，也有一件珍贵的枢府釉印花玉壶春瓶。这也是家族唯一的一件此类器物，弥足珍贵。但唯独不见青花釉里红器物。家史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烧制难度太大，青花釉里红品种在元仁宗时代一直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说不定还停烧了呢！于是釉里红就顺势发展起来。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至于第一批被窖藏后未能被家族寻获，可能与后来发生在家祖张珪后人身上的那场恶意仇杀有关！知道具体窖藏地点的人死于非命才使得家藏遗失。这种惨痛之事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远不止这一次，后面还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家藏虽然从家族散失了，但能够在几百年后完好无损重见天日，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最重要的是，能够与家史传说相吻合，并成为家史传说的历史证据。尤其是能够在今天为我书写家史作证，就已经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了，兴许这也是家族祖宗的神授天意吧！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在位最长的不过五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到八个月。御窑发展一直处于元仁宗时代的规模，青花类仍属亮点之作受到追捧，但品种却再无多少创新。并且还时烧时停，总体停滞不前、基本乏善可陈。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其烧造时间也就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平均每年最多烧制5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1300来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2600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也只在800件左右。即国外300余件，国内馆藏、民间珍藏以及还没被发现的窖藏墓葬共约500件，包括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60余件在内。这个统计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至于有人说什么，民间元青花有几千上万，肯定是别有用心，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池鹳鸟纹玉壶春瓶

自公元1334年到至正十一年底、至正十二年春，共18年间，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主导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张氏兄弟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首先，在家族的民窑口为张家列祖列宗建立了祠堂，堂名仍然沿用燕赵故地张说老祖宗的祠堂名称——博陵第，以表张氏家族自唐以来一脉相承。还在御窑口专为张柔到张珪三代祖先设立了祭奠庙堂，堂名用的是张柔创建的并由张家世袭的保定“顺天府”，以求列祖列宗护佑张家窑火兴旺，十窑九成！

第二件事就是，把张氏家族的窑口进行重新组合，关停一些规模较小的窑口，集中力量办好两处规模较大的大型窑口，一是位于珠山的御窑，二是位于张家祖屋附近某地的“某某某”窑。两个窑口全部使用御土，烧造各类高档瓷器，在满足朝廷所需贡器之后，全部用于国内外贸易，朝廷因此抽取很高的税赋。

此后，御窑主烧纯青花类和朝廷所需的青白瓷类，较小规模的“某某某”窑主烧颜色釉，尤其是釉里红、宝石红青花等色釉青花类。到了青料短缺的晚期，窑变釉是其主要产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为什么我用“某某某”窑，不是我不知道具体窑名，而是迫不得已。早在2007年我去北京办展览期间，因为对世道人心不了解，与人交流中，说了一些家族在元代的制瓷情况。其中就有提到这个窑口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后来在新仿元青花瓷器中，有人居然在没搞清是什么字的情况下，仅凭发音就把这个窑名当作款识写在了器物的底部！虽然其中有错别字，但也让我吃惊不小——造假者真是无孔不入！对于仿我展品中的大唐柴窑器型以及清三代器型的，我都没有这么在意过。从此我就在这些个细节上注意留个心眼。以后在合适的时机，我会把家藏中打有这个窑口款识的器物予以公示的。其写法很细致很复杂也很特别，绝对不是现在仿造者能想到的。

经过重组，两大大窑口便按照分工开始运作。从大唐御窑之后便一直厚积薄发的中华御窑家族的子孙们，便开始了走上中华民族御瓷制造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中兴之路！

推陈出新

张氏家族的两兄弟带领族人，在大元御窑的基础上，短短十来年，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现根据家族传承至今的元代藏品的整理情况，介绍如下——

1、继承御窑首创的卵白釉品种，发展了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这也是上贡宫廷的品种之一。

2、继承御窑宝蓝釉戗金品种，发展了宝石蓝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进一步创新工艺——宝蓝留白，烧造了宝蓝留白龙、凤，宝蓝留白花卉等最新品种，也是贡品之一。

3、在中华御瓷历史上首创了高温单色玻璃釉宝石红新品种。这种颜色鲜红凝重的高温红釉瓷器，因为原材料难得、烧造难度极大，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此基础上，翠青釉、酱釉、加入了金粉的紫金釉、乌金釉等名贵品种也因应而生。这些金石釉后来被康熙郎窑的仿烧成功，但发色却相隔甚远。只有明永宣朝有所超越。

4、在家族自主创新的宝石红釉上，又创烧了宝石红留白龙、凤，留白花等新品种。

5、把宝石红釉与青花结合，创烧了宝红釉青花、青釉青花、酱釉青花等品种。其中，青釉青花属于继承御窑早期品种，但也从单纯的小开光青花过渡到色釉青花相间的品种。

6、创烧了青花五彩、釉下三彩新品种，发展了停烧多年的青花釉里红品种，还创烧了浮雕刻瓷新工艺。

7、接受西亚客户来样订货烧制了一批青花大盘，还有一批釉里红大盘。其中，直径最大者达到50余公分。同时烧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超大件器物。如大罐大瓶等，其中琢器最高达50余公分。

8、继承家族金代时期的窑变釉工艺，创烧了窑变彩加红绿彩新品种。

9、充分利用家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弘扬家族列祖列宗的历史功绩，创造性地把历史典故画片引入到青花及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及单色釉青花等品种的主体纹饰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纹饰搭配之规范，为后世的鉴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与家族特征。

10、世世代代能文善武、诗书画艺无不精湛的张氏家族子孙们，还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实现了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器型，由御窑的酒具为主，向大型陈设器的转变，实现了瓷器由实用器、礼器、供器向艺术陈设品的历史性跨越！可是说这绝对是张氏家族对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鱼纹曲流带盖执壶

上述一些创新品种的烧造，占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三、五年的时间，因为西亚青料短缺严重，即便是家祖通过朝廷渠道，也难以为继。于是，张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创新——为了彰显家族瓷业的高贵品质，决定不追求数量，改搞家族品牌化小型化生产模式。这个时期，不需要青料的窑变釉品种开始出现大香炉等超大型器物，当然这也跟张氏兄弟的奉释信道，自建庙宇有关。大型供器基本都是为自家佛堂道观而烧的，最后才被保存下来。

可以说，张氏家族始自隋唐时代的“张家造”品牌，以及始自北宋金代的“博陵第”品牌，到了元末张氏兄弟时代，才真正成熟壮大起来。为了节省青料，在继续少量烧造精品青花类高档精品器物的基础上，两大窑口重点打造了青花五彩和窑变釉两个新品种，并在这两大类器物上打上了“博陵第”和“某某某”等款识。

在这个创烧家族品牌的时期，元代的对外贸易已经陷入瘫痪状态，除了少量的维持海上贸易外，陆上外贸已经停止。所以，这类烧造量很少的珍贵名瓷，基本上没有流入海外。除了有收藏嗜好的张氏家族，本着延续窑火为后世留下样品的家族传统，每个式样都必留一件外，其余为数不多、顶多几十件都被国内的官家富豪所购藏。2007年，我在北京还看到了一些窖藏真品面世，和家藏特征完全一样，感觉特别亲切。倍觉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实力让这些张氏家族的游子回家团聚。当然了，只要有真品现身，马上就有仿品面世，如今这类的新仿品太多了！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但是还留下了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该年春节大团圆之后不久，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与张家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依依惜别，但同时又深情相约——待到下一个政清人和的时代，御窑家族的优秀子孙将再次相聚景德镇！

随后张家大队人马，除了决定留居景德镇两大窑口的和留守御窑的外，其余分别返回抚州、南昌、南京、杭州、泉州等老根据地。其中张文进、张武进兄弟及家人回到抚州张弘略将军府故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躲避战乱，又在山里面修建了多座道观庙宇，全家改名换姓，以释道身份隐居山中。他们不仅安然躲过了元末之乱，还帮助安置了很多逃难的人们。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在庙堂开办义学。

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也在景德镇开办御窑，张氏两兄弟的后人是首批御窑骨干。其中的故事以后在明代篇详细讲述。

首创人物故事纹饰

大元御窑后期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画片系列，是张文进、张武进兄弟纯粹为纪念家族自远古以来的列祖列宗而精心创作的。正如我现在根据家族长者口传心授的家史，及丰实的家藏来重写张氏家族御窑史，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张氏家族孝子贤孙们传承家族辉煌历史之举。所以每个历史画片背后的时代，都有张氏家族优秀祖先的影子。

例如“鬼谷子出山”是为了纪念鬼谷子、张仪师徒，“萧何追韩信”是为了纪念张良等等。

曾力收藏的元代釉里红题诗玉壶春瓶

另外，还有现在的人还没有搞懂原始出处的典故——携琴访友。其实，那是为了纪念张氏家族在远古时代，因善射而得赐张姓后，发现不同长短的弓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而发明了乐器——“琴”而出现“携琴”典故的。这个主题不仅有“以琴会友”纹饰，还有“携琴担酒觅知音（知音难觅）”等纹饰的画片。

其它比较著名的有“三顾茅庐”，“汉景帝探细柳营”、“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单骑救主”、“张生与崔莺莺”等，此外更有比较少见的“君臣同乐”、“礼遇贤达”、以及释道人物纹等等。元瓷上面所有的画片全部取材于张氏家族的有关历史人物故事。年代跨度很大，从西周一直到元代。目前，仍有包括“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携琴访友”图在内的多件精品传世。特别难得的是，“萧何追韩信”釉里红梅瓶仍被珍藏至今，是家藏中仅有的三件釉里红人物故事纹中的一件，弥足珍贵！

纹饰特征

下面谈谈瓷绘人物故事等纹饰中，几点比较重要的时代特征，及家祖在清末民初仿造元青花的情况。

1、主体纹饰的人物的画法——脸部线条交待很细腻、清楚、脸型宽圆，官员服饰交待清楚，有束腰和束胸两条束带，手指和鞋子的画法交待清楚。

2、主体纹饰的动植物搭配——鸳鸯与莲花相配，鱼与水草相配，互不混搭。

3、辅助纹饰：八宝纹（杂宝纹）——必须画在肩部即主题纹饰的上方，而绝对不会落在最下面。八宝必须位于云头之上，寓意“云托八宝”，是莲托八宝这个经典纹饰中简化而来。这个画法及寓意被明清御窑所继承。

大的方面就谈这些，至于细节表现还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叙述。

晚清民国仿制

由于元青花纹饰有上述三个主要的时代特征，所以，到了晚清民国的仿制大潮来临时，张氏家族自然也就不会放过利用家藏品的便利条件，来仿造元代青花瓷器。不管市面上把它当作什么时代的东西，反正它绝对是因为有市场，尤其是日本人喜欢，才被仿制出来的。

晚清民国时代，又是一个御窑衰败，民窑兴盛、仿制成风的时代。张氏家族在御窑厂负责主画青花和斗彩的祖先们，最后也投身仿制大潮。

大维德瓶被指为晚清民国时期张氏家族的仿制品

那么，宁志超瓶呢？

对于清末民初的家祖们来说，没有走很多人仿清三代或晚清官窑的老路，而是走自己的路，仿制家藏元青花。但绝对不会照葫芦画瓢，肯定会进行必要的改动，以保护家藏。这些改动首先表现在纹饰上，比如对家藏“鬼谷子下山”图罐的仿制，在很多细节上都作了大量的改动。如人物的脸型改变，鬼谷子被画成精瘦型，面部表情呆滞，仙风道骨之人被画成了重度抑郁病人；骑马官员的衣服手指都交代不清，仿佛手里还拿有东西等等。

第二个就是器型的改动。如“鬼谷下山”图罐，元代真品的器型是盘口罐，那么仿造时就会做成大口罐。元代真品的器形都是比较简约的，那么仿制时就把各种器型相互混搭，做出一些元代没有的复杂的臆想器型。比如，大维德象耳大瓶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原有很简洁的器型基础上经过复杂化，形成的一个臆想器型。

第三个改动在辅助纹饰上，把云托八宝画在最下面一层，而且云头还有的画在八宝之上等。而动植物纹饰的改动主要就是，把鱼藻纹与莲纹混搭等等。都是属于家祖在晚清民国时候的仿制特征。

除了纪念家族祖宗，家祖张文进也还有自己的纪念器物传世。在经营御窑的最后一年即至正十一年，还特意利用最后的青料储存，制作了几件由他亲笔作画的高档器物。其中，有根据他自己的形象、爱好而设计的高士图，如“高士吹笛”纹等。还有以不同的方式，写下了清晰的年代与个人印记的铭文底款，如“至正十一年某月张文进造”等文字。这两类类器物都极少。张家有胎釉纹饰画工都极为精致的青花梅瓶、窑变釉罐、单色釉青花纹盘等几件珍品传承至今。这些带有张文进个人纪念色彩的铭文底款，也在晚清民国的仿制中，被张氏家族故意改动后用在了仿制品上。例如，大维德瓶的六十余字的铭文就是这样来的。其中，只有“张文进”和“胡靖一”以及“至正十一年”这三处符合历史原貌，其余都是为改动而随意发挥而已。

虽然仿制时间不长、量也不算很大，但家传的几大著名人物纹饰，龙凤纹饰，鱼藻纹饰等都有仿造。买家全部都是日本和西洋古董商人。

对于元青花鉴赏者来说，只要出现上述混乱的纹饰特征，不用再细看什么青花发色和胎釉特征，就可以先把它归结到晚清民国仿品之列，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真行家总是先看器型和纹饰画工。

至于属于家族仿制的那件“鬼谷下山”罐被拍出高价后，元青花新仿制品大量出现。受时代限制，加上纹饰特征，这些仿品基本都是对家祖那批清末仿品的再仿制，所以新仿品也就根本就不具元代真品特征和神韵、器型的线条也不是那么严谨规范，现代的时代感都在，是很容易辨认的。

其实，艺术品鉴赏虽有迹可寻，但并无教条可言。更不是所谓科技和机器能够一劳永逸的简单之事！科检只能作为辅助，鉴赏与鉴定永远都是人才能干得了的事情！因为古代瓷器的内涵太丰富了，唯人的智力才能甄别。把鉴定古瓷器的真赝寄托于科技与机器，实在是对人自身艺术素养的玷污之举！只要注重学习，具备扎实过硬的古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从“型、胎、釉、彩、工、款等六个不同的大方面入手，得出最后的结论，所谓殊途同归！

为了表示对真正有真知灼见的鉴赏英才最大限度的尊重，我认为，上述张氏元青花大型器的特征，只是鉴赏的一个方面而已。虽然家族历史对晚清民国的那批仿制品记忆清晰，但具体到如今看到的每一件实物，要得出准确的是否为家族民国时期仿品的判断，还是要结合方方面面来进行综合考证。但无论如何，张氏家族在晚清民国仿制家藏元青花的历史是绝对真实的，更是毋庸置疑的！

河北保定市满城文物考古发现：元代保定府顺天府镇国将军都元帅张柔、张弘略、张弘范、张弘规古墓群

张柔墓简介：

名称：张柔墓，时代：元

地址：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岗头村西

张柔墓南距城区约7.5公里，位于大册营岗头村西。墓地地势高峻，背依伏岭，前绕沙河。有翰林学士王盘撰写的神道碑和蔡公张柔碑等。

张柔(1189-1268)，定兴河内里人，系金国元朝大帝国时期名将，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成吉思汗晋封张柔为蔡国公，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六月卒，张柔育12子，第八子张弘略加封：参知政事及宏略夫人（张氏、李氏）俱葬于此。墓前有神道，并立有神道碑、石柱、石人、石羊、石虎、石碑楼等。此为张柔家族墓，占地175000平米，曾出土四大名窑瓷器，1982年7月23日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柔封官后曾率军驻扎于满城，后迁移保州（现保定市），并复建保定城，张柔曾在岗头村营建宅第。曾资助修建庙奄和月明双塔参禅。

张柔墓地现保存高大封土墓4座，神道碑2通，是元代时代规模庞大，保存较完整的墓葬群，较好地保存了历史遗迹和历史原貌。

历史沿革

满城历史悠久，商周时已有先民村落，战国时为“燕北赵南”之地，西汉时属中山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北平县，东晋后，北魏兴起，北齐、北周相继立国，县治归属变动频繁，先析出永宁，次分置永乐，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乐名满城，从此，满城县名始见于史。据史书记载，满城，唐天宝年间以前称北平县，北平县是西汉时右丞相张苍的封侯地，西汉早期因张苍助刘邦平叛燕国（现北京市）国王藏荼有功封张苍为北平候。

张柔墓始建于元代早期，张柔（1189—1268），神道碑由其子弘略，建立于1277年，张柔墓之坟台、角柱由其子弘范筑立于1278年，后由其孙张珪重修于1327年，张柔卒于至元五年（1268）六月二十五日，下葬、立碑、造置石像生、修筑坟台、立角柱等活动陆续进行了十年之久，至1278年，张柔墓地的附属设施修筑完毕。

张柔之子张弘略（1235—1295）卒于元贞元年，弘略夫人花氏（1244—1341）卒于至正元年。均葬于此，弘略神道碑立于大德四年（1300）。

墓地当时称张家峪，解放以前又称“王子坟”，民国初年，张柔墓前的碑刻、石兽都比较完好，解放后此地曾进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对墓地破坏较严重，石牌楼、石香炉被砸毁，石像生被埋入地下，神路，墓封土部分被毁。

1985年以前未设文物管理机构，只有县文化馆代管。1985年成立文物管理所，聘请业余文物保护员进行日常维护，文管所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1982年该墓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树立保护标志，受到很好的保护。1977年岗头村在距离墓西100米处建新庄，现已发展成有百户人家的规模。沿此往西山脚下是市保单位月明寺双塔。

据史载，张柔（1189—1268）字德刚，定兴河内人，曾祖父张溱，祖父张辛，父亲张福宽都喜佛弘扬汉传文化，乐善好施，财力雄厚，解贫济困，广结善缘，招贤纳士培育子孙后代，成为国家栋梁之才，金国时候，少倜傥不羁，善骑射，称其豪侠气节，初官定兴令，累迁至昭毅大将军，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成吉思汗晋封张柔为：镇国将军、汝南王、太师、蔡国公。至元五年（1268年）六月卒，享年79岁。张柔镇守保定时，曾经开辟城池引一亩泉入城营建保定城寺院道观孔庙、为四房夫人各建园林如古莲花池、通商惠工，使保定发展为“燕南一大都会”。

1982年7月省政府将张柔墓重新公布为第二批省保单位，2004年4月，河北省文物局确定推荐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柔墓被列入推荐名单，张柔墓由满城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管理。

张柔墓概况描述：

张柔墓位于满城区大册营镇岗头小村东的岗头山西南坳，北面为苍松矗立的八里山，南面为漕河，西面为宋元时期的址月明寺遗址，东面有岗头村，文革前有著名的日光庵道观和高45米的砖塔，文革中被人炸毁。当地人称张柔墓所占位置为“头枕九龙沟，脚蹬八宝嘴，腰缠玉带（漕河）”，是一风水宝地。

据发表的研究资料记载，张柔父子对建筑，风水颇有研究。碑文记载张柔、张宏略父子曾规划建设安徽亳州、保定城和元大都（现北京城），曾任工程监督，深得当时皇帝忽必烈的器重。从发掘后的张宏略墓中的建设情况也得到证实，整个墓葬设计紧密、规整、讲究美观、实用。如砖雕装饰讲究力学结构，青砖磨缝等都是元代匠人的上上作。体现在方方面面，细微之处，都可看出是一个不俗之作。

墓地地表有方形覆斗式封土四座，其中两座封土尚存神道碑及部分石像生。依其排列位置，自北向南分别编者按号。由神道碑显示，M1为张柔墓，M3为其第八子张弘略墓，M2为张弘略夫人墓，M4为无名墓，四墓均为南向。张柔墓四角立有石柱，（为石灰岩）墓前立有神道碑及石虎、石羊等。张弘略墓前立有神道碑及石虎、石羊、石翁仲等，材质均为汉白玉。

M1，位次最北、最东。地表由封土、坟台、角柱、神道碑、石象生、望柱等组成。

封土，边长21.5米,高约6米,方形坟台,原宽度、阶数不明。

角柱，坟台之上，于封土四角所立方形石柱，仅露上半部分。东南与西南两柱正南刻有题记，将文字全部清出后，进行了传拓。推定四角柱原露高2米左右，它们标明了封土。

神道碑，立在神道北端正中，坟台的前部，碑身前倾，碑帽缺失，碑座及碑身下部已埋入土中。碑身表面风化，毁损严重，文字已大半不存。清理覆土至龟趺背纹，发现碑之下部两侧残破，清出的碑面风化，损毁程度同于上部。碑身尺寸,高3.23米.

碑南30米以外的神道两侧存有石羊、石虎各3件，牡右牝左相对置，其间弃有砸断的石虎头1件，故可证原有石虎4件，石羊亦应有4件。参照M3可知石羊之北原有石舍人、石侍卫各两件，又据当地老人回忆，神道南端原有石望柱一对，现均已佚。

石羊，均为跪卧式。最完整的一个为西排南邻石虎者，尖唇善目，双角曲卷于耳后，盘尾肥硕，雕琢精细。长1.80米,高1.10米。

石虎，均为蹲踞式，雌雄无显著区分，头部明显前倾，胸部丰硕，重心垂线在前肢处。雄虎较雌虎更为浑憨。高分别为1.30米。

现存石羊、虎对称排列在神道中心线两侧，量得排距7.7米,件距7.6米,故可知此6件尚在原位.因此,张柔墓神道的宽道自然明了，即当在7.60米之间,约合元时的二丈三尺.

M2，位于M1西南40米。此墓之神道碑、石象生等俱已不存，封土底径13米，残高约3米。

M3，位于M1之南偏西、M2之东偏南，北距M1 20米，西距M2 15米。封土保存较好，神道碑甚为高大，此外尚残存石人四躯，石羊。

封土，边长18米，高约5米。

神道碑，置立于封土前8.5米的神道西侧,系由龟趺及碑体两石组成.龟趺长3.25,高1.95,宽1.55,下连石衤亲 厚度不祥.碑首与碑身为一石分刻,碑首通高6.05米.碑首四螭交盘,其鳞、爪、角、牙、须、目凑刀一丝不苟，造型生动传神。除个别文字被凿毁、龟首部分残缺外，此碑保存基本完整，风化亦轻。文、书、刻制均称得上是宋元碑刻中的上品。

石舍人、石侍卫、石羊，封土前13米以南神道两侧的石人均被拉倒砸坏，石羊仅剩一件，亦已无头。计东排的石舍人两件，石羊一件。西排仅石侍卫两躯。

石舍人：均已无头，身穿拽左衽长袍。北面的一件仰身，可见三缕长须之下，双手持笏于胸前。南面的一件俯身，腰束嵌花大带。残高分别为1.8米。

右侍卫：胸部以上、膝部对下俱不存，其一俯身，所著甲、衤夸依然可识。

由现状观察，石象生的原有件数及排列方式均同于M1。

封土破坏严重。地表无封土墓有三座，第一座位于张柔墓西侧10米处，第二座位于张弘略夫人花氏墓西北侧8米处，第三座位于无名墓西南侧10余米处，三墓均为南向。墓地南端东西两侧原有下马碑、望柱等。

价值评定：

1、张柔墓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元代墓葬群，具有极大考古典型意义。

张柔，字德刚，元代，定兴河内里人，他是金、元时期起自布衣，靠征战被元代蒙古皇帝忽必烈所器重，生前曾被封：汝南王、蔡国公，并曾主持重建已废多年的保定城和安徽亳州，后督建元大都北京城。他命令史天泽、董俊、李治等是忽必烈推行蒙古人汉化的主要倡导者，后者几人的墓葬从资料来看多已毁。唯独此墓地可看出元代贵族墓地的严整和气势。张柔12子功勋卓著，名位显赫，第九子张宏范也是元朝开国功臣，孙张圭曾任一代丞相（都葬于祖茔地定兴河内，墓早年被盗，现已夷为平地）。他们在元史上都有传记。

张柔之碑由翰林学士王磐奉旨撰文。碑文除首题“大元故蔡国张柔公神道碑铭”、书篆人名衔、立碑人、立碑时间被删削外，收录在《满城县志》《光绪畿辅通志》等书中。因此，原碑字迹虽多残毁，仍不妨了解其内容。经与《元史、张柔传》等对勘，可知史传百分之八十的材料取自此碑，故碑传并无牛氐牛吾。不过碑文述柔擒杀贾王禹、招降郭收、下汴京、守杞县等情况较传为详或为传所无，有俾参考。又两元史本传记张柔有子十一人，碑刻云“男十二人”，并一一列出其名，故应以碑为是。

张弘略之碑，碑额篆书三行12字；碑文楷书，52行，满行62字，计2323字。姚燧文、刘赓书、郝采麟篆。姚、刘《元史》有传，皆为名臣，且姚的文名冠于元代。采麟为郝经之子，名见《元史·郝经传》，仅言其“亦贤，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肃政谦访使”。碑文郝之署衔“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可知其在世祖末、成宗初亦曾入居翰林。

碑主张弘略附传张柔，他排行第八，被指定为嗣，在张柔诸子中知名度仅次于其弟张弘范。以碑文与两元史附传相校，亦可显见传文即是对碑文的节略。即便如此，碑文中仍有以下几点或与传相异，或为传、纪所无，实不应忽略。

2、张柔墓对考察宋元墓葬规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张柔营建保定府古莲花池的创建、古城保定由县扩升为保定路、府，均在金末元初。特殊的历史时期，河北历史人物。保定府张柔氏招贤纳士(保护汉传文化)上百文臣武将教授12子十女，前者如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张柔氏位至公侯保护汉人如：元好问、郝经、王鄂、刘秉忠、窦默、王磐、李冶、刘马因、郭守敬等上百名士。张柔推荐给成吉思汗，他们在元帝国的形成汉传文化推行者、为实现中亚欧洲的统一，建立元朝大帝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时河北保定府人才盛有逾前古。与此相应，河北元代大中型墓葬的数量，超过了宋、辽、金三代同类墓葬的总和。

元代的墓田之制：“一品九十步，二品八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庶人九步”。即规定一品官员占地九十步见方，至六品依次递减十步。这是对唐宋品官墓田之制的沿承。若一步按五尺计，九十步约和今140米。张柔生前官至从一品，符合九十步之待遇，加之其子弘略等附葬，按规定其墓地范围可超出九十步之限。今以三墓占地范围来看，似未逾制。

封土的规限，未见元代的明确记载。唐宋之制，一品官员“坟高一丈八尺”，下至六品递减二尺。明代亦同，另洪武定制“功臣没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以张柔墓现存高度来看，亦不过制。至于封土的占地面积，历来无明确说法，以张柔墓来看，虽符合极品之制，但占地不过五百平方米，不仅较两汉、北朝同等级别的墓葬封土小得多，也不及晚唐、五代藩镇丘墓的体量。这种情况反映出元初的世侯虽握有一定军政实权，享有子孙世袭的优待，但远未发展成唐代藩镇式的势力，特别是经过中统削权后，皆被置于中央的绝对控制之下，即使功如张柔、官如史天泽者，其墓亦不可能逾制。

石作之制，未见元代的明文规定。考之实例，如张弘略官从二品，依墓田之制较其父墓应

降下一等。然而所用神道碑的尺寸比照父墓并无减杀，翁促、石兽的件数亦同父墓。又如井陉南良都元代德安知府王端之父、赠太原郡候王顺墓系依三品墓仪，今存石侍卫二件，石舍人一件，石虎三件，推其原数，亦与张氏父子之墓无别。核之宋制：“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金制：“一品官四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望柱各二事”等规定，可见元代所行，如三品以上官员作墓仪的无级差区分即本于宋，而件数的增加，即石人、石羊、石虎各四件，又起于金。

总之，元代品官的墓田、封土、石作之制与宋、金无太大的区别，仅在石刻件数上有所增加而已。因此，张柔墓成为考察宋元诸臣墓制难得的实物标本。

张柔墓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2004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预备名单。

张氏总会：元代张柔家族奉旨在景德镇烧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张氏总会 2018-01-10

早在公元1271年汝南王、蔡国公、镇国开国将军劝说忽必烈放弃蒙古国称改用汉化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公元1279年完全消灭南宋的前一年，1278年底，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宏略的建议，决定开办浮梁磁局，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在景德镇等地经常杀人越货。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窑工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廿九年这14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报复，祖宗张珪去世后全家多人被无辜株杀，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张弘略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北京城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

张柔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自家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建立、至元十六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至元十七年正式烧造到至元三十年为止的整个忽必烈时代14年间，加上随后元成宗十四年，即公元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重要品种。即便有，也是启蒙阶段。但是民窑青花瓷肯定早已经出现，因为早在唐朝，民窑就已经出现青花了，到了大元，应该是早于御窑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大元御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元统二年到1352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柔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景德镇的张柔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柔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柔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柔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柔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柔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柔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因此，如果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

张柔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保定府张柔老宅窑藏出土大量元朝御窑赏 赐瓷器 现藏故宫博物馆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原历史记载的青花戗金工艺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结合，产生了青花加掐丝珐琅品种了，无非历史记载叫“青花戗金”。

元代保定府张柔老宅出士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鼎式炉，现在珍存故宫藏

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釉里红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北岳顺天府保定传承优秀文化时代精神：

保定是历史名城。这座城市饱含英雄情结。崇信、重义、崇文、尚武、和谐、争先是这座城市的风骨忠毅。

长篇历史小说《北岳风》、《英烈恨》、《快跤魂》在保定晚报连

载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此次，作者经过精心修改，结书出版，是为了传承保定历史优秀文化，弘扬保定忠君爱国英雄精神，激励后人不断进取。

历史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延续。古城保定底蕴深厚、英雄辈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定的英雄人物屹立潮头、不辱使命、勇于担当、笑傲群雄，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铺就了璀璨夺目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值得大书特书。

田钧同志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无论是任县长、县委书记，还

是当选为市人大副主任之后，始终笔耕不辍，或作文，或写诗，成果颇丰。马连生同志长期致力于保定文化的研究，造诣很深。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们不辞辛苦，潜心研究保定历史文化，

颇有所得。小说历史资料翔实可信，语言生动形象，可读性很强，是史学和文学结合相对完美的文化精品。

中国梦、故乡妙、魂牵梦菜。占城保定历史悠久、洗源水坦后深入控照、系统整理，温古而知今，建设普美家园，让古城关发青春的光彩。

是为序。

马崔峰

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长：马崔峰

2013年8月1日。

传承顺天府范阳古韵 筑建中华梦大略定兴（总序）：

古之范阳，今之定兴；京南保北，畿辅重地，北通三关，南达九府；太行东麓，易水交汇，督亢沃野，名著天下。

定兴人，尊师重道，贤良重义，质朴纯厚，德高旺重。

顺天保定两千多年来，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众多令人讴歌的精彩篇章。宋代文豪苏轼亦曾叹：“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是。”燕昭王礼贤纳士，筑黄金高台开一代新风；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还”的慷慨悲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国家有难，以身赴死；燕赵一脉相承，定兴更是英豪辈出。祖逖北伐，志于恢复壮丽河山，谱写了“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篇章。抗美援朝战争中，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生禄血染长空，击落、击伤敌机七架，战绩卓著，成为人民空军的骄傲。

定兴人张柔家族，尚武崇文，兼济天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满腔激情，创作出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筑就了定兴深厚的文化根基。且不说汉代郦炎的《大道》，蒯通的《隽永》八十一篇，自唐朝卢照邻的《幽忧子集》、贾岛的《长江集》就确立了定兴诗人

在中华民族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元代张弘范是一位“善马槊，颇能为歌诗”的三军统帅（《元史·张弘范传》），后人把他的诗词结集出版，是为《淮阳集》。元代著名戏曲家王实甫，其作品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广泛吸收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创造了文采璀璨的元曲词汇，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文采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一部《西厢记》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戏曲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人们几百年来追求美好爱情的真诚呼唤。《西厢记》成就了王实甫，也成为定兴的骄傲。

到了明清两朝，定兴人的作品就如满天繁星，不胜枚举。明代薛论道是中国散曲史上作品最丰的一位作家，《林石逸兴》是其代表作。作品集收录了他的散曲一千首，有的写边塞军旅生活，有属散曲中的翘楚。直隶名门－江村鹿氏，更是以文至盛延续四百参与了学制改革，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政革产生了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定兴文化事

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北岳风》《范阳风》《范阳的》《定兴方言》《北齐义慈惠石柱》《黄金台诗文选》等一大批文学作品、专业书籍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版。1997年定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县”称号，并经过多次复检验收合格，保留至今。这是我们的文化底蕴，这也是我们的文化血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这次编辑了这套《黄金台文库》，就是力求把定兴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盘点，取其精华奉献给家乡人民。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这是一项“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的工程。

盛世多撰述，盛世出好书，盛世重藏书。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归，展示定兴的文化风采，其嘉惠时人，流传后世意义不言而喻。限于我们学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出现，望海内宏达，幸祈教正！

《黄金台文库》编纂委员会

保定府发现元朝镇国将军张柔宅元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紋盖罐鉴赏：

在1964年5月，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建筑古莲花池工地发现了密室一处元代窖藏，共出土元代瓷器11件，件件是珍品成吉思汗忽必烈赏赐镇国将军张柔家族为建立元朝大帝国功勋卓越而赏，其中有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纹盖罐2件，是元青花中的极品，目前，一件留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一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有幸收藏了其中一件瓷器，它通高41公分，口径15.5公分，足径18.5公分，罐直口，短颈，溜肩，胎体上薄下厚，上腹较鼓，下腹渐收至底，宽圈足，底足露胎，伴有粘砂、铁质斑点和釉斑。该罐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青花浓艳，釉里红略暗有流淌。该罐附覆盆形盖，盖顶堆塑坐狮钮，钮下绘青花莲瓣纹、卷草纹、回纹各一周（图2）。这件盖罐具有元青花瓷器纹样多层装饰的典型特征，纹饰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主题突出，颈部绘青花缠枝菊花纹，肩部饰卷草纹和大朵如意云纹，云头内采用蓝地白花装饰技法绘水波莲花，如意云头之间点缀折枝菊花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四组菱花形开光，开光以双重串珠堆贴而成，开光内分别贴塑四季花卉和山石，枝叶用青花渲染，花朵和山石用釉里红涂绘，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下腹饰卷草纹和变形莲瓣纹。该盖罐将青花和釉里红两种工艺合于一身，青花的呈色剂是氧化钴，呈色稳定；釉里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极易挥发，对窑室的烧成温度和气氛要求十分严格，烧成难度很高，成品率低，在元青花里数量很少。根据我的观察，有几点要強调：

第一，没有使用镂雕工艺，该罐沿用景德镇在青白瓷上成熟的贴塑工艺，做出了开光和开光内的花卉山石，开光内外底面在同一球面上，（有人称开光内底剔去5毫米）没有使用镂雕工艺，故宫给此罐定名为“青花釉里红镂花花卉纹盖罐”不妥。

第二，开光内贴塑的花卉分别为牡丹、菊花、石榴花、山茶花，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 经过仔细雕塑，都是不一样的。

第三，通体施白釉，这种釉更接近青白釉，元代早期青花瓷使用，有一定的遮盖能力，与后期青花瓷施的透明白釉不同。

据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考证，保定窖藏元瓷是元朝中期皇家艺术的代表作，可能是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年)和延佑六年(1319年)，据史料记载，有元一代，保定地区最为显赫的地方豪绅莫过于镇国将军张柔氏家族。元兴金灭之际，保定豪绅张柔投降成吉思汗南征大将木华黎，成为独据一方的汉军首领。1266年，忽必烈派张柔张弘略父子率20万人建中都(今北京)，他们为营造元大都立下汗马功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柔之子张弘范在1278年被忽必烈任命为蒙古汉军都元帅，他受令率军两万追讨南宋端宗赵是和末代小皇帝赵昺，翌年在广东崖山彻底消灭宋军，为忽必烈完成统一中亚欧洲大业。忽必烈评价：“此家父子相继，自太祖皇帝以来，平定中原，帅水师取江南，汉人都元帅张柔弘范父子十二子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候将相张柔氏家族，功高盖世，保护汉将名士，弘扬汉传文化影响蒙古中亚欧洲720民族汉化融合，做出巨大贡献，劳于国者，是为最。”张珪(1263-1317)字公端，卫州人，张弘范之子。延佑二年(1315年)拜中书平章政事，荣禄大夫，翰林院学士修元史，封蔡国公。由此可见，张氏家族确实受到元朝器重，能获“御”字号赏赐也不足为奇。张珪作为饱学之士，历经三朝，圣眷甚隆，共受到元仁宗五次赏赐，其中两次被赏赐“上尊酒”，而赏酒必用酒器，保定元代窖藏瓷器恰好为两套酒器。元泰定帝驾崩后，皇子发生了争夺皇权的斗争，作为支持天顺帝阿刺吉八，保定张柔氏张弘范保护汉将名臣和老百姓经常仗罚蒙古人，到了第四代张景武、张景鲁、张景丞、张景元等，被元文帝部下也先报复几乎灭门。这批瓷器可能是1328年某日，张氏家族被元文宗部下屠城前夕埋下的。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有一件元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纹罐，无盖！1972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了一件元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纹罐，无盖还是残件修复的，被日夲古董商坂本五郎以50万美元收入囊中，后又转给欧州著名犹太藉古董商，购买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的埃斯凯纳齐。

我收藏了一件元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纹盖罐，型制更接近国内馆藏品，不同的是：一，开光内的花18朵；二，花的种类和造型与馆藏品相同，叶的造型与馆藏品也雷同，富立体感；三，釉里红呈色红艳，无流淌；四，从胎釉结合不好处，土沁已进入釉下。请欣赏一下我的藏品……

世界伟人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评价称赞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要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

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

一、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

二、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三、最早建立了运输联络系统

四、将军事艺术推向冷兵器时代的最高蜂

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

六、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七、最早实行政治民主的帝王

八、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

九、世界上受祭祀最多的帝王

十、奉行宗教信仰最自由的政策

十一、最早提出并实践的“全球化”

十二、一生留下了最多的“谜”

在战争方面，成吉思汗无疑是一个巨人，他的伟大自不必说。但在和平年代，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他的治军之方和作战思想对于我们的经营管理有着哪些珍贵的启示？蒙古大帝成吉思汗的五大领导力信条是怎样的呢？

领导力信条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领导力信条二：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让远去

领导力信条三：战胜了敌人，我们共同分配获得的财物

领导力信条四：没有铁的纪律，战车就开得不远

领导力信条五：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

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

恩格斯：成吉思汗在中世纪踏碎了欧洲人的心灵

孙中山：纵观历史,成吉思汗时期远比中国最强盛时期更强大

毛泽东：要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

拿破仑：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着为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华盛顿：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哈伯斯：起于灾难而终于卓越，除了耶稣，恐怕再难有人与成吉思汗匹敌。

华盛顿：成吉思汗的成就就是现在企业成功的典范，他把企业追求卓越与员工的忠诚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受到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青睐。

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

著名元史学家韩儒林：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销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流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 ：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塑造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网络还未出现的7百年以前的蒙古人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

林梅村：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林梅村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9-03-14

目前所见元代瓷器中，以河北保定窖藏最为精美，其中包括卵白釉、钴蓝戗金彩、釉里红、青花瓷凡四种。2009年，我们撰文指出这批元代高档瓷器当为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年）和延祐六年（1319年）。由此可见，元青花源于皇家艺术，元朝统治者将蒙古和色目文化与汉地制瓷技术相结合，主导了元青花的创烧。浮梁磁局停烧后，汉地工匠才开始创作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青花瓷。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景德镇元代窑址考古不够充分，我们把元青花创烧年代提前到14世纪初颇受质疑。近年景德镇考古新发现，尤其是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的刊布，可将元青花创烧年代提前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县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竹节高足杯亦属于早期元青花。今缀集所见，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　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保定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瓷精美绝伦，而韩国新安至治三年（1323年）沉船未见元青花。故有研究者试图证明保定窖藏瓷器系元代晚期之物。殊不知，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年代更早。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盘实乃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那么早在1292年浮梁磁局就开始烧造元青花了。由此推算，皇庆元年元仁宗第一次赏赐张珪上尊酒时，景德镇元青花业已烧造了20年之久，完全可能生产出保定窖藏所见精美的元青花。

 

张弘略是金朝降将张柔第八子，父子二人与太保刘秉忠、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一道，参与过元大都的设计建造。张柔第九子张弘范（张弘略之弟）指挥崖山海战，为元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张弘略和张弘规兄弟二人随其父葬于保定市满城区岗头村张柔家族墓地，而张弘范则葬于河北定兴县河内村祖茔。

 

1998年， 张柔家族墓地遭不法分子盗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即对两座被盗元墓进行清理发掘，可惜未做测绘记录。从墓志可知，这两座元墓分别为张柔第八子张弘略墓（编号M2）及其夫人花氏墓（编号M3）。2012年6月，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重新勘测了这两座元墓，对随葬器物等做了绘图和文字记录，随即刊布了考古简报。据报道，张弘略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瓷器，包括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及龙泉窑等凡71件高档瓷器，而张弘略夫人花氏墓只发现5件残破的北方窑口瓷器。

 

201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大元三都”文物展，首次向公众展出了这批元代高档瓷器。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一件元青花托盘。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七提到元代出现的新兴酒具。他说：“古人……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器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张弘略墓随葬瓷器中有许多宫廷酒器，为我们探讨13世纪末中国陶瓷手工业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2018年5月，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任亚珊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张柔家族墓地，观摩了保定市文管所库房保存的张弘略墓出土瓷器，并对部分瓷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检测。任亚珊是张弘略墓发掘简报的编写者，他确认此墓附近未见其他古墓和晚期文物。这批元代瓷器经科学整理和编号，皆为张弘略墓随藏器物。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元朝降将田丰率红巾军占领保定。张弘略墓大概在这时遭到农民起义军的严重破坏，神道石象生全被推倒，石翁仲头部被打掉（图一）。墓中金银器被洗劫一空，随葬的71件瓷器全被打碎。这件元青花盘亦不例外，也被打成碎片，但确为张弘略墓随葬器物无疑。

 

图一　张弘略墓地无头石翁仲

这次保定之行重点考察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瓷。这是一件元青花兰草纹折腹盘，圈足沙底，口径14.3、底径5.5、高3.2厘米。盘内和盘底绘单圈青花，盘心和外壁绘兰草纹（图二∶ 1）。盘心图案有点像波斯文，我们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和德黑兰大学乌苏吉教授帮助解读，但他们认为其是花草图案而非文字。目前所知景德镇枢府瓷中，有三件卵白釉盘与之相似，其中两件为湖田窑刘家坞遗址发掘品，芒口，圈足沙底，内壁印缠枝菊纹（图二∶ 2、3），现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三件出自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亦为芒口瓷，圈足沙底，口径17.2、足径6.4、高4.9厘米（图一∶ 4），现藏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图二　瓷盘

1.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2、3.湖田窑刘家坞遗址出土卵白釉芒口盘4.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出土卵白釉芒口盘

 

据藏文古籍《汉藏史集》记载，元成宗时期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有一种“被称作扎俄马的碗，里面绘层叠的莲花，碗口绘彩绘纹围绕，是在帝师扎巴俄色时期（1294~1303年）出现的”。扎巴俄色，《元史》作“乞剌思八斡节儿”，世祖末成宗初任帝师。故知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元青花缠枝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元代从中东地区引入烧酒工艺，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刊刻的《饮膳正要》记载：“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于是品尝烧酒的小酒器在元代应运而生。

 

关于元人饮酒方式，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曰：“令祗候人将到酒果或肴馔，酒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主人捧台盏于前，以盏令倾酒自先尝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再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根底拿一盏淡酒，望官人休怪。’候官员接盏后， 主人则持盘退三步，再跪，待饮尽，起身进前再跪以盘盛盏。如见未尽，再跪告令饮尽，方可接盏，接盏后捧果子者则进而献之。”从书中所附《把官员盏》版画看，元成宗时的青花碗可与定兴窖藏青花盘配套，作为饮烧酒的酒器使用（图三）。

图三　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版画局部

 

张弘略墓青花盘与元代宫廷酒器共出，而忽必烈曾经赏赐张弘略宫廷御酒。《元史·张弘略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今北京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请曰：‘臣之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年未老，谢事何为。’ 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元贞二年（实为“元贞元年”，1295年）卒。赠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元朝皇帝赐酒应包括酒器，那么这件青花盘或为1292年忽必烈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至元十六年（1279年），张弘范崖山海战攻灭南宋海军，元朝统一中国。《元史·百官志》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故知南宋灭亡前夕，忽必烈就在距京师数千里之遥的景德镇设浮梁磁局，开始为元朝皇室烧造瓷器。不过，浮梁磁局不像明清御窑厂有专门的窑场。元朝督陶官可能选择景德镇地区条件较好、有一定基础的民窑作为定点窑场，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用瓷生产。就目前资料而言，元初最可能成为浮梁磁局窑场的是湖田窑，而湖田刘家坞枢府窑烧造的“玉”字款卵白釉瓷可能是浮梁磁局为玉宸院烧制的第一批瓷器。张弘略墓青花盘与湖田窑卵白釉芒口折腹盘如出一辙，很可能在湖田窑刘家坞枢府窑烧造。

 

二　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二　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无独有偶。1972年4月，张弘略老家———河北定兴县南关发现一处元代高档瓷器窖藏，出土了青花高足杯2件，卵白釉折腹碗3件，卵白釉菊纹花口盘1件，青白釉菊纹印花盘1件，龙泉窑刻花盘1件，白釉牡丹纹印花盘1件，钧窑盘2件，卵白釉双凤纹匜1件。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早就注意到这件青花高足斗笠碗年代久远。1973年，他撰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定兴县窖藏出土的一件青花梅花纹高足碗，无论器形纹饰和胎釉，均与上述中期晚期者不同。碗的形式是大口尖底，与宋代习见的盏式相同。碗里绘梅花一枝，花上侧绘一弯月，这种月梅纹见之于南宋龙泉窑和吉州窑的碗内；碗下部有高足，足的高度与碗高约略相等，足外凸起弦纹六条，碗和足的胎都很薄，与习见青花高足碗的胎不同。这件高足碗是目前所见出土元青花中唯一属于早期的一件作品。”他还指出：青花瓷起源于元代，景德镇青花的技术来源于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一种情况是南宋末吉州窑停烧，窑工来到景德镇，另一种可能是永和镇的画工来到景德镇。

 

这两件元青花高足杯颇有特点，高足皆为竹节状。一件为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口径11.8、底径4.5、高9.5厘米（图四∶ 1），器形与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口径11.5、高9.5厘米；图四∶ 2）相同。另一件为青花飞凤纹高足杯，杯身为半球形，口径12.2、高9.8厘米，口沿内绘缠枝卷草纹，杯心写有“寿”字青花款（图四∶ 3）。

图四　高足杯、碗

1.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2.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3.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4.湖田窑遗址出土卵白釉竹节高足杯5.北京海淀金墓出土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6.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北京海淀金墓出土过一件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可能是南宋给金朝的贡品，现为首都博物馆展品（图四∶ 5）。《元史·孛术鲁翀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元七年（1271年），“帝师（八思巴）至京师，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马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翀（元朝女真大臣）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所谓“觞”，即羽殇，本指古代饮酒的耳杯。不过，元代以前就不流行耳杯了，八思巴饮酒所用“殇”当为金银器或景德镇青白瓷高足杯。

海淀金墓青白釉高足杯与定兴窖藏青花飞凤纹高足杯颇为相似，只是高足非竹节状。不过，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遗址发掘出土两件卵白釉竹节高足杯。一件口沿已残，残高9、足径4.1、足高4.9厘米，杯心印栀子团花，内壁模印四爪云龙纹；另一件素面无纹，口径11.4、足径3.9、足高4.9、通高9.6厘米（图四∶ 4）。这两件枢府瓷高足杯与定兴窖藏的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如出一辙。尽管内蒙古集宁路和江西高安元代晚期窖藏也有竹节高足杯，但是杯身为墩式碗造型，与元代早期斗笠形或半球形竹节高足杯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高9.2厘米。耐人寻味的是，这件元青花高足杯为枢府瓷，内壁印有云龙纹和“玉”字款（图四∶ 6）。2012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成交的玫茵堂旧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亦为“玉”字款枢府瓷。如前所述，此类“玉”字款枢府瓷是为玉宸院烧造的。《元史·百官志》记载：“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副一员，乐判一员。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判官三员……大德十一年，改升玉宸乐院，秩从二品。置院使、副使、佥事、同佥、院判。至大四年（1311年），复为仪凤司，秩正三品。”据此，元青花龙纹“玉”字款竹节高足杯当不晚于1311年玉宸乐院复归仪凤司。

 

如前所述，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又在元文宗时传入青藏高原，“被称为甲桑玛的碗，有与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显得清亮，所以为其他人所仿效。这种碗有一些有青龙、花龙作图案，这是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持宣政院衙署时制造的，据说在旺秋尊追以前就停止制造了”。据《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以西僧加瓦藏卜（即甲哇桑布）、蘸八儿监藏并为乌思藏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可知甲哇桑布主持宣政院在1330年或稍晚，那么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当在这时传入青藏高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元青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皆为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有元一代，张柔家族堪称保定地区最大的豪门贵族，定兴窖藏出土元代高档瓷器必为张家藏品无疑。《新元史·张珪传》记载：“天历元年（1328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败卒南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张珪长子）与同知阿里沙率乡民梃毙数百人。参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保定，执景武兄弟五人，尽杀之，籍其家。诏以珪女归也先捏。”因此，定兴窖藏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与保定窖藏元青花的年代相同，不晚于1328年张珪家族被满门抄斩之际。

 

三　波斯钴料“

三　波斯钴料“苏麻离青”如何传入浮梁磁局

 

据考古调查，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Kāshān）地区钴矿，当地波斯人称Sulaimani（苏来麻尼）。明中叶以前，景德镇烧造青花所用钴料主要从印尼苏门答腊岛转运而来，故称“苏麻离青”或“回回青”。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主要有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外国传》记载：“苏门答剌，在满剌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永乐二年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纱罗招徕之。中官尹庆使爪哇，便道复使其国。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诏封为苏门答剌国王，赐印诰、彩币、袭衣。遂比年入贡，终成祖世不绝。郑和凡三使其国……贡物有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货舶至，贸易称平。”

 

其二，万历朝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其三，万历朝高濂著《遵生八笺》亦载：“宣窑之青，乃苏浡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

 

近年有学者提出，苏浡泥青是苏门答剌国和南勃利国（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出产青料的合称。问题是，苏门答腊岛至今未见钴矿，显然只是转运波斯钴料的贸易口岸，那么元青花钴料又是如何经苏门答腊传入中国的呢？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位的关键时刻，伊利大汗旭烈兀支持元世祖忽必烈，故元朝与在波斯立国的伊利汗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己卯……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正如张星烺指出的，阿不合即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Abaka），至元二年继承伊利大汗位，卒于至元十九年。张先生还认为，“元人在北，海道往波斯尚未通，故由陆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狮子国市药”。

 

元世祖显然是在大都（今北京）对阿八哈所遣波斯使团下的诏书，而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随波斯使团到狮子国买药只能走海路。为了提升元朝航海能力，元世祖至元十年三月“辛未，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诏告天下。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今陕西安康市和洋县）、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至元十年，南宋尚未平定，波斯使团无法利用泉州港，他们或许在山东半岛登陆。东晋法显从狮子国归国就是在山东半岛崂山登陆。早在至元九年（1272年），亦黑迷失就开辟了中国北方至印度洋之间的远洋航线，这位元初回鹘名臣有可能与法显采用同一航线。《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

 

亦黑迷失，畏吾儿人也。至元二年，入备宿卫。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才并入元朝版图，此前元朝使臣无法利用泉州港。故陈得芝认为亦黑迷失可能从元朝治下的云南通过安南或缅国出海。刘迎胜则提出，当时元朝船队出海应从山东或苏北港口出发，船上水手也应是北方人。前一说法不能成立。《新元史》记载：“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今泰国清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自古不通中国。世祖中统初，命将征之，不能达而还。”大德五年（1301年），张弘纲奉诏从云南再征八百媳妇，不幸战死沙场，归葬大都城南（今北京永定门外小红门）。可知忽必烈从未打通云南到缅甸之路，亦黑迷失只能从海路去波斯。

 

众所周知，登州（今蓬莱水城）是元朝对高丽和日本贸易的重要口岸。2005年，蓬莱水城遗址发现三艘元代海船。其中一艘发掘出高丽青瓷，被鉴定为高丽海船。可知元代登州有着发达的造船业和远洋航海能力，至元十一年和至元十八年元军两次渡海征倭就从这里启航。元代高丽名臣李齐贤《上征东省书》曰：“忠烈王之世，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王遣金方庆等。修其战舰，每为先锋。”亦黑迷失于至元九年和十二年两次出使印度洋马八儿国显然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启航。

关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远洋航线，《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今印度西海岸奎隆）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元代波斯湾有两大海港：一在忽鲁谟斯旧港（今伊朗东南米纳布），属于忽鲁谟斯王国；另一在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属于伊利汗国。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drew Williamson）博士在基什岛采集到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残片和德化窑白瓷残片（图五∶左）。前者与北京房山出土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图五∶右）的器形和纹样几乎完全相同。阿不合即伊利大汗阿八哈（Abaka），那么“阿不合大王城”当指波斯湾基什岛。

至元十六年二月，南宋灭亡。忽必烈先后派杨庭璧、哈撒儿海牙、亦黑迷失从泉州启航，出使马八儿、狮子和俱蓝等国。《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

 

图五　基什岛出土元代磁州窑和德化窑瓷片与首都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今南印度奎隆）。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今斯里兰卡）……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今南印度本地治理）马头，登岸……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庭璧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木都剌国（今苏门答腊），国主土汉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意，土汉八的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二人入朝。

 

所谓“苏木达国”，即苏木都剌国，两者皆为梵语Samudra（苏门答腊）之音译。苏木都剌国当时臣服于爪哇岛的新柯沙里王朝，故马可·波罗称苏门答腊为“小爪哇岛”，而将爪哇称作“爪哇大岛”。至元十九年（1282年），杨庭璧说服苏木都剌国王派使节与元朝建立友好关系。尽管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地区的钴矿，但史书却称作“苏麻离青”（或苏泥麻青、苏勃泥青、苏泥勃青等）。如前所述，其名应当来自苏门答腊，那么景德镇烧造元青花所用钴料很可能是1282年苏木都剌国使臣或商人带到江西景德镇的。

 

14世纪中叶，满者伯夷国灭爪哇新柯沙里王国，称雄东南亚，《元史》称之为“麻喏巴歇国”。此后，苏木都剌国又臣服于满者伯夷国。近年爪哇海域出水了一个元代龙泉窑青瓷模印双龙纹大盘（图六∶ 1），而满者伯夷首府特鲁乌兰（Trowulan）出土了许多磁州窑瓷片，多来自元代大罐、大坛、大盆、大盘和大碗（图六∶ 3）。中国元代各窑口的瓷片也在特鲁乌兰遗址大量发掘出来。元青花碎片特别多，只有一件元青花双耳壶相对完整（图六∶ 2）。这些元青花绘工精彩，颜色浓艳，系采用典型的苏麻离青进口青料。

 

图六　爪哇、特鲁乌兰出土瓷器

1.爪哇出土元龙泉青瓷大盘2.特鲁乌兰遗址出土元青花双耳壶3.特鲁乌兰遗址出土磁州窑瓷片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所谓“速木都剌”，即印尼苏门答腊岛。此后，苏门答腊成了波斯钴料的重要贸易中心，而元青花钴料则被称作“苏麻离青”。

 

四　结语

　　四　结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折腹盘，以实物材料首次证明元青花的产生不晚于元成宗元贞元年。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折腹盘当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第二，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亦为早期元青花，其绘画工艺来自吉州窑釉下彩绘画及剪纸贴花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定兴窖藏元青花飞凤纹竹节高足杯与英国艾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藏元青花云龙纹竹节高足杯相似。后者为枢府瓷，内壁模印“玉”字款，年代不晚于至大四年（1311年）玉宸院复归仪凤司。从器形看，元青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采用元代中晚期流行的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第三，据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莲纹碗在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就已传入青藏高原，而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则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或稍晚传入青藏高原。由此可知，元青花创烧年代当在13世纪末，而14世纪初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第四，早在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回鹘名臣亦黑迷失就和伊利大汗阿不合所遣波斯使团就开辟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元青花所用钴料来自伊朗卡尚地区钴矿，最初由苏木都剌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使臣或商人贩运至江西景德镇，故称“苏麻离青”。

（作者：林梅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18年1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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